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至12日，由海南省作协、文艺报社和海南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新世纪长篇小说研讨会在海南博鳌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共聚一堂，总结回顾了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并对该领域近年来出现的新问题、新态势作出了深入的探讨。
迅速成长 倍受青睐
进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迅猛增长”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最令人关注的现象之一。据统计，近年来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已经突破了4000部。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为例，仅是具有申报奖项资格的作品就有7800部之多。而回溯“新中国成立前十七年”，长篇小说的总和也不过500部。
与此同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坐拥大量读者的中短篇小说渐渐退出大众视野，成为了具有小众意义的专业创作。曾几何时，发表长篇小说的作者都是已经发表了许多中短篇小说的“熟手”，而当下的一些网络作者和青年作家一出手就是上百万字的长篇大作。以前，一个人写了一部惊艳的中篇小说，就能一炮而红；如今，中短篇小说却几乎沦为了专业作家“练手”的地盘。
可以说，长篇小说在近年来“扶摇直上”，已成为文学舞台上毋庸置疑的绝对主角。《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谈到，即使在这个所谓“文学边缘化”的时代，长篇小说在出版机会、传播途径、改编机会等层面都占有很大优势。无论是什么文学体裁的创作者，都对长篇小说格外关注，许多文学刊物都推出了长篇小说专刊。同时，长篇小说创作得到的社会支持也比别的文学体裁更大，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愿意投入资助长篇小说的文学评奖。这在之前的几十年都是不大多见的现象。
在新媒体时代，长篇小说的创作者已经不满足于只做文学的宠儿，而是进入更广阔的领域“开辟疆土”。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梁鸿鹰观察到，长篇小说近年来不断为影视业提供文化创意，在文化原创的角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商业市场。此外，中国的长篇小说已经成为国际上汉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俨然成为中国文化一张抢眼的名片。
海南省作协主席孔见将这种快速发展的创作态势形容成长篇小说的“大爆炸”，认为其充分表达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对文字的激情和对故事的迷恋。他同时谈到，如何从专业角度来审视这种现象，对目前泥沙俱下的态势作出回应，并提出新的期待与展望，让文学的“中国制造”成为世界品牌，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对中国经验的表达
不够充分
长篇小说的创作成绩有目共睹，而“数量不等于质量”也是与会专家的共识。大家认为，长篇小说的创作者对中国经验的表达仍然不够充分，有的是因为时代社会的局限，也有的是因为作家自身条件的局限，如在所要表达的人性内涵以及表达方式上的匮乏。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创作者需要更多的勇气、更多的观察，乃至更多的文化自觉。
“我们在进入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充满悖论的、极其复杂的社会，这是现实，但我们的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远远落后于这个现实。”江苏文艺出版社图书编辑室主任黄孝阳谈到，当下“准确描绘出现代中国人性情”的长篇作品并不多。“今天的中国人，与30年前的中国人及300年前的中国人，简直就是地球人和火星人的区别”，而长篇小说作者所处理的题材对工业社会少有触及，更毋论当下这个异常复杂的社会结构。
为什么现在的很多作品会给人“不接地气”的感觉？评论家陈福民分析说，从前的经典文学作品形成了一个基本的道德评判标准，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游戏规则”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可以说是“崩溃”了，要想再次整合起来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当下很多作品对历史的理解和对人性的体悟都很混沌，要改善这种状况，把握历史观和当下社会价值观，只能依赖于创作者更努力的观察和思考。
陈福民所提及的“历史观”也是会上不少专家强调的关键词。大家谈到，“历史观”对于长篇叙事文学非常重要，缺乏历史观的长篇小说就是一团乱麻。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遗憾地表示，当下他所观察到的长篇历史叙事作品，基本还停留在一种历史的经验陈述，如事实、材料、客观叙述甚至是个人记忆，但是缺乏由叙述者的道德臧否、价值取向和审美喜好所构成的历史观，一些知名的长篇作品，也是以其过于鲜明的风格化色彩，遮蔽了作者理应作出的历史判断。
在作家韩少功看来，长篇小说是一种“能做出高难度动作”的体裁，而当下不少长篇小说作者解释历史和人性的能力在萎缩。他认为，最好的长篇小说，离不开作者对道德标准的自我疑问。作家不能背对历史、背对人性，满足于写一些小悲小怨、小奸小坏的故事，要敢于进而善于面对写作的难度。
呼唤文化自觉
与文化自信
12月10日刚刚在瑞典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是中国长篇小说创作者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作品的一个动人特征，就是其中所包含着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评论家雷达以莫言为例，提出中国的小说传统在根本上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间基础。作家需要充分地认识到本民族的文化，清醒地捕捉到本民族文化的特色，“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长篇小说才有可能走向世界”。
作家阿来也在研讨会上强调写作者自身的“寻找”，认为这是小说求新的必要途径，“当他寻找到自己最恰切的方式，小说形式、结构和它的语言方式，甚至写作者行文时的情感温度，都几乎会自动地取舍与剪裁，这等于给作者自己和以后的读者一个主观的取景器”。
令人欣喜的是，在中国和平崛起于世界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正在越来越多的长篇作品中出现。与会者谈到，当下的很多作家逐渐摆脱了向西方文学“有样学样”的模式，开始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深入的开掘，在作品题材、内容、样式、形态上的进展也很大，这样的“成长态势”弥足珍贵。
在研讨会上，蒋子丹、王春林、欧阳友权、程绍武、李云雷、张莉、毕光明、鹿玲、杜光辉、刘复生、符浩勇、李荣国、张浩文等专家学者和海南省文学界人士也纷纷各抒己见，就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经验和反思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武翩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