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为我们的文坛收获了大量的长篇小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乡土为题材的，而具体写一片村镇、一个村庄历史的，又占了很大比例。例如《秦腔》《美丽的村庄》《天堂》《花堡》等。最近读到的《村子》也是一部写农村历史的小说，但它却更像一部沉重的笔录，其中有作者沉重而锐利的思考。
冯积岐是一位陕西籍作家，做过20多年的农民，工作后又长期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对陕西农村有着非同寻常的了解，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村子》是冯积岐的第5部长篇小说，与前面几部作品的实验性相比，《村子》的变化很大，它完全是现实主义的风格。小说采用传统顺时序方式讲述了1979年至1999年20年间陕西关中西府松陵村田、马、祝三个家族的故事，它们共同构成了松陵村的历史。而松陵村这20年的历史折射出的却又是中国农村这20年的历史，是当代中国农村发生剧烈变化的20年。
中国走上改革道路的第一步是从农村开始的。对于社会来说，它只是完成了一个转型，而对于中国千千万万农村来说，它们所经受的就是一次艰难的蜕变。改革发生数十年后，这一时期农民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心理成为诸多作家的关注对象。潘小平、曹多勇的《美丽的村庄》就记述了安徽凤阳小岗变革掀起的社会深层波澜，回溯了农村改革历程。而地处西北的陕西农村自改革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和变化，生活在其中的农民的心理情感又有着怎样的激荡，则是冯积岐在《村子》里面所展现的内容。
小说一开篇就吸引了我，套在祝永达脖子上30年的枷锁终于被解除了。对历史来说，30年并不长，甚至很短，对一个人来说，30年则是一个太漫长的时间。30年前，松陵村和祝永达一起戴上枷锁的孩子死了5个疯了两个，而祝永达则坚强地活了下来，并且终于被解除了枷锁。走在田地里的他觉得“明媚的春天仿佛是从他脚底下生长出来的”，“心情激荡得厉害”。我以为，开头几段描写祝永达内心的文字是极为成功的，只有长久等待之后终于获得“解放”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感受：“自由自在的春风如同脱了缰的牛犊子，很随意地把太阳抓过来给祝永达洒在脸上和身上，他觉得，一丝暖意跟线一样从他心上掠过去了。”
冯积岐让祝永达第一个上场，别具匠心，这个人物的生存状态与他生活的时代很一致。作者对祝永达的命运注入了更多的思考，他遭受了数十年的压制，从松陵村的政治生活，到他个人的家庭生活，他都是压抑的，所以，当他以一种获得自由的姿态信马由缰地在麦地里徜徉时，他终于觉得很轻松，终于有了痛痛快快人模人样做一回男人的想法。在当时，“激荡得厉害”的不仅仅是祝永达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随后，祝永达遇到了另一个获得“解放”的人——马子凯老汉，他也像孩子一样不掩饰自己的高兴。他们都压抑得太久了，他们都有“重新做人”的喜悦和决心。马子凯堪称松陵村乃至整个凤山县的文化人，他内心的激荡不亚于祝永达，也正是他给松陵村带来了第一个激荡的波澜。他虽然给自己做寿，但是却间接地传递一个信息，30年的松陵村的一切要变了，松陵村人对马子凯不知该如何应付，他们更不知该如何应付的还有随之而来的分田到户等一系列社会的巨大变化。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面对和迎接这变化。
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松陵村的每个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尤其是曾经备受压抑的人们。《村子》展示给我们的，并不是盲目的乐观。祝永达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他的事业没有任何成就，第二次婚姻依然不美满。马子凯终于盼来了高考的恢复，但他抱了很大期望的两个孙子非但没有参加高考，还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当村子中的一个个人都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内心深处竟然产生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修祠堂。社会在发展变化，人心需要依靠，问题需要“族长”解决。这样的结局令我悲哀，而松陵村却又不会出现别的结局。
冯积岐为松陵村做了一份沉重的历史笔录、精神笔录，并在其中注入了沉重的思考：个人的命运、村子的命运。这才是冯积岐带给我最震撼的地方。
透过祝永达，冯积岐思考的是个人的命运。一个人命运的改变简单得令他难以置信，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可以被一纸文件或一句话左右几十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而这又是多么现实的事情。小说中的马子凯、田广荣、薛翠芳、赵烈梅、马秀萍等人物似乎都被无形的命运之手左右，无力反抗。个人的命运如此，松陵村的命运亦是如此，村子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谁能给村子带来幸福？祝永达从一个受压抑的人成为松陵村党支部书记，一心想为村里办些事却没有成功，原因是，他是一个好人，却不是强人。
真正的强人是田广荣，他是松陵村的老村支书，为人霸道，用推行强权的方法治理着松陵村的百姓，强奸了自己的继女，对自己家石灰水淹死别人的孩子表现出极端的冷漠，可是他却能为村子办成许多事，于是受人拥戴，成为田姓家族的族长，他自感当族长比当村支书更荣耀更受人尊敬。面对这样的情景，悲哀的不仅仅是祝永达，而是中国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村子。所以，当现今中国农村的问题恐怕远不止让大家过上好日子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生活在农村的人的精神和价值观。两个村支书，一正一邪，带给农村人的命运是一贫一富，这就不得不促使我们思考，在价值与生存问题上，到底我们该选择什么？如果我们选择前者，显然我们是选择了价值，但如果我们选择后者，则放弃了价值，而目前中国的实际恰恰是可能选择后者。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