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书瀛的新著《从“诗文评”到“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古今源流进行了翔实考辨，梳理了中国文论从古代形态的“诗文评”对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的发展、蜕变历程。日前，程正民、蒲震元、党圣元、王一川、李春青、金元浦、袁济喜、金惠敏等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该著展开了交流与研讨。
大家认为该著视野开阔，追求理论创新，以通观古今流变与中外汇通的历史眼光，对古代“诗文评”到现代“文艺学”的转型进行了一次可贵的理论探索，并紧扣中华民族传统审美心理结构对以“诗文评”为核心的古代文论和美学思想进行了新的系统论析，不但避免了“硬套西方概念”和“以西释中”的种种弊病，表现了一定的理论自觉，而且观点新颖、资料翔实、论析周密，对进一步开拓学术研究视野具有启迪意义。还有专家认为该著从中国古人与西方的思维方式、“诗文评”与西方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比较立论，不仅有自己的独特感受与体验，还突显了较高的理论品位。
与会者肯定杜书瀛“其人其书其学”，凸显“才、胆、识、力”。与会者高度概括了杜书瀛的为人与治学品格，认为其人温厚朴实、提携后学，其书彰显学术气象，其学则始终坚持“文学审美本质”并融贯各家。
大家谈到该著确立了两种“模态范式”，为学界竖立起标杆。杜书瀛不仅对这种“范式”的转化与蜕变有深入系统地爬梳与研究，还体现了其文论研究上“外在视野”和“内在视野”的融合。该著不仅在比较中确立了“诗文评”和“文艺学”两大“范式模态”，更在以“史”带“论”基础上对从“诗文评”到“文艺学”衍变发展的逻辑线索进行了深入总结，为文学理论界竖立了标杆。
与会学者们还就该著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学术意见，并加以了研讨与争鸣。这其中，分歧争辩的焦点尤为集中地落实到“形态”与“对接”两个关键问题上：一是“诗文评”究竟能否概括全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二是中国现代“文艺学”究竟是否从古代“诗文评”的逻辑转化中线性发展而来？
观点之一：“诗文评”属“集部”的尾部，仅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形态”之一，并不能覆盖或代表全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但从主流上看，大致呈现为“诗文评”线索，这需要在理论形态和作品分析中对其内涵外延作进一步申说。现代“文艺学”是“西化”的过程，与古人的思维方式存在较大区别，并且“诗文评”只是出现在魏晋之后，之前并没有，此外，在中国古代诸多的“史论”与“经学”中也存在大量文学理论思想，却并不叫“诗文评”。有学者指出“诗文评”仅划归在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集部”中，并位于“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大类的第4位，是专门收录“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书籍。然而，在“子部”、“史部”和“经部”中，诸如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也蕴含着大量而丰富的文学理论思想，却并不属于“诗文评”。有学者则认为尽管“诗文评”并不能代表全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但从主流看，中国古代诗学文论还是大致呈现为“诗文评”线索，据此，我们仍可以将“诗文评”视为中国古代文艺学的主流形态，只不过需要在理论形态和作品分析上作一些补充说明。
观点之二：用“诗文评”取代“文艺学”究竟有无必要？从“诗文评”到“文艺学”还存在以“小”接“大”的问题。因为“诗文评”和“文艺学”代表的是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理论产物，且“诗文评”并非古代文艺学形态的惟一样式，而只是其中一个形态。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一是能不能用古代“诗文评”取代今天的“文艺学”，一旦取代，我们又当如何面对五四以后引进的一些西方文艺理论概念？二是古代“诗文评”与现代“文艺学”的对接，似乎有以“小”接“大”的感觉。
观点之三：现代“文艺学”是“旧范式”的摧毁与“新范式”的建立，是“断裂”后的“新生”，与“诗文评”并无直接关联，但积极吸纳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资源。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文艺学”学科是新的话语范式的新建，它是特定学术语境中被建构起来的学科产物，实则与中国古典“诗文评”并无直接关联，只不过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积极吸纳了含“诗文评”在内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资源，并在充实和丰富中进一步完善发展了自己的学科话语体系。现代形态的“文艺学”是被建构起来的学科话语体系，这其中尤其包含马列文论的话语知识，这些也都是当下文学理论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专家认为从“诗文评”到“文艺学”是一个“文化选择”的过程，是“断裂”后的“新生”，尤其是现代形态的“文艺学”，不仅继承吸纳了中国古代的文论传统，还在全球化的跨文化交流对话中，广泛吸纳了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并积极面向现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