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大学生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词语。当年如此浩大的人才工程，甚至没有在中国当代文学图景中出现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幸亏王金昌情怀不老，30年不改初衷，让经历这段历史的诸多人物重现读者眼前，让我们从那个时代的背影中看到那群人。
小说之于历史有其特殊意义。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忆，而小说就是把记忆复活、还原，重现昔日生气。比如：《三国演义》是对《三国志》的极大丰富，大部分人知道唐三藏是通过《西游记》，遥远的巴黎圣母院因为雨果才家喻户晓。我们通过王金昌的小说，记住了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庞大的青年群体，他们被赋予特殊使命，被捧上时代高峰，又被抛到命运低谷。在那个相隔并不遥远的时代，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承载着彼此激励的青年男女，逼婚诱嫁的地方官员，信守爱情的农村姑娘、不入豪门的热血青年、虽学业精进但坚持喂猪追求理想的部队战士……吕志军、王建国、冯淑萍、严凤英，他们幸运地成了王金昌笔下那个时代的代言人，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富有历史意义的人物形象。
这部小说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作者诚恳的叙述腔调。他忠实地记录着那个群体记忆，不偏不倚、客观忠诚。他写了严凤英身为副省级干部，放下身段到青年学子中间蹭课，也写吕志军为了得到上学的机会，违背心愿，和并不相爱的校长女儿订婚。他缅怀那一代人有理想有抱负，既能正视个人命运在时代大潮中的脆弱，也毫不回避人性的弱点和丑陋，直陈小人物的卑微和无奈。最触目惊心的是冯淑萍上学的过程。为了强调这一事件的戏剧性和悲剧性，王金昌刻意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原来她是这样上大学的。他写道：“我能上华大数学系，是因为用华罗庚先生的优选法理论写出《粮食种子优选法》文章，刊登在《应用科学》杂志上，被一位知名的老教授发现了，他写信给一位中央领导，这位领导批示下来，点名把我送到华大读书深造。不幸的是，这件事被那个公社革委会主任知道了，给压了下来，说我上学是他一手操办，条件是跟他那个混世魔王儿子订婚。”人性的复杂，命运的无常，就在这看似平淡的叙述中一一展现，把读者的心抓得嘶嘶作痛。
小说应该怎么写，许多作家、评论家都在试图给出答案。但固有的答案早晚会被不断涌现的新手法所突破。越来越多的作家在强调小说的技术，技术甚至成了检验作家和作品探索性的最重要的标准。但王金昌的小说会让你觉得技术还是要顺从小说的需要，或者说，一部小说有其自己的天然形态。《工农兵大学生》是一部让你忽略技术存在的小说。小说的写作手法并不新，但你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几个人物依次出场，犹如汇聚江河的溪流，不疾不徐，他没有刻意结构一个宏大故事，没有设计一个突出人物，情节之间并没有紧致的切合度，但你依然被他的文字抓着往前走，关心那些散落在叙述原野上的各个人物后来的命运。和其他小说不同，这些人物各自为政，互不关联，即使有联系也轻描淡写，似有还无。这种单兵作战、各个击破的叙述手法是以生活逻辑和历史真实为依据的，在这里，小说逻辑面对坚硬的现实困境选择了让位。我觉得，是小说本身替王金昌做了合理的选择。
细节的写实性是《工农兵大学生》的鲜明特点。我在阅读过程中几次产生疑问，觉得作品的人物、故事甚至对话、细节很多不像处于小说中，像复印机或录音机，复制和记录着那个时代的声音：“小秀的爸爸还曾郑重其事地问我：你们在北京听说过毛主席他老人家每天吃啥吗？是不是每天吃白馒头蘸黄酱。”当年，类似疑问遍布中国大地，让我们记起贫困、懵懂、百废待兴的农村生活。这是工农兵大学生产生的大背景，是百万人出发的根据地，也曾是其中不少热血青年最初的目的地。忽略了这一点，这场声势浩大、人命关天的事情就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和这句话相对的，是这样一段：“卢娜津津乐道滔滔不绝地说，她出国回来后改名了，不叫宋根红了，改叫卢娜。卢娜，西班牙语的意思是‘太阳’。” 让你忍俊不禁的一笑中，看到了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给那代人带来的冲击。
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一段，吕志军去看雷京华，遭到了雷京华母亲的反对，他写道：“雷京华特地给吕志军准备了丰盛的午餐，炖鸡的香喷喷的味道已从厨房飘到客厅，特别诱人，吕志军的肚子也咕咕叫，但雷京华妈妈就是不让端来。”朴实得近乎白描，坦率得几近赤裸，但人物之间微妙的心理活动尽在不言中。
人物心理刻画不做作，不矫情，不故意高大上或者假丑恶，他几乎是贴着人物写作，贴着生活走，自然妥帖，几无雕痕，这是小说又一成功之处。比如写吕志军面对上司女儿卢娜时的心理活动，他说：“让这高墙深院把外面的世界隔离起来吧。在封闭的环境里，面对的只有她一个女人，没有高矮之分、美丑之分、文野之分。面对着这个世界惟一的女性，他的青春的本能冲动和虚荣心似乎得到了满足，一桩内心潜伏的交易悄悄完成……”真实、坦率，一切想象和道德评判在如此贴心贴肺的描写面前都黯然失色。
作家身处他的时代，他的民族以及思想史的精神地图上。他重情重义，有着严谨的人生态度和远大的写作理想，能几十年不改初衷，这样的人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