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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担负民族文字图书出版任务的出版社共有38家,约占全国各类出版社的6%左右,每年出版各类少数民族文字图书5000多种、6000多万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图书出版的种类。
但最近几年,受文化体制改革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我国民族出版事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也遇到了不少问题。近日,由国家民委主办的“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民族出版”专题研讨班在中央民族干部学院举办。来自全国各地民族出版社的80名出版人员齐聚一堂,在听取讲座的同时,也就目前民族出版事业发展遇到的问题进行了研讨,并提出了建议。
各地民族出版单位性质不一,束缚发展
在我国各种类型的出版社中,民族类出版社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出书的品种、册数和出版事业经费的投入上,与世界各国相比都是首屈一指的,这得益于国家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视。然而,近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民族出版单位遇到了不少问题。
首先是各地民族出版单位的性质不一,束缚自身发展。2007年10月,中宣部、国家民委等5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的扶持力度的通知》,明确指出:“少数民族出版事业属公益性文化事业,承担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任务的单位是公益性出版单位。”
“但目前的情况是,不少民族出版单位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性质没有得到明确, 除单位性质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根本不同外,还在享受的政策和资金方面有财政全额拨款、差额拨款的区别。”中国出版协会民工委秘书长巴哈提介绍说。
成立于1957年的甘肃民族出版社是甘肃省唯一一家民族出版单位,但未被列为公益性出版单位,而是自2006年以后转企,在2013年变为独立法人甘肃民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上市企业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子公司。甘肃民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可能也是目前全国唯一没有享受国家及省级财政补贴的民族出版单位。
“单位转企以后,实行自负盈亏。前几年,有‘农家书屋’等工程的图书订购,还可以维持运营。近几年,经营压力非常大。”甘肃民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办公室、项目办主任瞿广业说,因为是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单位的编辑都承担着巨大的经济任务和稿件编校压力。
而成立于1953年的四川民族出版社则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该社副社长陈蓉介绍,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出版社现在“两不靠”——既没有像甘肃民族出版社那样彻底转企,又没有被定为公益性出版单位。所以,虽然出版社做了很多公益性活动,但是既无法获得财政补贴,又不能放开手脚走市场。
这种单位性质不一的情况,使得不少民族出版社在地位和承担的公益性出版职责方面有着诸多的矛盾和错位。学员们建议各级相关部门根据相关规定,明确民族出版单位的性质,为民族出版单位发展指明方向。
扶持性政策执行出现偏差,需加强监督管理
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扶持少数民族出版事业的发展,比如出台了免收民族文字图书(以下简称“民文图书”)条码费、书号使用不受限制、设立扶持民文图书出版资金、对民族文字图书报刊的出版在税收方面实行“先征后返”的优惠政策等。
这些政策对民族出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有些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偏差,比如书号挪用、资金截留以及返税手续繁琐等情况,导致国家的扶持性政策落不到实处,或者不能完全落实。
而在这方面,学员们讨论比较多的是,不具备民文图书出版资质的单位出版民文类图书,以及民文图书出版资金划拨给非民族类出版单位申报的相关项目等问题。
“民族图书出版市场本身比较狭窄,但许多不具备出版资质的出版社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还要来分一杯羹。比如,贵州民族出版社某次申报了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8个,最终只获批了1个,但另一家不具备民文图书出版资质的出版社申报的4个项目却全部获批。这让我们感到无奈。”贵州民族出版社总编辑胡廷夺说,这些非民族类出版社缺乏水平较高的民文编辑,出版的民文图书质量也很难得到保证,直接影响了整个民文图书出版的水准。
目前,国家已规范了对教辅、医药保健、辞书类图书的出版资质的管理,为了保证民文图书出版项目申报的严肃性和项目实施的质量,不少学员建议,有关部门一方面应对民族出版单位进行资质认证,以此作为参与民文图书出版项目申报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在项目申报时要加强对申报单位资质和编辑力量的审核,以保证民文图书的出版质量。
此外,对其他的扶持性政策,学员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须对其落实情况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以保证扶持性政策真正能够推动民族出版事业的发展。
开展相关活动,引导民文图书下发到基层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为缓解新疆农牧区缺书少刊、促进广大农牧民学知识学文化的“东风工程”;为满足农民文化需要,在行政村建立“农家书屋”等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在提高基层农牧民文化水平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出版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在一些偏远民族地区,当地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民文图书大部分都是通过这些大型的工程、活动,送到少数民族群众手中。
对云南德宏民族出版社民族文编辑部主任胡兰英来说,她最发愁的是如何把存在书库里的那些民文图书送到基层少数民族群众手中。“我们每年都出版不少民文图书、宣传手册等,但却缺乏人力、财力,无法送到群众手中。因此,非常希望国家相关部门能够多开展一些相关的文化活动,将这些书籍送到基层去。”胡兰英说,云南有不少民族是跨境民族,居住在周边国家的少数民族对我国的民文图书也十分感兴趣,只有想方设法把民文图书送到他们手中,才能提高基层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素质,抵御从周边国家流入的一些不良刊物的影响,更好地发挥稳定边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