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妈拉巴的酥油灯(丹增)

　　有这样一个酥油灯的故事，几十年来，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1982年，我在《西藏日报》社任副总编辑。一天，拉萨西郊大站的一个宣传干事来到报社，说是有一件好人好事需要报社帮助宣传。西郊大站其实是一个部队单位，属青海格尔木解放军总后勤部青藏兵站部。在那个年代，众多生活必备的物资，从一根银针到一双筷子，都靠解放军的汽车和地方运输车队在千里青藏线上日夜不停地运送，西郊大站则是货物集散中心。那位宣传干事站在我办公桌前，激动而滔滔不绝地讲述着阿妈拉巴的感人故事：

　　不久前，部队的一辆汽车在当雄县一个牧区因道路结冰、汽车打滑，不慎轧死了一个牧民。交警部门认定部队车辆负全责，肇事士兵当时就被关了起来，可是死者家属——一个藏族老阿妈，却再三要求从轻处理肇事司机，部队送去的慰问金一分不收，送去的米面一一退回。宣传干事眼里闪着泪花激动地说，这个藏族老大妈太伟大了！你们要好好帮我们宣传一下。

　　我约了拉萨市交警大队副政委尼玛一同前去当雄。当雄属拉萨市的一个县，从拉萨出发，沿着笔直宽敞的青藏公路向东两百公里便到达县城。那时县城一半是黑白相间的帐篷，一半是土坯建盖的饭馆店铺，总人口不到两千。县城四周是一片瑰丽的百里牧场，青绿的牧草，鲜艳的野花，纵横的溪水，安静得像无风的大海。我的同伴尼玛，身材稍胖，个子不高，高原的太阳让他的脸庞黑里透红。这个案子就是他负责处理的，他向我介绍了车祸的经过。

　　出事那天，天寒地冻，路面积雪冰滑。部队的三辆军车前往当雄雷达站运送物资。在一个转弯下坡处，第一辆车忽然发现坡下来了一群牛羊，司机连忙踩下刹车，结果车轮在冰上打滑了，碰巧放牧的小伙子冲上道路驱赶牛羊，失控的汽车撞倒了小伙子。后面的军车立即掉头将受伤的小伙子送往当雄县医院。遗憾的是小伙子伤势太重，流血过多，没能抢救过来。

　　事故发生后，部队很重视，主动承担责任，请求从严处理。汽车团团长是个五十年代进藏的军人，他跟尼玛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藏族人民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是为藏族人民服务的，不能侵害老百姓的任何利益。”进藏部队纪律严明，把军民关系看得比眼珠子还重要。在进藏之初，缺乏后援、条件最为艰苦的岁月里，部队九个多月连蔬菜都吃不上，即使这样也从不拿老百姓的一粒粮、一块肉，还特意制定了几条纪律，其中规定打死牧民家畜、误伤群众者开除军籍。五十年代初从四川进藏的一支部队，一个士兵不懂西藏风俗，看见天上飞的兀鹫，抬枪就将它打了下来。开枪打死西藏的神鹰，这下闯了大祸，部队当即将这个士兵抓起来军法处置。打死一只鹰尚且如此，更何况轧死一个人。

　　出事第二天，八名解放军把死者的遗体送回阿妈拉巴家，她才知道自己的儿子出事了。之前邻居把她家的牛羊赶回来，她还不知道儿子去哪里了。现在转眼母子阴阳两隔，自然非常伤心。当时她的一个侄儿气得跳起来要打解放军，说阿妈拉巴儿子一死，就等于房子的大梁没了。但阿妈拉巴把他拦下了，说人已经死了，快去请喇嘛来念经、点酥油灯、做超度法事吧。

　　不久，拉萨西郊大站的副站长、肇事司机汽车连的连长带着几个干部和士兵，手捧哈达，身背大米，肩扛茶砖，怀揣一万元现金，来到阿妈拉巴家门口，连长带头跪在阿妈拉巴面前赔罪。阿妈拉巴连忙将连长和士兵们一一搀扶起来，说道：你们是解放军，过去进藏受了苦，现在运送物资还在辛苦，你们已经够好了；你们送来的东西我一概不能要，这钱若是国家的请用于军队开支，若是你们个人的建议拿到寺庙供灯吧。

　　事故发生后的第四天，阿妈拉巴依照藏族习俗为儿子举办了丧事。她把儿子放牧的牛羊卖了三十多只，换得的钱除丧事开销之外，大多布施给穷人。剩下的牛羊交给亲戚代管，而她则在家中，默默为儿子点上了一盏常亮的酥油灯。

　　我和尼玛聊完了车祸的经过，阿妈拉巴就像一座山，还没有见到，却已经有了熟悉的形象。

　　我们驱车来到阿妈拉巴的家。她是一位朴素谦和得没有任何特点的老人，瘦小、黝黑，背已经很驼了。她的家是一座牧区特有的矮小土坯房，只有一个窗户，屋子里很暗，却有一盏明亮的酥油灯供在佛龛前，照着整个屋子，一个喇嘛盘腿坐在藏式木床上，闭目专注地祈诵着超度经。

　　阿妈拉巴请我们在屋外坐下，由于她认识尼玛，误以为我是公安局的领导，没来得及端上茶就一再向我解释道：我的儿子死了，我不希望再有一个人失去儿子，哪家小孩不是父母的心头肉，无论什么人痛苦越少越好。一棵树死了，你不能把另一棵树的根也刨掉吧？我原谅了肇事司机，你们也要宽恕肇事司机。说着说着，她匍匐在地，双手合十，磕头。

　　我后来了解到，肇事的司机叫刘志，出生在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的人口大省河南。七十年代末，他怀揣一腔热情和对西藏大地的向往，自愿应征兵站驾驶兵，要在艰苦的千里青藏路上为藏族人民运送物资。临行前，父母怎么也舍不得，当时信息闭塞，去西藏工作，就像要到天边，到无法回来的遥远的陌生世界。他苦口婆心做父母的工作，与相爱的女朋友海誓山盟，承诺一定回来娶她。出事后，他的父亲专程从河南赶来，坐火车、搭汽车、走山路，整整用了二十五天才赶到当雄。他给阿妈拉巴带来了一堆河南的土特产和一万块赔罪钱。当时，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刘志家是普通的农民家庭，这笔巨款是他父亲东挪西借凑来的。

　　刘志父亲来到当雄县，心里忐忑不安：儿子酿成大祸，人家又是独子，见了这藏族老太太，她会不会放声大哭？会不会跺脚骂人？最终他还是鼓足勇气、壮着胆子，找了一个翻译来到阿妈拉巴家。没想到，阿妈拉巴热情接待了刘志的父亲，还让他住在自己家里，每天为他打酥油茶。她对刘志父亲说，你拿来的钱我一分也不会要，如果是你借来的钱，以后要还债，你还债就等于我在还债；请放心吧，我会帮忙保你儿子出来；我的儿子不在了，你的儿子不能再失去；我已经把他也看作是我的儿子了。阿妈拉巴就是这样的人，心怀慈悲，像布施一碗酥油茶、一块糌粑一样将自己的爱惠及他人。在她看来，如果说众生皆父母，那么一个汉族儿子，也是她的儿子。

　　阿妈拉巴料理完儿子的后事之后，就提着酥油茶、带着风干牛肉，跑去看望拘押在看守所的刘志。后来阿妈拉巴更跑到拉萨西郊大站、拉萨市交警队挨个给刘志求情。刘志还是被判了刑，在阿妈拉巴的苦苦哀求下，判了当时最轻的处罚——劳教三年。

　　阿妈拉巴的感人故事传遍了千里青藏公路沿线。青藏线上穿梭奔跑的司机们，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地方上的驾驶员，听说了阿妈拉巴的故事后，都要特地去看望一下，给老人送一些吃的、用的。一个普通的藏族老人，何以征服这些走南闯北的汽车驾驶员？我想是老人的虔诚、善良、宽厚、淳朴以及博大无边的爱感动了他们，更感染了他们。那些年在青藏线上跑的汽车，见到放牧的、朝圣的藏族同胞，只要路边站着人，都会主动停下车来，主动关心询问要不要搭车。这已经成为青藏线上的一道风景。

　　再去拜访阿妈拉巴是车祸发生四年之后的夏天，草原上碧绿连天，野花竞放，生机盎然。阿妈拉巴家的老房子还在，里面的那盏酥油灯仍然摇曳不熄，喇嘛的念经声时断时续地传出屋外，不同的是在老屋的另一头，一座新房的地基已经打好，一个精壮的小伙子，一身藏装，正在那里打土坯。她看见我后，便向那小伙子招呼道：“阿吾，快来见见客人。”“阿吾”在牧区藏语里是“儿子”的意思。原来，这个小伙子就是刘志，他已经提前一年结束了劳教，自愿来到阿妈拉巴家。他父亲曾告诉他，阿妈拉巴是菩萨心肠，住在她家心里很温暖，可是屋子里入夜冷得不得了。他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在心里默默地想，为了报答恩情，将来要为阿妈拉巴盖个房子。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在劳教所专门学了打土坯砖，还向藏族伙伴学会了藏语。现在，他的皮肤已经晒得黑里透红，跟当地藏族牧民几乎没什么区别，只有从五官轮廓上，还能依稀辨认出汉族的模样。

　　我们聊天时，阿妈拉巴在一旁给我们打酥油茶，一个藏族大妈，一个汉族儿子，两人时不时轻声交谈几句，真是一对和睦、默契的母子。从阿妈拉巴整洁干净的衣裳上，我看出刘志的孝顺；从刘志快乐健康的笑容里，我也看出一个藏族阿妈对一个汉族儿子的关爱。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阿妈拉巴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整个藏区，农牧民们逐步走上劳动致富的道路，生活设施齐全的水泥砖房取代了简陋的帐篷。阿妈拉巴左右有了好几家邻居，都是崭新的房子，我去的那天门口站满了大人小孩，都穿着藏装，只有阿妈拉巴身边一对男女穿着汉装，那男的是刘志，那女的长发披肩，白色短大衣，黑色百褶裙，面颊红润，在草原上显得十分时髦和抢眼。阿妈拉巴像对待自己女儿似的，牵着她的手，笑眯眯地向我介绍说，这是刘志的女朋友，从河南过来的。我说：“你千里寻夫，追刘志到这里来了。”姑娘的脸一下红了。更让我惊讶的是，刘志靠着一手打土坯砖的好手艺，组织了几十个藏族青年成立了砖厂。牧民有了钱，都在盖新房，土坯砖的需求量大，正是刘志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本人勤劳又能吃苦，加上阿妈拉巴和他未婚妻的支持，在不长的时间内，刘志一跃成为当雄县的首个“万元户”。阿妈拉巴家的新房里，沙发、桌椅、黑白电视机、卡带收录机、太阳能小型发电机，一应俱全，拉萨城里许多工薪家庭都还没这气派。

　　环顾草原，唯一不变的是，阿妈拉巴原来低矮的老屋依然还在，那盏酥油灯的长明和喇嘛的朗朗诵经声依然还在。往事历历，心潮澎湃，我不禁在心底由衷地祈祷：油灯不灭，用慈悲喜舍的光芒，照耀苍生之爱；油灯永明，用互敬利他的光芒，激发人性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