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耕玉教授的新著《新诗与汉语智慧》(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对百年新诗进行反思，聚焦于汉语诗性智慧，并从现代性体验中，从今古汉诗的贯通与转换中，展开具体深入的考察与理论探索，确系切中肯綮之力作。
《新诗与汉语智慧》充满了深切的历史反思精神。“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新诗迈入了现代化进程，但是，新诗的现代性造成了传统汉语诗性的隔绝与诗学传统的断裂，以抛弃汉语的诗性智慧为代价，教训惨重。姜耕玉系统而辩证地考察了新诗的猝然发生造成的中国诗歌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回眸百年新诗史，他一方面看到了“先锋”与“新潮”的嬗变所具有的“破坏性的魅力”，另一方面又窥视到所谓的“先锋”与“新潮”深陷“革命惯性”之中的文化虚无实质，呼吁寻找汉语诗学的母语之根，发掘汉诗代代相承的诗性基因。姜耕玉指出，第三代诗群进行学理性判断，不能局限于“后现代语境”画地为牢，而要面向新诗潮和西方现代主义两种实际，进行考察。他高度肯定了于坚长诗《长安行》在新诗的现代性和汉语性的双重递增意义，以及内在彰显出的于坚的诗学雄心：“真正自在地回到汉语，使我们的诗歌能够字不可易、句不可移、篇不可译，以实现汉语作为独一无二的光辉语言的使命”(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遗憾的是，自称“汉语崇拜狂”的于坚，却从《长安行》后退到《从“隐喻”后退》的立场。姜耕玉尖锐地指出：于坚对“破坏性魅力”的迷恋，实乃80年代极端美学的复活，这种“回到能指的表面”的歧途，将会导致汉语诗意及精神生态的消失。姜耕玉还以台湾新诗转型作为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台湾历时20年的诗学论战，在“离心力”与“向心力”的论争中，创世纪诗社凝练出“新民族之诗型”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大中华文化心理结构的民族性和人道主义的世界性，倡导现代诗的先锋性与民族性相结合。台湾的新诗史为姜耕玉的论证提供了坚实的论据。
姜耕玉将新诗语言本体的建设性探索置于诗学话语的核心位置。他向诗歌本体研究的突进，经历了具有递进关系的四个层次：诗歌工具论—>诗歌精神的自足性—>诗歌文本的自足性—>汉语母语的诗性智慧与诗性结构。诗歌本体意识的觉醒第一步是，使诗歌从政治、宗教、文化的工具论的异化中摆脱出来。当一般学者还停留在打破诗歌工具论的思想解放层面而呼唤诗歌精神独立之时，姜耕玉已经以破竹之势突入了诗歌文体内部，窥探到诗歌最具魅力的花蕊绽放的奥秘。在《新诗汉语诗性传统失落考察》一文中，他谈到：“90年代流行的诗本体理论，其立论根据，大致着眼于诗的意义或本质。……将诗本体与诗体形式剥离开来，以意义本体代替形式本体的倾向，实质上是因袭20世纪初诗体革命的负面表现：把自由体误读为‘无拘无束’、‘散漫无纪’。”姜耕玉的新诗形式研究出发点是新诗的汉语本体。他批评了历史上对新诗形式探讨的误区，比如：“新格律”概念对新诗自由体的汉语音节的遮蔽，“新格律”试验中模仿外国诗的倾向，新诗“民族形式”的简单化倾向。他清醒地意识到新诗的革命性对自身的严重遮蔽，导致艺术粗糙、散漫无纪，诗美流失。诗歌的散文化和译诗化等倾向，侵蚀了诗歌文体的内在自足性，导致诗歌文类的退化。所以，他孜孜以求于立足于汉语诗性智慧的新诗形式建构。他倡导西方现代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融化”，探寻“化古与化欧”的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制。他秉持着解构(创新)与结构(建设)的辩证关系，做到母语批评语境的民族性与世界诗歌语境的现代性相结合。而激活汉语诗性智慧，融入现代生命体验，浇铸现代汉语的诗体结构，是姜耕玉诗学思想的要义。
汉语方块字具有独特的组织结构和美学功能，象形、形声、会意、指事的形体结构，具有视觉形象和隐喻意义，比字母文字更具有诗意，语字、语象、语感、语境、韵味等辐射出强烈的神秘气息，使汉语具有更加丰富的诗性智慧。索绪尔、范尼洛萨、德里达、罗兰·巴特等语言学家、哲学家都深深赞叹汉字的诗性功能，认为汉字是最适宜写诗的文字。当下的汉诗写作，迫切需要对汉语诗性智慧激活。姜耕玉先生具体研究了诗歌的形式本体。诗歌形式分为外形式和内形式。外形式包括体式、词语、音节、节奏、韵律、色彩、字词组合、建行、分节等元素；内形式也就是意义结构，包括隐喻、象征、意象、意境等元素构成的隐喻结构、情绪节奏、心灵图式、生命体验形式。新诗汉语性最终灿亮于形音义一体的文本。姜耕玉考察80年代诗歌艺术的嬗变时，从张力增强和意味增长等方面，论述了语言强度的生成。他倾听现代汉诗的节奏和词汇间隙游走的灵魂，品味汉诗的色调、意趣、神韵，考量现代汉诗诗意结构形式。他研究现代诗隐喻结构的生成与功能，追索意象性语言的模糊体验，探究联觉意象奇妙的心理依据，捕捉抽象的美丽幻象……“字立纸上”(宋代严羽)，“下字贵响”(清代袁枚)，“汉字无字不活，无字不稳，句意相声，缠绵不断”(清代庞恺)，这些诗学境界，非但没有过时，恰恰是现代汉诗所急缺。新诗越来越口语化、废话化乃至口水化，散漫无纪，完全丧失了诗学门槛的底线。姜耕玉说：“汉语诗性，是一个民族语言艺术的几千年的积淀，是汉诗语言品质的昭示，它总是处于不断的创造之中而彰显活力与灵气。”他多年的汉语诗性智慧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汉诗写作确立了纯正的标准，也呼应了当下诗坛关于难度写作的严肃追求。
姜耕玉之所以有此诗学理论之清醒和诗学实践之自觉，盖源自东南大学丰富的新诗谱系。东南大学先后有学贯中西的学衡派以及李思纯、陆志韦、宗白华、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陈梦家、方玮德等新诗人和新诗理论家，他们疏离激进主义革命思潮，形成了建构性的诗学传统，迥异于以革命为价值导向的主流诗歌史传统。姜耕玉一方面接续了东南大学新诗谱系中的鲜明的文体建构意识，又扬弃了他们过度西化的偏颇之处。姜耕玉以貌似保守的态度，彰显出尖锐的问题意识和厚实的建构能力，其实走在了现代汉诗的前沿。21世纪文化背景下，姜耕玉重提新诗的汉语诗性智慧和汉语诗性传统，对传统诗学资源进行现代转换，富有创见地在汉语性与现代性之间架设了一座诗学桥梁。姜耕玉非常欣赏覃子豪《追求》中的境界：“大海中的落日/悲壮得像英雄的感叹/一颗心追过去/向遥远的天边”。姜耕玉孜孜不倦地对新诗汉语智慧的思考，不正是在中西诗歌交汇的“大海”中打捞汉语诗性“落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