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四月，一档“以寻人故事为载体、打造公益寻人平台”的电视节目《等着我》，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收获了很好的口碑和收视率。今年5月，《等着我》提档至每周日晚八点播出，正式进军黄金档。改版升级后的《等着我》，如同一缕清风令人倍感温馨，彰显了媒体的社会责任。今年3月，电影《失孤》上映，与此前的《亲爱的》一样，它们共同把关注的目光，投入到寻找走失儿童这一牵动人心的社会现实问题中来。越来越多的内容生产者，用电视、电影等各种媒介手段，展示社会现实层面发生的类似问题，并积极探索着解决的途径。
事实上，中国的艺术创作，有着相当久远而深刻的现实主义渊源。但是，如《失孤》等这类关注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些许现实主义质地的作品，尽管于社会有益，却在当下市场主导的格局中，并不常被发行与播出方普遍坦然地接受。
尼尔·波兹曼曾用“娱乐至死”这样一种表述来形容电子媒介对社会带来的巨大改变。在这样的社会中，娱乐化程度越高，越具有可消费性，市场回报也就越好。但是，关注现实的作品，尤其是具有真正现实主义品格的文化表达，恰恰是最不易转化为消费品的一种表达，它与生俱来的品质，让它不能完全令受众产生愉悦感，甚至某些时候会让受众产生痛苦感，会因对社会具有警醒与反思而与受众产生一定间离。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类寻亲主题的影视节目中，骨肉之间的分离之苦是那样的残酷，无尽征程中伴随的无力与无奈，像刀刃一样一次次刺痛着观众的心灵；在《失孤》里，情感的表达尽管节制，可故事的人物仍避免不了在希望与绝望中交替着自己的悲剧人生；在《等着我》里，主人公对寻获亲人、友人、爱人充满无限期待的眼神，在身后之门开启后期待之人却并未如期而至时，瞬间满含失落、哀伤与泪水；在《亲爱的》里，作为失子者的对立面，从人贩子手中买入孩子的人在抚育过程中对孩子投入无限爱意，面对孩子被亲生父母寻回时，伦理的夹缝同样令旁观者窒息。这一切，都使得观众在观看的时候，需要付出极大的情感成本。这些直面现实的影像，直指人心，又刺痛双眼。而也正是因其刺痛双眼，与旨在满足消费者自身愉悦与情感宣泄诉求的娱乐产品，有着极大差异。
令人欣喜的是，这类影视节目终归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并受到广泛赞誉。为了能将这类作品有效地推送至广大观众的面前，创作者将真诚的现实关怀，融入成熟的艺术表达手法与巧妙的商业元素配置中，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对正气善举的渴望，以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了呈现。事实上，在中国影视日益完善的产业格局中，用艺术对现实进行关照与呈现，不失为一种差异化的市场竞争策略。中国影视市场正在接纳愈加成熟和细致的产品类型划分，各种体量的制作机构以不同类型的产品面向不同的消费市场。在今天的影视创作中，用现实主义元素增加类型片的深度与质感，或将现实主义影片注入类型片元素，都可以让作品在整体产业格局中获得一席宝贵的生存空间。《等着我》将现实落点搭载于艺术化的戏剧冲突之中，在之前的晚十点半时段依然取得优良的收视成绩，《亲爱的》用明星演员有力地刻画现实中的人物，更是取得了与投资规模相适应且超出预期的较高票房。
移动互联网网民的飞速增长，社交媒体应用的高度普及，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这一系列新兴的媒介生态环境，使得拥有现实关怀的影视作品，于创意、生产、推广等各个环节，有了更大的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从屏幕之内，走向屏幕之外，从艺术地再现现实，到有机地介入现实。
不管是根据真实新闻报道进行改编创作的寻亲类影片，还是互联网作为重要内容线索的寻亲类电视节目，它们本身就是媒介融合条件下出现的作品。为了让作品中关注的现实问题令社会上更多的人产生关注，为了让作品中传递的爱令现实中更多的人得到帮助，这些节目的创作者，综合运用各类媒介手段，强力介入现实。于是，在《等着我》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还有来自公安部打拐办公室的负责人，更有以帮助走失儿童回家为宗旨的专业公益组织志愿者。而在节目现场未能实现与期待之人相见的嘉宾，其故事被央视及合作媒体在网络平台推广后，虽离开电视演播室但仍然可获得实现重逢的机会。而《亲爱的》的主创人员，也通过银幕之外的实际行动，呼吁人们对这一社会问题提高关注，并帮助影片中的原型孙海洋继续寻子。
相比影片与电视中的故事，现实中的故事也许更加残酷。而艺术对现实真诚的观照与介入，也许会令残酷的现实有些许的改变。包括电影电视在内的各类媒介，正在吸纳对艺术富有智慧的表达，和对现实富有关怀的心意，为娱乐化时代的大众文化，注入打动人心的节点与推动社会进步的灵魂。
(作者为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