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作家王火，他是一名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他曾以荣获茅盾文学奖的《战争和人》书写抗战历史，今天，他再次为我们追述抗战全面爆发后随家人辗转南中国的图景。他见证，他记录，因为那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都无法忘却的记忆。
空 袭
一
1937年“八·一三”之后，日本动用了优势的海陆空军，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据资料记载，当时日寇有2700余架飞机，中国仅有300余架旧式飞机。所以日机除在上海战地狂轰滥炸外，8月15日又开始狂炸南京。
我家在南京，这天中午，忽然听到汽笛“呜——”地长鸣，这是预备警报；不一会儿，就转成“一长三短”的“呜——呜—呜—呜”紧急警报了，在飞机轰鸣声中听到远处有炸弹爆炸声传来，“轰——轰——”天上发生了动人心魄的空战，飞在前面的是四架草绿色太阳徽的敌机，一大三小。大的是轰炸机，小的是保护轰炸机的战斗机，紧跟追击的是三架中国战斗机，勇敢地用机枪“哒哒哒”追击敌机。敌机也用机枪还击。双方机枪吐着火舌，因为飞得低，双方战斗机上戴皮头盔和风镜的驾驶员我看得清清楚楚，飞机掀起的声浪和气浪很大，使人战栗。这时，远处高射炮声“嗵！嗵！”响了，炸弹声也断续传来，飞机轰鸣声逐渐远去，再一会儿响起了和缓轻松的“呜——”声，解除警报。我们第一次遇到的空袭结束，家人和我才松了一口气。但第二天，日机又分四次空袭南京，来袭的大多是轰炸机，属于日本有名的木更津部队，死伤不少人，报载先后有9架飞机被击落。这以后，日机有时日间来，有时还夜袭，除轰炸上海、南京外，杭州、沪宁线，甚至河南周家口(有我方机场)等地都遭轰炸。中国空军也总是迎战，以弱敌强，以少击多。
抗战中，中国空军那种勇敢的精神令人敬重振奋，例如空军第四大队队长高志航，在杭州曾与日寇18架重型轰炸机激战，先后共击落日机13架，后来作战牺牲被追赠为空军少将。又如乐以琴，8月14日与高志航击毁日军木更津轰炸机6架，翌日在笕桥击毁日机两架，在曹娥江击毁日机两架，8月21日在上海击毁日军九六式攻击机两架，不久移防南京，南京人都熟悉他的名字，不幸10月间日机袭击南京，他奋起应战，击毁日机一架后中弹阵亡。再如刘粹刚，是空军第五大队二十四队队长，移驻南京后，负责空防任务，多次参加空战，曾先后击落敌机11架，但1937年10月26日因飞机失事牺牲。萧乾先生在1938年写过一篇有名的散文《刘粹刚之死》，发表在同年6月出版的《文艺阵地》上，里面引用了刘粹刚生前写给他25岁的妻子许希麟信中的一段话：
“假如我要是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我就是尽了我的天职，因为我们是生在现代的中国，是不容我们偷生片刻的。你应当创造新的生命，改造环境。我只希望你永远记住在人生旅途上遇着过我这么个人，我们为公理而战争，我们为生存而奋斗，我们是会胜利的……”
也有许希麟回信中的一段话：
“……在家里有我照料，万不要惦念。现在你已交给了国家，我不应再以私事来紊乱你为国御侮的心。粹刚，现在不是我们缠绵的时候。诚如你所说，我们的时候在杀退了倭奴，恢复我河山，我中华民族永存于世界的那一天。那时候我们再娓娓清谈，我们的小家庭再充满了融洽之气。我希望那天早日来到……”
烈士的家书也是遗书，浩然的爱国正气，使人读了心潮澎湃、心弦铿锵，禁不住要感动得流泪。
抗战期间，我遇到空袭的次数很多很多。后来为避空袭从南京到了安徽，在南陵县住了一些日子，仍常有空袭警报骚扰。后来，从南陵到安庆，由安庆到了武汉。
那是1937年的冬天了。武汉在当时是政治中心。日寇1938年2月猛炸武汉，但2月18日那天有苏联空军志愿队和中国空军联合作战，一下子击落了日机11架；4月29日，日寇大批轰炸机由战斗机保护来武汉袭击时，一下子被击落21架。武汉本来有英租界、法租界和日租界，抗战发生后，日租界当然就收回了，日侨也基本撤退回日本了，但英、法租界日机轰炸时是不投弹的。我随家人先住法租界璇宫饭店，后来嫌房价高，又租住到英租界特三区扬子街大陆坊。放空袭警报后，我常随父亲在楼顶洋台上看空战，空战是很激烈的。有时能看到日机被击毁坠落下来，但民众在日寇飞机轰炸中也遭到劫难，有很多死伤，也有许多房屋等设施被毁。
在这前后，山东正面战场失利，济宁、兖州、青岛等地均失守，徐州会战将要开始，八路军在晋东南地区却连战连捷，台儿庄保卫战爆发，日寇飞机主要忙于在前线助战，但仍不时骚扰我们后方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这时，家里决定由武昌坐粤汉铁路火车到广州，然后由广州坐火车去九龙转赴香港。我们在武昌徐家棚站上了火车，上火车前就来了空袭警报，但一批日机被我们的空军阻击，又被高射炮射击后，很快就逃走了。火车在解除警报后向南驶行，从湖北经湖南到广州。一遇空袭，火车就鸣笛停下来，让乘客纷纷下车寻找地方躲避轰炸。火车开得本来就慢，停停开开，成了“老牛破车”。更想不到的是我竟随家人遇到了一次八年抗战中最危险的大轰炸，险些送了性命！
一路上大约遇到四五次空袭，赶快在火车停下后就跳下来去找地方远远躲开火车藏身，但有时敌机在远处飞，并不来光顾，有时只是一架侦察机来火车上空打个转就飞走了，有时敌机在头上飞过不知去执行什么任务了，火车完好无恙，大家也变得麻痹了，有人干脆听到警报也不下火车了。第三天的早晨，火车已入广东省境，中午就可抵达广州了。8点钟，火车到了砰石车站，想不到突然停了，火车头放着警报“呜——呜——呜——”丢下车厢跑掉了！
有人说：“鬼子飞机常炸广州，这里离广州近，警报可要小心！”车厢里大乱了，车上的人像沸腾的一锅开水涌动奔突着，纷纷下车逃散，有提着小箱子的，也有提着皮包或包袱的。一霎时，车上的人大部分下车了。外边阳光很好，广州比武汉暖和，附近有两片翠绿的大竹林：一个离火车一百多米，一个离火车四五百米，家人和我都往远处那片竹林跑，这时隐隐已听到飞机声了！
真没想到，飞来的至少有十几架巨大的水上轰炸机，这种飞机巨大肥胖像鸭子似的，我们马上匍匐在竹林里的一条已干涸了的沟渠里，从竹林的缝隙中，只见飞机来到头顶突然俯冲下来，发出呼啸，倒垃圾似的投下许多炸弹来，阳光下，炸弹在高空就像热水瓶那么大小，越降越大，一束有十几个炸弹斜着飞下来，发出可怕的“嚓！嚓！嚓！”的声音，我把脸贴着泥土，炸弹“轰——轰——”的爆炸声，地面剧震，我泪水都震出来了！斜眼一看，见头上的飞机仍在俯冲投弹，机枪也“突突”扫射下来，然后，飞机飞走了！我看看身边的家人，同我一样，身上都是泥土竹叶，所幸我们未炸死，但附近的人差不多全炸死炸伤了！红色的鲜血在炸死的人身上和地上溅淌着！到处是哭喊声、呻吟声。我看到身边有好些碎弹片，大的有鞋子大，小的只有拇指大，我下意识地拾起一块小弹片放进口袋(一直留作纪念，直到“文革”后才遗失)。我和家人一起走出竹林，朝火车一看，只见火车后面两节车厢中了炸弹，铁轨旁，弥漫着黄黑色烟雾，还有火舌，四周有很多尸体，离火车近的竹林扔的炸弹多，那里躲警报的人多，死伤的也多，有女人和孩子在哭，哭得凄惨，鲜红的血触眼就能看到……
我的“家人”指的就是我的后母和侍候她的一个女孩。我们的箱子和大提包都在火车上未带下来，但我们坐的就是车尾的那节车厢，日军投的是燃烧弹，车厢已烧毁了！幸亏后母带着她装钱的手提包。火车没法坐了，我们由砰石站坐公共汽车到达广州，住进了爱群酒店，但广州不断有警报，我们很快就由广九路去了香港。
经过了这一次险些被炸死的空袭，我对日寇的仇恨更深，但说来也怪，对空袭我却能淡然对待了，就好像自己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不怕了！以后，在四川重庆，每当空袭时，我能进防空洞就进，人多或没有机会就不进。由于恨日本帝国主义者，我爱看空战，希望看到日寇的飞机被击落。
1941年8月，陈纳德指挥下的美国志愿空军正式组成中国武装部队(即飞虎队)，1942年飞虎队又改编为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日寇虽然仍倾全力作垂死挣扎，不断对四川、重庆、万县、成都等地狂轰滥炸搞所谓“疲劳轰炸”，1942年出动轰炸四川的日机将近200批，每批从数十架到百余架不等，屠杀了许多中国百姓，但日寇已到强驽之末。而我仍旧对空战感兴趣，爱用一本剪报本将每天有关空袭和空战的材料收集剪贴。高志航、乐以琴、刘粹刚三位飞将军的英勇事迹始终镌刻在心上。1943年6月5日，报上刊登了一条新闻使我喜出望外，新闻内容是：“我空军第四大队中队长周志开单机起飞，驱退入侵梁山机场敌机，击落敌轰炸机三架，击伤多架，造成空战光荣纪录。”我当时是非常敬佩这位像《三国演义》中的赵子龙一样的英雄的。以后，报上又刊登了周志开得到勋章的消息，并且看到了记者亲访他的文章，巧的是就在这以后不久，我在重庆国泰电影院附近，看到了周志开，一位非常帅的飞行员，许多人围着他，那天他穿着空军那丝光卡叽军服，胸前戴着勋章，围着的人纷纷笑着看他，热热地向他鼓掌。他也笑着向大家致意，但购物后迅即开着一辆吉普车走了。他留给我的印象确实是位非常阳光、非常英俊的抗日英雄。但后来不久，有一天他奉命驾单机去长江下游进行侦察任务，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我怅然久之。
武 汉
二
这是1937年初冬，父亲和我由安徽省会安庆坐日本商轮“大贞丸”沿长江驶往武汉。这时，上海的激战犹在进行，我们怎么会坐日本船到武汉呢？原来这只船是作为敌产被扣押的。抗战爆发，江阴要塞布设了大量水雷并且凿沉了一批破旧船舰堵塞了航道，“大贞丸”本是到长江上接走撤退日侨的，但它与另一艘名叫“长阳丸”的日本商船在我方封江时被截俘，被我们用来在长江中运载伤兵、难民和旅客。坐着日本船到武汉是一种趣事和怪事，当时船超载，除了大菜间外，所有的官舱、房舱和统舱都像沙丁鱼一样满满挤着人。我们的船逆流而上，经过江西九江、湖北黄石抵达武汉。一路虽有空袭警报，有敌机远远飞过，但未遇轰炸扫射。
武汉三镇指的是汉口、武昌和汉阳，贯通南北的平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与横贯东西的长江在此交叉。无论冀、赣、苏、皖、豫、湘、粤，哪里有事，人们都会跑到这里来。我们到武汉不久，上海、苏州已经沦陷，日寇正要包抄南京。政府要迁到重庆，武汉自然成了政治中心，一下子增加了几十万人口，城市面貌起了极大的变化，抗战的气氛十分浓烈。报上也常出现“大武汉”的称谓了。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武汉的抗战局面令人兴奋。看到街上有巨大的抗日漫画，心中是激奋的。那漫画是彩色的，有二三十米长，一丈多高，画的是一个狰狞凶恶的日本军人手拿沾满鲜血的军刀，但两足狼狈地陷在中国的泥潭中……在江海关附近的街路口，也竖立着一幅巨型漫画，画的是“工农商学兵齐心来抗日”。五个代表工农商学兵的巨人挽臂怒指双手染满鲜血的矮小日寇，那种气势完全压倒了卑鄙凶恶的敌人。张贴在街头的报纸上的漫画更多，有的画着日寇肆意屠杀中国妇女和婴儿；有的画着中国空军击落日寇滥肆轰炸的飞机，有的画着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毁伤日机24架，那“24”两个数字用红色写得极显眼；有的画着上海八百壮士在苏州河畔坚守四行仓库……
当时，街头有文艺界的演员们在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也有大学生在演出抗日街头小话剧“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围观的人很多。文艺界的救亡宣传队，各种战地服务团，各种慰问团、抗敌协会都在街上作抗日宣传。游行的队伍也多，男男女女有的手执红色、绿色的小纸旗，有的高呼抗日口号，有的高声唱着歌。那种抗日的气氛，使人愤激，使人澎湃。穿棉军衣的女军人特别引人注目，她们有些是烫着头发的，但没有擦胭脂涂口红的，有些穿着灰蓝色有红十字符号棉大衣的伤兵，还有海外华侨归国服务团也扯起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白布横幅慷慨激昂地呼着口号走在游行队伍里，那种气氛就像沸水翻滚着似的，使人热血沸腾。
排山倒海似的歌声特别感染人，差不多人人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人人都会唱《松花江上》，人人都会唱《大刀进行曲》。上海沦陷了，但很快《八百壮士》的歌声在武汉大街上响亮地唱起来：“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听到游行队伍中那许许多多热血的中华儿女泪流满面地唱着这些爱国抗日歌曲，我曾不止一次地淌着泪水也高声唱起来。当时前方将士有一句流行的壮语：“同鬼子拼命，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这种拼命精神深深感染着我。
街上更有一道风景线：有时可以看到两三个苏联飞行员走过，他们是空军志愿队的成员，他们个子高大，穿着土黄色的空军皮夹克，衣背上有一面小小的中国旗和一面小小的苏联的红色镰刀斧头旗，旗下有16个中文字：“国际友人，来华助战，凡我军民，一体保护”。有人在嚷嚷：“苏联的飞机师！苏联人！……”记得有时能看到很大的轰炸机和比较新式的战斗机在天上飞过。我们在武汉逗留期间，日寇飞机的空袭还不算太多，估计同有苏联战机帮助防守有关。
武汉抗日气氛那么浓烈有力，肯定同国共合作有关，电影院里正放映着《平型关大捷》的纪录影片。纪录片不可能很长，所以又配上一部别的影片一同售票放映。我随父亲一同看了《平型关大捷》，配演的是美国滑稽片《从军乐》。平型关大捷是红军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进入华北前线后对日军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片中将八路军在平型关东北之公路右侧山地设伏、日寇部队和辎重部队向平型关前进，车行缓慢，队形拥挤的过程全拍了下来。日寇完全进入伏击区时，我军突然开火，大批干部、战士从高处往下飞快地冲到公路上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人数众多，日寇受到意外打击，在我军火力扫射和白刃肉搏下汽车、马车充塞道路，死尸横陈。日军被消灭一千多人，汽车被击毁许多。缴获的战利品有日寇的太阳旗，有炮，有许多机枪及步枪，还有许多炮弹和军用品。看到电影里我军冲锋、肉搏和缴获战利品的场面时，电影院里掌声响起，片子不长，但鼓舞人心。看完《平型关大捷》后，父亲感慨地说：中国人真要团结起来打鬼子同鬼子拼命，鬼子就是一条毒蛇，他也吞不下大象的！他不想再看后面的滑稽片了，我也就跟着他出了电影院。但从那时到今天，已经过去78年，看《平型关大捷》的印象居然未忘，仍清晰新鲜。当时传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代表德国提出要调停中日战争。父亲同友人谈起这事时认为日本不可信任，德国也不可信任，中国的出路只有抗战，坚强地打下去，积小胜为大胜！“积小胜为大胜”是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
在武汉三镇那水波粼粼的宽阔江面上，或停泊或行驶着许多木帆船和火轮，也有许多来往穿梭的舢板和驳船。汉口江边的标志物是江海关和江海关前长长的仓库、堆栈、高楼，码头上，有许多装运货物的穿短袄的苦力在装卸货物。这时，往往听到江海关上的大钟慢悠悠地“当——当——”敲响。清晨，江面有淡淡的雾气，晨光慢慢地不断扩大，逐渐向长江两边延伸。天穹越来越开阔，可以看到瑰丽的天空下灰蒙蒙的武昌黄鹤楼、蛇山及汉阳的龟山。这一切，都镌烙在我记忆的深处了。
后来，在武昌上火车时遇到一次日机的空袭，时间不长，有过空战，但只是掠过汉口市区，有太阳徽的日机被保卫武汉的战斗机驱赶得乱了队形，分散地逃窜，然后向武昌和汉阳投弹，听得到炸弹“轰轰”的爆炸声，更多的是听到蛇山和龟山一带高射炮的射击声，使蓝色的天幕上出现了一团又一团的黑色云絮，敌机飞窜逃跑了，黑色的云絮也慢慢淡化消失了。解除警报，街上行人和黄包车、汽车又多了起来，恢复了原来的状态。街头有流浪乞讨的难民，舞厅里有人跳舞，旅馆里有人打麻将，街上又有了激奋的游行队伍和口号声，又有了动人的抗日救亡的歌声……
我们在武昌上了粤汉路的火车，辗转广州，告别了难忘的大武汉。
香 港
三
广州遭日寇飞机轰炸很频繁，坐广九路的火车由广州到九龙过海坐渡船就抵达香港了。那时去香港方便，无须办什么手续和证件，可以自由出入。有干净的轮渡从香港随时可以渡海到九龙，从九龙也随时可以驶回来，不但方便而且便宜。
1937年冬时的香港，没有今天那么多摩天建筑。那里，毕打街僻静，砵甸乍街狭小拥挤，铜锣湾乱糟糟，浅水湾荒凉。最繁华热闹的是皇后大道，其次是德辅道。当然，赛马日在跑马地一带也是人头攒动的。由于香港历来免税，是“购物天堂”，外国人和内地来香港的人很多。抗战爆发以后，香港可以避开战火，也接纳了不少从内地来的人，更加热闹。
皇后大道沿街都是银行、大公司、大商店、大饭店、咖啡馆、电影院等等，装璜华丽。夜间，霓虹灯闪烁，高大的广告牌到处是“白马威士忌”“三星斧头白兰地”“三五牌香烟”“大炮台香烟”“黄金龙香烟”“阿华田麦乳精”……五彩缤纷的广告挤眉弄眼，各种服饰的黄种人、白人、黑人挤满街头。间或也有天主教的修女穿着黑色白边的教衣长袍在大街边匆匆行走，仿佛是有意躲开尘嚣。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建筑物，加上趾高气扬的英国差官(警官)、用布缠头的印度巡捕，构成殖民地气氛和香港的特别风情。香港友人好意告诉我们：香港人讲究做生意，进商店购物不还价就会吃亏。皇后大道上有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不过规模没有上海的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大。在上海，到永安和先施购物，倘若你还价，是被人笑话的，香港却可以还价。
香港同广州的生活习惯相仿，吃蒸饭，到处可以吃到腊味饭、鱼生粥、肉粥、皮蛋粥、叉烧肉、烤乳猪肉、脆皮鸡……也讲究“饮茶”。早上“饮茶”，上午到中午“饮茶”；下午“饮茶”，晚上也“饮茶”。“饮茶”实际是边饮茶边吃广式点心。从虾饺、叉烧包、云吞(馄饨)、烧卖、肠粉、芋角、蛋挞、马蹄糕到鸡包、荷叶糯米鸡……不下数十种。当然，饮茶的地点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当时，著名的金龙酒家“饮茶”、宴会时，在豪华的包间里公开摆放鸦片烟枪和烟灯，客人躺在那里，有女侍者烧烟供客人吸食。开宴和饮茶时也可召妓坐在客人旁边陪同。陆羽茶室、吉祥茶楼，从早到晚楼上楼下常年客满。吃西点、喝咖啡和可可的地方到处都有，以高罗士打行最著名，那里有高雅富丽的欧式布置，很安静，很舒适。夜晚，山上、海上，灯光灿烂，像撒在黑丝绒上的钻石似的。大小街道上的舞厅、酒吧，电影院的灯光、乐声，酒楼、旅店里的麻将声、喧哗声，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给从大轰炸中的武汉和广州来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香港，我们住在“六国饭店”。四面八方到香港的人多了，与香港的爱国人士合流，香港有了渐趋浓厚的抗战气氛。那里，有的文化单位举办抗日的摄影图片展和漫画展，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有过“保卫中国大同盟”主办的抗日战争展览及支援抗战的募捐活动。那些地方，父亲大都带我去过，他还同熟人握手谈话，在本子上题字、看展览，也捐款。当时，街上和大饭店里常有打着小旗义卖纸花支援抗战或募捐支援抗战的男男女女或学生队伍活动。我清楚记得，就在“六国饭店”门口，一群义卖纸花的男女青年热血沸腾地用粤语讲演后唱起了抗日歌曲：“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反对暴力侵占，挣脱压迫锁链！要建成铁阵线！民族出路只一条，生存唯有抗战！大家奋斗到底，枪口齐向前……”这支歌，抗战初我在武汉就学会唱了，到广州，也听到游行群众在唱。到香港，再一次听到同样的歌声，感到格外温暖和激动。当时，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不少都是热泪盈眶的。
这里见不到战火和日寇，但报纸上整篇的战讯却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尤其是从战区中来的人们，最关心的是抗战的信息，香港当时拍粤语影片很红的明星梁翠薇，歌曲和粤剧唱得动听，常在一些有关抗战的会议和社交场合上表演，唱《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八百壮士》……有时全场的人也会一同高声唱起来，唱得热泪盈眶。
在香港期间，父亲有过不少活动，例如他与老友杨天骥(杨千里)等去看望过在香港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看望过廖仲凯夫人何香凝。她们都在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一天，听父亲说，孙夫人不顾日寇滥炸广州，曾从香港坐船到广州慰问伤兵和被敌机炸伤的难民。说有一个从敌机炸死的孕妇腹中取出的婴儿，居然还活着。孙夫人在医院亲手抚抱婴儿，叮嘱一定要小心看护抚养好……使人感动。
有一天下午，父亲曾带我与杨天骥同去看望病中的蔡元培先生。我们是一起坐香港巨商李尚铭的私人轿车去的。住址在哪里，已全忘却，有印象的只是蔡先生的房里书特别多，橱架上、长条桌上、书桌上全放满了书。蔡先生穿长袍、戴眼镜、上唇蓄短须，说一口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大，腹部突出，人显得苍老。父亲和杨天骥很尊重他，让我叫他“蔡老伯”。他对我笑笑点点头。父亲和杨天骥都称呼他“孑民先生”。他当时身体很不好，脸上有病容。他们谈些什么，印象已经淡忘，只记得是关于上海和抗战的事。还记得杨天骥老伯笑着问过我：“你上学时是不是男女同校？”我点头，他就笑着说：“就是你这蔡老伯提倡的！他那时做教育总长……”父亲这次与杨天骥先生看过蔡先生后，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参加“保卫中国大同盟”等举办的支援抗战的展览会及募捐活动，同蔡先生也见过面，只是我未在场。蔡先生与父亲同在1940年去世。父亲是2月殉难，蔡先生迟个把月病故。出殡那天，参加的人极多，全港学校和商店都下半旗致哀。蔡先生葬在香港的华人永远坟场。后来，听说已很少有人知道或去扫墓瞻仰了。
关于杨天骥先生，他长得瘦小但面色红润，戴眼镜，秃顶，穿中式长衫，两眼有神。他一般爱用“杨千里”这个名字，江苏吴江人，诗词书法均佳，人称“才子”。他早年在上海某学堂教过国文，胡适是他的学生。在1906年，胡适15岁时，杨天骥汇辑《西一斋课文》以备日后察看学生进步之迅速。其中收入胡适根据杨先生的命题所作的议论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当时杨先生对此文作了赞赏的批语，人都夸他“识才”。1937年冬，胡适声名正盛，秋天时经香港去了美国。杨天骥同父亲不时谈到胡适，只可惜许多具体的事我都记不清了。
父亲说过，杨天骥先生早年在上海办《民呼》《民主》等报时两人相识。在香港时，我发现他会英语，能看英文报也能用英语同人会话。他代理过监察院的秘书长，此时他是监察院的监察委员，也在协助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主持港澳的党政工作。父亲认为杨天骥先生“才不外露”，“是个有学识的能干人”。他同杨先生很谈得来。
一位聂海帆先生也常来看父亲。有天，他请父亲和我去吃晚饭，说是该吃吃葡萄牙菜里的葡国鸡。他陪我们坐“的士”到皇后大道中，下车转进德己立街，一路上上下下，有点曲折，最后到了一家葡萄牙人开的餐馆。门面不大，高处挂着彩旗，店招是彩色的，上面写着大字：葡国鸡，画着一只大公鸡，还有葡萄牙文。汤、冷盘、小面包、黄油等也没什么特别。精彩的是一缽蒸得滚热的“葡国鸡”。那是将鸡腿切碎用大量香料和佐料外加许多奶酪蒸熟的一种特色乡土菜，味道确实很好。
我闷声吃鸡，但听到父亲同聂海帆谈话，是在上海租界上办大学的事。聂海帆反对用“中国公学”做大学的名字，理由是不要惹麻烦。因为“中国公学”这个名字容易引人注意。他这里说的引人注意的“人”，显然指的是“敌人”，他说：“学校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三吴大学’！不引人注意！”他又说：“您做董事长，我任校长！依您的声望地位，在上海租界上是吃得开的！你是前辈，法界名人，工部局、法院、律师界、警察局都有您以前的学生和熟识的关系。校址已经不成问题，这事现在只等您点头了！”
父亲沉吟着，当时并没有点头，好像也没有再说什么。那晚吃完“葡国鸡”后，聂海帆送我们回家，临走时，他好像对父亲说：“请您再好好考虑一下……”
聂海帆走后，我问父亲：“为什么叫三吴大学？”
父亲说：“我也问过他。他说：苏州、常州、湖州自古以来，叫作‘三吴’。在上海办个大学，吸引苏州、常州、湖州这一带的学生用这个名字合适。我却觉得没什么好！”
后来，聂海帆坐船去上海了，好像他的意见和父亲的取得了一致，他去开拓办“三吴大学”的局面去了。
隔了两年，在上海英租界，那时“三吴大学”已经办成开学，父亲是董事长，聂海帆是校长。有一天，有两个敌伪杀手带了礼品装作给聂海帆送礼，到了“三吴大学”的办公室见到聂海帆后立刻开枪，聂海帆顿时倒在血泊中牺牲了。刺客是日寇和汪伪的极司菲尔路76号派来的。接着，父亲就收到了恐吓信，又遭到绑架。那时，我才从父亲处知道“三吴”并不是苏州、常州、湖州的古称。“三吴”是指吴玠、吴易和吴樾。吴玠是南宋屡破金兵的名将，吴易是南明起兵抗清的将领，吴樾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反清烈士。显然，父亲后来同意用“三吴大学”这个校名也是有道理的。
父亲决定去“孤岛”上海了。他是一个爱国者，去上海当然不是为了苟安于乱世。临行，有友人为他在香港仔摆宴吃海鲜送行。那是我至今难忘的一个晚上。
去香港仔，路较远，当时那是一个泊着许多渔船，可以看到好多船桅和大海的渔港，比较荒凉，但碧海靓丽。来吃海鲜的人并不太多，我们赴宴在一只固定于海边的大舫船上。它用红红绿绿的油漆刚打扮一新。舫船停泊的岸上，许多玻璃器皿和木制盆具内都养着各色生猛的海鲜。翠海如镜，远处的沙滩上，有槟榔树、绿色的尤加利树。在舫上摆筵席，使我想起战前在南京秦淮河和苏州太湖吃“船菜”的旧事。那晚，吃了些什么记不清了，但桌上花雕酒香味至今想起似还存在。朋友们多数都较年轻，敬父亲酒，父亲未喝，但说了激动的话，大意是我不去重庆而去“孤岛”会有危险，但我无所畏惧……有人提议：起立唱一个歌为父亲送行，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歌声慷慨激昂，使人热血沸腾，那时候几乎人人都会唱这支歌。我夹在中间唱歌，不知为什么却流泪了。父亲那晚为什么那么激动地说那样的话，我当时似乎不懂，以后，我懂得父亲回去是为了应邀用他的声望及社会关系在租界上秘密办 “三吴大学”，掩护抗日活动。他回“孤岛”后，终于还是遭遇危险，死在敌人手里！于是，那晚的往事，他那晚魁伟地坐在那里讲话的情景，与香港仔的靓丽海景，至今都未湮没在我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