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是教育理论和主张的载体，是展示一个社会教育状况的窗口，中小学语文教材尤甚，透过民国语文教材这个窗口可以一窥当时的教育状况。
用新的方法教新的东西
在那个时代，语文教材同样面临着“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的尴尬，小学国语国文教材中没有一首古诗词。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反传统的时代，文言文被认为是消磨反抗意志的东西，不合进步要求。
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教育无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者(“五育”)，共和国教育应该与皇权教育不同，要体现新的教育宗旨。在这些要求之下，新生的民国理想冲云宵，“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以“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着手编写自己的教科书，在课程上废除了读经、讲经科；“国学内容”，尤其是忠君、崇满的思想内容被赶出教材。
不过，袁世凯想要复辟帝制，复辟就得把传统的东西重新拣起来，于是在1915年，袁世凯发布了《特定教育纲要》，“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且“每一套教材都写上‘提倡孔子教义’这一条”。
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就死了，革新派又占上风，教材再度回归新宗旨，用新的方法教新的东西。所谓新的方法，就是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反对填鸭式教育。蔡元培说“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教员竟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要求，“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
(摘自《南都周刊》2014年第35期 廖保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