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发现新文化运动的根系，一直就是“五四”以来许多经典作家的重要立场。鲁迅就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表明了他与魏晋风度的精神联系；胡适以《白话文学史》揭示了“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的定律；周作人也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证明了新文学运动与古代“言志派”传统的精神承传……这条“寻根”的思想史线索，到了1980年代，继续结出了丰硕成果：从李凖、汪曾祺、贾平凹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不约而同“回到传统文化”的创作到1985年“寻根文学”的异军突起，都体现出文学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与灵感的文化品格。大略看去，这股思潮从两方面展开。
儒道佛：民族文化之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主要由儒、道、佛三家汇合而成。什么是儒家精神？那就是积极进取的精神。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人格。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就是在这样的精神激励下谱写出人生的壮丽篇章的。
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意在“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延续和发展？……最基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和创造力，是如此光辉灿烂。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岁寒三友》《鉴赏家》描写民风的淳朴、友情的深厚、仁义的伟大。贾平凹的《天狗》也成功塑造了一个朴实、勤劳、以德报怨的普通农民的形象，显示了儒家精神在普通人心中的根深蒂固。郑义的《老井》则通过一个几代人坚忍不拔、打井、找水的感人故事，讴歌了克己奉公的民族魂。陈忠实的《白鹿原》在描绘关中平原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的同时，更写出了作家对儒家文化的深刻反思。一方面，白嘉轩在动荡的世事中一直坚守“耕读传家”的传统，挺直了腰杆做人，并且以儒家的精神教育儿子，以仁义之情对待长工，显示了儒家精神的坚不可摧；另一方面，作家又通过他的儿子潜心读书，却抵挡不了性的诱惑和阴险的算计，写出了儒家文化的脆弱与危机；通过他在惩治“伤风败俗”行为时的严酷和与鹿家斗争中的心计与手腕，写出了儒家文化的严峻与残酷，也显示了作家对儒家文化负面因素的反思与批判。但即便是这样，作家仍然通过让土匪黑娃在尽情宣泄了罪恶能量以后浪子回头的情节，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镂骨铭心的哲理，一层一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土匪坯子”的神奇力量。因此，《白鹿原》就层层深入地、多方面写出了儒家文化的复杂性，因此也就超越了一般的讴歌与批判，而开启了发现、审视儒家文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进而思考如何不断扬弃儒家文化中那些僵化的成分，弘扬那些永恒的人文精神的历史课题。还有那些优秀的历史小说(如唐浩明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刘斯奋的《白门柳》等)也都写出了传统士大夫身体力行儒家道德的高远境界与深刻矛盾。
由此看去，当代作家写儒家文化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是写出了新的文学气象的：既写出了儒家文化的深厚与强大，也常常引人深思儒家文化的复杂性及其面临的挑战。
再看道家精神在当代的延伸。道家精神就是热爱自由、淡泊名利、独善其身、“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气度，也是以不变应万变、以柔克刚的精神。宗璞的《三生石》记录了“文革”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就是以庄子的“坐忘”思想聊以自慰的往事，耐人寻味。贾平凹自号“静虚村主”，曾在早期的“商州世界”中赞美了商州山民“以自然为本，里外如一”的朴素人生，也在新世纪的《高兴》中生动刻画了底层人的洒脱生存状态。阿城的《棋王》《孩子王》回忆了知识青年在“文革”中“以柔克刚”、以朴素、淡泊的情怀远离政治狂热的动人事迹。李杭育也在“寻根”思潮中认同了“老庄的深邃”，以“葛川江系列小说”表达了自己对吴越文化“原始、古朴的风韵”的向往之情。韩少功也曾经谈到：道家、禅宗的宇宙观及其“处理世界的思想方法，给我以很大的智慧。它不是知识，西方从来是重知识……东方从来是重智慧……关键看你怎么用它”。这些作家从不同角度写出了道家境界的柔中有韧、超然物外，还有道家智慧的玄远与深邃。在现代化进程激活的浮躁之世，这些认同道家理想的作品，足以发人深省。
最后来看佛家精神的当代回声。佛家讲“四大皆空”，与道家的淡泊精神颇有相通之处。佛家还讲“普度众生”，则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晚清的许多革命家(例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等)信佛，就是因为认同佛家“普度众生”的博大胸怀和看破功名的精神。由此看来，佛家绝不仅仅是烧香拜佛，佛家有佛家的智慧，佛家有佛家的豪情。
汪曾祺的《受戒》生动描写了乡村和尚的世俗生活情态，别开生面。范小青的《瑞云》写苏州人的“佛性”，也清新可喜：吃素好婆因为信佛而战胜了寂寞与恐惧，又因为信佛而行善，救助了残疾小女瑞云。瑞云在佛家精神的熏陶下健康成长，善良待人，她身上自然散发出的“佛性”竟然能够化解邻里矛盾，堪称超凡脱俗。贾平凹的《烟》则通过一个颇为魔幻的“三世轮回”的故事表达了对佛家“古赖耶识”学说(即世界万物的本原永恒)的认同。佛家相信灵魂不灭，贾平凹则通过一个灵魂不灭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的信念：既然世界永恒，精神不灭，就不必悲观绝望。这样一来，作家就赋予一个看似魔幻的故事以某种积极的意义。在虚无主义流行的年代，这样的感悟难能可贵。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精神就活在我们的文化中，也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传统文化赋予我们的当代文学以鲜明、独特的民族品格，这是西方的文学所没有的精神特色。
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之生命
人们常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想，是不是还可以补充一句：越是地域的，越是民族的。中国幅员辽阔，有着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不仅一个省有一个省的文化特色，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化个性，甚至，同一个省内，不同的地区，乃至一座城市之内，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风景。例如北京，在老舍、刘心武笔下，多平民形象；到邓友梅、叶广芩那里，没落旗人、贵族的形象就居多了；而到了王朔那儿，则是顽主的热闹天地了。再看上海，周而复、王安忆、王小鹰笔下的上海，风味也各不相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说法道出了民风的绚丽多彩，也昭示了人性与地气的神奇与微妙。“无湘不成军”、“无徽不成商”说的是省份文化的各有千秋，而“无绍不成衙”、“无宁不成市”，就说的是城市文化的风气不同。还有“无陂不成镇”，则说的是小镇特色的鲜明。许多作家都在描绘本土的风土民情方面下功夫，共同成就了当代地域文学的壮观气象。汪曾祺的“高邮故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张承志的“草原故事”、王蒙的“在伊犁系列”、红柯的“新疆往事”、马原、扎西达娃、马丽华、阿来、安妮宝贝、何马的“西藏传奇”、韩少功、田耳的“湘西故事”、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李锐的“吕梁山印象”、迟子建的“大兴安岭故事”、苏童的“枫杨树故乡”、张炜的“芦青河系列”、苗长水的“沂蒙山故事”、周大新的“南阳小盆地系列”、阎连科的“耙耧山系列”、张石山的“仇犹遗风录系列”、刘醒龙的“大别山传奇”、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李传锋、叶梅的“恩施故事”，再加上刘心武的《钟鼓楼》、邓友梅的《烟壶》、陈建功的《找乐》那样的“京味小说”，冯骥才的《三寸金莲》、林希的《相士无非子》那样充满天津趣味的“津味小说”，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那样写老南京故事的“宁味小说”，陆文夫的《美食家》、范小青的《裤裆巷风流记》、朱文颖的《水姻缘》那样写苏州市井文化的“苏味小说”，王安忆的《长恨歌》、毕飞宇的《上海往事》、程乃珊的《金融家》、金宇澄的《繁花》那样写上海故事的“海派小说”，贾平凹的《废都》《白夜》那样写西安故事的“西京传奇”，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生活秀》、何祚欢的《养命的儿子》那样讲述武汉市民故事的“汉味小说”，还有阎连科讲述开封故事的《东京九流人物志》系列，王雄描绘襄阳故事的“汉水文化系列”(《阴阳碑》《传世古》《金匮银楼》)……可谓五光十色、洋洋大观。可以说，当代作家在浓墨重彩描绘神州大地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文化风景时，也就写出了中国故事的千姿百态、万种风情，写出了浓浓的乡情、热闹的市井味，还写出了普通中国人苦中作乐、传承文化、创造奇迹的种种活法，以及对于命运、民风、迷信、悲剧的一系列沉重思考。中国文学史上，似乎还不曾有过这么一个时代，有如此众多的作家痴迷于描绘本乡本土的风土民情、文化传统。这一切，发生在中国巨变、许多传统的遗迹正在迅速消失的背景下，可谓意义深长。文学一向负有记录野史、描绘民风、传递文化火种的责任。古人所谓“诗可以观”，杜甫的诗有“诗史”之誉，曹雪芹的《红楼梦》有清代的“百科全书”之称，都可以作证。陈寅恪研究历史，讲“从诗看史”、“诗史互证”，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文化景观、新的民俗风情，新一代的作家应该写出新的地域文化篇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