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文学滥觞于我国风起云涌的“五四”译风大开以后。那些通晓外国语而又热心倡导儿童文学的文学人，诸如郑振铎、周作人、夏丏尊、冰心、赵元任、穆木天、茅盾、胡愈之、赵景深、鲁迅、张闻天、顾均正等，自然首先成为了我国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他们中间许多是集译家、作家、评论家于一身，从外国，主要是从西方，把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经过流传考验的作品统统“拿来”，顺便也就从较早发生民主和科学革命的异邦携入了“儿童本位的文学”的理念，为我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奠下了宽阔而又沉稳的基础。“五四”当时及以后，以文学研究会成员为骨干的一批作家怀着师夷的激情大开译风，其译风之烈，超越今天一般人之想像。
嗣后，陈伯吹写于1948年的概括描述中国儿童文学自觉史与发展史的文章中，把从“五四”到上世纪40年代末的我国儿童文学划分为“文学风味时期”、“教育价值时期”、“科学常识时期”、“社会意义时期”四个时期。今天一查他对时期划分的依据，清一色都是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我国儿童文学最具象征意义的有两位人物冰心和叶圣陶，他们的创作动因中，正是受到外国儿童文学的激励和促动。所以说，中国的儿童文学开端期里的创作，是在安徒生、王尔德童话春阳照耀下现出的第一畦绿意。
苏联儿童文学翻译：
褊狭、无奈，亦功不可没
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热潮。第一次是20世纪20-30年代，第二次是共和国成立之后的50年代，第三次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提出以后。
三次译介热潮就其译入国的界面大小而言，恰成葫芦形：二三十年代译入国分布西欧、北欧、东欧、美国和日本，构成葫芦形状上半部分的小圆肚；共和国成立后，缘因于意识形态冲突和国际环境，译入国一下从广阔的欧美亚收缩到几乎只剩苏联和东欧，构成葫芦形状褊狭、细圆的中腰；1978年改革开放后，对全世界的优秀儿童文学展开了全方位的译介，半球无分南北东西，文种无分小说、童话、诗歌、散文，题材无分城市乡村、社会人生、山河湖海，人物无分小孩成人、现实虚幻、宗教信仰，风格无分游戏幽默、诙谐喜剧、抒情浪漫、批判现实、感伤沉郁，无以胜数的精典名作，但凡是能起到在精神上养育孩子的作用的，只要是能藉以拒挡平庸的，我们统统加以译介，其出版品种惊人之多和印刷数量惊人之大，构成了葫芦形状下半截的大圆肚。
有必要专门提一提前述中说到的葫芦形中腰的“狭”和“细”。
为新中国的孩子选择儿童读物，“健康”、“进步”本不该算是错误的标准，但那时这个尺度被作了泛政治、泛体制的理解。1952年中国作家协会在上海一地出版的两万三千多种儿童读物中抽查了二百多种，认为符合健康、进步标准的仅有二十几种，也就是说，只有很少量的作品被认为是适合新中国儿童阅读的，凡情调上与“革命”、“工农兵”相抵牾的，都一律被排除在“健康”、“进步”的标准之外。于是，儿童文学读物一时显得空前匮乏，当时的对策就是由有关部门主导，从苏联大量译介儿童文学作品，这在强调一切效法苏联、一切以苏联为楷模的时代背景下，应是势所必然，甚至是惟此一途的。确实，苏联作家和教育家推荐给我国翻译的苏俄时期及沙俄时期的作品，“政治上是可靠的，思想上是进步的”。这次译介运动事实上迅速缓解了我国儿童缺少文学读物的精神饥渴。用运动方式进行俄苏儿童文学译介工作，其颇见声势的展开，在较短时期内造就了一批俄罗斯儿童文学译家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我国自己的儿童文学优秀作品，例如译家任溶溶先生50年代在俄罗斯童话浸浴中创作出来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看来，其文学的经典性品格也仍耐得住挑剔。
当时，泛意识形态集权体制如何规约了儿童文学翻译工作，在过来人的经验中是十分具体而深刻的。这里，我且举三个实例。
第一个例子是罗大里，因为他是意大利共产党人，他的诗歌、童话和小说就同苏联、东欧的儿童文学作品一起于50年代陆续被放心地一 一介绍进来，今天看起来似有图解阶级斗争之嫌的《洋葱头历险记》，当时就是被竭力推崇从而广为流传。
另一个例子是曹靖华先生译的卡塔耶夫(曹先生译作“卡达耶夫”)的《七色花》中为什么会少了一个重要句子。曹靖华汉译《七色花》(这篇名定得好，如译成“一朵七样颜色的仙花”就逊色多多了)时，正值我国人人同仇敌忾高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我国志愿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人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童话中写到小姑娘然妮娅(曹先生译作“珍妮”)拥有了一朵七瓣颜色不同的魔花，每一片花瓣都各具神力，能实现小姑娘心中的一个愿望，于是她在跟另一个小姑娘赌气比赛谁拥有更多玩具的时候，她就让橙色花瓣把世界上所有的玩具都召来身边，此处有两句“苏联的玩具来完了，美国的玩具开始到了”。曹先生译到这里，就把“美国的玩具开始到了”一句被动地也是自觉地删去了(也不排斥是被编辑钩去)。而就形象丰满和故事完整这两者的需要说，这一句恰恰是很重要的——一个苏联小姑娘能召来苏联所有玩具不稀罕，远在千万里之外不同体制下的美国的玩具也都应召赶来，这才显出这橙色花瓣魔力之神通广大，所以是万不可删的，一删就损伤了童话质地。当时正值在知识分子中尤其是在关涉外语工作的知识分子中大张旗鼓“肃清崇美恐美媚美思想”，其声浪之高涨，一浪高过一浪，删去此一句符合 “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作者卡塔耶夫其实也是生活和创作在与美国激烈对抗的体制下，可见我国当时泛意识形态化的风势之甚。
第三个例子是巴金先生译王尔德《自私的巨人》(《巨人的花园》)时为什么会译少了两句。童话说巨人最喜爱的那个孩子“两只手掌上有两个钉子的伤痕，一对小脚丫上也有两个钉痕”，这说的是上帝爱世人，让自己的儿子耶稣代世人受难，钉死在十字架上，童话中的小男孩是耶稣的化身(见基督教《新约全书》)。巴金考虑到关于耶稣的说法是一种宗教迷信，不足取，而张扬无神论是当时之大势，是思想进步的表现，于是从中国的国情需要出发把“钉痕”两句给删去了。这虽说是有违作者王尔德的原意，但于中国小读者而言，倒也无甚不可，无甚不好。
指陈以上三点，不是为了耸人哗世，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因为后二者流布殊为广泛。“七色花”甚至被各地用作儿童文学栏目名，那就显见是认为这朵魔花具有象征意义和涵括意义，而依据则是曹先生不无残损的译作。关于《自私的巨人》，曾有北方一家出版社托我编一套“大作家儿童文学作品丛书”，其王尔德一集我没有采用巴金先生的译文，而样书到我手里一看，封面最显眼处竟无端被赫然陡增了“巴金”二字。
新时期译作：
千树万树梨花开
1978年确实是值得纪念的年份。没有这一年具有根本意义的历史性重大转折，我们甚至可能今天都还不会诘问：我们长年经受贫穷，长年惶惶不安，难道我们是为一个月几斤粮数两油、一年几尺布数两棉，为活得提心吊胆、度日如年而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吗？正如鸟儿是为自由飞翔而被创造出来的，人是为生活得快乐和幸福而被创造出来的啊。
中国儿童文学的译事之盛衰不免与国运之昌颓联系在一起，休戚相关。闭关锁国对儿童文学译事造成的后果之惨烈，到1978年的前些年，则已是从事翻译工作就庶几等同于“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外国特务嫌疑”，于是译家不是隐匿了就是受难了，其译作自然也就“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了。30年前，我们意识到共和国的人祸实在不能再继续了，我们痛识到闭关锁国的严重危害和恶劣后果，译家们的心很快就为改革的春风所复苏，为开放的艳阳所焐暖。我们赶快“师夷”，赶快“借西风”。这时候，也只有到这时候，我们才开始懂得、进而真正懂得儿童文学应有的本体特征、儿童文学应有的美学内涵、儿童文学应有的品质和地道儿童文学的真谛。“五四”时期的文学人做到的，20世纪末我们做到了；“五四”先辈们没有做到的，20世纪末我们也都做到了。三十年，我们已经从人家那里学来了不少，拿来了不少，几乎是该借该拿的都从人家那里有偿无偿地借来拿来了。
虽然我们的翻译就其整体水准而言还不算很高，就其队伍来说也还说不上稳定和强大，傅雷式一丝不苟的严谨译风也没有被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译酬也似乎低薄了些，以至于有的译家发牢骚说这是“喂耗子药，求千里足”。不过，但凡世界著名的、外国畅销的儿童文学作品，我们大多先后有了汉译本，安徒生的童话全集我们有三个质量都称得上是上乘的翻译版本，《木偶奇遇记》《小王子》的译本就更在五个以上，连《骑鹅旅行记》这样的长篇童话的译本我们也不只有一个，如王尔德童话之类的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短章，则其译文应是不计其数了。只是，我们的出版显得散乱和无序些；只是，同我们的东邻日本相比，我们译介的齐全性(如果包括经典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在内)，显见有所弗如，显见我们是太过着眼于出版利润了。我们这样的大国，一旦所有的出版社都意识到儿童文学是一块有利可图的蛋糕，都来惦记外国质量和销量皆是可观的作品，那么我们的译事自然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正是在这样迅速转暖的译事气氛中，我在80年代中期撰成了《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正是改革开放给译事带来了累累成果，使我到世纪末就有可能完成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交托的编辑《世界经典童话全集》20大卷的繁重任务。
著述《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一开始拟构，我就不想写成大学外国文学教科书那样的只绍述数十个文学史地位绝对稳定的作家的“大路货”，而是决意要涵括已经有译本和暂时还没有译本的几千个世界儿童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描述到尽可能多的各大小国家里发生过的儿童文学现象，要捎带起些辞书、典册、导游图和路线图的作用，要能拓展国人的儿童文学视界，要能激发国人对儿童文学的阅读期待，如此，仅就我自己熟知的那些外国儿童文学知识来写是显然不够了，仅就我能读到的外文资讯来写也还不够，我不能不借助大量已有的译本。
开始，我对可借助的译文数量不敢有乐观的预期，不料，当我到图书馆和书店里努力去细细地寻寻觅觅，发现改革开放惠风带来的儿童文学译品出版速度之快着实令我惊喜，也就是说，西方儿童文学史资讯中提及的名作精品，我国到80年代中期有汉译本的已至少达到六成，并且，译者对这些著作的绍介和研究成果也给我提供了不少解读启示。书稿撰成后，责任编辑携我的手稿到陈伯吹老先生的上海家中，祈托他赐撰一篇序文，不想老先生竟是当即就慨然允诺，拨冗翻读了我的手稿，认真披览了我书稿的长序，其后在序文中说了许多鼓励出版社也鼓励我的话，说“这是一件‘扛石臼’的工作，如此沉重，非有拔山、举鼎之力不办，但是他知难而进，具有一木支大厦的精神和气概，值得称颂和尊敬”。我有拔山、举鼎之力吗？我有一木支大厦的精神和气概吗？显然，这只能看作是伯吹老先生对一个后学的嘉勉和鼓励了！其实，没有包括陈伯吹先生在内的前人肩膀供我攀站，没有同行在横向给我以译文的便利，我不仅做不好甚而至于可能做不成这件需要做却确有难度的事。
至于编辑《世界经典童话全集》，因为时间已在20世纪末端，我发现世界经典名著的齐全性已欣然可观，未经译入的外国名著只要赶译少许，稍作弥补，就差可追比外国的同类文库了。我和我的研究生是在充足的信心中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而终于得以完成任务的。《全集》交卷时，我写了一篇《编者心语》，说“站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把童话这一人类文学史上最古老、世界上读者最众多的文体的成就，以‘全集’的形式作一荟萃，集世界上具有典范价值的童话文本于20个卷帙之中，正是为国家的文化发展作积累，为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通过本‘全集’的出版，我们可以向世界昭告：我国的儿童比较完整地拥有了世界诸大洲许多个世纪创造的童话中最精粹的部分。有些国家的儿童早已得到了这笔财富；中国的儿童也理当拥有——今天也终于有条件拥有了这份极可宝贵的财富了！我们现在可以为自己庆幸，为自己的民族庆幸，为自己的共和国庆幸，为我国未来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庆幸”。这番话里所表达的，就正是当时真实的欣慰之情。
图画书：
新世纪儿童文学译事新领域
新世纪的近些年，图画故事书热风生水起。这也是从译介西方和日本图画故事书开始的。
这种译介的第一波浪潮，我是1994年在我国台湾看到和感受到的。当时宝岛的同行们赠予我的几袋书中，相当一部分是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图画故事书译本。台湾的同行们在这类我们还不熟悉的儿童文学品种的译介上抢占了先机，开了这股译介风气之先。这种界于绘画艺术和语言艺术之间的幼儿图画故事，非一般的儿童文学作家所能成就，也非一般的画家所能成就的；它们是熔线条、色彩、对幼儿的深度理解、良知、思想、温暖、巧慧、诗质、稚拙和幽默于一炉的大字印刷的大本子书，是专意为幼年孩子快乐而稚嫩的心灵准备与服务的。这是可以而且应该被独立进行考察、阐释、研究的一类童书，事实上欧美和日本也确有相关的理论著作，并且已经译介进了我国，譬如季颖翻译的松居直的《我的图画书论》就是这方面的很切实也很重要的理论著作。译家们对这类作品密集的成功迻译，出版家们对这类作品不惜工本的慷慨投入，又一次引领了我国的先知先觉者来尝试这类作品的创作，譬如内蕴了中华民族形象和意象的《荷花镇的早市》《小石狮》等，也及时出版了这类书的研究著作《图画书：阅读与经典》。这一切都在说明着，有了一批外国优秀图画故事书的引领，我国艺术家、作家和论评家正在可喜地跟进，我们在急起直追。
清代文学家刘开有言：“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家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一个民族的先进与落后不是绝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先进与落后是诸多变动着的主观和客观因素造成的。有的民族在一个时段里居于世界的前列，到另一个时段里又被他民族赶上和超过了，关键就在于能否“尽百家之美”、“取法至高之境”。儿童文学译事的厚积和优绩正是为“尽百家之美”、“取法至高之境”铺设重要的前提。正因为此，译家们对作品质地都比较挑剔，文心要求都比较严格，正如《首届二十一世纪中国儿童阅读推广人论坛宣言》所说：“我们的眼睛只看得起经典和优秀”；“我们不苟求的。我们特别坚决”。
我愿意在这里强调，儿童文学是最容易具有世界性和全人类性的一个文学类别，是最世界最人类的文学。拥有世界上所有最好的儿童文学，是让我们的孩子站到世界前列去的一个精神性条件。那么，为了近四亿孩子和他们的未来，让我们来把译事做得更好些。
鲁迅先生逝世前的一些日子里，其萦萦于怀的是译事。我在上海就读的大学离虹口公园很近，鲁迅纪念馆离虹口公园也很近，因为方便，我曾多次前去参观，一去就凝眸于那桌上摊开的《死魂灵》原文，旁边有许广平先生从亡去的鲁迅脸上拓下的石膏阴模，石膏模的凹陷处分明粘有鲁迅先生的数茎胡子，黑的。这参观都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了，可今天每想起这两件展物，我依然顿生莫名的激动，且久久地不能已。我们是应该把译事做得更好些，才配追随鲁迅先生来做个中国的文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