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去年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是继我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文艺工作会议，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读书应当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当下，不少人忧心忡忡，认为我们国民的读书量越来越少，与别的国家相比差距甚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说：“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以为，这是一种表率，一种倡导，一种指示，一种精神，一种风范，一种人格魅力。虽然这是对文艺工作者所讲的一句话，但我觉得对我们国家的每个公民都非常适用。
在我们当下，不少的作家都很浮躁，忙于创作，无暇读书。在他们看来，写比读更重要，写比读更实惠。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畅销书作家不读书，忙于生产新作品，有点创作水平的作家不读书，觉得自己创作水平已经很不错了，不需要读书。无论是浮燥，还是自满，都是不去读书的理由和借口。读书，应当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写作水平。有学历的人，不一定是有素质的人。同样，我们的作家，不一定是有素养的人。而素质和素养，和自己的文学创作水平不是正比的关系。
习总书记的话，在我看来，他是倡导每个公民都应当把阅读当成一种生活或方式。我们要建立书香社会，书香校园，书香城市，如果没有广泛而又普遍的阅读行为的支持，那么，这只能是空谈。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不仅要用自己的作品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而且也应该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我们的孩子。在阅读行为的推广上，作家应该首当其冲，担负起这个使命。对成人而言，阅读应当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对孩子们来说，阅读应该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所以说，习总书记的话，我以为也是中国梦的一项内容。换句话说，就是让我们这个民族成为世界上有良好阅读行为和良好修养的民族。
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
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说：“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这句话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基本是对我们目前文艺现状一种深刻的解读和评价。精辟，深刻，准确，振聋发聩。
我以为，习总书记的话同样适用于我们少儿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其中包括国外引进的翻译作品。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诗人、编辑，我感同身受。这些年，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低劣的作品充斥市场，而且还异常畅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怪相，一种乱相。
儿童文学的门槛低，比网络文学的零门槛高不了多少，许许多多的、没有一点文学积累和准备的新人蜂拥而至。发表作品，出版图书，成了家常便饭。我们不少作家虽然作品畅销，但很低俗。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低俗不是通俗。”我们有一些作品，恶搞老师，恶搞同学，捉弄家长，俗不可耐，但却迎合了儿童天性中恶的一面。一位校长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们辛辛苦苦教书育人，这一本恶搞的书就把我们老师和教育全颠覆了，我们成了残害儿童的帮凶。”这是低俗作品所带来的恶果。“媚儿童”的倾向和前些年的“媚俗”如出一辙。这些作品都具有破坏性，而不是建设性的，不能提供正能量，相反，提供的都是负能量。打着“儿童本位”的旗号，张扬儿童天性中不健康的东西。
满足儿童的天性，满足儿童的欲望，本来是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中应当恪守的一个信条，但是我们的一些作品却不加节制地表现儿童天性和欲望中“恶”的东西，如破坏欲、毁灭欲、暴力、恶搞、随心所欲、不尊重师长和家长等。这样的作品应当是阴暗的，黑暗的，让我们看不到希望和理想。这样的书越畅销，危害就越大。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就是自觉抵制创作中格调低下的倾向，给孩子们送去弘扬真善美的文艺作品。
追求优秀 输送正能量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谈到：“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这是对我们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和出版上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对优秀文学作品和优秀的文学出版物提出的衡量标准，它应当成为我们的创作追求和创作理想。
我当然知道，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最理想的。既体现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的精神，又具有很高的文学品质，但这样的作品毕竟是少数，我相信，它并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我们的文学理想和文学追求。对一个作家而言，他能不能走得很远，就要看他的文学理想大不大，文学追求高不高。这对每个作家都是适用的。
尽管现在是市场经济，但我们的追求不能片面地建立在经济利益至上的原则上。对儿童文学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我们肩负着向儿童传达人生经验、审美经验、伦理道德的使命，用我们的作品向孩子们输送正能量，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传达这个世界的真善美。所以说，我们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努力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文学作品。
古罗马的教育家昆体良说：“一个雄辩家既要擅长雄辩，通晓各种有价值的知识，具有较高的才能，同时也应具有崇高的思想、高尚的情操，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对于雄辩家来说，才能与德行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在一定意义上，德行比才能更为重要。”这话用在我们的作家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上，同样适用。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社会效益比经济效益更为重要。
其实，优秀的作品，都是作家长期以来才华和灵感高度集中的喷发。无论是曹文轩的《草房子》《青铜葵花》，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张之路的小说，秦文君的小说，还是金波的儿童诗，圣野的儿童诗，他们都是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才达到如此的境界和品格的。作家要能够耐得住寂寞，曹文轩多年坚持自己的风格，沈石溪多年坚持写动物小说，才能写出既具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些成功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习总书记对文艺作品标准判断的正确性。
与成年文学相比，儿童文学更需要作家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很多儿童来说，他们只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而不懂什么是好的。他们还没有积累足够的文学鉴赏和识别经验。所以，一些格调低下的、低俗的、媚儿童的、娱乐性的儿童文学书才会广为流传。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像诗歌和散文这样的作品，很难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举的地步，所以，让这类文体的优秀作品广为传播，我们的教育部门、推广人、评奖等都应为其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