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的重要资源，目前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特别是关于抗战时期文学的民族化倾向，有些理解过于表面，在价值判断上趋于两极，对其内在意义的分析还有待深入。
有研究者认为，抗战宣传的急切功利性影响了文学的独立品格，价值立场上对传统道德的回归是以“救亡压倒了启蒙”，以民族解放取代了个体解放，而艺术上对民族形式的挪用、借用造成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中断。应该说，抗战初期文学创作上的贫弱、机械、简单，确实暴露出了从五四文学到抗战时代文学表达的转型的艰难。但是，经历了抗战初期的摸索、实验之后，巴金、老舍、茅盾等作家确实重新找到了个人与时代的铆合点，从而成就了他们超越五四文学的新成绩。
作为“二战”反法西斯的远东战场，中国战区伤亡惨重、民不聊生，亡国灭种的危机促进了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文学创作前所未有地与民族命运、现实生活链接到了一起。抗战时期的出版业虽然受战争重创，但作家深入现实的热情不断高涨，文学生产的数量持续上升。据资料显示，文学类书籍在战时图书中数量最大，且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到战后的1946年，文学书籍出版数量达到民国时期最高。而战时作家关于文学经典的思考也较任何一个时期更焦灼、更热切，对“伟大的作品”的呼唤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的文艺座谈、文学评论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抗战时期在整个新文学史上意义重大，民族的危亡时刻恰成了作家与文学的炼狱。孙犁称，抗日战争中他“经历了美好的极致”，这是对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真诚礼赞。如果说战前新文学的生产、消费主要集中于文化人内部的话，那么战时文学活动则被迫进入完全敞开的迥异空间之中。其中，文学与政治话语、民族生存、民间生态的纠结，是其主要特征。而事实上，个人与民族、人性与伦理、政治与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史的任何时段从来都是纠缠在一起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内部的空间差异，抗战时期则尤其如此。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谦芬的新著《上海与延安：异质空间下的小说民族化》，即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该书将研究的对象限定于全面沦陷后的上海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敌后根据地，集中探讨了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缘政治文化空间的文学民族化追求。作者深入两地文学空间的内部进行考察，相互参照分析文学话语场诸种力量的混杂及作家构成、创作态度、文学消费的具体形态，揭示出了两种民族化路向的经验和教训，在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张力中追溯了抗战文学与五四文学内在的承续关联，总体上不仅为抗战文学研究整理了原始史料，而且在文本的细读上提供了对抗战文学的新解读，尤其在对抗战文学的民族化追求的研究上作出了新贡献。
关注抗战时期文学的民族化，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中国抗战文学表达的民族特色。由于历史原因，对抗战文学的研究长期受制于狭隘的政治视角和完全西化的评判标准，对敌后根据地的文学关注较多，对范围更广的正面战场的文学书写的挖掘偏少，对反映大后方、沦陷区生活的日常书写也重视不够、评价含混，这尤其造成了抗战文学研究范围的窄化。其实，那些看起来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在精神背景上仍透出战争惘惘的威胁，有着时代的或浓或淡的影子，是中国式反战的一种文学表达，理应受到抗战文学研究的关注。此外，对抗战时期文学的解读上，还应充分注意到中国作家抗战思考的民族习惯与个人特质的交集。
文学的民族化看似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此一问题上，无论历史的总结还是现实的取舍，都还有相当的工作要做。简单地贬抑抗战时期中国作家的民族化追求，既忽略了历史现场的时代要求，也怠慢了抗战时期所提供的宝贵文学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