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最反感把我的小说篡改成电视剧

　　编剧作品《剧场》下月北京卫视开播，接受新京报专访，当作家全靠“躁狂”、写剧本最怕“拖延”

　　严歌苓 最反感把我的小说篡改成电视剧

　

　　由陈数主演的电视剧《剧场》即将于6月10日在北京卫视开播，这也是严歌苓继《幸福来敲门》后担任编剧创作的第二部电视剧作品。《剧场》将时间定位于上世纪80年代，描述了江南小城的市话剧团里的女演员们，为争夺主角而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与情感纠葛。

　　提到严歌苓更多人想到的关键词都是旅美作家，改编自其小说的热门电影《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归来》。但大多数人可能都不知道她曾经是部队的一名文艺兵，13年的军营生活让她创作出最新小说《床畔》。和《床畔》相似的是，《剧场》中同样有着严歌苓生活的印迹，因为她的母亲就是一位话剧演员。“我小时候，她有时一部剧要演一百多场，我会完整地看下来十几场。”严歌苓说，她从十二三岁起就进入军队的歌舞团，在剧团中也有过生活历练，她把这部剧当作是对母亲话剧生涯的一种纪念。

　　【女作家的自我修养】

　　我每次写作前都要穿上一双很舒服的洁白的干爽袜子，因为穿的都是运动服嘛；我每天中午都要吃一碗特别辣的面条，因为特别享受；到了晚上给自己一个犒赏，喝点红酒，听听音乐，挺来劲的；我一写完就去运动，运动后就泡在浴缸里，放松。

　　第一次去美国时，我的姑妈跟我说，女人的脸不要赤裸裸的，出门漂漂亮亮的不是挺好吗，女人要自己得意嘛。我觉得这话特别有道理，自己得看着赏心悦目。现在老公下班，孩子放学后，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很精神、很自律的形象。而且我经常是在运动之后，去市场逛一逛，买点新鲜的菜回来做晚餐。

　　新剧

　　这次的主角是个有缺憾的女英雄

　　新京报：这次你笔下的女主角郁珠，与以往塑造的女性角色相比有哪些不同？

　　严歌苓：记得很多年前看过一部毛姆写的小说，令我对老演员和年轻演员之间的这种对舞台的争夺战非常感兴趣，也觉得受到了启发。而且我在写这个戏的时候，想到了我妈妈那一代的老话剧演员，他们把话剧舞台当做圣殿，是他们寄托理想和信仰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写一写这样的老演员和青年演员在艺术境界和做人境界上的不同，他们又是怎样越过彼此的不同，最终走到一起的。

　　剧中的郁珠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女英雄”，其实“heroine”这个词在西方概念里，也不是一个人要做出多少壮举、要救多少人的意思，而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郁珠有很多情感上的障碍，心理上也有一些阴暗的地方，这跟我以前写的其他角色有很大的不同。

　　新京报：郁珠这个人物最早出现在你脑海中时，就是这样一个敢作敢当，率性而为的人物形象吗？

　　严歌苓：她不大会顾及别人的感觉，会出口伤人，会把其他人的素质看得比较低，自己有一些高高在上。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很有追求、很有素质的，是个别人整不垮的人。她认为，精英就是精英，永远不会从这样的群众斗争当中汲取什么教训。她也是一个比较天真的人，永远在被伤害当中，也永远在自我愈合当中。

　　喜好

　　不写现代故事只因不了解会心虚

　　新京报：这部戏讲的是一个剧团的故事，跟你当过文艺兵的经历有什么关系吗？

　　严歌苓：我从小就跟剧团走得很近，我们那个时候住在作家协会大院里面，那里有很多是剧团的叔叔、阿姨，要么就是搞音乐创作，要么就是写剧本，都是跟剧团有关系的。我十二三岁时就在军队的歌舞团，所以在剧团中也有过一些生活历练，很熟悉那里的氛围。其实这部戏中也有我对我母亲话剧生涯的一种纪念。

　　在我小时候，她演一部戏有时要演上一百多天，我常常在舞台的乐池里看，一连看上十几天。我记得当年看《南海长城》看得特别过瘾，看了很多场。后来还看我妈妈演的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所以我对话剧演员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怎么排练、怎么演、怎么化妆，我都了解得非常清楚了，从小我就对话剧的创作过程非常着迷。

　　新京报：《剧场》中女演员互相争斗的戏份是否借鉴了“宫斗戏”的元素？

　　严歌苓：这里没有“宫斗”，更多的是人的心理战争。话剧舞台是一个小世界，社会是一个大舞台，人心理上的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只能说在这一点上可能跟宫斗有接近的地方。

　　新京报：你写的两部电视剧剧本都是年代戏，是比较喜欢有年代感的故事吗？

　　严歌苓：主要是我不是很了解当下的生活，不敢写，写出来会很心虚，观众会看出我的破绽，我缺乏这种结结实实的生活体验。而我写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事情，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观众的认识和我的认识差不多。

　　心态

　　躁狂与躁郁是我维持创作的根基

　　新京报：你创作的电视剧本并不多，怎么想到写电视剧的？

　　严歌苓：以前我是从不涉及电视剧创作的，第一部《幸福来敲门》以后，大家都说我的电视剧写得挺好。当时我也看了一些国内的家庭剧和爱情剧，我想这就是电视剧呀，写成这样就行啊，那不很好写吗？所以就进入了写电视剧的行当，但上了“贼船”后发现，简直不是人干的活。

　　新京报：写电视剧从技术上来说，对你而言是否需要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

　　严歌苓：这部剧是直接写的剧本。我不太希望人家把我的长篇小说改成电视剧。你们想要拍成电视剧，我可以写原创的剧本，不要找人去改我的长篇小说，最后改得牛头马面。比如《小姨多鹤》虽然每集都很好看，但是最后把“多鹤”从一个日本人改成了中国人，改了这个背景，等于把整个故事都“cancel”掉了，故事不成立，感觉就像个骗局。所以我觉得自己来写电视剧，不会造成对文学的伤害。

　　新京报：你说编剧这个活特别累，做编剧和写小说的状态分别是什么样的？

　　严歌苓：我还是喜欢写小说，因为可以控制想写多少写多少。写电视剧有压力，从签约、拿到定金那一刹开始，就进入了倒计时。我是一个从来不愿意拖欠稿子的人，因为拖欠一天，就会对我的内心有一次伤害，我很可能会因此失眠、焦灼，所以宁可在前面多赶一点，一定要按期完成。而且我不会去找人给我攒故事，找班子把戏剧架构搭起来，让后往里填内容。我不信任任何人，我只信我自己。说到维持精神状态的秘密，其实就是我有躁狂症、躁郁症。有巨大创作力的人，比如伍尔夫和凡·高都有此类病症。

　　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刘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