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天明的梦》：最接地气的“二代梦”

电视剧《侯天明的梦》剧照

　　从2001年巴特尔导演的《城市的星空》到2005年康红雷导演的《民工》再到2009年张汉杰导演的《闯荡》 ，这些电视剧分别描述了农民工在城市的遭遇，记录了时代的变迁。而前不久在央视八套播出的《侯天明的梦》更是关注了农民工二代相较于父辈们的不同选择，同时也向观众提出了留守儿童的严峻话题。编剧王海鸰坦言，制片方几年前就找到她，她顾虑到拍儿童剧的操作难度很大，加上她并不想把电视剧写得苦哈哈的，因而一直婉拒邀约。直到有一天，她通过自家保姆在城市的30年奋斗以及其儿女在城市的发展，想到了很多很多，于是她笔下才诞生了侯天明这个农民工二代的形象——他曾是一名留守儿童，这在他的性格、行事方面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死也不想离开北京，想着发大财……这是农民工的新形象。

　　据报道，近年来农民工的数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农民工回流现象明显。一方面是养老问题困扰着第一代农民工，另一方面是家庭问题的困扰。 《侯天明的梦》对这些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说， 《侯天明的梦》不再只是专注于表现农民工进城打工乃至创业的艰难成功和种种挫折，不再只是着重表现进城打工者独特的生存状态和人生滋味，也不再满足于热情讴歌农民工历经曲折终于在城里站住了脚，并且落地生根，而是通过主人公侯天明及其一家在北京打工的多方拼搏和种种冲突，以及对亲情的缺失乃至最后全家回乡创业成功的描写，生动地告诉观众，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的发展，有志气、有毅力的年轻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中开阔了眼界，提高了劳动技能和文化素质之后，实现自己人生追求的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带着新学的本领回家乡创业，不仅有更广阔的天地，而且也更有条件维护亲情的美好和家庭生活的幸福。 “这部剧的创作者直面现实矛盾，不断地拷问农民工的人生选择，激情呼唤着不能为了赚钱而丢掉亲情，呼唤着全社会都来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幼年子女进城这样一个社会难点问题。 ”李准表示。

　　对于侯天明原先要“扎根北京” ，《人民日报》文艺理论评论室主任刘琼表示很理解。她说，像侯天明这样的人物必然要留在城市，他跟老农民对于土地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切断了联系的必然性，家园对于他来讲意味着亲情，这部剧的现实主义恰恰表现在这里，从梦的破灭到回乡其实不是主动选择，而是无奈被动下的选择。

　　文艺评论家曾庆瑞认为这部电视剧的“形象大于思想” ，他认为《侯天明的梦》了不起就在于站在时代的潮头上弄潮。“不管自觉不自觉，明确不明确，这部剧的主创们触碰到了第一代农民工回流的社会问题，谁能把握着时代的呼吸和脉搏一起跳动，谁就是真正的以人民为中心创作的好作品。 ”他说，第二代农民工也面临在城市里生存困难的问题，据调查，农民工进城所从事的主要行业是建筑、服务、保安以及物流。像侯天明只是初中文化水平，想在IT行业站住脚不容易。北京城那么多的大学生还找不到饭碗，怎么能容得下他在这里做这个梦呢？做梦做得再美满，也圆不了他的梦。“这部剧可以警醒一些人，做梦越美越好，但要实事求是。回乡有圆梦的广阔天地，这是具有前瞻性的，也给观众和社会一种启迪和启发意义。 ”曾庆瑞表示。

　　中国艺术报社社长向云驹认为《侯天明的梦》中的梦，原先是离开土地和家乡，办个小公司，后来变成了家乡的梦、家庭的梦、儿女的梦，由小梦转入大梦，很合现在的社会节拍，但不是简单地诠释。侯天明在追梦过程中甚至走歪走偏，他在现实面前碰壁，还有血的教训，最后才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梦。向云驹说，电视剧直面、正面、全面地描写农民在城市的打工者身份和在农村的留守者身份，全景式地反映农民工和留守农村人群的生活和生存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 《侯天明的梦》写留守儿童却从成人的角度切入，其中谈到了两代留守儿童的话题：第一代留守儿童是侯天明这个年纪的人，第二代就是侯天明的女儿。王海鸰作为一个母亲，她认为一个孩子的未来取决于他的童年。她自己对儿子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她知道安全感对于孩子一生至关重要。她说：“如果现在忽略了这么大的一批儿童成长，我们国家的未来就像环境一样堪忧。 ”

　　《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说，现在农村家庭的留守儿童现象已经造成对孩子教育和关爱的严重缺失，那些远离父母的孩子长大后，心理和性格可能是扭曲的，甚至会对这个社会存有一种报复心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从侯天明身上已经看到了很多毛病，他和父母之间其实就没有爱，互相之间的情感好像很生疏，而且矛盾已经很深了，这是电视剧带来的后话题。

　　王海鸰曾经担心这种题材的剧看起来太苦，但通过她和导演梦继的努力，让电视剧看起来很温暖，也很有趣。首先主人公侯天明就不是个“高大全”式的人物，中国视协理论研究部主任赵彤评价这个人物时说，侯天明向往一夜致富，对小聪明的沾沾自喜，对捷径的偏爱，这个时代的浮躁、功利负面色彩他差不多都具备。他认为，对侯天明黄粱一梦的告诫，在实现中国梦的历程中尤为必要。实现中国梦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除了自强不息没有别的路。他也指出，作品过度纠缠于两对三角关系和一家公司的范围之内，限制了作品社会视野的广度和对问题探究的深度，使本来可以走向国计民生的社会正剧转向了家庭琐事的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