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彩纷呈的汉碑（下）

《西岳华山庙碑》 　 《曹全碑》局部之一 　　《曹全碑》局部之二 　《西岳华山庙碑》题跋

　　北宋时期，在文人学者群体中兴起了一股搜集、研究古代碑文字的热潮，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到处搜罗埋没在荒山古刹中的残碑断碣，获得拓本后考证源流，记录碑文，品评书法，留下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有欧阳修的《集古录》、洪适的《隶释》、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同时，还有一些专门收集、研究古代青铜器物的学者及著作。两者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中国传统学术中一个重要门类——金石学。

　　宋代金石学的重要功绩之一，就是著录并保存了大量的汉代碑刻的记录及拓本。由于战乱损毁和自然侵蚀等原因，许多秦汉以来的碑刻都已湮没无闻。经过宋人的搜寻、传拓和著录，大量碑刻重见天日，成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化遗产。

　　宋代兴起的金石学经过元、明两代的延续，在清朝初期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繁盛的时期。清朝统治者在文化上的严酷政策，导致了文人学者大都转向远离时事、闭门研究古代文物的学术风气。当时，学术界盛行对汉代文献、文物的研究，治学方法以训诂考据为主，被称为“汉学”，而汉代的碑刻汉字也被视为可信无疑的真实史料而受到广泛的重视。这股风气从学术界扩大到书法界，许多书法家开始倡导学习汉碑、复兴隶书的实践。于是，以汉碑为主的古代碑刻拓本成为文人学者及书法家们争相搜集收藏的目标，并由此形成清代书坛的新潮流——碑学。

　　清代的碑学书法以研究汉碑、复兴隶书为发端。由于年代久远，许多汉碑都已经毁灭或湮没，因此，寻访和传拓隐没在荒冢残庙中的古代碑刻成为当时文人官吏普遍参与的活动，如乾嘉时期的黄易、翁方纲、阮元等人都利用自己在各地做官的机会，大量搜访汉碑。尤其是黄易，长期在山东、河南一带寻访古碑，不仅重新发现了《武斑碑》《武梁祠画像石》《熹平残碑》等一批汉碑，而且将拓片寄到北京，在翁方纲等学者间流传、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自己也撰写有访碑日记、访碑录等著作。另一位碑学研究的重要人物翁方纲则著有《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等著作。通过这些文人官员的影响和带动，散落在各处的汉碑也被集中起来加以保护，今天保存在山东曲阜、济宁等地的众多汉碑，就是那时集中起来的。

　　对于那些已经毁灭的汉碑来说，侥幸留存下来的拓本就格外珍贵了，特别是年代久远的宋拓或是孤本，更是价值连城，成为收藏家追逐的对象。因为古碑经过长期的雨摧风化、椎拓损伤等原因，即使原石尚存，不同时期的拓本在保存字数多寡和书法原貌方面差别很大，所以早期拓本尤以宋拓最为难得和宝贵。

　　比如赫赫有名的汉《西岳华山庙碑》原在陕西华阴华岳庙中，明代万历年间毁于地震。其原石拓本世间流传仅有四本，存字多少不一，都是宋、元时期所拓，名动海内。清代时这四本在不同收藏家之间流传，不论谁得到都视为珍宝，并邀请文人学者和书法名家考证题跋，以增声价。到清末，这四本《华山碑》中有三本都归于收藏家端方一人之手，傲视同侪，传为佳话。据统计，四本《华山碑》上的题跋多达230余条，涉及人物超过300个，清代中后期的著名文人学者几乎都在其中留下手迹，洵称瑰宝。

　　即使晚出的古碑，由于椎拓过度原石往往受损甚至毁坏，所以初拓、精拓也十分难得。如汉《曹全碑》于明代万历年间在陕西白水出土，后来搬运到西安，其间损角、断裂，完整的初拓寥寥无几，在碑帖收藏者间也是珍若拱璧。

　　直到今天，汉碑不时还有新的出土发现，但出于文物保护的规定，新出土的汉碑极少有拓本流传，对于收藏者来说十分难得。而古旧拓本已日渐稀少，若是经过著名学者、书法名家收藏或题跋者就更是难得的珍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