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与致敬
——“新诗十九首”评选感言
谢 冕
新诗发展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人们很希望能在一百年的实绩中推选出一批经典性的作品来。这个工作长期受到关注，各种评奖，各种选本，各种研讨，各种导读，以及各种新诗史的编写，其实都在往这个目标推进。人们有一种深切的关于新诗经典化的心结和期待，这可以说是一种向往，其实也包含了某种焦虑。从胡适开始“尝试”新诗，时间已经不短了，几代人创作的新诗何止成千上万，人们未免有点心焦：古人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诗歌经典，我们到那里寻找新诗的经典？我们又如何确立新诗的经典？
《扬子江诗刊》这次发起“新诗十九首”的评选活动，以我的观察，此举与致力新诗经典化的众多行动相比，是目标最明确、准备最充分、执行力度也最强的一次。事前的周密策划，评选的严肃认真，评后的及时跟进(包括消息报道和组织赏析文章等)，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来自学界、评论界和有影响的诗刊主编组成了评委会——这些评委根据汇集的初选篇章分别提出自己心目中的经典诗篇，经两轮投票而后予以公布，一切都进行得认真而有序。
此次评选，立意甚高，指归甚远，题目是“新诗十九首”，其创意无疑是来自“古诗十九首”的启示。编者坦言，他们的初衷是构成对古诗十九首的“诗学应和”。这无疑是一次有趣的活动。说是“有趣”，未免太过轻松，在意义的层面和操作的层面看，却都是沉甸甸的。首先是这种古今的“应和”难度极大，时空遥隔，境界迥异且不说，说实在话，单就这这种今古十九首的有意无意的比附就让人“心虚”：悠远的古诗与新生的新诗两相对照，无疑给后者以压力，毕竟有一种“底气不足”的感觉。
古诗十九首，史有定评，公认是旷世空绝之诗歌典章。钟嵘也好，刘勰也好，这些古代最权威的评家，都给古诗十九首以极高的评价：“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我们对古诗十九首的心情是高山仰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至于新诗本身，五四至今，江山代有才人，诗秩浩如烟海，这十九首如何厘定，其标准又如何确立？这真是天大的难题。因此，我十分钦佩《扬子江诗刊》编者的决心与坚定，他敢于直面古典的美轮美奂而执意于承受这心理和诗学的挑战。
沙溪雅集，我惜未能躬逢其盛，但我的心却是始终牵系着的。我关心着评选的前前后后，特别是它的结果。后来得知评选结果，在已评出的十九首篇目中，我以自己的标准暗中予以比附，其结果着实令我欣喜：从最严格的意义上看，十九首中至少有十二首得到了我的认同(要是我参与了投票的话)。这种结果彰显了评选的公平、客观和科学精神，它有很高的公众认同感。至于我个人心目中的现代经典，简而述之，一是艺术上的超常的完美，而是在流传中得到广泛一致的认可。
新诗的经典化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它的历史只有一百年，它的美学诉求还不稳定，特别是它的名篇还未能在占多数的读者中传播并得到普遍承认。尽管前路漫漫，但是这工作总要有人去做。令人感奋的是有诸多像《扬子江诗刊》编者这样的人，他们以毅力和意志旷日持久地推进新诗经典化的工作。的确我们一时无法确立经典，但是我们不放弃，我们注重的是持之以恒的追求和行动。正如《扬子江诗刊》编者所言：“我们在阅读，我们在努力，我们没有缺席。”子川先生的这些话令我非常感动。
我为这篇文字定题“认同与致敬”是有深意的。“认同”有两层含义，一是我认同通过评选新诗十九首的活动以促进新诗经典化的举措；一是我基本认同它的评选结果。至于“致敬”，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我要向那些获得广泛认同的新诗经典致敬；一是我要向此次沙溪雅集的评选活动致敬。
至于我，我要弥补我感到的未能尽善尽美的评选结果的遗憾。我有一个私愿，即是我要寻找机会，在已被我认同的十二首的基础上再补七首，作为我个人迟到的投票。这机会，也许有，也许无此必要，也许我表达的只是一种愿望。
2012年9月23日于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重建穿山盛景(代后记)
子川
在沙溪举办“中国新诗论坛”，有一定偶然性。首先是沙溪古镇的魅力。江南古镇多，叫响叫座的不在少数。第一次见到沙溪，有点惊诧，这么好的古镇原先怎会不知道呢？毫无疑问，过去不知道沙溪也不全是我的错。乍一相见，发现她有许多古镇都没有的好。其自然条件，其建筑及建筑风格，或许专家们更有发言权，而一个习文之人注重的是感觉。沙溪给我的感觉，简静中有一股清雅之气，与那些业已形成旅游气候的古镇大不同。或许这一点也正是古镇旅游开发要重视的地方。目前看沙溪，其开发思路就很值得称许。
在一个过分讲究功利实用的社会环境，习文之人或可归于无用(致用之用)一类。其实，历朝历代都强调致用，注重诗文如盛唐，显赫如李白杜甫，诗人无一例外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当然历史也提供了足够证据，证明“无用无不用”。“李杜文章万古传”且不说，“烟花三月”成为今日扬州的旅游节，出处是李白的一句诗。无用之诗穿越时间河流，为子孙后世致大用，这是诗人自己也想不到的事。诗与沙溪结缘，固然与诗人欣赏这个清雅简静的古镇有关，与沙溪古镇业已显现的文化品位有关。其实，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传承的渊源。当我从乐琦委员手中得到一个《穿山小集》的小册子，当我在她陪同之下，去看穿山遗址，我感受到一种气场，我明白了更多的缘由。
穿山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小的山。沈周有诗：“遍观天下山多少，惟有穿山山最小。”嘉靖本《太仓州志-山》云：太仓山唯穿山为天作，在州东北五十里。高一十七丈，周三百五十步，中有石洞通南北往来，相传海中岛也。临海记曰：“山昔在海中，下有洞穴，高广各十余丈，舟帆从穴中过。”穿山的方位与由来，方志里说得很清楚。穿山可以说是大海的馈赠，是大自然的奇迹，它“既有真山的嶙峋气势，又有假山的灵秀精巧”。宋元之时，穿山周边即因山成景，形成了穿山、刘家两个集市，引来众多文人墨客和方外名家。元代的德静、明代的陆昶、沈周、文征明、王育、陆钺(仲威)、清代的吴伟业(梅村)、赵枢生、邵廷烈等，都曾造访穿山且留有诗文画作。其中，文征明诗句“春光过眼无多日，暮景荣身有几人？绿竹苍松同晚节，落花飞絮各风尘”(七律《穿山晚翠亭》)，吴梅村诗句“势削悬崖断，根移怒雨来。洞深山转伏，石尽海方开”(五律《穿山》)，皆一时咏穿山的名篇名句。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峰不在峻，有诗则传。
从穿山遗址一拳残石看出去，我看到诗与沙溪结缘的本源。
穿山毁于1952年，据说系大上海修建“共和新路”征采铺路之石，就近将穿山作为石材开采致用。昔时的共和新路今日何在？通向哪里？知道的人不多，想知道的人也不会太多。而亿万斯年因海浪冲刷、因地貌变迁所造就的天然奇观，竟因此不复存在。至于那些倚山而筑的众多庙宇，渗透诸多人文意味的夕阳坡、立马台、读书台、天门顶、降帆峰等穿山名胜，皆被横扫一空。明清两代的穿山之繁华，荡然无存。作为一个后人，作为一个习文之人，站在穿山遗址那块如拳残石前，我盯着我还没有出生的1952年，替历朝历代造访过、咏叹过穿山盛景的前人叹息、生恨。我没敢在那里停留太久，我怕我的眼睛会流血。
作为天造之物，穿山是无法被恢复的。个体生命太短，即便用人类进化的全部时间进程，也不足以造就这样的自然景观。但我们的生命长度，足以让我们明白自己的愚蠢以及种种敌视文化的罪过。过去用政治形态强调致用与今天用经济意识强调致用，殊途同归，其危害完全相同。也许我们该用诗、用诗象征的“无用之用”，来重建穿山盛景。事实上，从前人留给穿山的诗篇中，我们已经明白这样的道理，山可以被炸，而诗的存在，却令这个不复存在的山依旧存在，不因世事变迁而被遗忘。细想过来，最初我被沙溪古镇迷住的东西，或许也与穿山的文脉、文气相关。
“中国新诗论坛”(沙溪)是2012’诗界的重要事件。这已从话题的重要性、与会者的代表性、媒体的关注度诸方面得到验证。因为身体原因缺席论坛的谢冕先生，在本书序言中也强调了这一点，这里不赘。
在文化意义上重建穿山盛景，我们还需要做更多更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