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文体与文学批评的内容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离，从来就没有缺乏内容的形式，也没有缺乏形式的内容。借鉴古代文化史的概念，道器之辨，与文学批评的内容和形式关系庶几近之。赵翼论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不仅是指文学表达的内容创新，也是指文学表达的形式创新。文学批评文体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实践的必然结果。具体来说，是文学批评学院化的必然归宿。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可谓文备众体，举凡题要、论文、随笔、点评、选本、诗话、诗论、书牍等，形式不一而足，生动活泼，体现出一种自由性言说的诗性表达。近代历史虽然短暂，也有梁启超独卓的文学批评文体横空出世，其特色在于不拘一格的体裁、雄辩滔滔的语言、笔锋常带情感的内涵，影响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进入现代历史之后，文学史上的批评文体更是具备多样性的特征。如鲁迅的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体，周作人的美文体、书抄公体，章太炎的逻辑体，胡适的思辨而朴实的文体，梁实秋的士子体或称教授体，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李健吾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奇遇”——印象鉴赏式的批评文体等等，争奇斗艳。以小说创作名世的沈从文，写起文学批评来，常常如禅宗的当头棒喝，直指批评对象，如其已经成为经典句式的论文开篇论断：“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以清明的眼，对一切人生景物凝眸，不为爱欲所眩目，不为污秽所恶心，同时，也不为尘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厌烦而有所逃遁；永远是那么看，那么透明的看，细小处，幽僻处，在诗人的眼中，皆闪耀一种光明。作品上，以一个‘老成懂事’的风度为人所注意，是闻一多先生的《死水》”；“使诗的风度，显着平湖的微波那种小小的皱纹，然而却因这微皱，更见出寂静，是朱湘的诗歌”。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于批评对象的整体性把握与发自内心的批评自信。
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文体，也曾经宛如陌上花开，繁盛一时。我将此归因于其时是一个主体性高扬的时代。作为与文学创作相伴前行的文学批评，亦莫不如是。心灵是否自由，想象是否丰富，审美形式是否多样，批评是否“及物”有效，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成就高下的根本依据。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在许多文学史家眼中成为一个“形容词”，原因正在于其时文学表达的自由性与多样性，那是一个激情四溢的时代，是主体性的精神性的大写的 “人”凸显的时代。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一批敏锐的学人立即感受到了主体性的黄昏已经悄然降下帷幕。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学》发表王晓明等学者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对市场经济呼啸而来的浪潮冲击下的人文精神的退缩与沉沦表达出深长的担忧，王晓明认为：“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读书》杂志随后刊发了系列讨论稿，选取其时风行天下的诸多文化事象展开讨论，认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主体性人格萎缩、批判性精神消减、艺术作品粗制滥造、生活情趣日益粗鄙、思维方式简单机械、文艺创作想象力匮乏，等等。但这种直指时代锢疾的批评并没有坚持多久，就连同作为批评对象的人文精神的溃败一起，迅速被时代风雨裹挟而去，潮打空城寂寞回。批评文体中的人文主体性让位于市场利益的主体性，表现出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异化”特征。文艺批评中出现了红包批评、人情批评等诸多乱象。
近年来“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不断，持续高涨，我觉得最根本性的问题还是在于文学批评的活力不足，文学批评的主体性缺席是根本原因。从“广场”退回到“书斋”，文学批评家在“岗位”上孜孜经营“自己的园地”，偶尔从“象牙塔”的阁楼小窗往外看，十字街头，舆论“公知”粉墨登场，“大V”变幻大王旗。没有了时代风雨，没有了悲欢与共的生命体验，没有了超越和突破时代限制的批评主体性，文学批评的意义何在？
文学批评成为了一门“手艺活”，在“行业自律”和“学术规范”中作茧自缚。当前文学批评文体的学院化、体制化成为束缚文体自由的最大问题。少见赤子之心，多有匠气、学究气；少有“片面的深刻”多见“貌似客观的中庸”；过于讲求规范，从而失去生机；在自我设定的边界中追求收敛锋芒的四平八稳和面目可疑的“学术性”。
在主体性沉沦的黄昏，在过于物质化的时代中文学批评缺乏对“人心”的关注；技术主义甚嚣尘上，批评文体成为纯粹的技术操练，主体性精神退缩；在数据表格、项目考评、资金管理、过程审核的制约下，文学批评期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时代、体制规约着主体性的发挥。在朱苏进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三国》中，经典著作中临死之前“分香嘱妓”的曹操，说出了海涅诗歌《还乡曲》中的名句——“死亡并不可怕，死是凉爽的夏夜，正可供人无忧地安眠。”将主体性突破时代限制的梦想寄托在遥远时代的历史人物身上，这不能不说是当下诗性缺失、主体性沉沦的时代症候。
马克思说过：“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惟一色彩。”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既然文学创作中的文体实验和探索备受称赞，为什么文学批评文体的突破和创新，就不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和重视呢？在此意义上，近年来一些文学批评家的文学批评文体值得格外关注和尊重——是一片灰色中的绿色生机。
有人开玩笑说，目前只有一种批评文体，那就是“C刊文体”。背负考核、评级、项目、评奖重负的学人们，在规范化的崎岖山道上踽踽前行。打破文学批评文体单一化的路径何在？我们可以从地域性表达中寻找出路；可以从历史性表达中寻找出路；可以从对话、独语、宣讲、批判等文体表达中，寄托我们的阅读同情与主体批判，最终实现和完成“六经注我”式的自由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