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回顾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文艺历程，我们深切地认识到这个重要论断的意义。20世纪50年代，文学理论家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对当时国内流行的机械的、教条式的文学观进行了反拨。但这个符合文学规律的命题却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他本人也因此遭受牵连。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我们走出“左”的文艺路线的阴霾，重新审视文学的存在价值的时候，“文学是人学”已经成了我们的共识，正如钱谷融后来接受采访时所说：“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而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的个性，写出了人物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这就是我那篇文章的内容大要。”
毋庸置疑，“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本身是正确的，这一命题的提出对纠正国内长时期流行的机械的、教条式的文学观确实起了重要作用。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里，一共谈到了五方面的问题：关于文学的任务、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关于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关于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但作者在文中并没有明确界定“文学是人学”中“人”的范畴，文章没有解答文学创作“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等问题。这不是钱谷融文章应该肩负的责任，我们更不能苛求钱谷融，是我们这些后学没有准确理解“文学是人学”中的“人”究竟为何？从而最终准确理解我们的文学应该“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等问题。
1927年，鲁迅在黄埔军校的一次演讲中曾说过：“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啊，诗啊，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而说的。”鲁迅在演讲中指出现在中国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鲁迅虽没有在演讲中明确回答文学“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等问题，但通篇都显示出他对“民”(更准确地说是对平民)的关怀，而不是抽象地关注“人”；通篇都显示出他对平民的关怀和建立真正的平民文学的期待，鲁迅是为平民而代言。
马克思以前的各种社会观把社会或者理解为人群共同体，或者理解为人的外部环境。其实质都是把社会理解为外在于人的独立实体，都是一种“实体化”的社会观。“实体化”的社会观是人们对“社会”经验直观的产物，是以作为头脑当中的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这样，人的生命的丰富性就被抽象掉了，人不再是“有感觉的、有个性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言的人、法人”。从这种抽象的人出发，就不会真正理解由真实的人所构成的社会。马克思在批判各种已有的社会观和社会理论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观。马克思认为，为了真正理解社会，“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在这里，马克思确立了理解社会的出发点——“个人”。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鲁迅从弃医从文那一刻起，就把他意识到的“改变国民精神”的历史使命宣告于世了。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具有“进步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从事革命文学创作的作家艺术家要做“革命人”。他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革命作家在个人的自由创造中，只有融入了深厚的革命情感和进步的社会意识，才能写出革命文学。人不能在一刹时中命令自己具有某种情感或不具有某种情感，人的情感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淀而成的，它像喷泉里的水、血管里的血，在创作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因此，从事“革命文学”创作的作家，必须先在革命的血管里面流淌它几年。为人民而写作、为人民代言，是鲁迅一生的追求，他无愧于“民族魂”的称号，他的创作价值正体现在人民的需要之中。只可惜鲁迅的精神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及文人中真正扎根。
毛泽东出身农家，懂得农民的辛酸与悲苦、理想与追求。因此，农民问题是他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一直关注的大问题。他对农民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农民是人民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脊梁，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正如他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中所指出的：把‘农民’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的。”毛泽东寻求革命真理、救国救民道路的时候，始终强调要变换民质、改造民心、唤起民众，肯定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青年毛泽东的民族情感气质使他成为一面鲜艳而又富有感召力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鼓舞着这个民族民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奋斗，同时也使孕育中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从一开始就带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和浪漫情结。我们今天可以就毛泽东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展开各种讨论，甚至也可以说毛泽东有关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充满理想主义情结，但毛泽东的“公共关怀”和“人类良知”，以及对旧世界的“批判精神”确与鲁迅有异曲同工之处。日后，毛泽东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多次提出了文艺大众化问题，并提出“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的思想。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提出人民群众历来是作品“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惟一评判者，并以戏剧与观众的关系为例，生动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
1943年11月，延安平剧院发动新剧本创作运动。在这个背景下，新编历史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诞生了。《逼上梁山》主要描写林冲的故事，但并不单纯表现林冲的个人遭遇，而是以林冲故事做线索，广泛联系北宋末年的社会斗争，突出表现了当时广大劳苦群众不堪封建统治者的压迫，纷纷起来聚义造反的现实。它不但描写了林冲由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下层军官走上反抗道路的曲折过程，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官逼民反”的典型形象；而且着力塑造了李铁、李小二、鲁智深、曹正、王月华等反封建起义造反式的英雄形象，讴歌了人民大众的造反精神及其在推动历史前进方面所起的作用。 这就使《逼上梁山》在思想上与同一题材的戏曲作品有根本不同。在现代中国戏曲发展史上，《逼上梁山》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
1944年元旦，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大众艺术研究社”首次演出《逼上梁山》。该剧只演了不到10场。1月9日这天上午，他们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看《逼上梁山》，并让先把剧本送去。由于剧本还没有成形，他们只好临时分头抄写送了去。这天晚上，毛泽东看完《逼上梁山》演出十分高兴，当夜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人民性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人民性思想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并结合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给予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毛泽东的人民性思想也催生了文艺新作的涌现，使当时的解放区产生了一批小说、戏剧、诗歌等堪称经典的作品，它们至今依然充满了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在艺术上具有永久的魅力。毛泽东人民本位文学观的确立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载道说”、“娱乐说”的文学观念，注入新内涵，体现了新文艺底层关怀的人文精神。这种文艺观虽然质朴，不乏很强的目的性，但却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文艺启蒙作用的实现，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解决了“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的问题。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了文艺要塑造新人形象的要求。他说：“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毛泽东的讲话，澄清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发展了恩格斯提出的文艺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的思想，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和繁荣，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但哪些人是“新的人物”？他们“新”在哪里？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具体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形态》等论著中，把能否改变社会环境确立为新人的重要标志。他们认为思想是重要的，但思想本身并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必须“有使用实践力量”去“改变旧环境”的“新人”。
“新人”问题，邓小平于1979年10月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重又提出。他说： “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文学界结合对改革题材作品的评价对“社会主义新人”及其塑造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塑造和描写“新人”是社会主义文艺根本的、一贯的要求。随着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的不同，恩格斯曾把这些“新人”称之为“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苏联文学界称之为“社会主义英雄人物”，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称之为“工农兵英雄人物”。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以来，在改革的形势下，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正在成长。因此，文学界普遍认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新的历史时代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文艺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职责。
作家艺术家们有选择“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但更应当谨记人民的需要是当代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创作主体可以歌颂真善美，也可以抨击假恶丑。揭露和批判假恶丑也可以从反面间接地肯定真善美，引导人们向那些丑陋的和龌龊的东西揖别，从而具有一定的预防、教训和警示作用，却不能从正面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只有塑造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新人形象和新人形象体系，才能更好地通过宣扬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的理想信仰、人生态度、体制认同、观念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伦理道德情操，从而充分体现以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对大众起到示范、启迪、疏导、规劝、镜鉴、陶冶、感化、鼓舞、救赎乃至提升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