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对于经典的守护，“高峰”的标准就建立不起来，就会误把“高原”当“高峰”，甚至把平面、洼地说成“高峰”。失去了标准，文学艺术必然陷入一派混乱。
●一旦疏离经典，“高峰”的创造必然成为“无根”的制作，甚至是海市蜃楼。世界上没有一部被称“高峰”的作品不是从经典的母汁中汲取养分的，甚至作为“高峰”品格的“独创性”也不是孤立的，总是在与经典的联系中显现出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这段话既是对当前文艺状况的一个准确判断，同时也是对文学艺术瞩望高峰的殷切期盼，值得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
文艺的“高峰”可遇不可求，它的到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来不得急躁，更不可能通过人造景观来实现，跟特定时代物质的繁荣也不成正比。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生产出来的必然是垃圾。置身于现代生活里的人们脚步似乎太快了，生活就像一个不断提速的列车，惟有不断提速，才可以证明自己的意义。然而在不断提速的过程中，人们却失去了从容优雅、耐心细致，也弱化了感悟风景、享受过程的能力。《华盛顿邮报》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地铁站里，一位世界上优秀的音乐家约夏·贝尔(Joshua Bell)用一把世界上最昂贵的小提琴演奏了6首世界上最难演绎的音乐家巴赫的作品。在45分钟的时间里，大约2000个过客从这里经过，但是没有人停下脚步来静静地欣赏。而要在剧院听一场约夏·贝尔(Joshua Bell)的演奏，至少平均花费200美元的门票钱。实验者由此得出结论：当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用世界上最美的乐器来演奏世上最优秀的音乐时，如果我们连停留一会儿倾听都做不到的话，那么，在我们匆匆而过的人生中，我们又错过了多少其他东西呢？这个实验实际提醒我们放慢脚步让灵魂跟上。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艺术是“慢工细活”，是“比慢“的艺术。世界上伟大的作品，都是几年、几十年磨一剑的结果。司马迁撰《史记》用了15年，班固写《汉书》用了20年，曹雪芹写《红楼梦》用了毕生的心血。世界上没有哪一部“高峰”之作是在“求快”的心理驱使下完成的。文学艺术的生产是这样，自然科学的知识生产也是这样。2001年上半年，美国顶尖级刊物《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发现的公式》的社论，其中第一个公式就是“放慢脚步以探索问题”。认为：“科学的发现需要一种不匆不忙的态度。我们的结果更倾向于一种既放松又很有意图的和有准备的思想状态，这种状态没有受到任务清单、最后期限和其他紧张的工作日程的限制。并且能够抵制尽快得到某种结果的诱惑，而代之一种积极态度去寻找与常规不相符合的偏差，有矛盾的和异常的结果。常常正是这些非正常现象后面隐藏着发现的线索，这些线索有可能向流行的思想和传统的解释提出挑战。”
我们许多有才华的文学艺术家在匆匆忙忙赶路中迷失了自己。像个生产的机器，一年之内可以写若干个长篇和中篇，还要写散文、写评论、写电视剧，要参加各种笔会、研讨会，触电上电视，轻松世界游；我们一些演员特别是名演员，一年之内可以接几部电影、几部电视剧，还要拍广告、搞经营、写传记。结果，数量的繁荣上去了，内涵和质量却打了折扣。更有甚者，眼睛只盯着票房价值，追逐市场卖点，而没有耐心涵养精神，打造精品。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当中，中国文学艺术的声音并不强烈。
由此看来，当我们瞩望文艺的“高峰”时刻，首先应该强调的，不是快马加鞭、只争朝夕，而是鼓励作家放慢脚步，从容创作。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体现了“高度”与“高峰”特征的文艺生产，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自然而然的长周期的过程，这中间容不得急于出成果、急于成名、急于产生社会影响等功利性目标的纠缠，不是靠搞规划、拼工期、赶速度或集团军作战等所能完成的。那种速成的、快餐式的、拼贴的、策划出来的文艺作品，那种靠开研讨会、红包批评，或买下版面、策划营销而博得名声的文艺作品，可能风光一时，但注定是短命的，不可能与“高峰”结缘。文艺生产的这些特征，内在地要求文学艺术家克服浮躁，耐得寂寞，放慢脚步，从容创作。而社会也需要摆脱功利观的影响，为艺术家营造自由与宽松的氛围。
守护经典并从经典当中积蓄能量，是通向“高峰”的必由之路。经典代表人类精神的高度，守护经典，就是守护人类精神的高度。美国文化批评家布鲁姆就曾经谈到，原创性和陌生性是一切经典最优秀的品质。经典，不只属于个人，更是一个时代伟大作品的标志。所谓文艺的“高峰”，说白了就是涌现了一批堪称经典的伟大作品。一个时代文艺的繁荣，不仅以那个时代灿若星河般的文艺作品的出现为标志，更以那个时代伟大作品的出现为标志。伟大的作品，具有恢弘广阔的人类意识，并以精湛完美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文艺的繁荣，以文艺的“高原”与文艺的“高峰”交相辉映为标志。
在对经典的守护中建立起文艺“高峰”的标准。没有对于经典的守护，“高峰”的标准就建立不起来，就会误把“高原”当“高峰”，甚至把平面、洼地说成“高峰”。失去了标准，文学艺术必然陷入一派混乱。我们当然不能用“高峰”的标准要求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毕竟，文学艺术的生态是多元的，文学艺术的趣味也是多样的，只要不与人类向善的本性相抵触，一切品类的文艺作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只是，我们在承认文学艺术丰富性的同时，还要呼唤那种有高远气象，有伟大胸襟，有超越品格的“高峰”之作的出现，因为这代表了时代精神的高度，显示了人类本质力量的极致，并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
从经典中积蓄能量，“高峰”的创造就会有不竭的动力。相反，一旦疏离经典，“高峰”的创造必然成为“无根”的制作，甚至是海市蜃楼。世界上没有一部被称“高峰”的作品不是从经典的母汁中汲取养分的，甚至作为“高峰”品格的“独创性”也不是孤立的，总是在与经典的联系中显现出来的。英国音乐理论家戴里克柯克通过仔细比较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的开头主题乐段和巴赫的赋格曲之后，发现了它们之间的“某些酷似之处”。他由此得出结论：“任何突然‘进入作曲家头脑中’的新乐思，总是根据他对前人的或同时代人的(以及他本人的)音乐经验而被创作出来的。”这个例子说明，文艺的高峰从来都不是横空出世，没有对于经典营养的充分吸收，高峰所显示出来的“独创性“就会变得不可理解。
文学艺术作为精神生产，具有“形式优先”的极大特殊性。领悟到这种特殊性，是艺术生命的自觉。形式之于文学艺术，具有本体的意义。没有形式，也就没有艺术作品的本体存在。艺术家正是借助形式找到了理解世界的语言，而接受者也是通过形式进入到文本的意蕴世界里。正因为如此，追求形式，是艺术家难以割舍的情结。
通常将文学艺术做内容与形式的二分，这种蹩脚的划分曾经给文学艺术带来灾难性影响。文学艺术的内容被理解为酒或水的内容与作为瓶子的形式之间的关系，似乎形式就是一个容器，既可以容纳叫做酒的内容，又可以容纳叫做水的内容。这种有违艺术规律的内容与形式观，为文坛制造了大量“观念先行”的作品。当今文坛，形式的粗糙已经成为文学艺术刺人眼目的痼疾。形式的粗糙主要表现在：第一，违背历史情境和人物性格，作者替人物说话；第二，叙事空洞，缺乏意蕴，用离奇的情节，唯美的画面，高科技手法或者话语的膨胀来编织苍白的形式；第三，粗鄙化和欲望化，肉身写作替代了精神关怀。显然，呼唤形式，决不是形式主义的空洞呐喊。
我们需要从整一的观点理解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在真正的艺术作品里，内容与形式从来都是不可分离的，正如黑格尔所说：“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没有离开形式的内容，也没有离开内容的形式。强调、推崇形式的意义，正是对艺术本性的尊重，决不可与形式主义画等号。黑格尔认为：“一件艺术品，如果缺乏正当的形式，正因为这样，它就不能算是正当的或真正的艺术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更明确：“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文艺的“高峰”，是以独特的形式铸就的，不能有离开“形式”的所谓“思想”的高峰。失去了对于形式的强调，“高峰”的执念必然流于空洞。在瞩望文艺“高峰”的过程中，应当时时强调对于形式的尊重，培养对于形式的敏感，用心去寻找富有生命力的完美形式，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牺牲掉形式。拥有了形式，也就拥有了作为“高峰”的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内在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