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围绕着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影响，有过一些争论。大体说来，人们持两种态度：一种是全盘接受，觉得西方人说的句句是真理。这些学者常这样写文章：开头是某位大师说了什么，然后是他再说了什么，他还说什么，他又说什么，最后，是他终于说了什么。文章到此结束。另一种态度是，中国文论本来就成体系，西方文论来了，中国人不说自己的话了，一味学语，最后把自己的东西全丢了。他们写起文章来，除了批国外文论外，就是呼吁回到古代文论。古代文论是在对古代文学的点评和论述中形成的，其根基在古代文学。时代变了，我们日常说话都不再“之乎者也”，而说现代汉语了，文学当然要变。于是，这后一种学者是在说着一些与我们当下的文学实践毫不相关的东西。前者是“西化”，接受普世主义价值观；后者是“中化”，寻找纯粹的中国性。这两种态度，都很有号召力，可以无限争论下去。事实情况是，这么一争，文论家们就吵得不亦乐乎，听众们也迅速跟进。有人立场鲜明，气势雄壮地选边站；有人在两者之间作各种各样廉价的折中。吵来吵去，学术好像是繁荣了，但结果是文论离开文学实践越来越远，越来越在术语的辨析里钻牛角尖。这时，又出现了一种说法：要研究“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或者干脆叫做“理论”。这种说法可能最初出自国外的某个书斋，是万千种国外学说中的一种而已，但传到中国，却仿佛找到了土壤，生根发芽，疯长起来，对文学理论园地里的健康生态，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
文学理论与文学的关系，应该是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文学，哪来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欣赏实践，可以构成一个三角的关系。一方面，文学批评是对文学实践的反思，而文学理论是对文学批评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实践到批评，再到理论，构成三个层次。但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并不能满足于这种间接性，它又受文学创作和欣赏的实践启发，并对这种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由此，构成理论、批评和实践的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文学创作和欣赏的实践，应该是具有基础的地位。其他二者，都是依附在它之上产生的。
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可谈论文学理论的中与外的关系。我们无论对古代文论还是对外国文论，都应取一个“用”的态度。古代文论在古代是“体”，在今天就不是“体”了，外国文论在这些文论所产生的国家和时代，也曾经是“体”，但对我们就不是“体”了。它们只是“用”，也只能是“用”。因此，还是那句老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具体到外国文论，需要做的，是这样三件事。
首先是“拿来主义”。外国文论，还是要“拿来”。鲁迅先生说得好，拿来不是送来。西方送来了鸦片，我们不能要，但不能由于西方送来过鸦片，就把门关起来，拒绝一切来自西方的东西。晚清的那些迂腐的士大夫们就这么做，关门大吉，做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迷梦。更有甚者，还有人一边吸鸦片一边喊关门，结果错过了现代化的历史机缘，误国误民。我们要去拿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过去100多年来，无数的志士仁人，当盗火者，拿来了许多有用的东西，这才有了民族的新生。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再次取“拿来”的态度，促进了文学理论的大发展，也推动了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文学繁荣。
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标准只有一条：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学的创作欣赏的实践，是检验文学理论的标准。回到“皮”与“毛”的关系，文学理论要依附在文学实践之上。外国的理论我们要接触、要研究。这是专门的学问，需要这方面的专家，要熟悉其语言，了解其背景，了解其与所有生长出来的文学实践的关系。我们要有各方面的专门学问家，他们在一道，就构成一个合力，就能使我们了解这个世界。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整体学术实力建设，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将国外的理论纳入到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之中时，就需要选择。选择的标准，是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欣赏实践。对于理论，我们不能持教条主义的态度，不能自说自话。在文学理论的会议上，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接地。文学理论要接地，要接上地气。不接地的空头理论，没有前途。
我们需要做的第三件事，就是自主创新。我们听到了太多的理论终结、美学终结、文学终结、艺术终结，以及形形色色的终结说。这些终结说，不少是大言欺人，故作惊人之语，是叙事策略而已。但是，如果不“接地”，如果不创新，理论终结倒是真有可能。过去的30多年，60多年，90多年，也就是从改革开放起，从新中国成立起，从五四运动起，中国文学有太多的经验需要总结。当前，文学所遇到的种种新情况、新成就、新问题，也需要我们进行分析和介入。更进一步，文学批评中也形成了种种争论，需要理论的思考为其释疑解惑。这些都是理论的素材，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谈到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理论、当代中国美学以及当代中国文化理论时，有这样一种现象，这就是一些中国学者受种种影响，不承认这些成就，特别不相信中国人可以有理论创造。说起理论来，不是外国的，就是古人的。产生这些状况的原因，有“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人之常情，也有长期积累的海外汉学影响。对于一些人来说，不被海外汉学家所承认的中国学者，就不是有成就的学者。而对于海外汉学家来说，长期形成的西方出理论、中国出例证的研究传统，很难一下子根本克服。于是，当代中国人所创造的理论，很难进入到他们的视野之中。他们会不自觉地形成当代中国理论虚无论。这些理论虚无论，又恰好与前面所说的“西化”论者和“中化”论者合流。各种力量构成了一个合力，对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进行围剿。
然而，不管有多少不利的局面，不管面临怎样的围剿，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文学理论，仍是我们所需要的。过去90多年，60多年，30多年，以及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理论家们的一些理论努力，以及他们所获得的成就，需要我们认真的总结。当代纷繁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中国作家、批评家们所取得的成就，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基础。日渐强大的国家实力和安定的学术环境，也为理论思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今天，到了既具有当代意义的，同时又是中国式的理论成果的时候了。能不能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成就来，这需要我们有攻坚克难的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