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创新是中国当下文艺学建设中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话题。在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中，不少学者都谈到了中西汇通的问题。而我们进行创新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在哪里？我们的创新应该立足于中国还是立足于西方？是立足于中国的当下现实还是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我们进行文学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中国或人类的问题还是为了确立中国文化身份？
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或许会有不同的回答，但笔者的看法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创新应该立足于中国当下的现实，创新的根本目的是解决现实中的中国乃至人类的问题，而不是其他。身份的确立是学术创新的连带后果，但它并非中国文艺理论创新的最终目的。如果中国文学理论家能原创性地提出问题，能原创性地思考或解决问题，中国文学理论家的身份会自然确立，用不着我们对它过分焦虑。因此要想进行文学理论创新，我们首先应该多一点问题意识。其实不只是文学理论创新如此，任何学术创新的不竭之源都在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现实中有了新问题，就需要有人来解决，如果谁的研究最先或比较早地关注甚至解决了新问题，谁的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原创性。因此能不能进行学术创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能否及时发现甚至预见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现实”包含几个层次：一是生活世界的现实；二是文学活动的现实；三是文学理论自身的现实。前一者属于通常所说的“事物”的层次，后两者则属于“话语”的层次。但无论是属于“事物”的层次还是属于“话语”的层次，都是文学理论研究据以展开的基础和前提，也都是文学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现实”。在这三个层次的“现实”中，生活世界是最基础的现实。如果一位文学理论研究者能率先关注这一层面的现实问题，并力图做出解答，做出的学问不仅可能使他成为一位具有开创性的文学理论家，而且还可能使他成为一位原创性的哲学家、思想家。冯友兰曾经说，一流的大学问都是从现实的问题中生发出来的。但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研究“话语”层面的现实，而不是生活世界层面上的现实。这正如福柯所说的，在当今学术界，关于书的书要比关于事物的书多，关于“话语的话语”要比关于“事物的话语”多。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不是因为生活现实中不存在问题，而是因为生活现实中的问题过于芜杂，过于沉重。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就自然来说，存在着严重的生态危机；就人来说，存在着许多精神心理疾患；就社会而言，则出现了道德滑坡，存在着许多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等等。面对现实世界中的这些问题，文学理论研究者至少应该思考我们的研究能否为促进它的解决或改善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如果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者具有这样的现实关怀，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有许多理论和批评问题或许应该由中国学者而不是西方学者率先提出。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变革导致文学实践活动的变化。如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兴起，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革，文学的观念，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接受以至文学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向我们已有的文学理论发出了挑战。如果中国文学理论家对这种挑战作出积极的回应，他就不得不变革、创新现有的文学理论。从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现实来看，中国文学理论家的确也在随着这些变化不断地调整、变革原有文论，无论是在总体性的文学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在个别的文学理论专题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重要成果。但总的来看，我们的创新和问题的召唤还很不相称。
为了更好地说明目前文学理论研究的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把人们通常混起来说的文学理论研究，按照研究对象区分成“原生性”研究和“继发性”研究两个方面。前者的研究对象是各种文学现象或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目标是形成各种原生性的关于文学的理论，以期能够解释或指导人们的文学实践活动。如那些基础性的文学基本原理建构，以及各种专题性的文学研究等，都可以视作这种原生性的文学理论研究。继发性的文学理论研究可以说是对文学研究的研究，它的直接研究对象是各种原生性的文学理论，而不是文学，其目标是对已有的文学理论概念、范畴、方法体系以及历史演变等进行分析梳理，让它进入各种知识谱系，并希望它能为原生性的文学理论研究服务，并最终也有助于解释或指导人们的文学实践活动。如我们的西方文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等都是典型的继发性研究。
根据这种区分，可以看出，中国原生性的文学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创新性成果，但面对中国社会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学实践活动发生的重大变化，它独立自主地提出的原创性问题，仍然远远落后于问题本身所开启出来的可能性。而在中国继发性的文学理论研究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虽然在梳理它的知识谱系上早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目前仍未找到进入中国当下文学理论，为原生性文学理论建设服务或有效解释指导当下文学实践的路径。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状况似乎正相反，新时期以来，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和介绍已大大影响并渗透进了中国那种原生性的文学理论建设的进程，但我们对西方文论的知识谱系，西方文论发生演变的内在逻辑等却还没有搞得十分清楚。如果不能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原创性地提出问题，也就很难从根本上进行文学理论的整体创新。如果找不到中国古代文论进入当下文学理论的途径，中国文学理论也就很难在自己传统的根脉上进行真正的创新。如果我们搞不清西方文论的理论来源、现实语境、演变逻辑等，而只是生搬硬套地使用，实际上也很难使它成为我们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有机元素。因此，中国文学理论要想创新，应立足于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学和文论的现实，反思各个层面上的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增强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而不是过度地焦虑身份。
适当的身份意识，对于学术创新是积极的，但对于自身身份的过度焦虑，无论是对自身的文化身份还是学科身份的焦虑，都有可能阻碍学术创新。因为过度的学科身份焦虑，会使我们无法听从问题本身的召唤自由地进行那种有可能冲破学科界限或具有学科开拓意义的研究；而对文化身份的过度焦虑则可能使我们难以平常的心态对待中国之外的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很难以审慎的态度看待自身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各种有利或不利因素。但如果要创造新文论、新文化，是需要汇通中西的。而汇通中西，需要我们站在中国当下现实的基点上，从中国问题出发，既批判地汲取世界上的优秀文化遗产，也审慎、清醒地对待自身的文化传统。像“五四”时期那样试图通过砸烂中国传统、全盘西化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民族的文化运动是不可取的，而对“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成果全盘否定，认为我们的传统全都是好的，从而失去借鉴他者视角对自身传统进行反思审视的能力，也是十分危险的。我们相信，在以“自然”为根本，以混沌“中和”为境界，并且具有“诗化”和“空间化”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潜藏着代表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能对人类的未来发展产生良性作用的基因，随着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和人文学者的自觉努力，中国传统文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必将对世界文化进程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过于乐观，从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滑入对东方文化的自炫，以至于为了突显中国文化身份，对西方文论、文化表现出盲目拒斥的态度。(赵奎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