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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孙上初一,功课还行,但怵头考试,一考试就磨叨,说要是不考试多好。我跟他讲,姥爷当年就盼“考试”,为考试差点把命丢了。他不信,我刚开口,他蹦起来说“想当初”。我说,你听就给你五块钱,他喊五十,我没舍得,他跑了。
我是“老三届”中的“老初二”。1969年初下乡到塞北的大山沟,一两个人放一个生产队里,挺苦。可过一阵子看有的社员比我们还苦,都是人,凭啥你就吃不了苦?慢慢心就平和了。但劳作之余,还是不安:耪一辈子大地受苦受累都行,可我才十八岁,从此就不读书了?
一早一晚春风还寒的夜晚,我从大队队部往回走,月光下,见村外大山坡石崖上泛起一条银白色光辉,像长龙一般。我惊讶,初春挑粪去过那里,挺陡的,是队里最差的一块地,连生产队长都说:兔子不拉屎,可惜这粪了。那上面怎么发光?好奇心驱使我深一脚浅一脚奔过去。到了眼前,看清了,原来是一溜小梨树开花了,花不很多,略显单薄柔弱,却依然洁白无瑕,顽强地在夜风中抖动,在月色中生辉。这些梨树什么时候栽的没人说过。那年月酸梨烂果不值钱,在社员心里,还不如红薯,好歹能饱肚,以致挑粪到这儿都没人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但此情此景,让我心动。这些小树命苦,立身之时,根须就被乱石杂草阻挡,渴望成长时,却少有人浇水剪枝,但它们不屈不挠,到了时节就要绽放,把美丽献给人间……
小小梨树尚且如此,何况“知识青年”!该怎么做不言自明。往下我就想方设法找书看,还练着给广播站写稿。有的社员心眼好,借我一张黑色长桌,可把我乐够呛。原以为是漆,用去一锅热水两桶凉水,满地黑汤,才知是原木。有了书桌,狠狠心又买了个带玻璃罩的油灯,夜来点亮,往桌前一坐,面前有几本书几张纸和半瓶墨水,天哪,忽然间觉得我变得富有了!
渐渐的,我好学习爱写东西被公社干部知道。天下好心人多,1972年腊月底回天津过年,正月初三接到公社秘书电报:“正月初八到县体检,勿迟”。我欣喜若狂,父母流下老泪——这是推荐我上大学。天气预报要下雪,赶紧走。上了火车大雪纷飞,下了火车傻眼了,长城内外,银装素裹,还有一百多里盘山道,班车走不了。那时是正月初六上班,可汽车站都是焦急等待的人。还算不错,初五雪停,初六天晴,初七一早卖票,有告示:“今日有轧雪道卡车,出危险自负!”多数人一看,后退了说再等一天。我不行,我第一个买票上车。解放牌大卡车,敞篷,车上没几个人,司机埋怨人少,车载轻爱打滑。山岭相连,雪道无痕,车轮捆着铁索,喝醉般前行。手把车帮,北风杀脸也挺身站立,随时准备跳车。有几次车后轮都甩出悬崖边了,一阵惊叫,又蹭上来。百十里路走了多半天,下车两腿都不会走道了。转天体检,几百人里,就我一个知青。
填表后回村里下地干活,默默等待。春去夏来,烈日炎炎,音信皆无。那天队长派我给猪打预防针,打到村边一家,见远处公社文教助理骑车路过,实在忍不住,追上去询问,他说:“你怎么还傻老婆等汉子,人家春天就入学了。”我晕乎乎回到猪圈,旁人问啥事,我说没事,就抓猪,撂倒一头又一头。遇一大公猪,凶猛,上前抄后腿,猪猛蹬,我脚下一滑,一头就撞在墙上。多亏猪圈是用河里圆石垒的,要是有棱有角就完了。眉梢破裂,血淌下来,赶紧抓把烟末子捂上,也没发炎。
后来知道,是政审没合格。
男儿可流血,不可流泪。想想身边有多少人在逆境中煎熬、拼搏,我这点挫折算什么。夜来把灯罩擦得更亮,桌上书也多了些,还有了小说习作。
1973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当年要“考试入学”。腊月回城,同学们奔走相告,到处借书,借不来就抄书。回到乡下,上面发话,不下地干活者将不许参考。神了,连以前特能闹的知青都变得倍儿听话,出全勤。晚上收工,喝口粥就奔八里地外公社中学,找当老师的“老五届”大学生请教数学、化学等课程。半夜,大山一片寂静,几个人顶着满天星斗往回走,心里欢乐,喊:“要考试了,可以凭知识入学了!”引来一阵狗叫,忙说:“小声,好事,不能嚷嚷。”回到村,上炕躺一会儿,生产队长敲钟,喊:“男劳力啊,村东耪高粱呀……”迷迷糊糊抓起锄杠往地里走,边走边睡,人困急了真能走着睡。
七月天大热,报了名,公社下令,一村只许一个知青参考。老天爷!从正月到这时,半年过去了,大伙一块儿苦学,怎么会是这样?大家决定让我去。这次我流泪了,对天发誓:谢谢老同学们,今生就这一次!考不上,往下绝不报名!
县城就在公路的两旁。三百多名考生,三十六名知青,点名后排队去中学考场。公路是细沙石夹黄土,六百多只脚带起滚滚黄尘,路两边的人惊奇地望着这支衣衫不整的队伍——因为要“考试”,许多政审条件好但没怎么念书的青年都退却了。我暗暗告诉自己,感谢“考试”,为我创造了一次平等的机会,要是一填表就会被刷下去了,要万分珍惜呀!
一天一科。考了一上午,答得很好。中午吃口什么就到河边看书。借宿在一知青亲戚家,晚上有处住就很知足了。几棵小树正好遮阴,远处乌云沉沉雷声阵阵,随后凉风吹来,正好温习。渐渐发困,也无他事,就小睡一阵。迷蒙中听有喊声:那人是活的死的!睁眼一看,我的娘!上游的山水冲下来了!就这么快,黑乎乎的浪头野牛般吼着往前蹿着涨着,我爬起就跑,跑几步又往回跑——书包还在那儿。抓回书包上了岸,小树转眼就不见了。山水厉害,水里有石头木头杂物,再会游泳也没用!一位大爷说:多悬呀!你要命呀还是要书包?我都结巴了,说:我、我要考、考试……
三天考下来,我考了全县第一。三十六名知青,最终录取三人。头年我没去上的天津医学院有两个名额,我没敢报。河北大学在保定,中文系一个名额,我报了。后来听说,我们三人符合因“白卷先生”调整后“表现好考分又高”的招生标准。考上天津医学院的两人日后在天津当了医生,我则与津门失之交臂。但因此我又回到塞北,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乡亲在一起,并写出大量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值!
感恩“考试入学”!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到学校报到,旧木头箱子等行李还在路上。晚上别人铺床,我坐在草垫子没事可干。同学借我条褥子,我到操场上找块新砖。新砖晒了一天,微热且有土香,很好闻,把衣服垫上就是枕头,天气还热,不用盖被。那时货运太慢,行李半个月才到,在车站仓房一堆油乎乎的机器零件中找着。回到宿舍打开,一同学看箱上印着“仪器轻放”字样,说:咋回事?这大油味儿,拉错了吧,是机器吧。
转天庆祝一下,午饭买份肉菜,“肉皮炖海带”,那菜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肥猪闹海”。吃了两口心想,多亏了考试入学,不然哪能吃到这好菜。可是,我同学还在乡下,他们还吃不着。想到这里有些咽不下去。又一想,只要有知识讲公平还考试,他们都一定会考上的。抬头往北边(插队地的方位)望望:对不起,我先吃了,吃了好回教室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