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文学化”不是个好东西，就像“泛市场化”、“泛商品化”不是好东西一样。这个贬义词不是谁人的随意杜撰，它就隐身于当下文坛甚是汹涌的当家潮流。实际上，有许多文学同行都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强势存在，只是不便于，或不愿意用“泛文学化”这个贬义词点破或戳穿它。有人用“赝品时代的赝品写作”(上海，吴亮)，有人用“现代文学的终结”(北京，格非)暗指它。我读《文艺报》时，至少两次碰到有人使用“泛文学化”，只是态度暧昧地轻轻一碰，是褒是贬，语焉不详。这不仅是因为“泛文学化”正当潮流，更因为“泛文学化”是头顶着标榜政治正确的“文学创新”招牌堂皇登场的。
原以为“泛文学化”是当代中国作家们的原创，其实不然，它是现代主义“反文学性”(反审美、反艺术、反形象塑造、反阅读)的自然衍生，或者说，现代主义本来就是“泛文学化”的原初形态。中国当代作家学步现代主义的反文学作派推动“泛文学化”是出于非常私人化的目的，即为了化解、躲避他们走进文学时遭遇的难处，这难处也可以解释为“门槛”，“泛文学化”就是为文学的拓边和扩容。拓边即敞开文学的边界，踢翻文学的门槛；扩容是宴请非文学语体大摇大摆走进文学文本。文学写作于是对非文学语体大敞妖门，文学不仅好做了，而且又可以做多，不愁打造不出空前的大繁荣的景象来。
当绝大多数当代作家都开始视文学先贤们纯熟驾驭的“感性方式”文学语体为畏途的时候，群起而作废它的所谓“文体创新”的大动作便堂皇开场了。这是上世纪末的事情。所谓“文体创新”，有一大串另外的名称，诸如“跨文体写作”、“无体裁写作”、“文体整合”、“超文体诗学”、“凸凹文体”、“混沌文体”等。这是一伙审美文化准备不足的所谓“文学新生代”为了快速入主文学，仿效现代主义彻底反传统的姿态，粗野的文体造反宣言。文学所允许“言说的自由”是有限的，就是为传播情感和营造感动，而用词语作刻刀塑造形象；舍此而把各种语体搬到文学里混用，“极大限度的言说自由”倒是有了，但真的文学怕是丢失得没有了踪影。
“文体创新”论如此轻易得手的直接后果是加速了文学语言的非文学化。马尔克斯说，他写作是“同每一个词搏斗”，因为“希望他的作品从第一行起到最后一行都能紧紧抓住读者”。“文体创新”论，彻底解放了作家，作家写作根本用不着这样辛苦“搏斗”了。按着“超文体”、“混沌文体”操作，不论是说明、记叙、议论，怎样写顺手、自由就怎样写就是了，再也用不着为了用词语“作画”，而劳神费力。这样，作家们的写作明显是提速了，但也明显是：“去精致化”了，而走向杂芜化、粗糙化、沙化了。
这时，企图校正作家们语言的退化倾向的批评家也不多。李建军在他的《修辞学研究》里，设专章挑剔池莉、莫言、贾平凹、阿来等人的语言杂芜化、粗糙化的毛病。最近期的例证是《文学报》新批评栏目有一篇《给贾平凹先生的大礼包》的文章，对《古炉》全书的各类语病，分别以“人物关系混乱”、“时空错乱”、“叙事屡屡穿帮”三大类一一列举，并详加说明。躲开了文学的难度，文学获得了“拓边”、“扩容”。个体的文学创作和整体的文学发展，都空前地“提速”了。“泛文学化”迅速地开创了“无门槛”的文学大繁荣的局面。据黄桂元发表在《文学报》上的一篇文章透露：近年纸媒长篇小说出版呈逐年递增态势，2010年就突破了年产3000部大关。如此匪夷所思的文学出版规模和速度，足以令世界瞠目，却一点也没吓着我们自己。其实，进入发行渠道的纸媒文学，还有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及报告文学诸多单项，把它们的年产量也统计出来，还有多少个3000部就说不清楚了。(还有广大的自费印刷、自行散发的民间文学，以及无法计数的无边的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
曾经有一个人想提醒我们从“泛文学化”打造的文学繁荣中醒悟过来，但是，我们错待了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德国友人顾彬。他不远万里只身来到中国，做的事情竟然是对中国“繁荣”的当代文学说三道四，而且还是当着甚是志得意满的当代作家、批评家的面儿这样说。结果是顾彬立马落入“重围”。一场很显同仇敌忾的“抗顾”文事，在当代文坛热闹了好一阵子。现在，这场文事和明显是接续这场文事的全国性的“重估当代文学”大讨论，都已经结束多时。到了“冷场”的时候，可以冷静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了：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顾彬批得体无完肤了吗？或者这样反思：顾彬真的不曾说过一些对话吗？
“泛文学化”是一种无边界的文学，被解说为文学的“拓边”或“扩容”，实际是文学向非文学的大踏步退化或异化。在这种情势下谈论文学“回到难度”，按理应该是试着为文学重新划一划边界才对，劝导文学重新回归到文学应该的位置上，现成的叫法是“让文学回到文学”。其实，按照文学先贤们对文学的塑造，文学与非文学的不可混淆之处，简言之就这样两点：一是文学用形象、形象体系说话，二是文学是“情感解决问题”亦即“营造精神感动”；在人类创制的所有文种中，文学因为最具感性魅惑力和丰富的情思蕴藏而成为流布最广泛，钟情者最众多的美丽文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