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在我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它在塑造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情操上，起到很大作用，是人民喜爱的文学样式。许多名篇家喻户晓，深印人心，许多名作里的人物变成了生活中的“共名”，在潜移默化中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趣味和思维方式。就叙事文学的发展来看，短篇小说历来都站在前沿：五四新文学运动如此，十七年文学如此，新时期文学亦复如此。然而，文变染乎世情，文体地位的消长变幻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仅从文学总格局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长篇小说作为“第一文体”较前显赫了许多，覆盖面大了，在书籍出版、网络传播、大众阅读中，占去了大得多的份额；而中短篇小说似乎只能与文学期刊相依为命，主要在文学爱好者中传看，其影响力无形中缩减了许多。
在我看来，尽管在当今消费化、市场化、媒体化时代，短篇小说的“空间”和“平台”明显受限，但它仍然是活跃的、多样的、充满生机的。我甚至认为，尽管长篇小说声势夺人，体积庞大，但就文学本体而言，就思想、技术、语言、风格的锤炼而言，就引领审美意识而言，倒是中短篇小说常常走在了前面，只是我们认识和总结得不够罢了。事实上，文体虽有大小，但在审美精神上，任何文体都是平等的；在审美的浓度上，中短篇小说是并不输于长篇小说的。老舍先生说过：“显然地，字数多只在计算稿费时占些便宜，而并不一定真有什么艺术价值，杜甫和李白的短诗，字数很少，却传诵至今，公认为民族的瑰宝，我们要求的生活和艺术的浓度不是面积，万顷荒沙不如良田五亩。”这些话至今没有过时，仍是闪亮的铮言。我一向认为，短篇小说最能见出一个小说家的语感、才思、情调、气质、想象力的水准，有些硬伤和重要缺陷，在长篇写作中或可遮盖过去，一到短篇，便裸露无遗矣。对一个作家艺术表现力的训练，短篇往往是最严酷的和最有效的。可叹的是，现在有一种长篇小说的盲目崇拜症，不少人以为只要会编个好故事，能触及社会问题，暴露一番内幕，无论文本多么粗糙，叙述多么平庸，语言多么寡淡，行文多么直露，就是大作品了，有的人还以大作家自居。
所以，振兴和繁荣短篇小说创作，不论对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还是对文学自身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明显加大了评选的力度，组织者把2009至2011年3年间的短篇作了认真梳理，挑选出已有好评的短篇小说参评，在此厚实的基础上，选出了31篇作为初评篇目，然后评委们经过认真阅读，深入讨论，最终从中评出了8篇获奖作品。它们是：韩少功的《怒目金刚》、迟子建的《解冻》、毕飞宇的《一九七五年的春节》、艾玛的《浮生记》、李浩的《爷爷的“债务”》、阿乙的《杨村的一则咒语》、蒋一谈的《鲁迅的胡子》和付秀莹的《爱情到处流传》。这8篇作品自然是评委们达成共识的优秀之作，而其他20多篇候选作品同样是珠光闪闪。现在就让我们步入这座五彩缤纷的园林看一看。
还是先从面目相对陌生的几位新人说起。阿乙、蒋一谈、艾玛三人，写的都是底层小人物的悲辛与奋斗，关乎生存的勇气和诗性；可喜的是，同写底层，他们的风格和技法却迥然不同，阿乙是不动声色的冷峻，蒋一谈是笑中有泪的戏仿，艾玛是体贴入微的温情与悲悯，它们显示了当今短篇小说艺术表现力的丰富多样。阿乙的《杨村的一则咒语》，是对一则宿命般的咒语的破解。作者语言平朴、简淡，却淡而有味、朴而有劲，具有强烈的内在张力。小说是双线交叉结构，写了两个家庭、两个邻居妇人、两个外出打工的儿子，这让我想起《药》的双线结构，但一点儿也没有人工斧凿的痕迹。先是为一只丢失的鸡两个老妇厮打，变成仇人。她们都在盼望打工的儿子回来，却又互相诅咒着，发出咒语。那么等来的是什么？一个等来的是地方警察的百般刁难，儿子只好继续出走，另一个等来的直接就是死亡。咒语居然应验了。这里顺便说说，一睡不起的国峰，是因为身体全部烂了，“器官，皮肤，骨头都烂了”，是严重的铅中毒，超负荷所致，小说另有提醒世人警惕和严防生态污染对生命摧残的意义。最后是两个老女人的和解，互相抚摸着手，在檐下对话、安慰，真是轻淡与沉重、日常与残忍的交集。底层叙述当然并不是越悲惨越好，但真正的文学是敢于直面现实的。
蒋一谈的《鲁迅的胡子》居然把鲁迅和足底按摩扯在一起，不无荒诞性和戏谑感。它写一个小人物——足疗师，在北京开了一家小按摩店，“他毕竟太普通了，扔在人堆里根本找不到”。但有一星探发现，他的模样酷似鲁迅，于是化妆上镜，过了一把扮鲁迅的瘾。他的这副打扮、形象，使他快倒闭的小店一度复兴，人们明知其假，却蜂拥而来捏脚，偏喜欢这种山寨版的鲁迅；而他，像做了一场梦，自豪地想，我沈全居然像鲁迅，又体验了另一种人生的快感，他“舍不得卸装，卸了装感觉就没了”。其实，那位研究了一辈子鲁迅还是个副教授的老先生，不也是底层吗，不也在作梦吗，他临终之前进入幻觉，希望见到鲁迅并得到肯定，足疗师扮演鲁迅出现且为之捏脚，满足了他，令人啼笑皆非。其实，这作品的成功主要并不在戏仿的情节之奇，而恰在于它的平凡、它的诚恳、它的真实，它表现了在这个流行山寨版的时代里，“想过实实在在的生活”而不可得，遂一下子引起了共鸣。
《浮生记》有浓郁的南国山乡风味，作者的叙述贴切、老到、丝丝入扣，让我想起翠翠的边城和萧萧的湘西。当得知作者是一青年女性，不免称奇。这是一幅动人的风俗画，里面盛满了人性之美和对生命的沉思。矿工之子新米，在父亲死于矿难之后，决定跟着父亲的拜把子兄弟毛屠夫学艺。毛屠夫的深藏不露，新米的清秀俊拔，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但作者显然有更深的命意。毛屠夫说，即便是猪，也应该有个好死嘛。小说里，人与人的交流、人与猪的交流，是那样的含着深情。作品何以《浮生记》名之？庄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李白曰，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这里面有一个怎样看待万物众生与生死无常的问题。想到天下苍生，想到生生死死，悲悯之情流在笔端。
胡适先生曾说，短篇小说就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之充分满意的文章。关于怎么叫最精彩的一段，怎么叫最经济的文字，他有详解，这里不便展开细说。就我们看到的这些好的短篇来看，它们在抓住最精彩的一段和用最经济的文字表现方面，都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李浩的《爷爷的“债务”》就提炼出了一段非常精彩的情节，使之包孕的道德文化内涵令人深思不置，慨叹不已。事有凑巧，爷爷因为捡到了一个装钱的布书包，里面钱不少，他好心地等到了“失主”，自以为做了好事，却从此背上了一笔沉重的债务，陷入百口莫辩的困境。因为，失主并非真正的失主，那些钱是众农民辛苦的积攒，真失主气瘫了、死了，于是在大海捞针般寻找假冒“失主”的过程中，爷爷一家惹上了无尽的麻烦，仿佛陷入了一个道德的无底洞，而且，捡了钱的、骗了钱的、丢了钱的，都有各自的“理由”，事情变得空前复杂，每个人都经受了极端的道德追问，三代人不同的道德观，随着旷日持久的追讨、解谜，一一浮现出来，人性的晦暗与光亮、人的沉沦与自救，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爷爷作为传统美德的化身，有非常丰满而富有层次的刻画。也许有人说，作者找到了一个充满悬念的好故事，其实，最难的是，怎样波澜迭起，怎样柳暗花明，怎样进入每一个人的灵魂。
付秀莹的《爱情到处流传》已为读者所熟悉，她此后又有新作问世，笔力不减。这次的获奖，大概是评委们认为，在谋篇的用心、细节的捕捉、语言的含蓄简洁、诗性的酿造上，它清新可喜，仍有可称道之处。小说的叙述角度既有5岁女孩子眼光的惊奇不解，又有成年女性对父母的思量，混合构成一种内心矛盾的视角。母亲每到周末父亲即将回家时禁不住内心的渴望，于是家里洋溢一片欢快、宽容的气氛。父亲后来与孤零的四婶发生了婚外情，母亲很悲伤，父亲很歉疚，但一切都是怨而不怒的。实际上，在那个禁锢的年代，父亲和母亲有爱情，父亲的“婚外情”何尝不也含有爱的成分，即使有错，也不特别严重。父亲吃饭的时候，“我”从他的头顶摘下一根麦秸屑，是个很妙的细节。我认为寻觅和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表现角度，以及经常穿插一些包含哲理的片段，这些可以叫做“闲笔”的，使作品生色不少。一般说来，有才气的青年作者大多像流星一闪，付秀莹能不能走向深沉、大气、丰厚(并无要求写重大题材之意)，能不能更有深度地、更精妙地表现今天的人及人性，也许还有长路要走。
最后让我们看看几位文坛健将级的名家的作品。先看迟子建的《解冻》。时间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大兴安岭一个山乡里，小学校长苏泽广忽接一通知，吓坏了，以为祸事临头，去了却是开会，还看了别人看不到的参考片，于是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地回来了；与此相连的是他的个性妻子、他的家庭生活，小夫妻之间的龃龉。家里与家外都在解冻，小说有双重象征含义。小腰岭的景物描写，如油画一般，具俄罗斯风格，烘染出那个特定的解冻年月特有的心理和氛围。北极村童话的讲述者，依然是那样的朴素明丽，忧郁热烈。
韩少功的《怒目金刚》，写了一个讨还尊严的故事。韩少功是有哲学精神和传统文化根基的作家，作品并不是特别多，但写得精。这个短篇越读越有味，读完了像打翻了五味瓶。奥秘何在？在于人物心理的紧张感，内心的翻江倒海，在于讨还“那一句话”的神圣的尊严意义。“文革”学习时，书记老邱撒野，爆粗口，大骂迟到的队长玉和，骂了娘，严重伤害了玉和。玉和执意要邱道歉，却由于种种原因，不断错失，道歉未果。“不就是一句话吗，那句话能吃，能穿，能生金子？”“列祖列宗在上，儿孙后代在下，我没得到这一句话，我还算个人，还算我娘的儿？”最终，玉和死不瞑目，老邱赶来了，道歉了，死者欣然闭目。玉和与老邱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韩少功采取的是幽默、反讽、不无夸张的带点黑色幽默的笔法。
毕飞宇的《一九七五年的春节》以“文革”为背景。我感到，毕飞宇终难忘情于“文革”记忆，是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否因为他少年的青春初萌时节印象最为深刻？他的《玉米》《平原》等等都喜欢把背景放到“文革”时期，也许在他看来，那个年代是人性表现的极致，是人生的特殊舞台，有说不尽的韵味，值得深入开掘。这是一个精致的短篇，以压抑、含蓄、神秘、俭省的线条，写县文工团下乡演出时，机船上有一个冷傲的抽烟女人，派头十足，原来是被剥夺了演出权的大腕——一个被废弃的名角、一个冷冻的人。她强行给乡下小女孩化妆，要孩子叫她妈妈，直到自编自演。她的荒芜的才华、不甘心的苦楚以及母性的渴望，全在貌似悖谬的行为中闪现，她终于陶醉在与孩子的游戏中，失足滑入冰窟窿，那挣扎的情景像她生前的表演一样，是绝唱。这篇是可以作为《青衣》的姐妹篇来看的。毕飞宇说，情怀比想象力更重要。
以上就是我对8篇获奖作品的评说，它们给人琳琅满目之感，若加上那23篇备选作品，将是怎样的五光十色。从这些作品来看，短篇小说创作的总体态势还是喜人的，新人迭出，佳作不断。当然，在这个消费化时代，仍需要大力提倡和鼓励短篇小说创作，这对于提高我国文学的整体水平，对于敏锐而精悍地表现人民生活大有裨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一个多么美好、庄重的名字。蒲松龄是伟大的世界级的短篇小说巨匠，他的资源永世长存。蒲松龄的艺术精神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深厚的人民性、犀利的批判性、无比瑰丽绚烂的想象力、善于刻画人物点化万物的艺术手腕。“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这是多么顽强、多么孤独、多么博大的灵魂书写呵。我们需要好好学习蒲松龄。愿我国短篇小说创作更加欣欣向荣。(雷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