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的对峙与分裂，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人类的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因此，对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关系的探讨，既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命题，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命题。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科学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作家，以及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以至于从科学及科学主义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作家，以及现代文论和文学思潮，成了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推出的厦门大学教授俞兆平和王文勇合著的《中国现代作家论科学与人文》一书引起学界高度关注，认为对于消弥科学与人文的对峙，促进两者的沟通与融合，具有重要价值和积极意义。
该书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文论家，从史料出发，并回归历史语境，以他们对于科学与人文关系的态度、立场，以及学理论析与价值判断，分别整理、归纳为如下四种形态：第一，在人文与科学对峙困境中面临两难选择，其代表人物为王国维与梁启超；第二，主张科学与人文两者共容互动，希冀合题，其代表人物为早期鲁迅、徐志摩、林语堂、梁宗岱；第三，推崇科学，肯定科学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正值效应，其代表人物为胡适、郭沫若、茅盾；第四，抗衡科学主义的压制，强调重建人文精神的价值体系，其代表人物是以吴宓为首的学衡派，以及梁实秋、闻一多、丰子恺等。
该书认为，在中国文学界，比较早感应到科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冲突应为王国维。1903-1907年他曾四次反复钻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及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等，发出了“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感叹，体现出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漂浮，在中西文化对话中两难取舍。而梁启超从前期的维新战士到后期的文化名流，与其说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回归，不如说是一次中西文化的调和。鲁迅对科学与人文对峙这一矛盾的价值取向，是科学与人文的互容互动、互不偏倚，最终指向是“立人”。鲁迅思想的超前性，体现在对“人”这一族类整体的生存状况进行思考，在对“唯知识(科学)之崇”及“唯物极端”的警觉和批判。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崇尚科学精神，他不但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而且科学还是文化产生、形成及发展的根源与动力。因此，他经常运用科学上的发现及原理来探讨文学的形成与发展等问题，比如他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论，实际上是把社会学的进化论运用于文学领域；他的实验主义的文学创作观，则借鉴了科学研究的实验主义方法论。
该书主要着力于对相关史料的收集、爬梳与归纳。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必须具备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否则难耐寂寞。据该书的《后记》说：“此书的写作，从酝酿到出版，前后竟有十余年了。”这种学术追求，值得大力倡导。在科学技术对人文精神不断挤压的今天，继续深入研究相关问题，反思历史给予的教训，使科学与人文和谐融合，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学界应当承担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