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徐风，国家一级作家。紫砂文化学者。现居陶都宜兴。
已著长篇小说4部，长篇传记2部，长篇散文1部。小说集、散文集各3部。影视剧文学剧本3部，共计400万字。
多次获得全国、省级文学奖。
内容介绍：
如同一幕大戏的帷幕缓缓拉开，两代紫砂壶王分别在四十年间的两场中日战争背景下渐次登台；老壶王东瀛传艺、只可叹一衣带水冤家宿命，情海苍茫而初衷未改；新壶王身世韬晦、尤可道偷艺救主而支撑危局、砥柱中流。说是那战争残酷、壶命崖悬；更彰显生灵宝贵、情爱永贞。窑场上技艺秘籍道器对垒，作坊间闻鸡起舞风月乾坤，生死间义贯金石弘道养正、皆可装入一把壶中细细道来。
有道是梅樱壶中，记叙中日恩怨、前世风雷；龙禧壶内，衬映厚德信义、热肠转炙；红豆壶里，尽藏温婉情愫、海誓山盟。
鹧鸪声里，紫砂茗壶逸情风月；画溪桥畔，人世沧桑烟雨幻化。正所谓：壶之道，清虚淡泊，更啜蜀山空翠；壶之魂，抱朴含真，更抱一方天籁。
正文开篇5000字左右：
月秋。一个温煦而暖融的清晨。紫砂壶手袁朴生终于从躺了一个多月的病榻上站了起来，这天的阳光真好，伸手一攥，金亮亮的，仿佛有稻穗的香气。在湿润的江南，秋天总是阴雨绵绵，这样爽朗的天气，极为难得。给他治病的古子樱郎中高兴极了，他特意给袁朴生带来一罐自己配煮的六君子汤，要他分三次服用，自己则用一把朱泥仿鼓壶，泡了一开阳羡红茶，说要好好庆贺一番。
袁朴生得的是伤寒症。本地人俗称“湿瘟”病。从这一年的早春开始，一种恐怖的瘟疫的幽灵，在江南乡村徘徊、蔓延。毙命者何止成千上万。古蜀街的紫砂窑场上，几乎每天都有暴死的壶手或窑工，被草席包裹着，抬到野外的坟地去深埋土葬。袁朴生年轻，体格健壮。开始他总是抢着去抬那些死去的工友的尸体，有一天他从埋葬工友的野外坟地回来，突然头昏脑涨、上吐下泻，人就软绵绵地倒下了。古蜀街上只有一家济世药房，店主虞世济郎中，四代家传，在古蜀街一带颇有口碑。但虞郎中即便日夜不眠连轴转，也无法应付每天在蔓延的疫情。这时候便有一个名叫古子樱的外乡人出现了。此人面白无须，说话细声慢气，操一口拗口的南腔北调，起先人们只知道他是个牙医，小门小户的，就在镇子北街葛家窑的边上。他给人拔牙、镶牙，成天笑呵呵，医道也还不错，尤其是收费很低，比起世济药房来，那真是便宜得紧。若是给做紫砂壶的壶手看病，大凡他看中的，分文不取，给把壶就行。久而久之，有些壶手上这里来看牙病，手里总是提着一篮子壶，让古先生挑。平时他背着个药箱，在龙窑附近转悠，看到壶艺精到的壶手，就会停下来与其攀谈。有时还拿出个本子记些什么。在窑场的壶手中，他最看重的人，就是袁朴生。
先前袁朴生让古子樱镶过一颗牙。他第一次跨进古子樱的诊所，就感到此人古道热肠、见识颇广。说壶论道起来，常常妙语连珠，与他倒是十分契合。其实袁朴生跟世济药房的虞郎中交情也不薄，古蜀街上的人都知道，虞郎中也是个铁杆壶迷，平日与袁朴生多有切磋。但相比之下，古先生更让他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而古子樱待他，则一见如故，仿佛一个失散多年的知己朋友。究其根本，大约也还是壶的缘故。古蜀街紫砂窑场上，壶手成百上千，退而其次者，做粗陶的如缸、瓮、盆、罐、碗、钵之类的工手，则不计其数。一个壶手要在这庞大的群体里脱颖而出，进入收藏级别，殊为不易。太多的艺人其实就是个匠人，大家依葫芦画瓢样，混口饭吃而已。袁朴生年少而不气盛，出手却是不凡，两年前，他的一把莲子牛盖壶，就卖了二两银子，这在紫砂壶界非常轰动。其时普通的壶手，一把壶充其量几十枚铜板而已。那把莲子牛盖壶的买主，乃是隐居于古蜀街的前清进士陶半坡先生。陶先生号称隐园老人，早年官至从六品，中年弃仕归田，朝野皆高看他几分。他性情孤傲而清高；是那种大隐隐于市的半仙之人，据说他字画俱佳而惜墨如金，且偏爱紫砂古壶，常叹今人所制，皆大路行货，不可与古人比肩。在壶手遍地的古蜀街，但凡能让陶先生看中一把壶，那壶手就等于是鲤鱼跳龙门了。有一日陶先生难得地在窑场上走动，恰巧葛家龙窑开窑，陶先生在陶器堆里看了半天，轻叹一口气，转身欲走时，突然眼睛一亮，他在一把莲子牛盖壶跟前站住了。一旁的烧窑师傅武小够看了一眼壶底的印款，赶紧把袁朴生叫来，说壶就是这位年轻人做的。陶先生看了他一眼，笑了一笑，说这壶我买下了。家僮就盘出二两银子，扔在袁朴生脚下。
推荐语：
国壶是一部很大气的小说。其中部分内容已拍成两部电影，反响很好。新写的内容为本书的核心部分，从一把紫砂壶，写出了中日两国间的微妙关系，写出了紫砂艺人的家国情怀。评论界极为关注徐风的紫砂系列创作。中国作协，江苏省以及无锡市，都将本书视为重点予以扶持。近日即将举办的陶瓷艺术节，本书也被重点推出。本书的影视改编，以及获得各种奖项，都是会实现的愿景。
前言、序、后记
写在《国壶》边上
(代后记)
这一部小说跟以往不同，它不是从开头写起的。
先是有了一个人，壶王。他叫袁朴生。他壶功了得，折腾多年终于坐上了壶界的头把交椅。但他后来不行了，却不肯放弃那个摇摇欲坠的宝座。看官说，紫砂历史上，何来评选壶王一说？不错，翻遍典籍，确无“壶王”一辞。只能说，小说乃虚构之物。您翻开这部小说的每一页，全是虚构的。但看完小说，您却觉得全是真的了。您还跟其中的一些人交了朋友——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妄想。由虚构获得的真实，永远是小说的生命。怕有人对号入座，这部小说的背景，便放在了晚清和民国，但是，今天的紫砂艺人似乎谁也跟这部小说脱不了干系。因为，当我们仰起一直低垂的头颅，猛然发现，传统文化竟是一棵那么大的参天之树，我们不过是这棵大树的一根细小的枝桠而已。当壶王的故事在虚构的轨道上飞驰起来的时候，它根本顾及不了窗外掠过了哪些景物。
一路写来，偶然从紫砂史料里发现了一个人：金士恒。若是仅仅作为晚清的一个紫砂名手，此人极易被浩瀚的紫砂典籍所遮蔽或忽略，但是，他东渡日本，教授日本人制作茗壶，且保持了中国人的气节与风度，此人的形象便凌然立起而名垂史册。一个草根艺人，信心满满地飘零东瀛，靠什么力量支撑呢？除了一手技艺，应该还有国家的分量、文化的根基以及大汉民族的自尊。
猛然觉得，此人应该便是壶王的前世之魂。一次机会，终于让我悄然来到100多年前金士恒东渡课徒之地——日本常滑，一个僻静的海边陶瓷小镇。正是四月，在几乎被盛开的樱花所湮没的民俗资料馆的深处一角，我终于见到了一双手，金士恒的正在做壶的手。100多年前照相术已经传入日本，吝啬的日本人在给金士恒拍照的时候，却只拍了他作壶的手而不是他的脸容。虽然有一张照片是金士恒做壶的侧影，但日本人强调的还是他的手，当时金士恒正半弯着腰在干活，拍摄者只能采用竖拍的角度，这样我们终于勉强可以看到他低着头，半侧着身体的面容了。黧黑，瘦削，一顶绒线帽盘住了他的辫子，一缕长长的花白的头发荡在他苍老的脸上。
也许，日本人感兴趣的，只是金士恒的一双手。那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骨节颀长，魔幻般灵巧；充满了创造的期待。
在常滑民俗资料馆，我通过翻译孙峰先生，与该馆的一位资深馆员中野久晴先生进行了这样一段对话：
问：您还能提供更多的有关金士恒的资料吗？
答：抱歉。因为金士恒在常滑只待了半年多，所以有关他的资料很少。
问：在日本，有专门研究金士恒的人吗？
答：好像没有。金士恒是战前来日本的，那时我们日本人把中国看得很强大、也很神秘。战争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中国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强大和神秘。从此日本再也不怕中国了，从那以后，日本人把目光转向了西方，不再向中国学习了。所以也不可能出现专门研究金士恒的人了。
中野先生说的那场战争，显然是指中日甲午海战。在那场屈辱的战争中，中国的北洋舰队以全军覆没的结果宣告失败。从此中日关系揭开了恩怨深重的篇章。
于是，壶王袁朴生便有了前传《东洋记》，那是一个年轻壶王最为光彩夺目的年华。它和后来发生的故事《壶道》、《壶殇》，皆是一脉相承的。这次短暂的日本之行促使我徜徉于那些久已封存的史料，去探寻中日两国文化上的历史渊源。日本对中国恭谨地执弟子之礼，是在自己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朝前期，时为中国的唐朝，上至典章制度，下到习俗风气，日本无不受大唐文化影响。其饮茶之风首先从寺院高级僧侣和平安贵族间开始流传。专用茶器皆从中国带回，数量毕竟有限，本土进行茶器的生产就势在必行。到了奈良时代后期，大唐文化潮涌而至，贵族们追慕唐风，陶瓷即是大宗输入日本的器物之一。但中国人一直不知道这个谦恭的小徒弟心胸和胃口有多大。直到南宋之后，蒙古人的入侵，一刀切断了中日之间延续了千年之久的文化脐带，昔日的师生观由此变得岌岌可危。“脱亚入欧”虽然是后来的事，但日本人私下里将中国篾称为“支那”，却是很早很早。崇敬而阿谀的目光何以慢慢变得贪婪而凶狠？或许这应该在各自的国情与根脉里寻找答案。浓缩在一部小说里，我想表达的只是由于文化的差异，从一把壶上所照见的多种关系。人性与兽行，崇高与渺小，坦荡与狭隘，忠诚与阴险，弘道与叛逆，操守与放纵。我们终于知道，在一把紫砂壶面前，那个根基浅薄的急吼吼的狭小民族，是如何处心积虑地谋取他们所得不到的东西，而最终又是如何耐不住地拔出他们磨了很久的屠刀。可惜，他们并不懂得一把紫砂壶所承载的魂魄所在，不可能理解“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高境。他们并不知道，那不仅是紫砂的高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境。器以载道，道由器传。即便血流成河，由器变道的一把壶里，依然包容着中国人的智慧、气节、情感、审美、乐趣，甚至生活方式、心气表情。这样的一种国粹，是任何一个外来民族都夺不走的。
正如本书结尾里，年迈的阿多大师绝不愿意面见那个当年在窑场上欠下血债的日本人一样，国仇家恨，决非历史暗角里长满铜锈的青苔。尤其今天，当我们的某些同胞还沉湎于“大唐帝国”的皇土情结的时候，万万不要忘记那个东瀛一隅的岛国，正在觊觎着一个伟岸民族的背影。
2013年2月10日大年初一爆竹声中，知竹草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