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苦难的缺失
关注儿童生存中的苦难因素，本是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优良传统，但是，最近几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似乎正在疏远这一传统，以致于一些儿童文学研究者发出了“儿童文学要直面苦难的缺失”的呼吁。正像青年评论家谭旭东所言：“许多儿童文学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都市贵族化’倾向和‘消费主义写作’的取向，儿童文学作品不再是对强者少年的描写，不再是对底层儿童的生活和情感的再现或表现，而是追随都市商业化进程和休闲文化的脚步，‘淡化苦难，表现快乐’成了许多作家的创作原则。”这样一种创作倾向，导致了有些儿童文学作品过于轻飘，缺乏深度，甚至失之油滑。这不但造成了广大农村少年儿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以及城市弱势群体子女形象的缺席，而且就是被描写到的那些充斥着时尚符号的都市少年儿童，他们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也被大大地简化了，遮蔽了他们生存的真实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曹文轩的新作长篇儿童小说《青铜葵花》的出现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青铜葵花》在享乐主义泛滥的今天，无疑是另一种声音。它进行的是一种逆向的思考。它是对苦难与痛苦的确定，也是对苦难与痛苦的诠释。”
曹文轩对于苦难的关注并不是自《青铜葵花》始，《草房子》中的杜小康、桑桑以及《根鸟》中的根鸟，都是在各种各样的磨难与挫折中成长起来的。但是，在《青铜葵花》中，作者头一次旗帜鲜明地把“苦难”作为他思考的主体。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的创作主张和自觉的美学追求的作家，一个有着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曹文轩从来都不是一个彷徨的东张西望的人，他不会被任何潮流——包括当前来势汹汹的市场化、商业化大潮——所淹没，他的创作姿态是坚定的、斩钉截铁的，他永远是引领者而非跟随者的形象。由于他在文学理论上的深厚功底，使他自踏上文坛起，总能对一些儿童文学创作的热点问题提出高屋建瓴的起导向性作用的主张。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他提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曾深深地影响了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苑。最近几年，他又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观念，作了一个新的定义：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这一观点提出后，也在儿童文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同时，作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也是他的创作理论的最典范、最精确的实践者。《青铜葵花》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曹文轩在该书后记《美丽的痛苦》中，对“苦难”所作的详尽的阐释也不是随意的。可以说，这源于他对当前儿童文学创作态势清醒而理性的把握，是他在敏锐地洞察了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缺失之后，迅速地在创作和理论两个方面做出的反驳和回应。
苦难：生命的命定内容
在曹文轩的笔下，苦难不是生命的意外而是生命的常态。他在后记中说：“苦难几乎是永恒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青铜葵花》并不是对苦难的展览和悲愤的呼号，而是冷静地把它当成了生命的命定内容。在《青铜葵花》里，来自城市的小女孩葵花，几乎经历了人世间所有的可以称得上苦难的东西。她先是失去了母亲，然后背井离乡，跟着父亲到了五七干校，在这里，她认识了大麦地村的哑巴男孩青铜。很快，葵花的父亲落水死亡，她被青铜一家收养，然后和他们一起经历水灾、蝗灾、寒冷和饥饿，最后，她又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返回了城市，再一次面临着生离死别。在写到这些苦难的时候，曹文轩并不去追问和大声质疑造成苦难的历史的、社会层面的因素，在他的眼里，“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苦难绝非是从今天才开始的。”虽然造成苦难的原因也许千差万别，但是苦难却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曹文轩意不再追究苦难的缘由，而是想重新思考苦难的内涵，它对生命、对成长的价值和意义，而人在苦难面前又该保持何种态度。
苦难对于我们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青铜葵花》中，苦难并没有摧毁人，反而使他们呈现出人性的熠熠的美丽的光辉。为了能供养葵花上学，青铜在风雪天里去卖芦花鞋，他甚至连自己脚上的鞋子也卖掉了；当葵花参加学校的文艺节目，要戴一串银项链而又买不起的时候，青铜为她做了一串晶莹洁白的冰项链；当年迈的奶奶一病不起的时候，葵花偷偷跟随大人到南方去捡银杏卖钱给奶奶治病……在苦难面前，这种亲情的温暖以及苦难所激发的创造力，让我们看到了苦难的价值所在。正像作者所说的：“有些苦难，其实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无法回避的元素。我们要成长，就不能不与这些苦难结伴而行，就像美丽的宝石必经熔岩的冶炼与物质的爆炸一样。”
曹文轩笔下的人物在苦难面前是从容的、镇定的，很少有失控的表现。虽然葵花小小的年纪就经历了人生各种各样的磨难——灾难如此密集地降临到一个人的头上，其真实性令人生疑——但她却始终没有被打垮。而另一个主角，男孩青铜，作者干脆让他在一场灾难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虽然其真实性再次令人生疑，但是，无疑，这有利于刻画他在苦难面前那种沉默而坚韧的力量。曹文轩顽强地不让他笔下的人物在苦难面前倒下去，即使有违艺术上的真实。这都是因为他鄙弃那种惊慌失措的、叫苦连天的态度，他认为“我们需要的是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处惊不变的优雅态度。”因此，《青铜葵花》的人物，在苦难面前，毫无例外地都呈现出一种诗意和淡定的姿态。
儿童文学如何书写苦难
由于所采取的儿童视角，必须考虑和尊重儿童的接受心理和习惯，因此，儿童文学如何书写苦难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这方面，曹文轩的处理是比较巧妙的，他笔下的苦难并不是血腥的不加节制的。他通过美感、诗意和童趣化解了苦难的沉重，使之更易被少年儿童所接受。
美感。《青铜葵花》坚持了曹文轩一贯的古典的、浪漫的审美追求，他挖掘出了苦难背后的美感。他说：“痛苦是美丽的。”的确，我们在看过他的作品后，会发现，苦难并不都孕育丑恶和痛苦，它不可思议地也绽放着美丽和优雅。比如，在写到葵花的父亲落水死亡时，那个场面是令人心碎的，但是，它同时又呈现出令人屏住呼吸的美。葵花的父亲是个雕塑家，他一生的作品就是用青铜雕塑葵花。这一天，他到大麦地的葵花田里去写生，回来的船上，旋风刮走了他手中的画夹，他画的十多张葵花都落水了。这时，作者写道：
“他看到空中飘满了葵花。
这些画稿在空中忽悠着，最后一张张飘落在水面上。说来也真不可思议，那些画稿飘落在水面上时，竟然没有一张是背面朝上的。一朵朵葵花在碧波荡漾的水波上，令人心醉神迷地开放着。
当时的天空，一轮太阳，光芒万丈。”
他正是去捞画稿时失足落水淹死了。这个场景让人想起了李白捞月亮失足落水而死的传说，散发着古典的忧伤而浪漫的美感。这样的细节在书中比比皆是。在写到蝗灾之后，青铜和葵花去挖芦根充饥时，青铜想给葵花打一只野鸭，结果两个人在大雨中失散了。在彼此寻找而又找不到的令人揪心的时刻，当他们浑身泥泞地见面后，在这个似乎很难寻找到美的元素的场面里，作者的眼睛是那么执著和仔细，似乎不找到美，他就誓不罢休。他写道：“雨过天晴时，青铜牵着牛，一瘸一拐地走出了芦苇荡。牛背上，坐着葵花。她挎着篮子，那里面的芦根，早已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一根根，像象牙一般的白。”读到这里，我感到身上一阵战栗，因为，这种美太残酷了。可是，它也让我们看到，当人无助地被命运的风雨打得晕头转向的时候，美感依然存在，那像象牙一样白的芦根似乎在提示我们，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困境，人并非像自己想像和哀叹的那么狼狈。
诗意。曹文轩不是个诗人，但是，他是把小说当诗来写的。正如废名曾经说自己用唐人写绝句的办法来写小说，曹文轩的小说创作也呈现了类似特质。这样说，除了因为他小说语言的简约，还因为他的小说追求的不是故事的曲折复杂，而是诗的意境。与其说他的小说是由细节组成的，不如说是由一个一个意象构成的。书的题目“青铜葵花”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意象——青铜是神秘的、冷色调的、沉默的、坚强的；葵花则是热烈的、暖色调的，奔放的。两者的组合，所形成的意象直指本书的精神内核。而每章的题目“小木船”、“葵花田”、“金茅草”、“冰项链”等等也都是用充满诗意的小的意象来统领每个章节的内涵和主旨。曹文轩正是用诗意的笔触过滤了苦难的怆痛的过于刺激的色彩。
童趣。除此之外，曹文轩也善于择取一些富有童趣的细节，把苦难隐藏其中，让孩子在笑声中更深地理解苦难。如饿极了的青铜和葵花无力地躺在船上，看着天上的白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他们喜欢把白云想像成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对被饥饿折磨着的孩子眼里，白云一会像棉花糖，又像馒头、苹果、羊，他们甚至想像着吃羊腿、喝羊汤，想像着吃苹果，吃得肚子撑得要炸了……这一段描写非常符合孩子的心理。曹文轩就是用这样美的饶有意趣的细节不动声色地描写了饥饿，甚至达到了含泪的微笑的艺术效果。
“快乐文学”的苦难内蕴
对于苦难意识的张扬，并不是对“儿童文学应该是快乐的文学”这一观点的否定，相反，是对这一种观点的一种正确的解读。曹文轩认为，“快乐”两个字应该是“快感”，这种快感应该包括喜剧快感，也包括悲剧快感。因此不能把快乐等同于肤浅的享乐，等同于搞笑和无厘头。
一直提倡儿童文学应是“快乐文学”的高洪波对“快乐”二字也有严格的限定。他说：“‘快乐文学’并不是狭义的那种近乎盲目的快乐，而应是发自内心的智慧、机敏和幽默传导出来的快乐信息，这种信息潜移默化地贮存于小读者心灵深处，对他的性格形成起一种催化剂的作用。用我们的作品使孩子们欢笑，促他们思考，让他们的视野开阔、性格豁达、谈吐风趣……即使在苦难面前也持一种达观和恢宏、避免不应有的‘性格缺陷’。”
这两个人对“快乐文学”的诠释，有一个共通之处，即“快乐”和“苦难”并不是对立的，只有以“苦难”打底子的“快乐”才是真正的、有质量的、有底蕴的快乐。正如曹文轩在小说后记中所引用的罗曼·罗兰的话：欢乐和痛苦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 这是曹文轩此书想告诉小读者的，我想，这些观点，对当前儿童文学创作也不无启迪和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