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深刻地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总结和反思的指南。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走到今天这个程度，自身所包含的一些话语惯性问题，概括而言，我认为有两个具体前提需要做一澄清。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批评话语因袭问题。另一个是90年代至今的批评家代际更替、思潮涌动，基本上重心在于抢占话语高地，追逐新异，“接着说”严重断档，导致积极“影响”缺失，“我来说”显得并不充分。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批评，特别是在“个体化”文学观念当中起家的“70后”、“80后”批评家，尤其如此。“个体化”使然，都似乎在“我来说”，可是在这个不短的个体化言说时段，批评文本中的整体社会现实图景实际是最为模糊的。不自觉追究文学世界里关于阶层、价值断裂，乃至制度秩序缺失这一层，只分解式论述个体的内在性，有时候恰好是本末倒置的。总之吧，有了如此的批评流程和批评选择，才导致了今天批评诸多不如意的出现——当然，这只是就批评自身的演变来论。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谈目前文艺批评的新的根本处境问题。
第一，批评是否该考虑走出自我经验规定性的问题。跟踪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文艺批评文本，我强烈感受到，自我经验其实已经变成了制约批评家表达文艺思想的一个首要障碍。不错，个体化，或者个性化表达，是使“70后”、“80后”整体被批评界注意的一个理论分界，但是也是使青年批评家整体沦陷的一个重要的观念误区。应该说，这个文艺观念，在被集体性提出并书写的年月，的确发现了文艺创作上的某些坚硬问题和现象，比如，文艺不把个体人的处境放在眼里，不把日常生活列入艺术中心来考量等等。然而，当社会急剧转型、经济迅速发展，甚至当社会内部的阶层断裂早已发生、价值错位已经横亘在人们面前之时，个体或个性化理论视角，实际上已经成了蛊惑阶层断裂、强化价值错位的一个理论武器了。就是说，自我经验的理论能量其实已经被耗尽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是形形色色、各执己见的个人视角、个人经验，毫无含糊，由此构成的批评话语肯定是破碎的和散乱的，也就不可能指向作为群体存在的社会阶层，和作为力求达成共识、取消差异的价值共同体而有效言说现实的整体力量存在。如果不走出自我经验，批评似乎就只能是无效的自我饶舌，其结果是谁也听不懂对方，谁也不愿听懂对方——因为，持己见，曾被理论所豁免。当然，知识人、文化人的个体经验，要细说，有的可能来自道听途说的“国学”、“传统文化”及其宗法文明程式的氛围；有的可能来自“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话语，特别是该理论所鼓吹的通过实现所谓的“理性的个体”而来的什么都需“私有化”图景；有的看得出也还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对立的影响，以致于总把理想的理论建构当作当然的生活现实，对于真切的现实经验反而熟视无睹，或者径直以“转型期”的宏大修辞搪塞了事。如此等等吧，总之，体现在文艺批评中的个人经验，就变得有些类似于经济领域里的“抱团”一样，其“真实”，只适用于个人本位的利益权衡，并非来自大家所共享的基层社会这个共同体赖以生存的空间。如果不破除这样一种或几种流行的个人经验来源、生产逻辑，始终在常识层面反复强化“真”或“真实”，批评恐怕很容易异化成与他人生存无涉、与外界思潮无涉、与目前主导性政治经济话语所掩盖的事实无涉的两个个体之间的姑嫂斗法，或互相掐架了。批评作为一种思想发现而必须指向普遍性、整体性观念形态的努力，只能到此终结。读一两篇或一两部这样的批评文本，倒觉得很有意思，但把无数类似这样的文章或著作合起来再阅读，突觉无聊而乏味，重要原因就在于，你无法把你的个体私密生活与他人的个体私密化生活进行充分兑换，总有侵入他人“私人日记”或“潜意识不可告人动机”的羞耻感，更有甚者，当如此羞耻话语大量繁殖之时，你所生存的实体背景，必然在迅速淡化。生活在话语所构造的虚幻世界当中，还谈什么触及坚硬的社会机制呢？
第二，批评是否该考虑走出学科规定性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在一个大型论坛上，我曾听到一些资深教授对青年批评者的质疑。他们之所以有底气以某一个刊物及其作者发难整个青年批评界，一个重要判断便是，这个刊物及其集结起来的青年作者，他们形成了某种批评的学科化论评模式。就是从题目到行文结构，无不弥漫着“新世纪”，乃至于新世纪之下的“身体写作”、“女性写作”、“农民工写作”、“边缘写作”、“民间写作”、“地缘写作”等等。历史意识和社会学视野，基本上被这些无限分解下去的所谓学科内合法性知识阻断在遥远的地方了，公共知识分子情怀也罢，人道主义诉求也罢，仅仅成了学科梳理过程中的一个华丽技术而存在，难怪资深教授会毫不顾虑地一揽子打死。熟悉当代批评史的人大概都知道，正是他们——“50后”或“60后”，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文艺批评的热潮，并且所讨论问题也绝不仅限于文艺的事实。至少，他们的批评文字中，目前来看，最大的亮点，或者说还能被人们不断记忆的地方，肯定是对整个社会文化现状的描述和批判，对于具体文艺细节的把玩和涵咏功夫倒还在其次，这也是他们那一代人引以为豪的地方——有命名时代的能力，也有把握乃至论述时代的方法论。而这一点，正是今天学科化青年批评所欠缺的致命之处，知识很多，信息量也很大，就是没有切肤的时代感和命运痛感。在特定学科范围内论评文学艺术个例，有益的一面或许有助于学科资料建构，但错位同样非常醒目。我们看到最多的便是依然理直气壮地拿《红楼梦》标准来说当下长篇小说，但就是不追究当下长篇小说语境为什么已经不是《红楼梦》时代。没有切实语境支持的言说，再怎么精致，常识告诉我们，那也不过是对死人的缅怀，而不是对活人境况的正视。由此可见，学科规定性内的文艺批评，其终极诉求很有可能直奔向与人无关的资料整理，而不是激活资料从而把人变成一大堆历史陈迹的观照者、审视者，批评的独立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第三，批评是否该考虑走出知识规定性的问题。近读一学者的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赏析》，朱进国)，我曾表达了自己的切实感受。觉得他实际上是想把古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知识生活、政治生活和心性追求，乃至于主体感知性意义生活五位一体，融会贯通于一身，从书信这个私人生活载体突破，试图超越以文论文、以艺术论艺术、以审美论审美、以日常论日常，甚至于以知识规定性论文的藩篱，进而用翔实的论证、大胆的跨学科知识，走向大文学的可能性。对古人书信的研究之所以能达到如此效果，对照于我所感受到的当下批评现场，重要的区别在于，该学者有穿越具体古代文学理论知识的自觉意识，而今天的青年批评家则没有。非但没有，反而更希望自己的当代文艺批评，能够尽可能具有所属艺术门类的规范知识——更规范，更学术，更术语化。不言而喻，这样的批评，是当前硕博教育的产物。论述一大堆现象、征引若干理论流派知识，其结果就是为了把论文写得更像论文而已。正如伊格尔顿《理论之后》中所说：“在文化研究学者中，身体成了极其时髦的话题，不过它通常是充满淫欲的身体，而不是食不果腹的身体。让人有强烈兴趣的是交媾的身体，而不是劳作的身体。言语温软的中产阶级学生在图书馆里扎堆用功，研究诸如吸血鬼、剜眼、人形机器人和色情电影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题目。”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