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扬民族精神、坚守中国风格，本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应有之义，但为何今天我们仍然要强调这个话题呢？而将这个话题置于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互动和影响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趋势之下，又有什么新的意义呢？全球化浪潮对民族性根基的冲抵，是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整体发展的严峻挑战，因而中国风格的建构与文化身份的认同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诉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只有将中华民族精神熔铸于文学之根，中国文学的发展才能越来越繁荣，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才能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故事才能越讲越动听。
寻根：问谱追源的生命体验
《战争与和平》的气势磅礴、《浮士德》的冷峻思辨、《雪国》的唯美幽怨，这些作品特有风格的形成都与其各自民族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作家不仅生活在时代中，更是生活在文化中。文学作品总是一个民族特定的精神生活、思考的产物，有意无意地反映一个民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与认知世界的方式。果戈理曾这样说过：“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这意味着我们所强调的民族性不应该只是语言文字所体现出来的形式方面的民族特色，更是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思想意识。
事实上，从五四新文学至今，出色的作家都是在中外文化的共同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在新文化运动中高举反传统文化的大旗，声称“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的鲁迅，若没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积淀，又如何能在小说中用寥寥数笔就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国民劣根性勾勒出来？老舍曾说，“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因此他用文字盖起来的北京城，早已与真正的北平难辨虚实。陈忠实的《白鹿原》尽管被比做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但《白鹿原》毕竟还是《白鹿原》，几十年历史的宏阔变迁，几千年民间文化的传承才是《白鹿原》背后的深层次灵魂，那是中国的历史，鲜活的中国人与他们的爱。而迟子建之所以常常被人们与萧红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她们都是东北女作家，更重要的是她们都忘不了那群黑土地上的人，铭记着他们的痛与爱。
相反，在中国生活了18年的赛珍珠，一生中写下了70多部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一部《大地》更是让她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她满怀深情地注视和解读着中国这片土地，但她毕竟是一个美国人，中国文化始终难以在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代替美国文化的核心位置。鲁迅在1933年致姚克的信中这样说道：“赛珍珠的《大地》是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立场而已”。无独有偶，林语堂用英文创作出来的《京华烟云》曾让他三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当我们细细地去品味，发现他讲述的仍然是一个充满道教意味的典型中国式故事。一个作家很难写好另外一个国家的故事，恩格斯曾经在点评莎士比亚的剧作时这样说到：“不管他剧本中的情节发生在什么地方——在意大利、法兰西还是那戈尔……总之，你会看到这些情节只有在英国的天空下才能发生”。所有这些都在说明，民族文化传统对一个作家创作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赛珍珠的作品长期在中国备受冷落，也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说明了民族性的重要性，长期形成的生活经验和审美体验，能让作品更好地成为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平台。朱自清的《背影》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读者中久久流传，就是因为文中蕴含了中国独有的父子相处的模式和表达方式，也正因为此，这篇并不长的散文才会让中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同身受，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审美认同乃至民族认同。民族传统与审美趣味的融合，不仅会让我们很容易对作品产生共鸣，而且甚至会放大作品的价值。这是文学作品的特性，更是民族精神的魅力。
坚守：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色
“和”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在这样的潮流下我们更加要坚守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风格。盲目的追随和摹仿只会让本土文学的特征日渐淡漠，在文学创作中过于求新求异，往往会造成自我的迷失。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些“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的文学现象之所以遭受批评，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过度追随西方文艺的先锋性，而从根本上脱离了本民族生存的语境，表现出了对民族生存和命运的冷淡和漠视。诸如此类的对国外潮流过度追赶的作品，不仅融不进世界文学的版图，反而模糊了自己的面貌。失去了自己风格的作品，就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也就拿不到世界文学的入场券。
虽然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的文艺思想，新文学作家们当初甚至还发表过“打倒孔家店”、“礼教吃人”等激进的言论。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五四那一代人在开启中国文化和文学新格局的同时，也从未中断过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周作人最热心白话文的倡导和实践，但又最珍视文言文，他是五四时期新文学的重要推手，但第一个公开提出要保留文言文的人也是他。废名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厌世派的影响，他曾公然表示“我喜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喜读哈代的小说，喜读俄国梭罗古勃的小说，他们的文章里都有中国文章所没有的美丽”，这使得废名在20年代创作的诗歌就带有强烈的现代主义朦胧感，学界有人甚至用“无可解”来评价他的诗作。然而不管他的诗歌写得多么朦胧，诗歌理念多么先锋，他最终是以经典的中国风格展现于世，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自己鲜明而独特的标示的。他用唐人绝句的意蕴来写小说，他的诗作中充满了中国传统山水田园的淡雅，他整个创作中那种“来得快去得也快”的禅意和顿悟等等，无不显示了典型的民族特色和中国风格。曹禺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拥有杰出的地位，但如果我们不了解京剧就无法理解曹禺的话剧，无论奥尼尔、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对他的影响有多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使中国观众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话剧的思想震撼和艺术魅力，是因为曹禺剧作演绎的是扎根于中国土壤上的人物的爱恨情仇，其戏剧冲突的形式与感情表达的方式都鲜明地打上了民族的烙印。无论《原野》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奥尼尔《琼斯皇》的影响，无论《原野》在人物与故事上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有多大的距离，以及它的表现手法对中国戏剧来说是多么的陌生，《原野》终究是为中国现代话剧增添了新的面貌，而绝不是《琼斯皇》的翻版。对于莫言来说，虽说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过深刻而重要的影响，但莫言毕竟没有成为第二个马尔克斯，真正支撑起莫言作品精神内核的，恰恰是他最中国、最乡土、最传统的一面，他笔下展现的是山东高密的乡野风情，是齐鲁大地上的乡土人伦，燃烧着的是这片土地上痴儿怨女的一腔热血。中国人悲苦而坚韧的生存状态，我们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力量，这是莫言整个创作的底蕴，莫言正是以这样的中国风格和中国身份登上诺贝尔文学奖坛的。
事实上，不仅仅是鲁迅、周作人、废名和莫言，现当代文学史上诸多作家都用一部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向我们证明，在向外国文学吸取经验的过程中，不管走得再远、形式上追求多新，他们作品的精神内核始终是根植在中国大地之上，只有最大限度地展现中国文学的独有魅力，才能获得世界人们的尊重和礼赞。
超越：异质同源的文学共性
不同国家的文学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因此在作品风格上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样貌。但是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人学，反映的是超越时空的人类某些共通的人性。没有传递出人性中的普遍共性的作品不仅不会被世界人民所欣赏，也无法在本民族立足。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吃周作人笔下“故乡的野菜”，但我们都能被这部作品深深打动，这是因为他表达的是人性中共有的思乡的情感，还有那种人类永远难以抹去的童年的记忆，这种记忆是超越一时一地的。至于周作人特有的欲擒故纵、先抑后扬的文章写法，更是中国传统文学含蓄蕴藉之美的功力显现。鲁迅的《阿Q正传》之所以能享誉世界，不仅仅是因为鲁迅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的形象，甚至也不仅仅因为这个农民形象身上浓缩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国民劣根性，更在于这种劣根性同样也是整个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某些顽疾，并且这些顽疾不是能够轻易铲除的，它不仅在中国国民性中顽固地存在，在整个人类的人性中也同样顽固地存在，所以到今天，从中国到世界，人们普遍地敬仰鲁迅！
民族传统和中国风格是处在不断丰富与发展中的，它一方面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共同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很大的建构性和开放性。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它的文学在与其他民族文学融合的过程中，不仅不会丧失自己的风格特点，反而会变得更加鲜明和丰富多彩。一代又一代之文学，前至唐诗宋词元曲，后到五四新文学的现代转型，经历时代岁月和社会环境的磨砺，传统文学一次又一次注入新的活力，最终形成了如今具有现代气息和世界视野的新传统。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持中国风格，坚守民族精神，就要善于从其他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中广泛吸收有益的养料，惟有如此，中国的文化传统才能更好的延续，中国风格的文学才能更鲜明地展示给世人。
同样，不同民族国家文学之间的互相凝望和借鉴，并不意味着丧失了自己国家的民族性，鲁迅作品中出现的现代主义意象，郭沫若以诗体大解放的形式高颂心中的自由女神，郁达夫用私语式的方式倾诉“零余者”的忧伤，冰心传播的是基督教里“爱的哲学”，难道我们能说他们的作品没有中国风格吗？我们能说他们的作品缺乏民族精神吗？显然不能。只要他们作品里的风骨和精神脊梁是中国的，不论采用什么表现手段来组织题材，刻画人物，都必定是具有民族气派和中国风格的。
总之，成功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民族精神灌注而成的，一定是一个国家风格身份的体现，而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灌注的作品，也一定能够超越时空传递人类共通的精神情感。一部作品的成功如此，整个国家文学的繁荣也是如此。意识到这一点对加强中国文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的战略背景下，如何带着自己国家传统精神资源的文学，叩响世界文学的大门，融汇到世界文学的大潮之中，是中国当下文学走向自信与成熟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