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老话题，诺贝尔文学奖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中国作家关注的焦点(尽管两年前中国本土作家莫言获得诺奖)，以至酿成浓重的“诺贝尔情结”令人困惑。除了大众传媒中的文化英雄诉求外，深层原因还应考虑在现代思想文化史的脉络之中，在这一希求得到西方话语质量认证的叙事逻辑中，“取消主义”和“完美主义”是前后两个互相矛盾的要素。前者先是取消文学书写中的个人性价值将其附着在“我们”、“民族”等非文学的概念上，一旦落选“完美主义”即成为维护民族自尊心的一种文化拒绝姿态。这里显然存在着两个不能媾约的“他者”和“我者”的评判标准。在“他者”眼里，文学是从个人出发又以个人为旨归的，而“我者”则是从个人出发以民族为旨归来诉求作家的。对中国作家而言，文学书写所揭橥的不单是个人之痛，它首先也主要是民族之痛。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就曾对这种正反题置换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情结”表示不能理解，他注意到“他们执著地希望回归到自己的民族环境之中，他们反复提到自己国家的名称，注意到‘我们’这一集合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不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如何能够比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做得更好。他们把问题提到‘人民’的高度”。最后他善意地开玩笑说“这不是美国知识分子讨论‘美国’的方式”。我们知道，当鲁迅把“阿Q”当做民族寓言去写时，他也许发现自己陷入的是与主人公相类似的思想困境。鲁迅试图通过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虚构出另一个比阿Q时代更理想的社会，然而直到他去世，那个“叙事”仍向他关闭着，在另一个第三世界作家奥斯曼尼笔下，《汇票》中的主人公因没有身份证无法兑现从巴黎(西方语境)汇来的支票。他出生于民族独立之前，没有有效的证明文件，而那张不能兑现的支票却由于新的信誉支付和债务积累开始贬值。作品戏剧性的结局是，大量石油资源的发现不仅未能拯救这个国家，反而将它拖入新一轮的外债当中。艾特略两部著作《讽刺的力量》和《乌托邦的形成》今天如尚有“重读”的意义，我想主要在于他把讽刺和乌托邦这两个本无缘分的概念放到了同一语境中。这个语境不言的深意是：所有讽刺中均带有乌托邦的内含；所有乌托邦无论貌似完整或支离破碎，都无不在讽刺的文化设计之中。
“诺贝尔情结”的历史本文所体现的就是这种虚幻性。据说某个时候钱锺书、沈从文和老舍曾获诺贝尔奖提名；又据说某个时候某位诗人鉴于政治性的前提条件，拒绝了该委员会的提名动议。这些层次不低的传闻，在当时曾引起过不小的震动。但无论是不以为然还是空欢喜一场，都反映出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希望出点什么事的隐私心理，哪怕只是闹出些很虚幻的事件来。所以，很多人宁肯待在两头落空的存在状态中，也不想让心态回复到日常和个人的经验中去。其实，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多是在“没有想到”的惊讶心情中走上瑞典皇家文学院的领奖台的。俄国诗人布罗茨基在移居美国之前，只是个没有固定职业的流浪汉，多次遭流放，因此他对作家的警戒是“无论作家或是读者，他的首要任务是掌握那属于他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接受从外部强加于他或为他规划的生活，不管这生活的外形如何高尚”。 大江健三郎作为诺贝尔奖得主，是在照料儿子的普通琐碎的生活中从事写作的。大江健三郎获奖后，却拒绝了日本政府按惯例授给他的文化勋章，他坚持这种平民情趣和立场的理由是，不想像寅次郎那样穿上不合体的礼服。赫内原是柏林一所学院的教师，过的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书斋生活，借用布罗茨基的话说，“书本是他真实和惟一的现实”，也就是说，这些作家虽在虚构的世界里写作，然而却生活在一种平易寻常的状态中。
显然，正因“诺贝尔情结”整个叙事逻辑中有两个互相抵消的矛盾要素，就使得它存在的整个根据是虚幻的。取消主义为维护部族的集体自恋感而取消了文学书写的个人性必要前提；完美主义则完全不把部族的实际处境考虑在内，这样就导致“诺贝尔情结”在应然与实然两头的悬空。我想改变这种状况的有效办法无非是，规劝中国境内外的作家回复到平常心态来，首先意识到你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文学书写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