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母亲说，我小时长得很体面，不哭，爱笑，爱整天转着眼珠打量人，揣摩人，很招人喜欢。我家住在一条大河的河边上。庄上人家也都沿着河边住。我一两岁时，常被人家抱去玩，然后就沿着这条大河一家传一家，有时竟能传出一二里地去。母亲奶水旺，憋不住了就找我，可总要花很大工夫才能将我找回。重新回到她怀抱时，我也不肯再喝她的奶了。因为，那些也正在奶孩子的母亲已经用她们的奶喂饱了我。母亲说，我是吃了很多母亲的奶长大的。当然后来我却慢慢地长丑了，也不再那么让人喜欢了。
长到三岁，我就已经变得有点“坏”了。我到风车跟前玩，不小心，穿一身棉衣摔到水渠里。我一骨碌爬上来，一声不哭地回到家，将湿衣服全部剥下，钻到被窝里。当母亲回来要打我时，我却一口咬定：“是爷爷把我推到了水里的。”被陷害的爷爷不恼，却很高兴，说：“这孩子长大了有出息。”当然长大了以后，我却从未生过害人之心。至于有无出息，这就很难说了。当长到精着身子拿根树枝在地里、河边到处乱走时，倒也做了不少坏事。比如在田埂上挖陷阱让人摔跟头、将人家在河边的盆碗推到深水之中等等。但我不恶，没有让人讨厌。另有一点，不管谁逗我(甚至用稀泥涂满我全身)，我都未恼过，未骂过人。如今回到老家时，那些大爷还在说：“文轩小时候不会骂人。”其实骂人还是会的，我只是在小孩中间骂，不骂大人罢了。
长到九岁时，我已是一个贪玩、想入非非、不能管束自己、总是忘记大人的训斥和告诫的孩子。正在课堂上听课，见到外面有一条陌生的白狗走过，竟忘了讲台上的老师正讲课，“呼”一下冲出教室撵狗去了，后来遭到老师严厉的惩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跟一个大我三岁的大孩子偷偷离家出走，去县城看国庆焰火。当时，只有水路通往县城。我身边只有一块钱，还是从父亲的口袋里摸来的。那个大孩子也只有一块钱。这两块钱不能买船票，得留着到城里看电影看焰火时买小食品吃(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奢侈的安排)。于是，我们步行三十几里来到县城。到达时，天已晚。我们向人打听哪儿放焰火，回答是哪儿也不放焰火。此时，我们身体疲乏难熬，既不想下馆子，也不想看电影，只想睡觉。我们在一个黑森森的大门洞里找到了一条大长凳，倒头就睡。不知什么时候醒来了，见满天大亮，便商量说买小笼包子吃，吃饱了就回家。于是，就出了大门洞，走上大街。街上空空荡荡，竟无一人，这使我们好生奇怪。正纳闷着，走过几个民警来，将我们逮住，押到一幢房子里。我们一看墙上的钟，才知是夜里十二点。刚才见天大亮，实际上是城里的灯火在大放光明。我们被关在屋子里，像两个傻瓜。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被关。长大了才知道，那是节日里的“宵禁”。天真正亮了，民警放了我们。
小时的印象很多，其中之一：穷。
我的家乡苏北，是以穷而出名。我的家一直是在物质的窘迫中一日一日地度过的。贫穷的记忆极深刻。我吃过一回糠，一回青草。糠是如何吃的，记不得了。青草是我从河边割回的。母亲在无油的铁锅中认真地翻炒，说是给我弄盘“炒韭菜”吃。十五天才能盼到一顿干饭。所谓干饭只有几粒米，几乎全是胡萝卜做成的。整天喝稀粥，真正的稀粥，我永远忘不了那稀粥。读中学时，每月菜金一元五角，每天只五分钱。都是初二学生了，冬天的棉裤还常破绽百出，吐出棉絮来(当地人叫“出板油”)，有时甚至竟然露出一点臀部来，这使我在女孩子面前总觉得害臊、无地自容，下意识地将身子靠住墙壁或靠住一棵树尴尬而腼腆地向她们憨笑。我最不耐烦的季节是春天。青黄不接，春日又很长，似乎漫无尽头。春天的太阳将人的汗毛孔一一烘得舒张开来，使人大量耗散着体内的热量。饥饿像鬼影跟踪着人，撵着人。我巴望太阳早点沉没，让夜的黑暗早点遮住望见世界的渴望生命的眼睛，也遮住——干脆说死了——饥饿的欲望。按遗传，我应是一位所谓身材伟岸的男子。然而，这一遗传基因，被营养不良几乎熄灭了。我甚至觉得我的脑子都被饿坏了。有一度时间，我竟然粘在地上不肯上长。这引起家里人的恐慌：莫是个小矮子！常常仰视，使我有一种自卑感，特别是当我走到高个孩子跟前时，莫名的压抑便袭往心头。大年三十晚上，我带着要长高的渴望，就勇敢地爬门板。这是当地的一种迷信，据说这样可以长得比门板长。无论怎样努力，后来也没有长得比门板长。但基因的不屈不挠，使我忽然又拔高了一截。饥饿的经验刻骨铭心。因此，现在我对吃饭很在意，很认真，甚至很虔诚，并对不好好吃饭的人，大为不满。
但，我又有着特别美好而温暖的记忆。
我有一位慈和的老祖母。她是一个聋子。她有一头漂亮的银发，常拄着拐棍，倚在门口向人们极善良地微笑着。她称呼我为“大孙子”。后来我远行上大学了，她便日夜将我思念。她一辈子未走出三里方圆的地方，所以根本不知道三里外还有一个宽广无垠的大世界。她认为，这个世界除了她看见的那块地方外，大概还有一处，凡出门去的人都一律是到那一处去的。因此，她守在大路口，等待从那地方归来的人。一日，她终于等到一位军人，于是便向人家打听：“你见到我大孙子了吗？”母亲对我的爱是本能的，绝对的。她似乎没有任何食欲，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她对哪一种食品有特别的欲望，她总是默默地先尽孩子们享用，剩下的她随便吃一点。父亲的文化纯粹是自学的，谈不上系统，但他又几乎是一个哲人。一次，我跑到八里地外的一个地方看电影，深夜归来，已饿得不成样子了，但又懒得生火烧饭去。父亲便坐起身，披件衣服对我说：“如果想吃，就生火去做，哪怕柴草在三里外堆着，也应去抱回来。”就在那天晚上，他奠定了我一生积极的生活态度。还有那片独一无二的土地，也给了我无限的情趣和恩泽。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水乡。我是在“吱吱呀呀”的橹声中，在渔人“噼噼啪啪”的跺板(催促鱼鹰入水)声中，在老式水车的“泼剌泼剌”的水声中长大的。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干燥，因为当我一睁开眼来时，一眼瞧见的就是一片大水。在我的脑海里所记存着的故事，其中大半与水相关。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它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
这一切，使我“舞文弄墨”成为可能。苦难给了我幻想的翅膀。我用幻想去弥补我的缺憾和空白，用幻想去编织明天的花环，用幻想去安慰自己，壮大自己，发达自己。苦难给了我透彻的人生经验，并给我的性格注进了坚韧。难怪福克纳说一个作家最大的财富莫过于他有一个苦难的童年。祖母、父亲和母亲给我仁爱之心，使我从不知道何谓仇恨。我从未抓住不放地仇恨过任何人。我始终觉得世界是善的，尽管我常常看到恶的肆虐。那片土地给了我灵气、题材、主题和故事。开门可见的水，湿润了我的笔。使我能永远亲昵一种清新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