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九月，我身着一套从一位退伍军人那儿讨来的军服(那是当时的时装)，呆头呆脑地来到了北大。录取我的是图书馆系。而当时的图书馆系是与图书馆合并在一块的(简称“馆系合并”)。把我弄来的是法律系一个叫王德意的老师。她去盐城招生，见了我的档案，又见了我人，说：“这小鬼，我们要了。”那时北大牌子很硬，她要了，别人也就不能再要了。分配给盐城的一个名额是图书馆系。那时候，我没有什么念头和思想，眼睛很大很亮，但脑子呆呆的，不太会想问题，连自己喜欢不喜欢图书馆学也不大清楚。我糊里糊涂地住进了31楼(图书馆系的学生全住在这座楼)，糊里糊涂地上课、吃食堂、一大早绕着未名湖喊“一二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给我们上课的教员很多，后来馆系分家时，我发现他们有的留在了馆系，有的留在了图书馆。合并之前他们到底谁是馆系的，谁是图书馆的，我至今也不清楚。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懂得了什么叫“皮氏分类法”，学了一支叫“一杆钢枪手中握”的歌，跟从宁夏来的一个同学学了一句骂人的话，记住了一两个笑话(其中一个笑话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把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归了冶金类)，认识了许多至今还在馆系和图书馆工作的老师。就在我死心塌地要在31楼住下去时，一日，忽然来人通知我：“你会写东西，走吧，去中文系学习去吧。”当时中文系的学生全住在32楼。搬家那天，给我送行的人很多，从31楼离离拉拉直到32楼，仿佛我此去定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到了中文系，我觉得与周围的人有些生分，感觉不及与馆系的老师、同学相处时那么好，于是，我常常往31楼跑(他们说我是“回娘家”)。直到今天，我仍与馆系和图书馆的一些老师保持着一种亲切。这一点对我后来去图书馆借书，带了不少好处。
到中文系不久，就参加了大约一周的劳动。这次劳动又与图书馆有关：在馆前挖防空洞。那时，大图书馆刚落成不久。下坑(在我们之前，其它系的学生已经将地面刨开并挖下去好几尺深了)前，有一次动员。动员之后，挖坑的目的便明确了：敌机轰炸时，在图书馆读书学习的几千人来不及疏散，可立即就近钻入防空洞。做动员的是军代表。他说着说着，就把我们当成了军人；说着说着就忘了那不过是去图书馆挖洞，而让人觉得他要把我们带到平型关或台儿庄那些地方去打鬼子。我们面对高高矗立的大图书馆排着队，一脸的严肃和神圣。大家认定了敌机肯定会来轰炸它的，便都觉得确实应该在它的周围挖些洞，并且要挖得深一些。那些天，每天早晨，我们从32楼整队出发，也唱着“一杆钢枪手中握”(实际上只是肩上扛把铁锹)，雄赳赳地开赴图书馆，时值寒冬，天气颇冷。我们穿着薄薄的棉衣，在凛冽的寒风中冻得老打哆嗦。但黑板上写道：天是冷的，心是热的。当时我想：心肯定是热的，心不热人不就呜呼了？但我们确实不怕冷，就为了那个信念：图书馆里读书学习的人再也不用怕敌机轰炸了，尽可宁静地坐着去看自己愿意看的书。在图书馆东门外的东南方向，我们挖了一口很大很深的洞，下去清烂泥时，要从梯子上下去。那天晚上由我和另外一个同学看水泵。我们扶梯而下，然后坐在坑底的一张草帘上看着最深的地方，见渗出水来了，就启动水泵抽出去。那天的夜空很清净明朗，深蓝一片，星星像打磨过一样明亮。图书馆静静地立在夜空下。坑底的仰望，使我觉得它更加雄伟，让人的灵魂变得净化和肃穆。那时，我倒没有联想到它里面装的那些书对这个世界的进步和辉煌有多么巨大的作用，仅仅把它看成一座建筑。这座建筑就足以使我对它肃然起敬，并觉得自己渺小不堪言。看来，体积也是一种质量，也是一种力量。深夜，我那位同学倚在坑壁上入了梦乡，我却因为有些寒冷而变得头脑格外清醒。寒星闪烁，当我把目光从图书馆挪开，从坑口往下移动，又去环顾整个大坑时，忽然觉得这口坑像个水库。那时候的人联想质量很差，联想得很拙劣。我竟然勾画出这样一幅图画来：汽笛声忽然拉响，在紧张的空气中震动着，灯火明亮的大图书馆忽然一片漆黑，一股股人流在黑夜里从各个阅览室流出，流到这个“水库”，最后把“水库”蓄得满满的。干了一个星期，我们就“撤军”了。这几年，常听人说，过去挖的防空洞不太顶用，用一颗手榴弹就能将其顶盖炸开。我死活不肯相信。现如今，图书馆东门外，已是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坪，成了北大一块最舒适，最叫人感到宁静、清爽、富有诗意的地方。夜晚，吹着微微的晚风，年轻的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们或坐在或躺在散发着清香味的草坪上，用清纯的目光去望图书馆的灯光，去望一碧如洗的天空，弹着吉他，唱着那些微带忧伤的歌，让人觉察到了一份和平。但，当我坐在矮矮的铁栅栏上，坐在我曾参加挖掘而如今上面已长满绿草的洞上时，脑子里常常出现一个似乎平庸的短句：和平之下埋葬着战争。如今这些防空洞有了别的用处。一段时期，曾被学生们用来做书店。我下去过一次，并进过几间房子，感觉不太好，隐隐觉得，在这地底下做事，总有点压抑，总有点不“光明磊落”，尤其不适宜在这地底下卖书。书应该在阳光下卖，应该在地面上有明亮灯光的屋子里卖，就像读书应在阳光下读，应在图书馆这样建在地面上的高大建筑里读一样。尽管那些书都是些正经书。
从在图书馆系一本正经地学“皮氏分类法”到在中文系为图书馆很卖力地挖防空洞，给我一个深刻印象是：我们将要进入窗明几净的图书馆看书学习了，读书是件很有意义并且很有趣的事情。然而并不见这一天。偌大一个图书馆，藏书几百万，但被认定可以供人阅读的却寥寥无几。就这寥寥无几之中又有一些还是很无聊的东西。绝大部分书或束之高阁或被打入冷宫。可惜的是这些书，似乎是用不着什么“皮氏分类法”，谁都会分的。图书馆也未出现几千人阅读、掀书页之声如蚕食桑之音的生动景象。那时，果真有敌机飞临大图书馆上空，果真扔下许多炸弹来，依然不会伤着太多的人的。我那时的思想极不深刻，但有农民的朴素：上大学不读书还叫上大学么？走在图书馆跟前，望着那高大深邃的大门，想着里面有那么多书(这一点我知道，因为我还参加过从旧图书馆往新图书馆运书的劳动)，心里头总是想不太明白。那段时间，我只能望着它，却不能从它那里得到恩泽。那时，我觉得它是凝固的没有活气的一座没有太大意义的建筑，那大门是封闭的。
后来，我们步行一整夜，脚板底磨出了许多血泡来，到了大兴基地。从此，就更无机会踏进图书馆的大门了。这座号称亚洲最大的大学图书馆，仅在梦中出现过几次。我们在那里开荒种地盖房子，偶尔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田头空地上上几堂课。但我实在喜欢书，因此总觉得很寂寞很无聊。于是，晚上就和几个同学到麦地里逮刺猬，要不就住在附近的村子乱窜，或到养鱼塘边看月色下的鱼跳。那地方很荒，我的心更荒，常常沦陷在困惑和迷惘里：我究竟干什么来了呢？过了些日子，终于在木板房里设了一个图书资料室。书都是从大图书馆抽取出来的，上面都盖着大图书馆的藏书章。这总算又与图书馆联系上了。书很少，大多为政治方面的书。当然有总比没有好。晚上，丢罢饭碗，我就和一个上海同学钻进木板房，将那些书狠狠地看。其中有些书是大部头的哲学书。我逮着就啃，啃着啃着，出来些味道，便越发地使劲去啃。不曾想到就从这里培养了我对哲学的兴趣。后来的十几年时间里，我读书的一大部分兴趣就在哲学书籍这里，并把一个观念顽固地向人诉说：哲学燃烧着为一切科学陈述寻找最后绝对价值的欲望；这种不可遏制的欲望，使得它总是不惜调动全身解数，不遗余力地要将对问题的说明推向深刻；缺乏哲学力量的任何一门科学研究，总难免虚弱无力。不久前，我出的一本书，就是一本与哲学有关的书。我永远记住那几本陈旧的盖有图书馆藏书章的哲学书籍。至今脑子里还有那枚章子的温暖的红色。遗憾的是，在那地方，我终于没有把为数不多的书看完。因为，有人开始在大会上暗示众人：有人把政治书籍当业务书籍来看。我有些胆怯，只好把看书的欲望收敛了些，空闲时到水边看村子里的小孩放马去了。
再后来，我被抽调出来，从大兴基地来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参加三结合创作小组，写长篇小说了。这段时间倒看了一些书。这要感谢当时图书馆承担为开门办学服务工作的一位老师。他隔一段时间就来看我。来时，或用一只纸箱或用一只大包给我带些书来，据说，这位老师前几年离开图书馆做生意去了。那天，我在小商店买酱油碰到过他一次。我朝他点点头，心中不免有些惆怅。
当图书馆完全重见天日时，我已成了教员。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图书馆把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和重视充分地显示出来。总是座无虚席，总是座无虚席！中国人毕竟懂得了图书馆的意义。每当我走进这片氛围里，我总要深受感动。这里，没了邪恶，只有圣洁。那份静穆，几乎是宗教的。我不由得为它祈祷：再不要因为什么原因，使你又遭冷落，使你变得冷清蒙上耻辱的尘埃。
我现在并不常去图书馆去。因为我个人有了一些藏书。但每时每刻我总为它而感到骄傲。我想：人们如此向往北大，沾上之后总不愿离去，固然是因为它的那份有名的风气，但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便是北大有这样一座图书馆。我还想：北大风气之所以如此，也是与这个图书馆密不可分的。我曾在一次迎新会上对新生们说：北大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图书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书，它们将告诉你很多很多道理；你若是在几年时间里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和价值，你才算得上是一个北大的学生：那大门是天堂之门。
圣坛
一个学生毕业了，决定他留校任教，然后却又许他逍遥校外，放他归老家古土，优哉游哉一年有余，这在北大历史上究竟有无先例，说不大好。
1977年秋，我总算熬毕业了，上头却说：你留校。“北大不可留！”这一认识深入骨髓。几度春秋，几度恐怖，将人心寒了。北大不好，很不好。又要将好端端一生缚于危险四伏的讲坛上，更叫人不情愿。说老实话，北大在我印象中，是很不招人爱的。
借“深入生活”之名，我会苏北老家了。在乡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法无天地晃悠了一年多，我才又回来——我只有回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别无选择——我必须站讲坛——这大概叫“命”。
要命的是，我后来却完全颠倒了，直颠倒到现在非北大不肯去，并把讲坛一寸一寸地挪到了心上。细究起来，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它叫人有一种自由感。这或许是因为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似乎一下子将恐怖用完了)，而获得了这人类最宝贵的东西。又或许是它的自由、民主的传统。这传统像灵魂一样，长期压抑，纵然有人挖空心思用掺沙术，也未能使它泯灭。而如今，它又醒了，并赤裸裸地在未名湖边游荡。我这人天生散漫，受不得规矩，受不得束缚，受不得压抑，我怕一旦走出校门，失去这开朗、轻松的氛围。它叫人有一种安全感。它不在真空，免不了染上种种社会恶习。但它毕竟是文化人群居之地，高度的文化修养使人少了许多杂质。文化温柔了人的性情，净化了人的魂灵。走动于这群人中间，觉得不用提防，更不必睁大了眼“横着站”，至少是我所在的一片小天地里如此。大家温文尔雅，且又能互相谦让，关系简单如1+1。我实在害怕每天得付很多脑力去琢磨人际关系，害怕计算，更惧惮受暗炮袭击。那样活着，委实太累。我还很欣赏这里的节奏。它外表上看，一盘散沙，稀里哗啦，全无约束，然而在它的内部有一种看不见的张力。这无形的张力，像鞭子催赶着人，使人不敢有片刻的喘息。它松散，吊儿郎当，却在深处激烈竞争着。一出校门，我轻松得如春天乍到卸去沉重的寒衣，而一踏进校门，就像被扔进急速翻卷的漩流里。而就在这漩流里，我获得了生命扩张的快感。这里的人都很忙，来往甚少，有点“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时间长了，我倒习惯了这种宁静与寂寞，甚至是孤独。我由一个坐不住、猴儿一样不安分的人，变得别无它想，死心塌地地蜗居于斗室，竟不肯到人流中去，到热闹中去了。那颗喧闹不宁、躁动不安的心，安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迷惑与吃惊。我分明觉察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种种气质，已一点一点地渗入我的血液。我变得跟这个社会有点格格不入了。
我不太好走得出去了。
使人不肯离去的原因，主要还是那个寒陋的讲坛(北大的讲坛未免有点不像话)。
要上讲坛了。半个月前，我还无动于衷，全不当回事。可是在上讲坛的头一天，我忽然紧张起来：也就是说，明天，我将开始教学生涯了。教师的责任感似乎与生俱来，不做教师，你一辈子感觉不到，而你一做教师，它就会自动跳出来抓住你的灵魂。晚上，我敲开一位先生的门，问：怎么讲课？
他像修炼很深的禅师面对未悟的弟子，头微微向上，少顷，说出四个字来：目中无人。
我退出门外。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课就没有失败。下面安静极了，我能清楚地听见台下动人的喘息声。这全靠那四个字给我撑着。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一直信那四个字。我对“目中无人”似乎有所悟：目中无人非牛气哄哄，非内荏而色厉，非蔑视，非倨傲，非轻浮，非盛气凌人。无就是有，有却是无。是一种境界吧？人格上的、精神上的、气势上的？是对学术观点的诚实和对真理的自信吧？……此言似乎只可意会而不可细说。但有一点，似乎又是可以说的：所谓无人，就是没有具体的人，而只有抽象的的人——抽象的人则无。因此缘故，即使只给二十人的一个班上一年课，在课堂上我也往往难记住一个具体的面孔。似无人，但恰恰是把听课者看得很高的。
敢目中无人，却不敢再掉以轻心。我很景仰一位先生，既为他的人格又为他的学识。然而我想象不出，就是这样一位先生——一位凭他的学识，上课玩儿一样的先生，却在上课之前竟对明明认识的字一个个怀疑起来，然后像小学生一样，去查字典，把字音一一校对，标注。我敢说，他的这种心理，完全是因为他对讲坛的高度神圣感引起的。这件小事使我不禁对他又景仰三分。我喜欢这份严肃，这份认真。当然，我并不排斥“名士风度”。我很钦佩有人不用讲稿，竟然雄辩滔滔，口若悬河，一泻千里。我曾见过一位先生，他空着手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然后从口袋里摸索出一张缺了角的香烟壳来。那上面写着提纲要领。他将它铺在台子上，用手抹平它，紧接着开讲，竟三节课不够他讲的，并把一个个讲得目瞪口呆，连连感慨：妙，妙！而我只能向其仰慕。我这人缺这份好脑子。我得老老实实地备课，然后一个一个字毫不含糊地全都写在稿纸上。有时看样子离开讲稿了，但所云，却几乎无一句是讲稿以外的突发灵感。我有数，像我这样做教员，是很累的。可我笨伯一个，无奈何。时间一久，我退化了，离开讲稿竟不能讲话，一讲，八成是语无伦次，不知其所云。
我何尝不想来点名士风度，来一张香烟壳儿就侃它个三四个小时，好好潇洒它一番？可我不敢。
讲坛是圣洁的。我认识一位外系教员，次公平素浪漫成性，情致所至，捞衣卷袖，把衣领一一扯开，直露出白得让人害臊的胸脯来，有时还口出一两个脏字，以示感叹，以助情绪。然而有一次我去听他的课，却见他将中山装的风纪扣都扣得严严实实，一举一动全在分寸上，表情冷峻、严肃得让人难以置信。课后我跟他开心：何不带一二感叹词耳？他一笑：“一走进教室，一望那讲坛，我顿时有一种神圣感。在上面站了一辈子，我从没说过一个脏字，并非有意，而是自然而然。”
我有同感。我高兴起来，放浪形骸，并有许多顽童的淘气和丑恶。然而，在临上讲台前一刻，却完全沉浸到一种庄严的情感之中，完全是“自然而然”。我不能有一点亵渎的行为，甚至苛刻地要求我的听众。生活中的嬉皮士，我无意管他，因为人家也是一种活法。可在课堂上，我绝不容忍其混杂于我庄重的听众之中。曾有那么一位(我估计是社会上来偷听的)，穿着一件极短的短裤，一件极敞的汗衫，光着大脚丫，脚蹬一双拖鞋，“叭嗒叭嗒”就来听我讲课，我像受了侮辱似地走过去：“对不起，请出去！”他大概从我的目光中看出什么来了，便很听话地提着书包出去了。后来我又从听众席上发现了他。他穿着很整洁，极稳重地坐着。我不禁朝他感激地点点头。
既为圣坛，就得布道。有人提醒着公众：一些人在利用大学讲坛。说得对极了，既占着，就该利用。不利用是傻瓜，是玩忽职守，倘若把讲坛仅仅理解为传授纯粹的知识，大概未免浅薄了一些。讲坛应该也是宣扬真理的地方。占住讲坛者，岂敢忘记布道！既给知识，也给品质、人格、真诚和正义。其实，没有后者，一个人怕也是很难获得多少知识的。再说，一个人即使学富五车，但全然无人之骨气，又有何用？我们何必讳言布道呢？别忘了布道。当年的鲁迅不敢忘，我们敢忘？
既布道，布道者自己就要有正气。他应当坚决捍卫知识的纯粹性，他善恶分明。他只承认以自己的感受为原则。他不能油滑，见风使舵，像捏面团一般把讲稿随政治风潮变来变去。他给他的听众是一个助教，一个讲师，一个教授的形象，也是一个人的形象。我走到教室门口，总觉得离那讲坛很远，很高。我朝他走去，有一种攀登的感觉。我曾有过幻象：我被抛进一个巨大的空间里了，就像走进一座深邃的教堂。我静静地站到讲坛上，等待着铃声，宛如在聆听那雄浑的令人灵魂颤索的钟声。我喜欢这种肃穆，这种净化了的安宁。我曾多次体味到莫斯科大学一位教授先生的感觉：
“我走上讲坛，我有一种上帝的教士的神圣感。”
也许有一天，我会厌倦北大的讲坛，但至少现在还恋着。恋它一天，就会有一天的神圣感。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二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