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本体论，最重视的是什么呢？最重视的是修齐治平，它的基础在家庭。中国人对家庭有一种神圣感，所以一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都喜欢讲家国情怀。家和国显然不是一回事，这样的情怀处于西方文化体系中的人恐怕很难理解，但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差序伦理，家国同构。
家国同构的基础在于农耕文化，小农经济。中国古代的创造力也特别表现在农耕基础上，不论任何一种发明创造几乎都深深扎根于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之中。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创造和治水有关，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和京杭大运河可以说是中国科学技术与工程的四个最伟大的创造。虽然是治水，但它的内涵极其丰富。这里边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有哲学、有科学、有技术、有习俗。可以说了解了这四大工程就了解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轨迹。中国文化有一个特性，就是中国人非常热爱家庭，非常热爱生活。中国的辉煌常常与日常生活相关联。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特别顽强和聪睿的精神，这个精神用两个字概况就是“活着”，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中国人的基本价值理念不是批判而是中庸。单说中庸都不够，我们这里更重视的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所以中国古代文明的创造独奏不多，合奏不少，上下调弦，举国互动。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对差的一概排斥 ，对坏的一定要消灭。我们也反对错的，但重点在于弘扬对的；我们也批判丑的，但重点在于弘扬美的。根据中国人的“道”的理念，世界并无创作者，无论神祇也好，人类也好，动物界也好，还是鬼怪也好，地狱也好，大家都生活在“道”的统领之中。包括皇帝在内，虽然皇权至高无上，好的皇帝称为“有道”，坏的皇帝就是“无道”。按照西方人的理念，能进入天堂的皆为好人，落入地狱的必有罪恶。但中国人完全不这样想。进入天堂的中国的那些神明也有很多缺点，就像调戏嫦娥的天蓬元帅那样，因为失其道也，终于变成了猪八戒；进入地狱的也有好人，不仅是鬼魂，包括狐妖蛇怪，都有最善良的灵魂存在。所以中国无论天上地下都是阴阳共存，优劣共在，既有恶神也有善鬼。我们智慧的中国祖先从来不认为所谓坏人可以、甚至应该被统统消灭掉。我们的主张是要贤者在上、劣者在下，这个就够了。在这样的文化指导下，中国人的创造就形成了自己天人合一、上下互动的风格与特质。
西方文化具有纯、强、坚、大的风格。“纯”是纯粹，不容他人、他思、他教、他派介入；“强”是强悍，没有商量的余地，不兼容、不退让；“坚”是坚守，所谓底线思维，其实在西方文化中古已有之；“大”是无限放大，西方的主义多，且一个主义出来便要竭力张扬，推向极致，天下万物惟我独尊，惟我独秀，惟我独正确。当然，这种状况在启蒙运动前后是有本质区别的。中世纪时，排除异己一定是你死我活，启蒙运动后则主张：“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表达的权利。”虽然如此，在我正确、你不正确这一点上并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文化绝非如此。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争鸣固然争鸣，自由就在那里；到了盛唐时代，连争鸣也不需要了，盛唐显然是那个时空阶段最伟大的文明类型，既伟大又强盛，它不再需要争鸣，只是尽情表现。
即使在激烈争鸣时期，中国文化的表达与西方文化的表达也迥然有异，最激烈的争辩显然是孟子的辟杨朱，辟墨翟。杨朱主张“为我”，孟子不能接受；墨翟主张“兼爱”，孟子同样不能接受。孟子的观点是：为我就是无君，兼爱就是无父。无君无父是禽兽！请不要以为孟子的表达方式很不雅驯，好像是恶语伤人。因为他的理念和杨墨迥然不同，那愤怒完全可以理解，但也不要认为说杨朱是禽兽就是骂大街。因为孟子本人就说过：“人之异与禽兽者几稀！”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人类和禽兽没多大区别。到了韩愈那里，情况又不同了，韩愈虽然以儒学自命，但他对墨子的看法绝对与孟子不同，韩愈的结论是：“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中国人的价值表达和风格理念，用一个词概括叫做“和而不同”。首先是“和”，和睦相处，价值宽容。其次是“不同”，中国人不怕不同，喜欢不同。阴阳就属于不同，有什么不好呢？不但没有不好，而且须臾不可废除。在中国文化看来，有阴阳而后有万物，这不仅是顺理成章的，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
在这样的理念下，中国文学艺术的风格历来多种多样。比如宋词，有豪放派也有婉约派，豪放与婉约显然有着巨大的风格差异，但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其实熟悉宋词的人都知道，豪放婉约只是概而论之，细细的去读，那风格还要更其千姿百态。李清照属于婉约派，她不大喜欢苏东坡，她评价宋代词人词作，其中谈到苏东坡，说苏东坡的词不合音律，不过是句子长短不齐的诗歌罢了。但这批评并不激烈。严谨而不激烈，态度非常优雅，不但充分表现了这位女才子的精神风貌，尤其鲜明展示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价值与格局。司空图的“诗品”主要是讲风格，或者说我们可以从“和而不同”这个角度去理解他的“诗品说”，他不是讲1种风格，也不是讲5种风格，而是一口气讲了24种风格，整整写了一本书。从风格学的角度看，特别是从“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去理解，这书实在是非常精彩。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其共同之处在于创新求变，精益求精，然而，变与变也有别。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的是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不薄今人爱古人”。西方人强调的是批判旧物以图新知。
在精益求精这一维度上，双方也各具风采，自成一脉。西方文化特别重视数学和逻辑的价值与作用。西方现代管理学非常强调量化管理，这一传统其实渊源久矣。重视数学必然重视事物的量化分析，重视逻辑又必然重视理性。对于数学的重要性早在柏拉图时代，就有诸多经典论述，而逻辑学在西方的历史同样久远，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对于西方文化而言，你再抒情，再有感染力，不合逻辑，对不起，不能认同。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但于逻辑这件事不甚讲究，古代也有重要的逻辑思想和发现，但从来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性的学问。中国古代数学也非常有特色，有成绩，但地位远不如西方那般重要。中国文化强调的是技进于道，情景交融。一方面讲技，一方面更要讲道。有技无道，只是匠人；有技有道，才是大师。虽然也重视理性，但不可以惟理独存，强调的是有情有理，不但合情而且合理。所谓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贵在情理之中，美在情理之中，妙在情理之中。
中国文化与创造力可以理解为一个历史的变数，这个历史的变数恰逢当今时代，必定要经过类似凤凰涅槃这样的浴火重生。对于中国文化与创造力而言，有三个重要因素是绝对不可以轻视，也绝对不可以绕过的。把这三个问题解决好了，岂止如虎添翼而已。第一个要素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市场的力量无比巨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无法摆脱绝对贫困的小农经济国家，惟有市场经济可以变贫困为富足。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中国文化的创造力一定会达到新的量级和新的层次。
第二个要素是法治。有人说中国古代属于人治，其实不确，中国古代属于礼治。那时代也是辉煌的，但礼治时代过去了，法治时代必定到来，而且惟有法治才能最有效的保护创造力，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创造潜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对知识产权的真正有效的法律与法制护持。
第三个要素就是现代化。人要现代化，社会要现代化，政治要现代化，创造也要现代化，连文化都要现代化。可以肯定地说，只有在现代化这个大题目下，才能做好中国当代这篇大文章。进而使中国的创造与创造力更具文化性，也使中国文化更具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