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晚年所思2》是周有光先生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从学术和生活的角度，以平实的语言，有秩地回忆了对其一生有触发的、在其人生中占重要位置的人物和事件。通过周有光先生的娓娓道来，其人生的智慧和为人处事的人格精神又体现在其中，读他文章的过程，如与一位老者在谈心，是这个浮躁的时代中，一本值得品味的好书。看周有光先生的书，不仅看到的是他的人生，也看到了其他同时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还从侧面展现了整个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面貌。
在文中，周有光先生回忆了个人的生活和学术经历，尤其在经济和汉字拼音方面。周有光先生还回忆了与政治领导人物的问题探讨，著名知识分子的学术观点、社会贡献和人物事件。周有光先生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与张允和结婚，同往日本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家逃难四川，在新华银行任职。抗战胜利之后，先后被派驻纽约、伦敦。1948年在香港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1949年，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因为之前已发表、出版过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1955年，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院、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教授，放弃了在上海的经济学教学工作。这一变动，使得周有光先生躲过了1957年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的“反右运动”。1980年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方三委员之一。2005年出版文集《百岁新稿》，2006年出版《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2008年出版《周有光百岁口述》，2010年出版《朝闻道集》、2012年出版《晚年所思1》。
本书是一本晚年回忆录，与以往学者的回忆录相比，更偏重经历的阐述和生活事件的叙述，是一本有生活化的气息的作品，从作品中，将能体会到大家的为学之道和人生智慧。
【作者简介】
周有光
生于1906年，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后来成为他的号。生于中国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家、文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作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曾任中美联合编审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出版中译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沈从文是他的连襟。出版《百岁新稿》、《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周有光百岁口述》、《朝闻道集》和《晚年所思1》。
以下为作者主要作品列表以及获奖记录
【主要作品】【人生履历】
学术作品：光华大学任教，兼职上海江苏银行
《中国拼音文字研究》新华银行任职
《子母的故事》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重庆办事处副主任
复旦大学经济研究生教授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
《汉字改革概论》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
《电报拼音化》曾任中美联合编审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一
《汉语手指字母论集》《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
《拼音化问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
《汉字声旁读音便查》
《语文风云》【获奖记录】
《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人民大学第五届吴玉章奖
《世界字母简史》
《汉语拼音词汇》
《语文闲谈》
《新中国的金融问题》
《资本的原始积累》
《文化畅想曲》
《世界文字发展史》
《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
《比较文字学初探》
《新时代的新语文》
《人类文字浅说》
《汉字和文化问题》
《现代文化的冲击波》
《周有光语文论集》
《汉语拼音文化津梁》
文学作品：
《多情人不老》
《周有光耄耋文存》
《周有光百岁新稿》
《朝闻道集》
《文化学丛谈》
《晚年所思1》
《晚年所思2》
【名家推荐&国际评论选摘】
《晚年所思2》书评
这本书是周有光先生在晚年所写，以回忆的方式，写出了自己当年的学术和生活经历。书中语言朴实，平易耐读，并没有学术上枯燥乏味的冗长论述，而是一位逾越百岁的老者以平和的心态和岁月磨砺后的智慧，向我们讲述他的人生，讲诉他对事物的看法。言语间，他的性情和他的人生态度，也清晰可辨。
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周有光先生作为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文化、科学等诸多方面的见地。而且可以从他的叙述中，侧面了解与他同时代的，曾经接触过的，在文化上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并且还能了解到中国当时的国情，当时中国面临何种问题，作为知识分子在面临这种问题时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和商讨，知识分子的识见、良知和人文关怀也更加地生动和真实地被呈现出来。同时，在周有光先生所经历的时代里，中国作为世界大的背景下的一个国家，它的命运又是受整个世界的影响的，从他的回忆中，我们又会认识当时世界的情况，中国所处的环境，以及对中国的发展和知识分子所做出的努力，也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这本书分为两个大的方向：学术和生活。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上，很清晰和详细地回顾了他所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
在学术方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周有光先生是有其特定的研究范围和领域的，这本书在经济和汉语拼音两方面叙述的很多。但他在这两方面的研究，是建立在一个核心的文化坚持上的。他根本上主张民主。这也是他晚年对儒学感兴趣的原因所在。文章开篇就讲了这个民主坚持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谈及了一些知识分子，如胡适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互相监督的民主政治。第一，在经济方面，周有光先生在银行供职二十多年，并在期间帮助过“救国会”的成员。和几个著名经济学家在上海主办刊物《经济周报》，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与周恩来和陈毅探讨过经济方面的看法和解决方式问题。他对中国的经济问题的看法，从来没有离开过对政治的关注。他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中国奇迹”，中国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他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要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而相应的，政治也要发展到民权。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同时进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他特别强调网络自由。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解决，必须要走民主道路。这又涉及了他对政治、文化、世界发展方面的论述，这也成为本书核心的部分。展现的是历史和时代的主题。他很提倡科学的重要性，并且自己努力用电脑写作。提倡文化与世界相发展，有些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好的文化必能保存下来。第二，在汉语言文字方面。他提及了林汉达在白话文推广方面的努力、汉语拼音方案诞生的过程以及他对汉语言的见解和看法。其中，他长篇地写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发展问题，而且，同样的，周有光先生也是一个有自我思考的知识分子，他的见解并不局限，能看得清事物的情况。他举了一个例子：为何现在难以出一本如《红楼梦》这样具有极高价值的文学作品。他认为，以前的读书是吟诵，吟诵的是有音韵的文章，这样的文章能表达自己的感情，而现在的读书不能表达出感情。音韵可以增加文学气氛，“它是一种最天真、最自然的音乐，是音乐发展的初始状态，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现在的确是慢慢地要消失掉了。”在此，周有光先生还一同谈及了其他知识分子的努力，谈及了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活动。他的学术的转变，就是从一种努力变成喜欢，从喜欢到努力的过程。
在生活上，他谈到了三个方面：他和妻子张允和的生活；他对现在社会生活状态的关注；他的人生态度。他在讲到其子张允和时，谈到了他们的共同生活和张允和的性格。当谈及他们的共同生活之道时周有光先生说，要有“爱”和“敬”。当谈及张允和时，他说张允和的性格是乐观的，是一个典型的时代新女性。“她的思想朝气蓬勃，充满现代意识”。他还举了几个例子：如张允和编辑报纸副刊时，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对当时把女职员说成“花瓶”；研究昆曲，帮俞平伯先生创办北京昆曲研习社；八十六岁学电脑，利用电脑编辑一份家庭小刊物，名叫《水》，后来出版集刊《浪花集》；九十三岁去世那天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他对现在的社会生活状态也很关注，他很幽默地谈到了学生缺乏睡眠的问题，并引用了学生的一篇诙谐的文章。在人生态度上，他赞成鲁迅的“阿Q精神”，他称之为，“变阴暗为光明”。他认为如果不能改变环境，就适应环境。他写过一篇《新陋室铭》，很是有趣。而且也谈及了和他的连襟沈从文的共同处世态度。这也是这个活过百年的老人，最长寿的秘诀了吧。
读《晚年所思2》的时候，你能看到周有光先生作为一个有学识和自我成就的知识分子独特于人的一面。尤其是他对生活和对人的态度。他从不拒绝任何人的拜访，他认为只要不学到坏的东西，总是好的。这是一个很谦逊好学的知识分子发自肺腑的真诚。他一生交友甚多，是一位很包容接纳的知识分子。如他谈及到与爱因斯坦谈话时的心态，很令人感动。“爱因斯坦的理论，我不懂。我们在一起，主要聊报纸上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我的印象，爱因斯坦非常友好。我们聊天时，真像聊家常。他穿的还不如我讲究，没有一点架子，给我的印象好极了。”可见，真正有学问的人，都是谦逊有礼的，都是真诚对待他人和知识的人。周有光先生独特的经历、人生态度和其对待人、事、物时所展现出来的品质和态度，都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和感动。作为知识分子的他，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也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
在这个畅销书盛行的年代里，放下浮躁的心，沉下心来，去看一看知识分子的亲口述说，在他的叙述和经历中，不断地净化我们的心灵，不断地学习我们欠缺的品质，不断地吸取人生的经验，不断地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靠近，像他们一样，活得有价值，活得值得敬佩。这本书，带给你的是一种时代的感受，一种个体生命的人生态度，一种人生方向和价值的启迪。这是一本值得阅读和体会的书，它增加你的知识，通过了解知识分子的经历和命运，来了解中国，进而发展自己。一生，能够踏实努力的时候，就该认认真真地过。人在成长时，他人的经历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晚年所思2》部分赏析】
以下第一部试读，希望可以引起您的共鸣
晚年所思第一辑：闲谈过往
百岁忆
我们这一代青年
我们这一代青年有几个特点：当时并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共产党。但思想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因为共产党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都是宣传民主的。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之一。
他常常说：我们共产党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青年一代就是讨厌国民党的专制。我们这一代都是这样的思想。
蔡元培在坏的时代能做好事
蔡元培在北洋政府时期就提出来：“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蔡元培是我丈人的朋友。在苏州的时候，我见到蔡先生面。
晚清下来是军阀时代。后来是国民党、共产党。最自由的是军阀时代。军阀时代做了很多好事情。军阀怎么会做好事情呢？那时候是民主制度，国会育，请蔡元培做教育部长，做了很多好事情。注音字母就是军阀时代提出来的。
军阀不垄断整个政府。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让进步的人来做。所以做出好事情。因此，最坏的时代做了很多好事情。
胡适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
胡适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国民党时期，他批评蒋介石。他劝蒋介石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两个党就可以互相监督。我的老伴张允和是胡适的学生。胡适是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与我丈人都是安徽人。我的丈人办教育，请他提意见。
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
我认识爱因斯坦是何廉先生介绍的。抗日战争结束了，何廉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是同事。
有一天，何廉对我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跟他聊天，你愿意去吗？”我说：“当然愿意。”于是，我就去和爱因斯坦聊过两次。
爱因斯坦的理论，我不懂。我们在一起，主要聊报纸上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我的印象，爱因斯坦非常友好。我们聊天时，真像聊家常。他穿的还不如我讲究，没有一点架子，给我的印象好极了。
爱因斯坦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人的差异在业余。”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
卜舫济校长
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校长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浦东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把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卜舫济担任校长已经近四十年了，大家对他很尊重。但是，这一次(“五卅惨案”)，我们学生去游行的时候，他阻拦我们，不让我们出校去。圣约翰大学及附属中学的学生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学生的行动得到中国老师们的支持。中国老师们和学生，排好队，拿了铺盖就离开学校。社会各界支持我们，南洋公学也支持我们，后来办了一个光华大学。
与邹韬奋百乐门跳舞
邹韬奋是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前辈同学。我妻子张允和的姑夫刘凤生，跟邹韬奋同班。邹家穷，刘把家里给的钱分一半给邹，助邹上学，两人的关系很好。抗战前夜，我们都在上海，一起玩。他们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上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度过非常快乐的时光。那在当时是高尚娱乐。我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轻松一下。
当时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黄炎培，他联络开明士绅，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发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经济。他有两位高级秘书，一位是王志莘，另一位就是邹韬奋。
徐志摩家一层楼一个样
徐志摩是光华大学聘请来教文学的。他也是北京大学教授，所以经常在北京、上海飞来飞去，结果飞机掉下地，去世了。很可惜。
他家里我去过。他住在一个很普通的三层楼房上。第一层布置英国式，第二层布置中国式，第三层布置日本式。一层楼一个样子。
中国的白话文诗歌到徐志摩成熟了，小说到沈从文成熟了。他们两个标志着白话文的成熟。徐志摩了不起。
赵元任来信四年后才收到
赵元任先生在学术上是了不起的。赵元任在美国教书，我的夫人上过他的课。我常常拜访他，请教他问题。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他开头的。
回国后，20世纪50年代，我们要设计拼音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早在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锦熙先生他们搞的，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赵元任制订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式的符号，而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可是推广上发生了困难。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拼音方案时主要参考了他的学术成果。
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上课，出版了一本《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就从美国写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封信我在四年后才收到。
老舍喜欢讲乌龟王八的趣事
老舍跟我是很好的。在美国常常跟老舍在一起。老舍爱讲笑话，每个礼拜天到我家吃饭，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喜欢吃中国菜，我的老伴买菜自己做菜。
老舍很有趣味。他喜欢讲乌龟故事，他讲了很多乌龟王八的趣事。有朋友对他说，你老是讲乌龟，今天就不要讲了吧，你唱一个戏吧。老舍就唱戏，结果还是唱钓金龟。
小丁的“左倾幼稚病”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笼络许多党派。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在重庆参加政协，长驻重庆。周恩来每月举办小规模的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商谈国家大事。他的秘书许涤新是经济学家。我每次都参加他们的座谈会，所以周恩来一早跟我相熟了。周恩来常说，我们共产党主张民主。大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共产党宣传要民主，所以知识分子向左转。
我家发生过一个笑话。抗日战争时期，漫画家丁聪常来我家。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小丁。我6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闲谈，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向他告密：“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后，我的儿子到了70岁的时候，对我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陈毅的几句话，我一直记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章乃器担任粮食部的部长。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
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
陈毅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他很好，很看重我对上海经济建设的见解。在上海，与陈毅常常见面开会。后来，北京成立一个中央普通话推广委员会，陈毅做主任，我做委员，又在一起了。我觉得与陈毅很谈得来。
陈毅很幽默，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有几句话，我一直记着。他说他到非洲的摩洛哥去，摩洛哥国王请他吃饭。一个客人后面站一个人，叫调味师。国王讲笑话：我们每个人前面都有一盘菜，都是社会主义。但是调味，各人不一样。
与林汉达看守高梁地
五七干校在宁夏平罗的远郊区种了一大片高梁，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我和林汉达两人奉命看守高梁。
林汉达原来是教育部副部长，年龄比我大。他七十多岁，我六十多岁。我们两人得到的命令是：要不停地到处去走，不允许我们站着不动，不允许聚在一起。连看守三天后，没有一个人影。十几里路以外都没有人家，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什么人管我们两个。所以，第四天，我们就聚在一起，还躺下来聊天。
我们聊的是语文大众化的问题，聊得很开心。
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我开玩笑：“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他大笑起来！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回答：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
他就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
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汉达笑着补充：普通词典里没有“遗孀”这个词，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我问：“你查过词典了吗？”
他肯定地告诉我：“查过，好几种词典都没有。”(多年后才加入。)他提倡语文大众化的认真态度，很令人钦佩！
我们聊了很多，很尽兴。傍晚了，我们走回去。林汉达边走边说：“教育不只是把现在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
怀念《拼音小报》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于1958年。在全国多方面推行的工作中，最先传播拼音知识的上海《拼音小报》，成绩最为突出，曾经在当时的文化启蒙教育中，发挥了影响深远的作用。五十年过去了，回顾往事，使人不能不怀念它筚路蓝缕的开创业绩。
上海是当年中国最大的城市，长江流域的文化高峰。《拼音小报》是最早推广拼音的极少几种刊物之一。它小巧玲珑，简单明了，对推广拼音起着先锋作用。它是“拼音启蒙运动”的前哨。它从上海影响到整个长江流域，扩大到大半个中国。它的历史功绩不可低估，不可埋没。
1949年新中国成立，面对一个文化建设的严峻问题。人民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如何建设现代化国家？1955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提倡三项文改工作：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
中国一向大家说方言，国语推广效果不好，同胞们见面不能谈话。大多数人不识字，文明古国是文盲古国。清末开始提倡文字改革，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足足一个世纪，方才出现“初步普及普通话”和“基本扫除文盲”的新局面。
中国需要一套适合现代需求的汉语字母。1918年的“注音字母”不便出国，印一张名片，国外无人认识。1928年“国语罗马字”太繁复，向来没有进入小学。1933年的“拉丁化新文字”太简单，它是民间设计，没有学术界和政府的认可。1958年的《汉语拼音方案》是第一个国家法定的罗马字方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公布当年的秋季开始在全国小学教学。这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奠基工作。
推广初期，拼音是在反对声中谨慎前进的。当时有权威人士说：罗马字是西方文字，反对西化首先要反对罗马字。其实，这是历史误解。字母起源于东方(亚洲)，最早不是西方(欧洲)的创造(见注)。还有著名学者说：采用拼音，中国将会分裂成多个国家。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还有学者公开这样宣传。这个说法违背常识，文字哪能分裂国家？何况拼音不是文字，只是文字的辅助工具。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掀起新的反对声浪。有人要恢复“注音字母”，废除“拼音方案”；有人提倡“简化拼音”，代替“法定方案”。可是这时候拼音已经站住脚跟，保持了方案的完整性，没有被推翻，没有被肢解。这要感谢《拼音小报》等刊物的初期传播工作，还要特别感谢全国小学教师们的初期教学努力。他们在方案公布之后的短短几年中间(1959—1965)，做了划时代的方案扎根工作。
欧美常有人说，字母是最平凡的发明，也是最伟大的发明。由于它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在，人们反而不感觉它普遍存在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说：拼音是最平凡的文化设计，也是最有用的文化设计；一旦设计成功，它自己会不胫而走，遍地开花。
拼音，从“识字工具”发展为“一般的文化工具”，从“教育工具”发展为“工商业和科技界的标记工具”，从“多功能的文化工具”发展为“信息化时代的信息工具”，从“国内的文化钥匙”发展为“国际的文化桥梁”。
全球化时代，中外往来频繁，中国人名的拼写方法，已经从拼法混乱改进为拼法统一，便利了国际的交往。
航空时代，全世界的地名必须“单一罗马化”。拼音使中国地名顺利进入航空时代。
20世纪末，美国国会图书馆花了2000万美元，把70万部中文图书，完全改为拼音编目。
根据拼音，制订了汉语“聋人手指字母”。可惜汉语盲文未能跟拼音挂钩。
检索和索引技术，由于《现代汉语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带头，已经普遍采用拼音序列。大海捞针，一捞就得。
“手机时代”忽然来临。“人手一机”，远地亲友来到眼前和耳边，人人在手机上利用拼音传输汉字短信。“万码奔腾”时代结束了。
中国正在走出“四海之内”，成为“四海之外”的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拼音”是一张自我介绍的“见面名片”。
拼音的作用，无所不在，方兴未艾。注：5500年前，两河流域的丁头字和埃及的圣书字，都有意符和音符结合的形声字；3500年前，地中海东岸的北方闪米特人，采取音符写成辅音字母；2400年前，腓尼基人传给希腊人，改进成为既有辅音、又有元音的音素字母；2000年前，传到罗马，后来成为西欧和全世界的公用字母。
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关于张允和的生平和写作，亲戚们、朋友们经常有许多谈论。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的笔墨，别具风格。浅显而活泼，家常而睿智，读来顺溜而愉快。你不停地阅读下去，有如对面闲聊，不知不觉忘掉自己是读者，好像作者是在代替读者诉说心曲，读者和作者融合一体、不分你我了。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不是人们所说的“最后的闺秀”。她是典型的现代新女性。她的思想朝气蓬勃，充满现代意识。她学生时代的作文，把凄凉的“落花时节”，写成欢悦的“丰收佳节”；秋高气爽应当精神焕发，为何“秋风秋雨愁煞人”？她参加大学生国语比赛，自定题目“现在”；劝说青年们“抓住现在”，不要迷恋过去。她编辑报纸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对当时把女职员说成“花瓶”。
一位朋友说：张允和既是五四前的闺秀，又是五四后的新女性。她服膺五四，致力启蒙，继承传统，追求现代。不幸生不逢辰，遭遇乖张暴戾。一代知识精英惨被摧残。无可奈何，以退为进，岂止是她一人？
政治运动像海啸一样滚滚卷来。张允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不得不避乱家居，自称家庭妇女。她研究昆曲，帮助俞平伯先生创办北京昆曲研习社。她八十六岁学电脑，利用电脑编辑一份家庭小刊物，名叫《水》，后来出版集刊《浪花集》。她九十三岁去世那天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来客给她拍了最后一张照片。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门头沟观涧台一棵花树根下，化作春泥更护花。
张允和受到人们爱护，不是因为她的特异，而是因为她的平凡，她是一代新女性中的一个平凡典型。
曲终人不散，秋去春又来。
张允和呈献俞平伯先生伉俪的贺寿诗：“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这就是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
我的人生没有什么传奇，就是多活几年。我经常说：大概是上帝太忙了，把我忘掉了。
我生活没有安排，现在是离休在家里面，我还讲笑话说：我是无业游民，没有工作的。我的朋友知道我没有事情干，常常买了书送我。我什么书都看，人家送来什么书，我就看什么。
有的东西觉得有价值，我就摘录下来，有时候一本书摘录成一篇很短的文章，再花功夫把它压缩。另外，有什么感想呢，我就随便写一点东西，主要是历史学和文化学的问题。有的东西要写几个月，有的东西半天就写出来了。
我到了85岁才离开办公室。现在年纪大了，105岁了，不能活动，就在家里面。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半张小桌子，半间小屋子，这是我的世界。
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有坏处。
我年轻的时候是搞经济学的，我们学经济的时候，也是一阵风。1955年，中国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成立一个新机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要我到这个新机构来做语言文字工作，我就改行了。既然改了行，我就专心一致，我的工作主要放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上。
我在欧洲的时候，看到欧洲人很重视字母学，就买了很多字母学的书，自己看，觉得很有趣味。想不到隔了许多年有用处。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你不懂字母学是不行的，而当时这个学问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就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引导大家对于字母学有一点了解。想不到这本小书出来以后，很风行，一下子印了几版。这项工作在今天发挥了作用了，大家都要用手机，发短信都是用拼音嘛，所以，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也推广了拼音。我买了个手机，现在耳朵不灵了，眼睛也不灵了，用手机也不方便了。我跟外面联络还是用电脑。我是最早用电脑写文章的，那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大家用电脑。我一早就提倡用电脑来处理汉字，当时有的人不赞成，后来大家都用电脑了，也用不着我提倡了。
电脑当然是好东西了，可是好东西都是有坏处的，坏处就是小孩子现在不会写字了。外国也有这个问题。外国人原来也讲究字写漂亮嘛，现在无所谓了，现在连美国总统都不会写字了，你看奥巴马，都是随便写的，这就是电脑的坏处。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都有坏处。网上有人写文章骂我，我看了，骂我的文章我最喜欢看，好玩得很。讲得对我就改正，讲得不对我笑笑就完了。譬如我说“世界观没有阶级性，说世界观有阶级性是错误的”，有人就写文章骂我了：“社会有阶级，人当然是有阶级性，世界观当然有阶级性。”我觉得他的话不对，不理他就算了，我不跟他辩论，很好对付的。
我不是新潮。因为我长期在美国，受美国的坏影响太多，美国的坏影响当中有一个，就是喜欢新的。美国没有“新潮”这个词，因为大家都是新潮；在中国，就反对新的，要保留老的，所以就有“新潮”这个名词了。我无所谓新潮，我觉得生活要发展嘛，信息化跟电脑是分不开的，每个国家都要进入信息化，所以每个人都要新潮，这样才行。
不是很好玩吗？
我下放宁夏的时候，有一天通知说：明天清早5点要开会，重大的会。因为宁夏那个地方，早上很冷，中午很热，我一看天气很好，中午一定很热，就戴了一个大草帽。开会开到10点钟，大雁飞来了，不是几千只，是几万只，像乌云一样过来了。千千万万的大雁，飞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有一只大雁突然发命令，一声怪叫，大家下大便。大便像雨一样下来，我戴了大草帽，没有多大问题，人家是满头大雁的大便，狼狈不堪。他们说这是一万年才碰到一次的——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上海解放了才回国的，然后30年跟国外不往来。可是到了1979年年底，领导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下礼拜代表中国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去了，你看我带回来的，用了30年的西装，都穿破了。领导说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新的，从袜子到大衣，都做新的带去，开了会回来，一概交给国家。开了会回来，我仍旧穿破衣服——不是很好玩吗？
更有趣的，是上飞机的时候。领导派了一个人，陪我到飞机旁边，他告诉我：你是联合国请的，联合国给你很多钱，所以我们就不给你美元了，还有，你的皮夹子要拿出来，人民币不能带到国外去。我把皮夹子交给他，联合国给我的钱我要到巴黎才能拿到，我口袋里一分人民币都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人家后来问我：你怎么敢上飞机的？人已经到了飞机门口，你不上也得上，可是我不心慌，因为真正没有办法，我在国外还是有点关系的。上飞机口袋里面一分钱都没有——不是很好玩吗？
我的生活的确是经历了大风大浪，最困难就是八年抗战、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给你讲个笑话，那个时候我家里有母亲，还有姐姐，有孩子。家里的粮票不够用，我就同老伴到政协楼去吃饭，不在家里吃饭。到政协吃饭，每天都碰到一个人，什么人呢？溥仪！皇帝的粮票也不够用——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相信进化论的
我是乐观主义者。古书中有两句话，一句叫“猝然临之而不惊”，一句叫“无故加之而不怒”，这两句话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对我用处很大。什么叫“猝然临之而不惊”呢？人家来打击你，毫无道理地突然来打击你，你不要惊慌；“无故加之而不怒”，人家说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都是瞎讲的，毫无道理的，你不要生气。我又不惊慌，我又不生气，那么我就可以渡过这个艰难了。我认为坏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好的事情一定会来的。
我跟沈从文的交往非常多，我们两个人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大家都是乐观主义者。他不是很有名的文学家吗，解放以后叫他去做故宫博物馆的解说员，人家以为他很不高兴，但是他一点也没有不高兴。他说，本来我要看故宫的古董很不容易，现在我不是方便了吗？他这一点跟我一样，坏事情要看到好的一面。
我们常常在一起，考古的东西我不懂就问他，外国的东西他不懂就问我。我们经常出去旅游，很有意思的。有一次到了云南，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到一个庙里面，收拾得很干净，年轻的和尚来给我们冲茶，我们就问他：你年纪轻轻怎么做和尚呢？他说：我是考上来的啊，考上来做和尚，工资比外面加一倍。我问他：那你吃不吃肉？他说：当然吃啊，每天回家，可以结婚，可以吃肉，就是白天来上班。这叫“工资和尚”，现在的和尚都是这样了。本来和尚是靠庙宇的独有财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庙宇财产都归公了，和尚没有财产，不就没有饭吃了吗？就靠工资了。现在的和尚都是假的。
我是相信进化论的，不仅动物在进化，作为动物的人在进化，同时人的社会也在进化。假如你相信人类社会是进化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假如今天还是落后的，明天会一步一步走上去的，那么你就能变得乐观。
周有光答问
问：能说说你和妻子张允和的感情吗？
答：我们是结婚以后，共同生活70年，家庭生活非常愉快。我们只根据一个原则：夫妇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相互尊重就不会吵架了，这个是中国古代的教训，现在许多青年一吵架就离婚，其实离了婚，精神生活并不愉快。他们之间只有“爱”，没有“敬”。不尊重对方，所以离婚了。
问：听说你们从来不吵架？
答：许多人说我们从来不吵架，其实我们也有矛盾的时候，但是我们吵架两三句就吵完了，不会吵几个小时，哇啦哇啦讲话的。一同生活有意思，她喜欢昆曲，我喜欢西洋音乐，所以她要听昆曲，我跟着她走，我要听西洋音乐，她跟着我走。这叫互补，互相补充，就不矛盾了。
采访手记
在周有光那间被各类书籍塞得满满的小房间里，他每天的会客时间有两个：早上9点以后，下午3点以后。会客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来访者的信息，他说自己是“来者不拒”，什么人都欢迎，什么问题都回答。他把来访者皆视为朋友，人家说朋友有好坏之分，他则是好朋友接受，坏朋友也接受，笑称只要自己不学坏东西就行。
隔三岔五有媒体来采访，中国的美国的英国的，最近甚至连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的记者也跑来找他。遇到奇奇怪怪的问题，周有光老老实实回答：“我不知道。”
摊开桌上每天都要看的几份报纸：《参考消息》、《新京报》和《人民日报》，他一边用红色的笔做标注，一边跟我侃侃而谈。他说自己当初被造反派骂：“你们这许多的专家，专家专家，专门在家。”说完哈哈大笑，乐不可支，实际上在整个谈话中，他都是这样的：把所有艰难的时光，统统当成笑话来讲。
回忆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
建国初期，中央为了使人民群众迅速提高文化水平，把研究制订一个比较理想的拼音方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领导，胡乔木同志具体负责和指导。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公布50周年，回忆亲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我仍然记忆犹新。
六种备选方案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业余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倪海曙告诉我，毛主席在苏联访问时候，曾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拉(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出台。
我写了一些介绍各国古今字母的文章，发表在《语文知识》月刊上，作为选择或创造字母的参考，后来编成《字母的故事》一书，1952年出版。我体会到，一种字母作为民族形式，需要极长时期的实际应用，经过约定俗成，方能成为稳定的民族形式，新创字母不难，但被广泛认可为民族形式极难。
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领导。1955年2月，文改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有吴玉章(主任)、胡愈之(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
1955年6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组拟订汉字笔画式(民族形式)拼音方案，乙组拟订国际通用式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开幕。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l954年这个期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三年的摸索，曾经拟订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
《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现在已难记找到。我大致记得是这样：参加文字改革会议的代表们看到一份征求意见的材科，有六种方案草稿，四种民族形式，一种拉丁字母形式，一种斯拉夫字母形式。四种民族形式草案的设计者是：吴老(吴玉章)、丁西林、黎锦熙(改良注音字母)和委员会秘书处(陆志韦、郑林曦)。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对这些草案没有进行讨论。
确定拉丁字母方案
文字改革会议以后，吴老向毛主席报告，说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于得到大家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主席同意，并在中央开会通过。此后，拼音方案委员会只研究拟订拉丁字母方案。
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和我三人起草一个初稿，作为开会讨论的基础。我们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1完全用现成的拉丁字母；2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3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他附加符号；4“基欺希”由“格克赫”(g，k，h)变读。
拼音方案委员会开会讨论初稿时候，除个人意见之外，还提出各个重要部门的意见。为了实现语言研究所提出的严格的“一音一母“原则，把初稿中六个双字母改为六个新字母(无点i；带尾z，c，s；长脚n；俄文“基”)。初稿经过这样修改之后，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删除“文字”二字)，在1956年2月12日由文改会发表，公开征求意见。
群众提出的意见，来路广，创见多，反应非常热烈。多数人不同意用新字母。邮电部门说，即使中国造出有新字母的电报机，也难于叫外国都改用同样的电报机，中外设备不同，就无法通电报。
国内国外群众来信4300多件，无法归纳成为一个草案，结果归纳成为两个草案，作为两种“修正式”，在1956年8月由文改会发表，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两式的分歧，关键在“基欺希”的写法。第一式由“格克赫”(g，k，h)变读“基欺希”。第二式由“知吃识”(zh，ch，sh)变读“基欺希”。注音字母的“基欺希”有专用字母，不用变读法。新方案可否也用专用字母呢？一早就有人建议，用“j，q，x”代表“基欺希”。但是拼音方案委员会不敢贸然采用，因为“q，x”读作“欺希”跟外文(主要是英文)习惯不同，不仅英美有人反对，读过英文的中国人也反对。
拉丁字母的“国际音域”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基本音域”，第二层是“引申音域”，第三层是“特殊读音”。“q，x”读作“欺希”是“特殊读音”，这要谨慎从事。
“拼音方案”诞生
拼音方案的制订是在十分慎重中进行。文改会提出的方案，都要再经过国务院组织“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汉字简化方案》如此，《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如此。1956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在听取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采用“j，q，x”代表“基欺希”，解决了两式的相持。这个统一的草案叫做“修正草案”，由国务院在1957年12月11日公布，让群众先知道，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1958年2月11日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经过三年的谨慎工作，《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
方案的名称从《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删除“文字”二字，这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知道，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从一套字母到成为公认的文字，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而是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日本虽然让日语罗马字取得法定地位，但至今也没有成为真正的通用文字，与其有文字之名而无文字之实，不如有文字之实而无文字之名。周总理在1958年1月10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说明，“《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英明政策，从而避免了无谓的争论。“拼音”不是“拼音文字”，它是汉字的助手，助手能做汉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一切工作。
可是，是否“文字”方案的问题，群众十分关心。不少希望有一个“文字”方案的热心人，不断创制“文字”方案，寄到文改会。从1950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时期到1955年8月31日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前，一共寄来655个“文字”方案。从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拼音方案公布，又寄来1000多个“文字”方案。从1958年2月公布拼音方案到1980年，还寄来1667个“文字”方案。群众创制的“文字”方案共计有3300多个。这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字改革的深切关心，这是中国特有的爱国现象。
中国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之前，苏联已经悄悄地废除拉丁化，改为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概改成斯拉夫字母。蒙古文也是如此更改了。中国的拉丁化运动没有追随苏联。上世纪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有些同志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结为文字同盟。苏联前来讲学的语言学者也提出这种建议。据说，苏联一位副总理来到中国，跟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副总理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
关于语音标准问题，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重新肯定1924年实行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方案。在此之前，拉丁化运动反对纯粹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北拉接近“老国音”而不同于“新国音”，并且提倡方言拉丁化。例如：北拉区分“尖团音”，“基欺希”写“gi，ki，hi”，“济妻西”写“zi，ci，si”。这时候，拉丁化运动团体解散了，不再谈方言拉丁化。
回顾历史，19世纪后半叶我国就有人主张用方言拼音文字。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中，不少人提出了具体的方言方案。劳乃宣提出有名的“以南就北”的理论。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等同于苏联的民族语言。这些主张的共同特点是，只看到中国语言的分歧现象，没有看到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已经高涨，群众迫切要求从“书同文”向“语同音”前进。《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共同语的拼音方案，它为推进全国人民向说话能彼此听懂的国语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些建议的处理
时至今日，还时时有人提出改进《汉语拼音方案》的建议。我十分注意这些建议。但是新的建议中很少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没有仔细研究过的。略举数例如下：
拼音方案里的字母“迂”(ü，两点)，破坏了除调号以外不用符号的规则。“两点”上面再加调号，重床叠屋。拼音方案委员会当时的考虑是：“迂”是个重要元音，需要有一个单独字母代表它。这个问题没有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有人建议用“v”代表“迂”，经过研究，弊多而利少。近来有人建议，用“yu”代表在在音节“吕”、“女”中的“迂”，作为“技术处理”，只在必要时候使用，并不是改变方案，其他音节照旧不改，但是都省略两点。这或许是比较有可行性的建议。
舌尖元音要不要写，如何写，也是一个棘手问题。台湾注音符号第二式用“r”表示舌尖后元音，用“z”表示舌尖前元音。用这两个辅音字母代表元音，拼音方案委员会曾经做过试验，觉得不好，特别是上面还要加上调号。拼音方案委员会尝试过多种方法，包括“省略不写”，写无点i；写ih；写y，等等。只有现在的办法(写—i)，比较符合原理，也方便实用。这种写法有语音历史变化和现代“十三辙”作为依据。
调号问题是一个难题。采用注音字母的调号，有历史经验可以依靠，而且跟欧洲文字中的“分音符号”也相似。声调有原调，有变调，如何标呢？决定标原调，不标变调。(变调可以在语音学书籍中用科学方法标记)。后来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一七八不”的标调方法是实用规范。
调号标在哪里，也是有争论的。标在音节末尾可以区别音节，但是过于松散。标在元音字母上面，能表示声调基本上是元音的音高变化。但是，“iu”和“ui”标在哪一个字母上面好呢？这个问题，方案委员会没有做出决定。现在标在后一字母上面，是群众的约定俗成。
问题很多，不能在此细谈。《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会产生另一个缺点。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
汉语的字母方案一百多年来的演进历程是：从外国方案(威妥玛式)到本国方案(注音字母)，从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到国际形式(国语罗马字)，从内外不同(国内用注音字母，国外用威妥玛式)到内外一致(国内国外都用汉语拼音)，从国家标准(国语罗马字、汉语拼音)到国际标准(汉语拼音：ISO7098)。百年历练，步步前进。
经验表明，《汉语拼音方案》是一座现代化的文化桥梁。它一方面方便人民大众走向文化，另一方面方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中小学生睡眠不足
我给一位长者的信：
您好！我是一个104岁的老人，斗室独居，与世隔绝。有一事，无人可谈，不得已向您请教。冒昧上书，幸勿见怪！事情是：“中小学生睡眠不足问题”。
近年来，常从亲友处听到中小学生睡眠不足情况，越听越觉得严重。去年又听到一个具体例子。最近，我家保姆的女儿，从家乡四川梁平打来电话，报告考上高中的喜讯，同时报告一个使人焦虑的苦讯：起得太早，睡得太晚，睡眠不足，头痛脑晕，精神疲劳，十分痛苦！无独有偶，另一打工农民也来诉说，他的孩子进了高中，睡眠不足，经常头痛脑晕，病情完全相同。
可以断定，这不是偶然现象，不是少数现象，而是有普遍性的健康问题。事关几万万青年的身心健康，不可等闲视之。这比当前国际流感(H1N1)问题，更加紧迫。
昨晚，收到朋友寄来一篇网上新闻：《2009广东高考0分作文“对常识的经历与认识”》。考卷对中学生睡眠不足，表达了沉痛的控诉！我读后甚感震动，心中万分不安！
附上“考卷”副本，请烦一阅。
打0分不能解决问题。要承认，错误不在学生。
此事可能涉及多个方面，不是一个部门所能解决。请您考虑，如何上报中央，作为重要事项，妥善解决。(下略)
附件(考卷)：高考0分作文《常识》
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广东作文题《常识》(对常识的经历与认识)。
(题解)我们生活在常识中，常识与我们同行。有时常识虽易知而难行；有时常识须推陈而出新。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生活中与“常识”有关的经历或你对“常识”的看法。自拟题目，自定写法，不少于800字。
考生的0分考卷(节略)：
古人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作为一个考试时代的人族子民，每天去上学，让我感到非常无奈。我总是“哀学生之多灾多难”。
这种感觉，有时候让人宁愿回到石器时代，那个时代，谁不让我睡觉，我捡一块石头就可以表达我的强烈不满。
每当晚上自习放学走出学校，抬头看见天空一轮凄凉的明月，我不禁发出千古一问：
老师，你有没有常识啊？难道你不知道是人都要睡觉的吗？竟然不让我在课堂上睡觉。
早上很早就要回学校。有多早？7点。作为一个老师，你竟然告诉我们，人家哪间哪间学校，6点多就全部回到教室看书了。我们新一代的祖国花朵多幸福，天天早上7点回校。
但是，我要睡觉啊。我晚上12点才睡，早上6点起床。早上7点回学校，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放学。我肯定不够睡。
午休？老师，你有没有常识啊？有些人中午睡那一个小时。不睡还好，越睡越头晕。没办法，我上课打瞌睡。很累了，打瞌睡，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老师你竟然说，上课要睡觉的同学回家睡。你以为我不想回家睡？
我真的好痛苦，好痛苦！
现在高考写常识，无疑就是给我机会，表达我对整个中国教育界的强烈不满。
你们没常识。学生是要睡觉的……人是要睡觉的……我要睡觉……睡觉……
伪科学和假教授
伪科学
改革开放，提倡“百家争鸣”，有人利用新时期的自由，创造新的伪科学，蒙骗被十年动乱搞得晕头转向的大人物。
例一：自然科学有所谓“新化学“，“水能变汽油”。此说得到几位大人物的支持，骗取大笔试验费。一位老科学家说：“水变汽油，不可能。”大人物说：“你太保守了，你说不可能，他做给你看。”
例二：社会科学有所谓“英文解字”，“英文都是象形字”。“bed”是“床”的象形字，不像一张“床”吗？”eye”是“眼”的象形字，左右两边是眼睛，中间夹一个鼻子。
新闻报道：文字学有了大发明。
两种假教授
友人来谈，上海有两种“假教授”：
第一种：“真的假教授”，捐一笔钱，换来一张聘为名誉教授的聘书，不会教课。
第二种：“假的真教授”：“系”扩大成“学院”，来了个院长，两个副院长。学生说：“嘿，三个代表！”按照规定，高级别官员都是教授，不会教课。
科学真伪的鉴别
伪科学主要有三个特点：
(1)违背“公理”
“公理”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须再作证明的命题。例如：“两点之间以直线为最短”；“父子有血缘关系”；“汉字不等于汉语”。
(2)违反“常识”
“常识”是人类的普通知识，符合逻辑，正常人共同承认的认识。例如：“人皆有死”：“地球绕太阳转”；“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3)不顾“事实”
“事实”是人人都能感受到、全社会都能看得到的事物。例如：“长江在中国”；“苹果长在树上”；“婴儿不能先识字、后学话”。
变阴暗为光明
当我无力改变环境的时候，我就改变我自己，去适应环境。
如果既不能改变环境，又不能适应环境，我就不可能愉快。虽然不能改变环婉，可是能够适应环境，我也就愉快了。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从1955年到1985年，在长长的30年中间，我住在两间情朝建筑、年久失修的破旧房屋中。屋陋墙裂，难邀瓦雨。有地板，轻轻走，地板就跳舞，重重走，地板耽唱歌。这是坏是好呢？是坏，也是好。客人踏进前间的门槛，地板就立刻通知在后间的我：客人来了。地板有自动化的通报功能，不是有趣的事情吗？这一想，我就愉快了。
我终于乔迁，搬进新造的简易楼，有屋子4小间之多。我的书架多，而房间都很小，只能把书架拆开，分散塞进每一间房子里。查看一本书，要行走串门，来回寻找，很不方便。这是坏是好呢？是坏，也是好。我伏案过多，运动太少。串门找书，是一种工间运动，大有益于健康。这一想，我就愉快了。
我下放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只许劳动，不许看书。我的长期失眠症就此不治自愈了。这更明显地证明：有利必有弊，有弊必有利。人患其弊，我乐其利。
这种生活方式，古人说是“知足常乐”，今人叫它“阿Q精神”，我称之为“变阴暗为光明”。事物都有阴暗和光明两面，好比一张纸有正反两面。避开阴暗面，迎向光明面，我就有勇气“知难而进”了。
十几年前，我写了一篇《新陋室铭》，表白我的生活方式，曾用笔名刊登在某刊物上，现在抄录如下：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徊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
爱看素不相识钓朋友寄来文章。
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
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笑谈高干的特殊化。
赞成工人的福利化。
同情农民的自由化。
安于老九的贫困化。
鲁迅说：万岁！阿Q精神！
大雁粪雨
1969年冬天，我随我的单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全体人员去到宁夏平罗西大滩“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里原来有二十来个劳动改造站。国务院有十几个直属单位连同家属，共约一万多人，占用其中两个站(“一站”和“二站”)，我们单位分配在“二站”。我在那里劳动两年四个月，这对我的健康有好处，我的百治不愈的失眠症自然痊愈了。
在那里两年四个月中，最有趣的记忆是遇到“大雁集体下大便”。
林彪死了，“五七干校”领导下令，明天早上5点集合，听报告。早上我一看天气晴朗，开会到中午，一定很热。我就带了一顶很大的宽边草帽，防备中午的太阳。
快到10点钟的时候，天上飞来一群大雁，不是几千，而是几万，黑压压如同一片乌云。飞到我们的头上时，只听到一位大雁领导同志一声怪叫，大家集体大便，有如骤雨，倾盆而下，准确地落在集会的“五七战士”头上。
我有大草帽顶着，身上沾到大便不多。我的同志们个个如粪窖里爬出来的落汤鸡，满头满身都是大雁的粪便，狼狈不堪。当地老乡说，他们知道大雁是集体大便的，可是如此准确地落到人群头上要一万年才遇到一次。我们运气太好了，这是幸福的及时雨。我们原来个个宣誓，永远不再回老家。林彪死了，不久我们全体都奉命回老家了。
我的离休生活
离开办公室
我85岁离开办公室。
我这个人糊涂得不得了，我不知道哪一年退休。我们单位人事处送给我一个离休证，我一看，前几年我就应当离开了。他们说，我们不好意思送给你，送给你不就等于要把你赶走嘛。
离开以后，我就不做专门问题的研究了。到家里后，有什么看什么。香港的、美国的朋友，来的时候就买书给我。我能够看到很多很新的图书，看史问题的书，文化问题的书。他们拿来什么我就看什么。
现在都是手机、电脑。手机要保姆打，电脑屏幕我看不清楚。保姆代我到电脑上查。
199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中国儒学百科全书》。我自修儒学，目的是想知道儒学在21世纪有点什么用处。我觉得孔子、孟子都是真正了不起的。
恬静的晚年
离开办公室，我就回到家里，在这间小书房看报、看书。这个房间只有九平方米，放上书架后，再放一张小书桌、两把椅子、一个茶几，余下的空间就很少了。两椅一几，我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就这样度过我们恬静的晚年。
从来北京开始，我和老伴都是每天上午10点喝茶，有时也喝咖啡。喝茶的时候，我们“举杯齐眉”，这是互相尊重的一种表达，当然也是好玩的。记者来了，见到我们这样，觉得有趣得不得了。
张允和的眼晴不好，看不见了。她是中国第一批换晶体的。我后来也患了白内障，也换了晶体。
残酷的自然规律
张允和享年93岁。她在2002年8月14日忽然去世，去世前一天晚上还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
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门头沟观涧台的一棵花树根下。“化作春泥更护花”。张允和的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人。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有位哲学家说过：“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会进化。”残酷的进化论！
我在100岁以后，耳朵听不见了。记忆力会突然断掉。就像电流一样忽然会断掉。
我的作息饮食跟普通人一样。7点左右起身，下午要睡觉。晚上10点、11点、12点睡觉。牙不太好，吃一些软的东西。每天都吃水果。这两天吃草莓。这两天草莓好得很。
编者按：2006年11月，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一行人晋京采录“常州吟诵”的音像资料，于24日下午拜访了年逾百岁的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先生。面对乡亲，周老充满睿智和风趣地侃侃而谈，不仅对于吟诵艺术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还涉及文化与其家史等较宽泛的内容，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现经秦德祥老师据周老谈话录音记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吟诵·文化·家史
一
我对于吟诵是这样一个看法：语言变成音乐，是一步一步上升的，大概可以分四五层，吟诵是初步的音乐，和尚念经也是音乐，它的水平比吟诵要高一点，最高层是新式的音乐。
古代人很早就会吟诵，例如唱山歌。男的女的在山上唱歌，有的时候是抒发某种情绪，不是恋爱，恋爱的时候就唱情歌。山歌主要是恋爱的，古代人在野外的时间多，在房间里的时间少，唱山歌远远可以听到，男的女的就慢慢走近了。现在少数民族还有这种风俗。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银行里面工作，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日本人压过来，重庆也有点害怕守不住，局面越来越紧张，需要开辟新的战区。当时的后方，实际上主要只是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日本人没有去西北，为了开发西北，扩大后方，要派人去调查，最重要的是调查那里的金融、经济，就组成了一个五人专家小组，我是其中的一个。最后到河西走廊，今天的河西走廊放宽了，当时没有这么宽，一面是山，一面是蒙古人的牧场。我们的汽车慢慢地开过去，我向牧场那边看去，走一段路就能看到男的女的在放羊。一群羊通常是一个人放的，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互相距离很远。他们的恋爱怎么办呢？就唱歌。他们的眼睛比我们好，男的能看到那边是男的还是女的，假如远远看到一群羊是一个女的放的，他就唱歌，慢慢地把羊赶过去……很有趣味。后来我在四川西康，也听到他们本地人唱山歌。
唱歌是很天然的，所有的民族都会唱歌。现在的许多歌唱家是少数民族的，他们的歌唱得比我们好。
读书自然就会产生一种音乐感，没有人教的，从小听到大人唱，也就跟着念、吟，的确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
吟诵一方面跟文学有关系，另外一方面跟音乐有关系，它是文学的一个表达方法，同时又走向音乐。今天读书都跟讲话差不多，旧时代读书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比如读古文、有韵的文章，像讲话这样就不能表达感情。吟诵的时候，特别是有韵的文章，就可以把感情表达出来。吟诵的事情，不一定是许多人在一起，一个人读书也总是吟诵的，自己吟诵自己听，这是一种愉悦、享受，比今天默默看小说更有意思。
吟诵可以增加文学的气氛，另外它可以说是一种“原始音乐”。这个“原始”不是坏的意义，是好的意义。它是一种最天真的、最自然的音乐，是音乐发展的初始状态，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现在的确是慢慢地要消失掉了。
电影《红楼梦》里的诗词，是用朗诵的方法念的。朗诵的方法声音小，里面是听不到的。古代人一定是吟诵的，因为吟诵跟唱歌一样，很远就能够听到。所以，当时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这个地方不对。不但是古代，就是解放前，也是这样子么，清朝当然更是这样子了，《红楼梦》里的诗词肯定是吟诵的。
吟诵很有趣味，它是每一个地方有一个调子，大体相同，可是各地都有变化，那时没有五线谱的记录。我大概十岁左右就到苏州去住了，苏州也有吟诵。苏州的吟诵跟常州的吟诵，调子差一点点，差不多的。江南好几个地方，我比较熟悉的几个县，都是差不多的。
我因为离开常州太久，已经有90年了，所以常州话也就不纯粹了，我的讲话叫“南腔北调”。我给你们讲个笑话，我的老伴是安徽人，合肥人，我呢，是常州人，我们两个人都住在苏州，后来我们结婚了，她的普通话叫做“半精(京)半肥”，一半是北京，一半是合肥，我的普通话叫“南腔北调”，呵呵……听常州话我能懂，但是我讲就不自然了。今天这个嗓子又不行，声音要提高提不起来，所以今天这个录音的效果一定很不好。
以前录过一个录音带，不知道放哪里去了，那是十年之前，那个时候喉咙好，上次有一个学会也录过音。我不会整理东西，老伴去世以后，找东西很困难，假如找到了，我可以给你们。不是一下子能找出来的，因为东西很乱。
我想，吟诵在今天还是可以有用处的。文言是从古代的语言来的，现在的白话跟古代的语言，语音里面的变化很大。吟诵能不能用在今天白话文的诗呢？我想是可以的，可是它要求这种诗在韵律上面要有点讲究，有的时候我也琢磨今天白话文的押韵。白话诗的时代比较短，它要慢慢地发展。
二
现在因为年纪大，出去听唱歌不行，在电视里面听唱歌，我觉得这个味道都是从美国来的，“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本来，艺术都是上层分子、知识分子的事情。美国的这种新式唱歌、跳舞，都是从黑人、美洲土人、太平洋里面的人那里来的，起初上层人是看不起的，认为太粗俗，是很低级的，或者是野蛮的。人们的音乐欣赏水平不一样，古代就有“阳春白雪”跟“下里巴人”，“阳春白雪”的人是看不起“下里巴人”的。可是，时代不一样，情况不对了，社会的文化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了，劳动人民、下层社会、下层群众也需要文化。“下里巴人”的人数多，水平也提高了，他们起来了，对于文化提出了跟上层人不一样的要求，慢慢地，高层的人就去研究它，帮助它。
帮助很重要。我们唱的那些歌，有的文句，拿白话的角度来看也太差了一点。什么道理呢？我们的文学家没有去帮助他们。古代的诗和词，也是从群众里面发展起来的么。所以我想，要去帮助他们，使他们唱歌的文学水平能够慢慢地提高，当然不是文言的文学，是白话的文学。
白话文学大有发展余地，今天白话文学的水平，我看应当说是初步的。你看，今天搞来搞去还是搞的《红楼梦》，还没有一部书能超过《红楼梦》，这表明我们的努力不够。后代应当超过前代，假如永远超不过《红楼梦》，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不能进步了。当然，一方面它会自然发展，整个社会在变，全球化时代的变化非常大。
我起初不是挺注意文化问题，我是搞语言学的，大概改革开放以后，开头好像是《光明日报》，它搞一个栏目，叫做《龙吟》，目的是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要我写稿，我起初没有工夫写。有好些人写中国传统文化，有些人写的我看看不对，什么道理呢，因为文化也是一门学问。中国没有“文化学”，我在国外看到许多有关文化学的书，就照新的观点来写，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就是全世界的文化不是分西方文化、东方文化，这样来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那是因为从前我们不了解国际的情况。
文化发展到今天，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不仅有地区的分别，还有层次的分别。主要是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我叫它“国际现代文化”，是国际性的，还有地区性的，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有四个区域，不是东方西方。西方起初是西欧，后来扩大到美洲，特别是美国，这是西方文化。东方有东亚，这是以中国为中心；有南亚，以印度为中心。印度文化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的文化许多都是从印度来的；还有西亚，主要是阿拉伯、伊斯兰教的文化。所以，东方文化有三种。
文化的两个层次，国际现代文化，是高层的文化，第二层是传统文化。国际现代文化哪里来的呢？起初，各个文化区大概来往很少，相互影响很少，后来影响越来越大，全世界从古到今所有文化的精华、优秀的文化，都在国际现代文化里边。这个“文化”是广义的，不但是艺术，也包括科学。国际现代文化里最重要的是科学，当然也有各地的文化。国际现代文化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不可能不接受的，譬如说电灯是美国人发明的，你假如反对，你不点电灯行吗，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因为今天的电灯不是美国的，是世界的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当然有中国的文学，中国的音乐，吟诵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项目。每一个地方都有传统文化，不是说国际现代文化发展了，传统文化就没有了，不是这回事。文化不是死的，是活的，好的东西会发展，会保留下来，不好的东西慢慢地会被淘汰。
其他的方面，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各方面，我们现在吸收得比较快。西方的社会科学也比较发达，很多好东西我们还没有吸收。社会科学发展得晚，各方面吸收得慢。
我退休很晚，85岁才离开办公室。退休以后不写学术论文了，就写那种杂文，每月至少发表一篇文章。上海最近给我出了一本书，他们选了我有关文化的一些文章，搞成一本书，书名叫做《学思集·周有光文化论稿》。我说，我是不搞文化学的，这些东西是写着玩儿的，不成东西的，他们说虽然是随便写的，但是里面有些新的东西，中国还不大了解。这个书出来，很快就卖完了，现在买不到了。最近我叫他们买几十本来，他们说一本都没有了，后来只搞来七本，要等到重新印就慢了。既然你们谈到文化，我就送一本给你们。
三
我们这个家，原来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家。我的曾祖父他做了官，回到常州，就办工厂。那是太平天国之前，他办的什么工厂呢？是纱厂，织布厂，还有当铺。那个时候没有银行，当铺就是银行。他非常有钱，太平天国长毛打来了，常州守城的军费主要是他一个人拿出来的。我只是小时候听说过这个故事。太平天国打常州，打不进来，就撂开常州打南京，打下来了，在南京成立了政府，回过来又打常州，城破以后，我的曾祖父就投河而死，我听说在常州府志里有这个记载，可是我没有看见过。
由于这个关系，太平天国平了以后，清朝政府认为我的曾祖父是有功的，就封了我们一个世袭的官，叫“世袭云骑尉”。这“云骑尉”三个字怎么写，起初我弄不清楚，后来问了历史学家才知道的。“云骑尉”是跟军队有关系的一种官，世袭的，因为我的曾祖父是支持守城而死的，跟军队有关系，所以得了这个官。
我的曾祖父死了，我的祖父逃在外面，太平天国平了以后，他回来了，当铺、工厂都被打光了，没有了，我的祖父很灰心，觉得太平天国动乱，家破人亡，可是住的房子还基本上保留着。“世袭云骑尉”，皇帝是要给我们家钱的，每年给的钱相当多，可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我很小的时候在常州，家里面已经穷了，可是这个架子还有，还维持着从前封建绅士家庭的那种生活，荒唐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单是为了送礼，要用一个男工，这个男工有一个里面放帖子的“拜盒”，每天拿着它出去送礼。
后来辛亥革命，这个“云骑尉”的钱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家就很困难了。怎么办呢，当铺、工厂、房子没有了，土地还有，就把地卖掉，可以用几年，用掉了，就再卖一块地，后来地都卖光，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家原来在青果巷，大概靠西头，是叫“礼和堂”，坐南朝北，是靠在河旁边的，街的对面有一个叫“贞和堂”，比我们的房子大，可能姓张，我记不清楚了，还有“八桂堂”。“贞和堂”和“八桂堂”都在青果巷的北面，是坐北朝南的，他们两家都是清朝造的房子，比较讲究。因为是历史传统，“礼和堂”这个堂名跟做官有关系，认为住在这里边是光荣的。我们的房子比较老，是明朝的，大门里面有个空地，就在那里造了新房子，跟老房子接在一起，新房子外面看不出来，进到里面去才看得出来，我们住的是新房子。
过年的时候，家里挂着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的像，人像很大。大厅、里厅，还有我妈妈住的一个小楼，旁边有一个大房间，也等于是一个厅，接待客人的。这种地方都要把人像挂起来，曾祖父、曾祖母的一辈是挂在大厅的，祖父、祖母是挂在里厅上面，还有挂在小厅里面的。我们只知道祖父、曾祖父的号，不知道大名。因为小的时候不许讲大人的名字，要避讳的。我记得我的曾祖父叫润之，叫润之公，我的祖父叫逢吉公，怎么知道的呢？过了年，要把人像卷起来，上面要写号的，不然你找不到的。
我的父亲在中学里面教书，那个时候是没有大学的。我小的时候，家里就发生了矛盾：我的父亲有姨太太，姨太太有孩子。我的母亲说常州的亲戚太多，过的都是封建的奢侈生活，受不了，我们是坐吃山空，再多也要吃光的，所以搬到苏州去了。在常州我们是大家，在苏州完全不一样，只有一所房子，破破烂烂的，就把房子卖掉，我们租房子住，变成了小户人家。开头我母亲用各种办法维持这个家庭，后来我的姊姊从学校出来工作了，工资可以补贴家里。我的父亲和姨太太留在常州，从我读中学的时候就分开了。
我是常州中学毕业的，在常州中学，有一个碑。我读常州中学的时候，我的家已经搬到苏州了，可是那时候觉得常州中学办得比旁的中学好，所以还在常州读书。那时候都住在学校里面，礼拜一到礼拜六都不许出去，只有礼拜天可以出去。所以，虽然在常州读书，学校的一些事情我知道，学校外面我不知道。有许多亲戚，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因为我很小的时候，都是按号叫什么伯伯、什么叔叔的，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我的父亲和姨太太家里的情况，我也不了解。抗日战争，我跟我母亲逃难到四川重庆，听说我的父亲跟姨太太逃到乡下，消息都完全隔断了。我是1949年回国的，回国以后，才慢慢地知道有个弟弟在上海，这个弟弟是姨太太生的，后来找到了弟弟，联络上了。我的弟弟前两年去世了，弟媳妇还在上海，他有几个孩子，有的在上海，有的在香港。
因为我们走出去了，我从常州到苏州，到上海，到国外，越走越远，没有机会到常州去，我跟常州很隔膜，记忆很少，就是这个道理。一直到纪念瞿秋白逝世60周年，在常州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我去了，呆了三天，我去看看青果巷还有没有，去一看，找不到了。怎么找不到呢？青果巷原来很小，现在路放宽了，把前边的房子拆掉了。后来我就打听了，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就是从前周家的老房子，大门都被拆掉了，我就去问问这里住的是什么人家，他们说这里住了十几家人家。后来就没有机会再回家乡。
对于我们家庭，太平天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辛亥革命又改变了它，还有不断的革命……
我的健康。其他方面都很好，就是耳朵背得不得了，看人要戴眼镜，看书要戴看字的眼镜，老了，就麻烦在这些地方。人过了90岁，什么都退化，我80岁一点没有老的感觉，90岁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注：本文由秦德祥记录整理，并于2009年2月4日经周有光先生亲自审读过。
我与那些民主人士
我已是一个106岁的老人了，岁月的流逝，很多事情已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在一些零星的记忆中，我能肯定的是当年我结识和相交的那些人，尤其是我今天要谈到的这些民主人士(当时被称作社会人士)，无论是他们的学识，还是他们的思想、胸襟和责任感都是值得我敬佩的。与这些民主人士交往的几件事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救国会”和“星五聚餐会”。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爱国救亡运动的种子在每个有识之士的心中萌动，“救国会”应运而生。在当时沪上银行界几位有影响的人物的发动下，社会地位较高、思想较为进步的各行各业人士便时常相约在中国银行的小客厅聚会，商谈国家大事。随着参加人数的增多，后来还形成了以行业划分的小组。我当时在上海的江苏银行工作，参加的是以章乃器为首的小组，其中比较重要的还有蔡承新、赵君迈等人，此外还有文化小组、科技小组、教育小组等。我当时一人住在江苏银行五层楼的一间小卧室里，旁人进不去，因此“救国会”的一些文件都是存放在我那里。其实“救国会”完全是松散的民间组织，所谓的小组仅是为了联络的方便，没有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没有专职人员，政府、各政党也没有参与其中，但是活动中的许多积极分子后来都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骨干成员。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章乃器、沙千里等人当时就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沙千里还是秘密党员，他曾借给我一本《联共党史》，在当时的中国还鲜有人读过它，对此我印象很深刻。当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有自己的电报机，这些民主人士就利用这台电报机与中共保持联系，获取信息。因为警察不敢搜查银行，所以他们的活动一直得以进行。
后来被称作“七君子”的7位民主人士均是“救国会”的重要成员，他们被捕后被关押在苏州。那时，我的夫人和孩子住在苏州，他们缺什么我的夫人就准备什么送去。七君子的家人去探监时也住在我家，有很多重要文件就利用带小孩探监之便夹带进去。
除了“救国会”，我还参与了“星五聚餐会”，因为聚餐基本都是在每周五晚举行，所以大家便约定俗成地称之为“星五聚餐会”。起初也就几位发起人围坐一桌商谈政局国事，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两张桌子都坐不下，不过参加聚餐的主要还是以工商界人士为主。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一直参加，但这个聚餐会却延续了很久。“星五聚餐会”起初在上海。重庆成为陪都后，“星五聚餐会”的很多成员也随各类机构的西迁来到重庆，聚餐活动不仅没有间断，抗日战争更激化了每位民主人士的爱国情绪，聚餐会的政治性开始加强，大家在活动上经常情绪激昂，互相交换对国家命运的看法，我也在活动中结识了更多富有爱国热情的有识之士，他们运用自己的声望和个人能力，为推动当时的民主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重庆，周恩来经常召集各个民主党派(团体)的政协代表一起开会，讨论国家大事。他通过当时的秘书许涤新联络到我，因为许涤新是一个经济学家，和我同在经济界。我们每月开一次会，有时一个月开好几次，每次我都参加了，我和周恩来就这样认识和熟知了。当时国民党的旧政协还曾推举出5位民主人士前往延安访问毛泽东，在窑洞里，毛主席强调，中国要想长治久安，惟一的办法是走民主道路。大家听了都深感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是第四、五、六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第三届政协会议，可以说，我与全国政协的历史渊源很长。
从上海到重庆，尽管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只是断断续续地参加了“救国会”、“星五聚餐会”及其他一些民主活动，但我较早地接触了这些为国为民都作出极大贡献的民主人士，并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许多跟我一样留洋的中国学生带着满腔激情纷纷回国，为的就是追求民主和独立，让我们的祖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我想，这与中国共产党大力宣扬的民主主张以及这些民主人士的积极活动是分不开的。
我85岁之后就基本不参加社会活动了，但是我从身边的人口中听到、从媒体上看到，现在的孩子们学习负担很重。我记得我年轻时上学很轻松，中学时，下午的课程几乎都是选修课，但因为心情愉快反而学得很扎实。我还听说，如今的孩子到了大学还在拼命学英文，结果导致中英文都没学好。英文是一门工具学科，在中学期间就应该熟练掌握，这样到了大学阶段就可以专心做学问了。在就读圣约翰大学前，我已经能自如地阅读各类英文书籍和对话，我结识的那些民主人士中，不少人的英文水平也很高。民盟是以文教、科技为界别特色的民主党派，今后也要继续关注中国的教育发展问题。
我很荣幸能与这些民主人士交往，他们中的许多人学问好、思想进步，都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参与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但与这些民主人士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到如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已不在世，但我读书、看报时常会想起他们，虽然都是零星的记忆，但是我却能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具有思想光辉的人物，我敬重他们。
胡乔木同志和文字改革(李佳佳、冯岩采访整理)
胡乔木同志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一颗智慧巨星。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做了许多重大贡献，其中之一是文字改革。他上承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对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其他文教机构进行具体的领导，不居其名，但求其实。
解放后，中国大陆推动报刊文章的白话化，改革政府公文的文体和程式，提倡汉字横排，普及语法修辞和语言规范化的知识，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实行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一系列的语言文字工作，都是在胡乔木同志的具体安排和指导下进行的。
扩大自话文运动的成果
五四白话文运动，对小说和散文是成功的，对各种应用文，有的只成功一半，有的没有成功。成功一半和没有成功的突出例子是报刊文章和政府公文。解放后，在这些方面，进一步扩大了白话文运动的成果。
解放前，中文报刊的文章，以《大公报》为代表，都是“半文半白”而“文多于白”，被称为“新闻体”。这种文体，只适合上层知识分子，不适合文化较低的广大群众，即使看了可以懂，读起来是听不懂的。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没有彻底进行而遗留下来的“小脚放大式”的文体，跟报刊大众化的时代要求是不相容的。解放后，报刊文章，尤其是社论文章，改为容易看得懂的白话文，重视语法修辞和语言的规范化。五十年代，这一改革工作成绩卓著，受到群众的欢迎，在这一工作的背后，有胡乔木同志的辛勤劳动。“文化大革命”以后，文化倒退，报刊文章又大都恢复了“半文半白”，但是不再是“文多于白”，而是“白多于文”了。
中国的政府公文，一千年来，用的是文言，形成一种“等因奉此”的程式。这是“绍兴师爷”的拿手好戏，而人民大众看了如坠五里雾中。解放后，进行了彻底的公文改革，从文言改为白话。废除“等因奉此”，使公文变成平易的散文体。这种改革，五四时代和三十年代，都有人提倡过，可是陋习顽强，丝毫动弹不得。解放后，公文得到了解放，将旧的程式像摧枯拉朽一般顷刻废除。这是白话文运动在应用文中间的扩大。如果没有胡乔木同志的幕后积极提倡，这一改革是不可能如此顺利进行的。
1955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接着又举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国语”改称“普通话”，给“普通话”规定明确的定义。这都是在胡乔木同志具体领导下进行的。胡乔木同志提倡，文章要明白像语言、语言要流畅像文章，这叫做“语体文”和“文体语”。他认为，文字改革工作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早在一百年或三百年前就完成了。中国到社会主义时代还在蹒跚地进行文字改革，这是资本主义民主的“补课”。
扩大汉字简化的范围
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简化了515个汉字和54个偏旁。实行以后，发现同一个偏旁在有的汉字里简化了、在有的汉字里没有简化，印刷在同一张书页上，字形不一致，不利于快速阅读。为了扩大简化的效果，1964年把可以类推的简化偏旁，在大致相当于《现代汉语辞典》所收的汉字范围内，类推成为一个“简化字总表”(共计2235字)。这一工作是在胡乔木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经过类推，简化字总数在大约七千个现代汉语通用字中占三分之一。关于类推简化，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不论是功是过，汉字简化工作从此告了一个段落了。
从历史来看，汉字在三千年间是不断简化的。群众写字，随时任意创造简化字，各地创造的简化字彼此不同。使用汉字越来越频繁，简化字的创造就越来越多。这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更是如此。胡乔木同志认为：规定一套简化字的规范，可以减少简化字的繁殖，阻止简化字向泛滥而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无休止地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胡乔木同志很早就受到强烈的无理冲击，长期禁闭，不断戴高帽游街，很晚才平反冤案，恢复自由，因此他对不受欢迎而终于废除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无法事先加以纠正。
解决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难题五十年代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遇到许多难题，其中最难于解决的是如何拼写“基欺希”这三个声母。发表“草案”征求意见之后，又发表“修正案”征求意见。“修正案”有两种格式：一种用“J，CH，SH”(知蚩诗)在i的前面变读为“基欺希”；另一种用“C，K，H”(哥科喝)在i的前面变读为“基欺希”。这两种不同的“变读法”都有历史背景，难于强求统一。方案的制订工作在相持不下之中搁置了一段时间。
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刘继善和刘孟扬等早期的文字改革运动者就提出，采用“J，Q，X”等罕用字母表示“基欺希”，使全部声母不用变读法。可是“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委员们大都害怕罕用字母不容易得到群众的欢迎，尤其在用到国外去的时候难于得到外国人的欢迎。胡乔木同志认为，解决两种变读法的矛盾，采用罕用字母“J，Q，X”是唯一的好办法。在他的积极支持之下，终于解决了两种不同意见的矛盾，制订了声母全部不用变读法的汉语拼音新方案，现在虽然用到外国去的时候仍旧遇到外国人的反对，可是声母全部不用变读法的优点，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胡乔木同志在方案制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值得钦佩。
胡乔木同志知识渊博，在流行“知识无用论”的年代里，他没有随波逐流，一贯重视知识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肯定知识是生产力，胡乔木同志也是最早的积极提倡者。他的一生，走在现时代的前面。编者按：今年是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林汉达先生诞辰90周年。
林汉达先生1900年2月17日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和勤奋学习，读了小学、中学、大学，后来又留学美国。解放前，他当过小学和中学教师，世界书局的英语编辑、编辑室主任、出版部部长，之江大学英语教授、教育系主任和教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林先生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1946年，林先生到达东北解放区，历任关东文化协会理事长、辽北省教育厅厅长兼辽北学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燕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兼教务长、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中央扫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语文》杂志副总编、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并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
1958年，林先生受过不公正待遇，又在10年浩劫中遭受折磨，但他始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1972年7月26日病逝，终年72岁。
林汉达先生的著述甚多，涉及面也很广。主要有教育、文字改革和语文通俗化等，笔名有林迭肯、林涛、李东、林奋。本刊特邀周有光先生撰写《林汉达先生和语文教育大众化》一文，以表达对林汉达先生的纪念。
林汉达先生和语文教育大众化
林汉达先生(1900—1972)是一位教育家、出版家和文字改革研究者。他一生做了许多工作，这里略谈如下几点：一、向传统教育挑战，二、参加扫盲工作；三、研究拼音文字；四、编写历史故事和提倡成语通俗化。
一向传统教育挑战
1941年，林先生出版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向传统教育挑战》，一方面有批判地引进西方的教育学说，一方面向中国的传统教育提出强烈的挑战。他认为，要振兴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教育成规。一种成规是“照本宣科”：教师只是把自己做学生时候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一本《三字经》可以用1000年，这是“轮回教育”，这样的教育阻碍知识的更新。另一种成规是“模式僵化”：教育方针、学程组织、课本内容、教法实施，在在都有刻板的规定，不许越雷池一步，教师和学生同样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智慧创造力。
他淋漓尽致地批判了“镶金嵌玉的锄头”“小和尚念经”“熟读唐诗三百首”“强而后可”“填鸭子教育”“铁杵磨成绣花针”等等传统教学法。他认为，“兴趣和努力”是不应当分割的，“兴趣生努力，努力生兴趣”。
他认为，要普及教育必须扫除文盲，而这又必须在根本改革社会制度之后才有可能。他把“扫盲”“普及教育”“语文改革”“出版事业”“社会发展”，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发表的教育理论，好像是针对着今天的教育实际问题，仍旧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二参加扫盲工作
1952年，教育部成立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林先生担任副主任。他满腔热忱、全力以赴，投身于大规模的扫盲工作。这一年，教育部公布“常用字表2000字”。1953年，扫盲委员会规定“扫盲标准”：1. 干部和工人识2000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200—300字的应用短文；2 农民识1000常用字(后来增加为1500)，大体上能阅读通俗的书报，能写农村中常用的便条、收据等。不识字或识字数在500字以下者为文盲，识500字以上而未达到扫盲标准者为半文盲。扫盲年龄为14—40岁，后来改为12—45岁。这些标准到今天基本上还没有多大改变。
林先生进行扫盲，重视师资，亲自培训扫盲教师，亲自编写教材，从小学里抽调优秀教师担任扫盲教师。可是，正在他埋头工作的时候，形势大变。军队里冒出一种“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用冲刺式的突击方法，在极短时间内，识字几千，一时传为“奇迹”。于是，停止了扫盲教师的培训工作，把正在培训的教师下放农村，不许回归原校。这件事，林先生不以为然，但是力争无效。林先生曾对我说，这是他后来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的原因之一。军队里试验成功的速成识字法，向农村推广的时候，失败了。不久，“祁建华速成识字法”被人遗忘了。林先生也离开了扫盲工作，但是他始终认为扫盲是个重要问题，继续加以研究。三研究拼音文字
1928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3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拉丁化新文字”，引起了林先生的强大共鸣。他认为二者各有不足之处，于是取长补短，设计自己的新方案，创立一个拼音化运动的“中间派”。他的方案称为“简体罗马字”(后来改称“国语拼音”)，主要特点是：1 采用“国语罗马字”的基本式，去除烦琐的标调变化；2 规定“定型字”和“定型词”，分化同音词。他说：“我所主张的拼音文字是简化的国语罗马字，也就是改正的中文拉丁化。”1942年他出版《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对拼音文字的“正词法”和其中的“同音词”问题，提出了他的新见解，使语文界耳目一新。
他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得到如下的认识：1 拼音文字不能寄生在汉字上，应当撇开汉字，走自己的发展道路。2 解决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词”问题，除用声音不同的同义词、以及用复音词代替单音同音词以外，需要采取“定型化”方法，对常用的同音词规定“特别写法”。他用“简体罗马字”译写出版《路得的故事》和《穷儿苦狗记》(1942)，在实践中验证理论。
“定型化”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定型化”指的是“正词法”的标准化，主要是其中“分词连写法”的标准化。狭义的“定型化”指的是一般拼写规则以外的“特定写法”。林先生的“定型化”属于后者。
他变化一部分音节的基本拼法，作为“通盘解决”同音词的方法。他用“变体”、“方音”和“符号标调”三种方式，规定了244种音节的“特别写法”，使442个汉字所构成的许多同音词都有各自的“特别写法”。(后来减少为42个“定型字”分化许多同音词。)1944年，他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他的《连写·定型·注调·分部：国语拼音词汇》和《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两部著作中。他的定型化试验遇到的困难是，“特别写法”只能分化“视觉”的同音词，不能分化“听觉”的同音词，而“特别写法”的“任意性”使他的拼音文字接近于“汉字化”，难于为其他人所接受。四编写历史故事和提倡成语通俗化
林先生认为语文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语文现代化的首要工作是“文体口语化”。文章不但要写出来用眼睛看得懂，还要念出来用耳朵听得懂，否则不是现代的好文章。他又认为历史知识是爱国教育的必要基础。50年代后期开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写通俗的历史故事上。这一工作一举两得，一方面传播了历史知识，一方面以身作则，提倡文章的口语化。
林先生曾对我说：“我一口宁波话，按照我的宁波官话来写，是不行的。”因此，他深入北京的居民中间，学习他们的口语。写成文稿，再请北京的知识分子看了修改。一位历史学者批评说，林先生费了很大的劲，这对历史学有什么贡献呢？我说：这不是对历史学的贡献，这是对教育和语文的贡献。“二十四史”有几个人能阅读呢？中国通史一类的书也不是广大群众容易看懂的。中国青年对中国历史越来越了解贫乏。历史“演义”和历史“戏剧”又臆造过多。通俗易懂而又趣味盎然的历史故事书正是今天十分需要的珍贵读物。
他接连编写出版了：《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春秋故事》、《战国故事》、《春秋五霸》、《西汉故事》、《东汉故事》、《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新编》、《上下五千年》(由曹余章同志续完，香港版改名为《龙的故事》)。用力之勤，使人惊叹！这些用“规范化普通话”编写的通俗历史故事，不但青年读来容易懂，老年读来也津津有味，是理想的历史入门书。这样的书，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里，实在太少了。
在编写历史故事中，他遇到许多“文言成语”。“文言成语”大都是简洁精辟的四字结构，其中浓缩着历史典故和历史教训。有的不难了解，例如“大题小做”、“后来居上”、“画蛇添足”。可是，对一般读者来说，很多成语极难了解，因为其中的字眼生僻，读音难准，不容易知道它的来源和典故，必须一个一个都经过一番费事的解释，否则一般人是摸不着头脑的。例如“惩前毖后”、“杯弓蛇影”、“守株待兔”。文言成语的生涩难懂妨碍大众阅读和理解。是不是可以把难懂的文言成语改得通俗一点呢？林先生认为是可以的。
他从1965年到1966年，在《文字改革》杂志上连续发表《文言成语和普通话对照》，研究如何用普通话里“生动活泼、明白清楚”的说法，代替生僻难懂的文言成语。他说：“有些成语，文言里有，普通话里也有类似的话，例如‘赴汤蹈火’，普通话中就有‘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说得更形象化些，有‘上刀山下火海也干’，意思跟‘赴汤蹈火，完全一样。’”又如，“罄竹难书”，群众的语言中就有“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意思完全相同。他认为，“普通话比文言好懂，表现充分，生命力强，在群众嘴里有根”。下面再举几个他提出的“文言成语和普通话对照”的例子：“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魑魅魍魉”——牛鬼蛇神。
“分崩离析”——四分五裂。
“胸有成竹”——心里有底。
“越俎代庖”——包办代替。
“不辨菽麦”——五谷不分。
“居心叵测”——存心不良。
“暴殄天物”——糟蹋财物。
“不容置喙”——不让插嘴。
“方枘圆凿”——格格不入。
“如火如荼”——热火朝天。
“蜚短流长”——搬弄是非。
“忐忑不安”——心神不定。
“暴虎冯河”——有勇无谋。
“霄壤之别”——天差地远。
他对“成语通俗化”的研究非常认真。1969—1972年，他和我被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在一同看守高粱地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文言成语的通俗化。他对我说：把“揠(yà)苗助长”改为“拔苗助长”，虽然只是修改一个字，可是就能使这个成语容易为大众理解了。他多次说过，在白话文中夹用不必要的文言，不能表示知识高雅，只能表示思想落后于时代。(参看《与林先生一同看守高粱地的时候》，《之江校友》期刊1987年6月。)
为了语文教育大众化，他尝试翻译中学课本中的文言文为白话文，例如《文字改革》杂志1963年第8期刊登的他的译文《爱莲说》。他提倡大量翻译古代名著，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做得很不够的一个方面。把文言翻译成为白话，便于读者从白话自学文言，更深刻地了解文言，有利于使文言名著传之久远，同时也推广了口语化的白话文。
林先生是一位百折不挠的革命教育家。他是一时一刻也不会忘记人民大众的教育需要和学习。
困难的语文评议：锄地工作
于浦吉
铁凝小说《近的太阳》写外来的画家问王玉：
“你……在这儿担任什么工作？”
孩子们突然大笑起来，王玉也笑了。
“他呀，担任锄地工作。”
“还担任喂马工作。”
孩子们一阵骚乱。(《人民文学》1986年第1期38页)
大概是孩子们和王玉觉得画家不问“干什么活”，而问“担任什么工作”，问得很好玩，所以笑了。继而孩子们觉得没法回答“什么工作”，又要紧扣问话字面的要求，于是瞎起哄，说“担任锄地工作，喂马工作”。
大概是没有“担任锄地工作，喂马工作”一说。是不是“锄地、喂马”之类农活不能同常常叫人联想起“吃国库粮”的“工作”搭配，或者农村显着有点地位的“领导”“队长”才能回答“担任什么工作”？恐怕不尽然。“担任写小说工作，担任看病工作”不是也不怎么能说吗？“担任主任工作，担任处长工作”一般也不怎么说。可以说“担任秘书工作”的秘书往往是小秘书。如果孩子们回答“锄地、喂马”，后面不跟“工作”两个字，这就不可笑。同样，别人回答“写小说、看病”，也是可以的。问题大概是“工作”同概括某个方面、范围的词语搭配，如“教学、教育”(不能说“教书”)，“体育”(不能说“游泳、举重”)，“饲养”(不能说“喂马、喂猪”)等(“领导工作”一类是另外研究的题目)。有的具体的活，很难用一个概括某个方面、范围的词语来包住它，特别是在生动活泼的口语里又不宜用这样一些词语，那就索性回答干什么活的，非得跟“工作”搭配，就好笑了。
回忆五四运动请来的赛先生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掀起“五四运动”，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旗帜，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当时世界舆论说：“睡狮醒了！”
五四运动不断深化，提出了邀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客座教授前来中国建设。遗憾的是，德先生没有拿到“签证”，无法成行。赛先生一个人来了。他们二人原来是一对老搭档，长于合作演唱“二人转”。现在赛先生一个人前来，只能“一人转”了。一个人前来也好，比一个都不来好。可是，发生一个问题：怎样“接待”赛先生呢？
赛先生出行不利，一到中国就被要求脱下西装、穿上长袍，服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原则，也就是封建为体、技术为用，要他遵命办理他没有办理过的“朝廷企业”和“官僚工厂”。赛先生感到水土不服，头昏脑胀，得了“眩晕症”。
赛先生到苏联，受到“苏维埃式”的接待。先改造赛先生的思想，然后叫他创造无产阶级的“真科学”，废除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最有名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米丘林生物学”和马克思主义的“马尔语言学”。前者是自然科学，后者是社会科学，二者同样披上了“阶级性”的红色外衣。
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建立了许许多多“米丘林小组”，听说有五万个。赫鲁晓夫一上台，一夜之间，全部烟消云散了。据说“真科学”生产不出优良的玉米种子，每年要向“伪科学”购买大量的改良种子。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查看苏联的“哲学辞典”，其中有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光丘林生物学”，说得头头是道。
新出饭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6)有“米丘林”的条文，上面说：“他的杂交理论经李森科发挥后，被苏联政府采纳为官方的遗传科学，尽管几乎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拒绝接受这种理论”。原来，米丘林是一位朴素的园丁，他的“生物哲学”是李森科编造出来的。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放弃了“生物哲学”，引进了“生物科学”，否定了生物学的阶级性，使它恢复本来面目。从此，不是各个阶级有各自的“阶级生物学”，而是各个阶级都可以利用同一种“人类生物学”。于是，苏联和中国的生物学以及全部自然科学，都脱下了“阶级性”的外衣。
任何科学，都是全人类长时间共同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颠扑不破的保存下来，是非难定的暂时存疑，不符实际的一概剔除。公开论证，公开实验，公开查核。知识在世界范限交流，不存在“一国的科学”、“一族的科学”、“一个集团的科学”。学派可以不同，科学的真谛是共同的、统一的、一元的共识。
人类的认识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神学阶段，(2)玄学阶段，(3)科学阶段。“神学”的特点是依靠“天命”，上帝的意志是不许“盘问”的。“玄学”的特点是重视“推理”，推理以预定的“教条”为出发点。“科学”的特点是重视验证，“验证没有先决条件，可以反复检验”，不设置“禁区”。科学的“真伪”要用“实验”、“实证”来测定，不理睬“强权”的指令。
天文学更明显地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1 天文神学、2 天文玄学、3天文科学。古代的巴比伦、埃及、希腊、中国等，都有“占星术”。占星术把人类的“吉凶祸福”跟天文现象联系起来。日食、月食、新星、慧星、流星的出现，以及日、月、五星(水金火木土)的位置变化，被认为预示人事的吉凶成败。这是“天文神学”。中国有“盖天说”、“浑天说”：“天似盖笠，地法覆盘，天地各中高外下”；“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这是中国的“天文玄学”。哥白尼的“日心说”，使天文学进入科学的大门，是“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
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大学举行轰轰烈烈的“人口问题万人大辩论”。压倒了唯一的反对票。人们说，这是“马家大战”，因为“马克思”、“马尔萨斯”和“马寅初”，都姓马。“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惊呼：“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这是错待了赛先生而受到的历史惩罚！“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口过剩”的名言没有人谈了。“计划生育”成了国策。回忆1947年联合国首届人口会议上，苏联反对“节制生育”，发展中国家反对“家庭计划”；1962年以后某些亚非国家改变态度，开始节制生育；1979年以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这一变化，猛烈地冲击了“社会科学有阶级性”的堤防。
解放初期，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和财经学院教书。看到从苏联课本译编而成的“经济统计学”讲义。开宗明义说：“经济统计学是有阶级性的”。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论文，引用苏联专家的话说：“抽样调查”是资产阶级压迫工人的手段；无产阶级觉悟高，产品用不到抽样调查。这时候，学校图书馆收到一册新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其中有“抽样调查”一条，内容竟然跟教科书上的说法大不相同，它肯定了抽样调查的“科学性”和“必要性”。我叫我的研究生赶快翻译成中文，印发给同事们和外地财经学院参考，引起当时经济学界的兴趣。可是，当时只敢默默思考。
“历史唯物主义”否定了“社会学”的存在。苏联长期不知道有这样一门学问。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恢复了社会学。中国更加长期不知道有这样一门学问。旧的社会学者被看作是当然的“右派”，大都流放到边地去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才重建社会学，比苏联晚二十多年。
北京天坛公园内有“祈年殿”，祈求上苍恩降丰年，这是不是“经济神学”？“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求增加生产、但求分配平均，这是不是“经济玄学”？经济学教科书说：“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预算门类之间和经济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造成民生经济的长期落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预算经国会争议而实现了比例调整、经济受供求和竞争的制约而达成合适的比例，由此民生经济迅速发展。这是否可以说“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资本主义？50年代的“公营化高潮”也波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70年代的“私营化高潮”还在波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公营跟大锅饭、低效率、长期亏损共生，这也有阶级性吗？
社会科学问题如果没有科学地解决，引进的新技术很可能发挥不出应有的效果。“改革”就是打破“框框”。要使改革成功，还要打破更多的“框框”，从自己建筑起来的“圈套”中走出来。重新考虑如何“接待”赛先生，这是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
怀念邹韬奋先生(原载《群言》，本刊有删改)——纪念三联书店成立60周年三联书店郑勇先生来谈
2008年10月26日是三联书店成立60周年的纪念日，准备出版一本纪念集，暂名《我与三联》，请三联的关系作者们写稿。我义不容辞，因为我不仅在三联出过书，还跟三联的生活书店的创始人邹韬奋先生有同学友谊。
书店的价值，不在它规模的大小，而在它所出版的书在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影响，是促进社会发展，还是促退社会发展。三联的三家书店，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在抗日战争之前的1930年代，都对中国文化界的启蒙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需要启蒙运动，过去需要启蒙运动，现在同样需要启蒙运动，这就是纪念三联书店成立60周年的历史意义。
邹韬奋先生跟我是圣约翰大学的先后同学。他的同班至交刘凤生先生是我夫人张允和的姑夫。由刘凤生先生介绍，我家跟邹韬奋先生时有往来。有一小段时间，我们三家和另外亲友两三家，一共四五家，每逢星期六晚上，相约到上海百乐门舞厅去跳舞。这一快乐记忆，至今不忘。教育背景相同的亲友们，相约同乐，其乐融融。当时上海有一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联络开明士绅，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多种职业学校，发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经济，成绩卓著。他有两位高级秘书，一位是王志莘先生，一位是邹韬奋先生。
北京一家私营的新华银行倒闭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共同集资把它买下来，彻底改造，重新开张，改名“新华商业信托贮蓄银行”，简称“新华银行”。
黄炎培先生推荐熟悉银行业务的王志莘先生担任重新开张的新华银行的总经理。王志莘先生原在按照黄炎培先生的计划，创办一个刊物，名叫《生活周刊》。邹韬奋先生接办《生活周刊》，办成影响巨大的启蒙刊物，唤醒了一代青年。生活书店是《生活周刊》的延伸，由新华银行担任信用后勤。我后来任职新华银行，直至新中国成立。
邹韬奋先生是时代的曙光，他的事迹，既平凡，又伟大，值得不断宣传。他的进步思想，他的高尚人格，代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今天中国与时俱进，需要多方面开创与时俱进的事业，特别是与时俱进的出版事业。我深深怀念三联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它们在60年前留下了与时俱进的足迹，引导我们向未来继续前进。
敬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继承历史的创业精神，担负事业的时代责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孔子与柏拉图的理想国
孔子之后100多年，柏拉图(前428一前347)在前386年作理想国(Politeia)，又译《共和国》、《国家篇》，运用推理研究国家的本源，要点如下：
1讨论什么是“正义”国家；国家起源于劳动分工：公民分为治国者、武士和劳动者。
2最高统治者应当由哲学家来担任；治国者和武士实行财产公有；终身教育，课程有音乐、体育、数学、哲学。
3正义国家堕落为：军人政体、寡头政体、群众政体、僭主政体。
(摘录《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粹本)
孔子是“理想国学说”的刨始人
人类有共同的思维规律，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孔子的《大同论》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用意相似：
1道义：孔子从“大道之行也”说起；柏拉图从“正义国家”说起；“大道”和“正义”的意义相同。
2财产：崇尚公有。
3政权：孔子“选贤与能”；柏拉图提出“哲人为王”；贤哲当权。
4等级：孔子分别“君子、父子”，“君臣、小人”；柏拉图分别“治国者、武士和劳动者”。
5演变：孔子说“大道既隐”，成为“小康”；柏拉图说“正义堕落”，沦为军人、寡头、群众和僭主政体；“既隐”、“堕落”，慨叹社会演变背离了理想。
跟柏拉图的《理想国》相比，孔子的《大同论》在时间上早得多，意境崇高而远大。孔子是开创“理想国学说”的第一人。
我国改革开放，停止阶级斗争，建设小康社会，成效卓著。2500年前的《大同论》纠正了20世纪的荒诞学说。孔子伟大！
今天，全球化时代兴起“全球化历史学”，抛弃成说，探索新知，深入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是“理想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巧遇空军英雄杜立德
汽笛长鸣
二次大战时候，1942年春天，我路过浙江金华，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等待长途汽车回重庆。一天晚上，汽笛长鸣，警告敌机来轰炸了。电灯全部熄灭。可是等了一晚，没有听到炸弹声。
隔了一天，我的同事的女婿，一位驻金华的青年军官，匆匆忙忙地来看我。他的丈人托他帮助我设法购买长途汽车票。他原来说，此事没有十分把握。这时候他告诉我：“好了，准备行李吧，明天你大致可以动身了。”我喜出望外！可是他说：“要请你帮一个忙。”“帮什么忙呢？”我等待他的下文。
他说：“前晚，来的不是敌机，而是美国飞机。轰炸东京之后，飞来中国的轰炸机。这一批美国飞行员，今晚我们要宴请。没有合适的翻译，不得已想请你当个临时翻译。明天他们坐吉普车去桂林。你可以乘车同去，一路上为他们当临时翻译。可以吗？”
他深恐我不肯。我呢，觉得机会好极了。当天晚上我坐在贵宾的旁边，担任翻译，吃了一餐意外的晚餐。主人欢迎，客人答谢，都由我翻译。这时候，我弄清楚了，美军的领头人叫杜立德。第二天，我和杜立德一同坐一辆吉普车，一路担任翻译，开向桂林。
五十年后
这件事，过去了刚好五十年。那天第一次轰炸东京是1942年4月18日。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报道：“昔日营救结厚谊，今朝异地喜重逢，五位中国老人在美受热烈欢迎”；“布什总统祝贺中国老人和美飞行员重逢”；“美国防部长会见五位中国老人”。五位老人是当时曾营救跳伞落地的美国飞行员的中国老百姓。这些新闻使我想起五十年前我跟杜立德和美国飞行员巧遇的往事，依稀似梦。
我记得，杜立德告诉我，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身体强壮。像小孩一样，他当我的面，蹦了两蹦，证明他的身体健康。我们一起拍了照片，在“文革”中遗失。
我记得，敞篷的吉普车，在崎岖的道路上奔驰，风沙很大。我吹了风，咳嗽起来了。杜立德脱下他身上的皮夹克给我反穿，以便挡风。
我记得，车队一路走了大约三天，经过的尽是小城镇，只有一个地方有小规模的招待所。其他地方都借住在天主教堂里。
他们告诉我：美国一艘小型航空母舰，载十六架轰炸机，每机五人，偷偷地开进东京湾。飞机起飞后，航空母舰就开走了，飞机不复飞回航空母舰。事前同中国约好，对东京轰炸后，飞到金华，降落机场，把轰炸机全部送给中国。不幸中国方面把“时差”算错了。友机当做敌机。灯火管制，无法降落。不得已放弃飞机，人员用降落伞下地。所幸人员全部安全，只有极少几个人降落时受点轻伤。(当时是这样说的。)
杜立德的全名是James H.Doolittle，现在报纸翻译为“杜利特尔”。我曾同他开玩笑说：你的名字叫“做得少”(do little)，可是你却“做得很多”(doing much)。
一到桂林，好像长夜漫漫，忽然天亮，什么都不成问题了。他们乘军用飞机去重庆(然后回美国，去欧洲)。我这个临时翻译也就向他们辞别，另乘长途汽车回重庆。
纽约重逢
战争胜利结束后，我到纽约。杜立德复员后在纽约壳牌石油公司当董事长。我打电话给他。他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叙旧，热情招待我。他的办公室用软木装饰墙壁，气派豪华。他对我说：“时间真快，你见到的那些小伙子们，现在都秃顶了。”
第一次成功地轰炸东京，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不久，他晋升为地中海联军空军总司令。五十年后的今天，他以九十五岁的高龄，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我向他遥祝：万寿无疆！
日本文改的旗手村野辰雄
日本罗马字社理事长村野辰雄先生去世了。他不仅是日本罗马字运动的旗手，也是东方新语文运动的旗手。他的逝世是东方新语文运动的重大损失！我同村野先生认识整整二十年了。他跟罗马字运动的关系，是颇有些传奇色彩的。
1972年6月的一天，三和银行总裁村野辰雄先生来到北京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由我接待。村野先生说：“你们的文字改革工作，我非常赞成，今后我想同你们多多联系。”接着，他谈了他自己参加日本文字改革运动的遭遇。
村野先生在青年时代，任职三和银行，业余参加罗马字运动。当时日本政府把罗马字看做共产党活动。警视厅对三和银行的领导说，你们如果能够阻止他搞罗马字，并且为他作担保，我们就不逮捕他！
三和银行的领导对村野先生说：请你选择，留下来在三和银行工作，放弃参加罗马字运动，或者，离开三和银行，自己去继续搞罗马字运动。村野先生不得已只好答应留下。
后来，村野先生由于长期工作勤奋、策划妥善，一步一步上升为三和银行的总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三和银行首先代理中国的外汇业务，村野先生是人民币外汇结算方法的设计创始人。
村野先生说：“现在我工作满年，就要卸职，改任三和银行的顾问了。此后，我不再受不搞罗马字运动的约束了。我将以我的余年实现我青年时代的志愿。”
这时候，村野先生已经成为日本金融界的要人。他离开总裁职务，担任顾问之后，就参加“日本罗马字社”，起初被社员们推举为理事，后来又推举为理事长。他出钱出力，为罗马字运动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他第一次同我见面的时候，送给我一本他在1938年用罗马字翻译的H.G.Wells的名著《世界小史》，四十年后的1978年出版第三版，可见这本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酷爱西洋音乐，从1977年到1982年用罗马字翻译和著作了四部有关歌剧的巨著。每部都有二三百页。决心之大，用力之勤，使人惊叹！
日本罗马字社理事橘田广国先生把我的《汉字改革概论》翻译成日文。村野先生邀请有名的几位学者对这个译本进行订正，经过三年之久的精心工作，然后出版。这种认真的学术精神，使人万分钦佩！
使我不能忘怀的是，1985年我同中国文字改革参观团到日本，承村野先生和日本罗马字社各位先生们热情招待。特别是在三和银行的高楼上举行座谈。从那高高的楼窗里，可以俯瞰日本皇宫的花园。这使我想到，时代改变了，一个自由的学术时代来到了，罗马字运动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东方语文的现代化可以有新的发展空间了。我从楼窗向外观看，看到一片美丽的景色，一片时代的光明！
村野先生去世了。他遗留下来给我们的是一个东方语文现代化的光明时代。
三老闲谈窗外事
两位老友来京旅游，同我三人共作一夕谈；野老放言，定多乖谬，姑妄摘记如下。
谈金融
甲：金融大海啸，去年有人预言美帝即将像苏联那样瓦解成为几个碎片，最近新闻忽然改变口气：只是大病一场，即将九死回生。这是什么一回事？
乙：资本主义像“破车走上戈壁滩”，一路颠簸晃荡，不足为奇，上一次经济大恐慌(1929—1931)，梁启超在欧洲看到惨状，认为资本主义到了末日。可是罗斯福实行“新政”，挽狂澜于既倒，风波过去，资本主义居然“更上一层楼”。这次金融大海啸是又一次周期性的危机爆发，经过急救手术，就会转危为安，而且再次会出现“更上一层楼”。
丙：一位美国学者说：资本主义没有完结，可是经济学完结了。美国至少有一万五千职业经济学家，这次能预见金融大海啸的不过十几人，或许只有两三人。经济学破产了，需要从头重建。
甲：马克思不是一早就预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可救药的死症吗？
乙：可惜马克思没有预言资本主义在危机过后还能“更上一层楼”。
谈世贸
甲：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世贸”)，被说成“入世”。中国“入世”，谈判了15年之久，那时中国离开世界有多远呵！这15年，中国“委屈地”接受了“世贸”的启蒙教育，于是一只脚试探踏进世界市场，居然成为“世界工厂”。
乙：市场经济不分姓社姓资，WTO只有一个。外国人问，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丙：你可以告诉他，这是中国的礼貌语言，不必“打破砂锅问到底”。
甲：苏联时期，把世界分为两个市场，社会主义市场实物交换，资本主义市场货币交易。社会主义反对货币，我百思不得其解！
乙：俄罗斯至今还没有“入世”呢！
丙：叶利钦宣称：“结束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实践的统治”。普京重建伟大强国，需要借助斯大林的威望，不怕再—次冷战。“入世”好处不大，俄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何必委屈求全。
甲：俄罗斯的变化最难捉摸，请你读点历史，看看地图，或许会多一点儿明白。毛泽东“一边倒”，结局如何？
乙：我们的国家名称来自老大哥呀！
丙：中国有“特色”，“特色”就是“不同”，请你等待“特色”的发展吧。
甲：“世贸”是全球化的重要措施，对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无视“世贸”，不利于世界，也不利于本国，这点不能糊涂。
乙：“世贸”对经济危机也有责任吗？
丙：“世贸”应当研究“危机预警”，协助供需调和，防止危机出现。
谈外包
甲：据说，俄罗斯曾警告中国，“外包”(outsourcing)就是剥削，中国得到利润少，国外和境外得到利润多，不公平。
乙：“外包”的利润按照劳力质量和技术精度来分配。你贡献的劳力或技术水平低，你就拿到较少份额；我贡献的劳力或技术水平高，我就拿到较多的份额。劳力或技术，在你处价格低，在我处价格高，这个“差价”就是“外包”的基础。“外包”不是“等价交换”，而是“差价交换”。“外包”不是慈善事业，实际是“剥削性的合作”。“双赢”吗，你方落后，应当“少赢”，我方先进，应当“多赢”。你能接受这个“不平等的双赢”吗？
丙：这不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吗？
甲：有一点不同：过去“我赢、你不赢”，现在“我多赢、你少赢”。
乙：谁愿意接受这种剥削？
丙：劳力多余的国家，都愿意接受。中国体力多余，接受体力“外包”，成为“世界工厂”，清末洋务运动的工业化梦想初步实现了。印度脑力多余，接受脑力(软件)“外包”，成为“世界办公室”，班加罗尔等软件城市一举成名！
甲：“外包”其实早已广泛推广，只是到了最近，两个人口大国接受了“外包”，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11亿人口的种姓制度大国印度成为“世界办公室”，这才引起全世界的惊奇！
乙：中国和印度一早都想工业化，可是缺少起动力量，无法起飞。“外包”提供了起动力量，两个大国一齐起飞了。
丙：“外包”是不断转移的，由工资较高地区转移到工资较低地区。美国是产棉大国，纺织工业从美国转移到工资较低的欧洲，又转移到工资更低的亚洲。玩具工业原来美国是名牌，从美国转移到日本，转移到台湾，转移到香港，转移到广州，转移到东莞。“外包”提高了后进地区的生活水平，“外包”不断转移使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外包”的确是剥削，但是这个剥削又的确提高了后进地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充满矛盾的全球化！
谈世界观
甲：常常看到“世界观”三字，不懂什么意思。查看《现代汉语辞典》：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也叫宇宙观”。啊！人人观点不同，一人一个世界观，那不成“万花筒”了吗？
乙：另有说法，世界观分为：1自然世界观，人对天体构造的理解，古代认为天体是神，神有人性，主宰人类；现代科学证明天体的客观存在和宇宙的物理运行规律。2社会世界观，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核心问题是统治制度；古代认为君主和贵族统治人民的专制模式是永恒不变的；现代社会学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步骤和统治制度的逐步演进。
丙：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要求理性化，客观化，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两次世界大战，你爱你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哪能不打得落花流水？在全球化时代，狭隘的爱国主义变成了人类的公害，不再是崇高的道德；人类需要爱人类，不需要爱国，必须开创切实可行的和平保障制度，否则另一场世界大战就在眼前。
甲：新闻说，近来波兰等二战受害深重的国家，把苏联红军的纪念碑，从市中心移到红军墓地，引起俄罗斯的抗议：“无视红军的解放功勋”！波兰等国说：在二战中，德国是侵略者，苏联红军也是侵略者，德苏两国不是订有瓜分波兰的密约吗？波兰等国，正在重新编写二战历史，纠正过去的歪曲记述，这又引起俄罗斯的抗议：“严重的不友好行为”！全球化时代，人类要求有一部客观的世界史。这是奢侈的希望吗？
谈阵营
甲：原来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有38国，现在只剩6国。“社会主义阵营”盛极而衰了。
乙：哪有38国？
甲：苏联集团23国：包括苏联加盟共和国15国、华沙条约国7国，起初有阿尔巴尼亚；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1国。南斯拉夫7国(包科索沃)。东亚6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柬埔寨红色高棉、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包括蒙古)。拉美1国：古巴。北非1国：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群众国。不是38国吗？
丙：剩下6国(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利比亚)，还成什么“阵营”？
甲：“福利”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共同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使用了100年，“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使用时期更短，这两个“冷战名词”还要使用下去吗？
乙：现在明白，社会发展，不是两营对敌，而是多国竞赛。世界跑道，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只有一条。
谈发展
甲：苏联瓦解，俄罗斯从社会主义进入资本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社会)，要重新研究了。
乙：有一种“三面三层”说：经济：1农业化(田地、石油、天然气)，2工业化(体力、机械化、电气化)；3信息化(脑力、电子化、智能化)。政治：A神权(宗教、封闭)；B君权(专制、垄断)；C民权(竞争、开放)。思维：1神学(天意、迷信)；2玄学(经典、推理)；3科学(实证、创造)。此说方便自己编码定位。例如，伊朗1A1；俄国1B2；英国3C3。
丙：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国家建设的一面镜子，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编码定位吧！
谈简繁
甲：有人说，电脑不需要简化字，笔画多些同样打出。有人说，电脑需要简化字：简化字在屏幕上显示清晰，提高清晰度很重要；废繁用简，字形归一，字量有定，方便处理。有人说，繁体字优美，简体字粗俗，书法排斥简化。有人说，书圣王羲之遗墨中三分之一是简化字，许多简化字就是历代书法家创造的。
乙：有人说，台湾用繁体字，经济和文化发达，证明简化无益，文改自扰。有人说，蒋介石原来积极提倡文改，后来大陆搞文改，台湾就反对，这不是理智决策。过去50年间，大陆做了大量的规范化工作，“汉字学”和“汉字应用”提高到新的水平，历史功绩，历史不会遗忘。
丙：有人反对“同音代替”。例如，“后”有两用，既表“先后”，又表“皇后”，要求各自分别。请到图书馆借一部“古版本”《大学》看看，开头就有：“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连五个简化的“后”字。改变“后”字，如何处理“古版本”《大学》？19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采取“约定俗成”原则，不改变古人的悠久传统。简化字不是随便创造的，大都来源于古书。请提倡“废简用繁”的委员先生们，先研究一下古版本。
甲：教育部是怎样应付“简繁争议”的？教育部说：语文行政的依据是语文立法：就是2000年公布的《通用语言文字法》。改变政策，必先改变立法。小小一点改变，都涉及到13亿人口的文化生活。岂敢鲁莽从事？
我的生死观(2009612时年104岁)
2002年8月14日，我的夫人张允和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了，享年93岁。半年后，2003年2月16日，三妹张兆和，沈从文先生的夫人，也突然去世了，享年也是93岁。93岁，是人生的一个难关吗？
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张允和的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懒得动。她的身体虽然一直不好，但生命力却很旺盛，那么富有活力，如今走得这么突然，谁也没想到。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我在纸上写：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那是唐朝诗人元稹的诗，现在真的都来了。
后来，我走出了这次打击和阴影，是因为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然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所以，我接受了这一切，不管有多残酷。很多事就是这样，你往伤心处想，越想越伤心，我和允和结婚70年，婚前做朋友8年，一共78年。老了在9平方米的小书房里，一个桌子，两把椅子，两个人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大家都说我们是“两老无猜”，多好。现在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受得了？但是换一个想法，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对人生，对世界，既要从光明处看到黑暗，也要从黑暗处看到光明。事物总有正反两面，同时存在。盛极必衰，否极泰来。道路崎岖，但前面一定有出路。我妈妈常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孩子的天真，就是告诉我们，未来是光明的，我又何必整日凄凄苦苦呢？
“四朝元老”
允和火化那天，我听从了晚辈们的话，乖乖地待在家里，没有去送葬，我只是吩咐孩子们，天气太热，不要惊动高龄亲友，简单处理了一切就好了。我想，形式不重要，对张允和最好的纪念，是出版她的遗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记》。我编辑好了她的书，又用两年的时间，使两本书得以出版，我很欣慰。
对亲人的死如此，对自己的生命我也用这样的态度：一切顺应自然。85岁那年，我离开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读报、写杂文为消遣。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应该反过来想，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赚的。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我92岁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写道：“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我生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过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被有人戏称为“四朝元老”。这一百多年，我遇到许多大风大浪，其中最长的风浪、也是最艰难的时候，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20年。但不都过去了吗？我年轻时候，身体不好，健康不佳，得过肺结核，也患过忧郁症。结婚的时候，算命先生说，我们婚姻不到头，我活不过35岁。我不信，结果早就活过两个35了。可见生死不要太在意，每一天好好活着就好。
心宽室自大
1956年，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很幸运地逃过了反右斗争。我当时住在沙滩原来北大校内，一所民国初建的小洋楼里，小楼原来是给德国专家的，算是“名胜古迹”，但年久失修，很不合适居住。我住其中的两间半，两间半房子住了五口人，我为此写了篇《新陋室铭》：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的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的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房子小是小，我照样过得开开心心，改革开放后才搬进了分配的“新简易房”，也不大。人家都说我的书房太小，我说，够了，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我是有书无斋，却不在意，我是宁可无斋而有自由，也不要有斋而无自由。老伴去世后，我晚上就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再回卧室了。
不要急，慢慢来
别的困难也都是这样过来的。1969年冬天，我随单位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在那里劳动了2年4个月，很苦啊，可是对我的健康很有好处，百治不愈的失眠症居然痊愈了。在农村裤子破了没法补，我就用橡皮胶布贴上，引得全家人哈哈大笑。后来聂绀弩看到了，作诗曰：人讥后补无完裤，此示先生少俗情。
2003年底，我去医院检查身体，住进病房不到5分钟，主治大夫就发了一份“病危通知单”。我有个习惯，到一个新地方先检查一下防火通道之类的，以便有突发情况时能够应对。结果我正在看消防通道，七八个护士医生到处找我，把我抓到病床上，要我平躺，不能动。我笑眯眯地要他们：不要急，慢慢来。
我99岁生日就是在医院里过的，医院送我一个大蛋糕，一大盆花，还有其他玩意儿。我成了医院的观赏动物，大家都跑来看我这个高龄的稀有品种，说我好嫩的面相，我就随便他们看，我是大熊猫嘛。佛家说，和尚活到99岁死去，叫做“圆寂”，功德圆满了。我可功德圆满不了，病愈回家，还要在斗室里读书生活，消磨未尽的尘世余年。
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长跑，不要太在乎一时的长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来时迎，去时送，万事顺应自然，万事莫要勉强，就是最好的了。
回眸百年
吕叔湘
吕叔湘是我的中学同学，我的好朋友。他比我大一岁。
吕叔湘的哥哥吕凤子，是有名的画家，也是我父亲的朋友，我两个姐姐的老师，我在认识吕叔湘之前，先认识凤子先生。
在常州中学时，吕叔湘比我高一班。我发现那时候他能背《诗经》，很是钦佩他。上大学后，我在上海，他去南京。
后来吕叔湘成了语言学家，我们在北京合作得很好。1955年，我从上海调来北京文改会，因为工作的缘故，有机会跟吕叔湘经常接触。在语文观点上，我跟他完全一致，他是我的益友和良师。我常常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几乎每次都表示同意，并补充我的不足。
圣约翰大学
中学毕业，我报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两个大学都考取了。
为什么考圣约翰大学？几个比我大的同学都劝我去考，说那是个很好的大学。我就到上海去考。我家当时很穷，圣约翰学费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们家交不起。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于是我就准备到南京去。
我的三姐当时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知道了我的情况，对我三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上了不去，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她妈妈很喜欢我，对我很好，就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皮箱里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它是一座横跨太平洋的中美文化桥梁。第一次到学校，我是从上海静安寺坐独轮车去的。一路上，吱嘎吱嘎，独轮车在田埂上慢慢地前进。回头一看，后面还有四五辆独轮车。独轮车的工艺水平，与历史博物馆里的指南车相似。中国900年前就有了。它代表的是古代文化，圣约翰大学代表现代文化。
我坐独轮车上学，就是跨越900年的文化时间奔向现代。
校园很美，现在上海的中山公园就是我们原来校园的一部分。校园的人行道以外全是绿色草坪，有许多参天大树。当时这个校园，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优美校园媲美。在两座楼房之间，学生抄近路不顾规定，践踏草坪来去。校方因势利导，在这踏坏的草坪上铺上石板，使不合法的过道变成合法的过道，而且显得更加优美。
圣约翰大学注重基础教育，教学效果很好。学校实行学分制，班级可以略有伸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二年级开始分专业，专业可以更换。专业主要分文科理科，分得极粗。学校手册上说，大学培养完备的人格、宽广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去选择专业。这是欧美式教育。欧美式教育，称博雅教育。要给孩子自由，培养自学能力；知识基础要广，便于将来发展。
学文科
我的数学成绩比较好，老师希望我选择数学为专业，我的同学一致反对。他们说，圣约翰的长处在文科，来圣约翰而不读文科，等于放弃了极好的机会，于是我选择文科。
圣约翰大学以英文为校园语言。入学第一件事是付费注册。首先领取一张姓名卡片，上面用打字机打上我的姓名罗马字拼写法。学校规定，一切作业和文件，都要按照这样拼法打上我的姓名。学校档案都用这种字母顺序来处理。我开始看到了字母顺序的科学管理。这种管理，方便得不得了。我就觉得：我们要用一种字母帮助汉字。
《不列颠百科全书》
在圣约翰大学，老师讲了一课，要指定课外读物。首先要看百科全书。这样子，《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成为我大半生的知识伴侣。里面的文章，叙述全面、扼要，常使我茅塞顿开。
解放初期，我从国外回来，身边就带了一部《不列颠百科全书》。我的屋子小，无处放书，但还是把百科全书放在身边。写文章的时候，遇到问题，我翻阅百科全书。想自学新的课题，也是首先查阅百科全书上的有关介绍。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工资减少到一月只有35元。不得已，家里卖掉了《不列颠百科全书》，补贴生活。事有凑巧，后来我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编审和顾问，参与了百科全书译本的编译出版工作。
我一生受益于百科全书，所以我总是不断宣传百科全书的功用和好处，建议中国的大学和中学都把百科全书当作首选藏书。
看报有门道
老师还教我们看报。
我课余常到阅报室看报。一位年轻的英国老师问我和另两位同学：“你们怎么看报的？”他说：“看报有门道。第一，看完报，要问自己，今天的哪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二，再问自己，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三，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首先查《不列颠百科全书》。”
我按照老师的吩咐去做，看报兴趣马上就提高了，觉得知识有所长进，同时锻炼了独立思考。
圣约翰的校友们
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很受社会欢迎，都在好的行业里工作。
我的许多校友在外交界工作。我去意大利的米兰旅游，到领事馆登记，出来的领事是我的同班同学。外交是圣约翰校友的拿手好戏。
很多校友在海关、邮局、银行、盐务等事业中就业。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汉口的民生轮船公司售票处买票，要去重庆。售票处挤得不得了，无法插足。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圣约翰的同学童少生。他问我来干吗。我说来买票，去重庆。他说你跟我来，给我一张大菜间的票，还说你一家在这个小房间里挤一挤吧。这在逃难的当时，是天大的奇遇。
名作家林语堂就是我的同学，比我早几班。他研究新型的汉字机械打字机。林语堂长住在美国。我到了他家，他的女儿表演给我看。可是很快电子打字机就出来了。
邹韬奋是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前辈同学。我妻子张允和的姑夫刘凤生，跟邹韬奋同班。邹家穷，刘把家里给的钱分一半给邹，助邹上学，两人的关系很好。
抗战前夜，我们都在上海，一起玩。他们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上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度过非常快乐的时光。那在当时是高尚娱乐。我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轻松一下。
当时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黄炎培，他联络开明士绅，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发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经济。他有两位高级秘书，一位是王志莘，另一位就是邹韬奋。王志莘还按照黄炎培先生的计划，创办一个刊物叫《生活周刊》。北京一家私营的新华银行倒闭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共同集资把它买下来，彻底改造，重新开张，改名为“新华商业信托储蓄银行”，简称“新华银行”。黄炎培先生推荐熟悉银行业务的王志莘担任总经理。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办成影响巨大的启蒙刊物，唤醒了一代青年。生活书店是《生活周刊》的延伸，由新华银行担任信用后勤。我后来任职新华银行，直至新中国成立。
我的恋爱三阶段
我老伴张允和出生在一个大家族。她的曾祖父张树声是清朝大官，做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她父亲张武龄受了新思想的影响，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了一个乐益女子中学。他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别人办学都是想办法找捐款，他有捐款也不要。他的本家就嘲笑他：“你这个人笨得要死，自己的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却花给别人。”他的钱用来办学校，不给儿女。他对下一代，只给儿女教育。
张允和的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当时比较好的教育。张允和很小的时候就读古书，《孟子》能背出来。叶圣陶先生在我岳父的学校教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我和张允和从认识到恋爱，长达八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苏州。
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跟张允和同班。张允和常到我家里玩，我们很早就认得。苏州最好玩的地方是从阊门到虎丘，骑驴到虎丘很好玩的，好多人一块去玩。
第二阶段在上海。
我在光华大学读书时，她考上中国公学。我的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我写了一封信给张允和，内容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问她收到了没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她收到第一封信，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
第三阶段在杭州。
那时候我在杭州的民众教育学院教书；她呢，也因为战争的缘故不能到上海读书，转到之江大学借读。我们常在一起，感情自然发展，是“流水式”的恋爱。杭州风景好，是恋爱最好的地方，我们周末到西湖去玩。那个时候恋爱，路上走，要离开一尺，不能搀手。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有一个老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幸福靠自己
我给张允和写信，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她回了10页纸，说，幸福是要靠自己创造的。女人要独立，不能依靠男人。张允和是典型的现代新女性。她是中国第一批进大学的女子。
1933年，我们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结婚。仪式很简单，我们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
我和张允和，结婚70年。人家问我们保姆：“他们吵架吗？”保姆说不吵架。其实也吵，但都是两三句就结束了，不会大声让保姆听见。都是为别人的事，不是为两个人的事。我认为，夫妇既要爱又要敬。
沈从文与张兆和
在张家四姐妹中，张允和是最早披上婚纱的。我们结婚刚3个月，沈从文与三妹张兆和也结婚了。
我跟张允和的恋爱是流水式的。沈从文不一样，他是冲击式的。
沈从文是张兆和的老师。沈从文写信追求张兆和。张兆和就拿着信向校长胡适告状：“你看他还是我的老师呢，写这样的信！”没想到胡适说：“沈从文没有结婚，他追求你很自然的。”胡适另外还讲了一句：“我跟你爸爸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爸爸去讲。”张兆和气得不得了，站起来转身就走。
沈从文本事大，你不理我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地写。后来，他们到了山东大学才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哈哈。
新华银行派我去美国
农本局之后，我到新华银行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我被新华银行派往纽约。
我是1946年去美国的。我没有钱去美国读书，银行派我到美国是工作的。
当时中美之间只有军用飞行，还没有民用航空。我从上海到旧金山是坐轮船去的。在太平洋上航行了14天。很有趣味的是，过子午线后要重复一天，前一天是我的生日，后一天又是我的生日，我接连过了两个生日。
到美国后，我业余读了很多书。工作很轻松，我一面工作，一面读书。主要是读经济学和语言文字学。我在美国非常用功。
美国的教育条件好得不得了。在美国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太多了。许多大学都有公开的讲座。谁都能听讲座。要付点钱，很少，象征性的。最好的教授，最好的课程。我没有取得学位。因为我是业余读书。图书馆也是很好的学习地方。图书馆好得不得了。纽约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是老百姓办的，不是政府办的。
图书馆的人看我常去，他问，你是做研究工作？我说是。他给我一个房间。图书馆有很多小房间，分上午、下午、晚上。他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我下午、晚上。我借多少书都可以。他给我两个书架。一个书架放我看过的，有人拿走。一个书架放我正在看的。
这些都不要钱。他们就是给你读书方便。根本不要什么证件。图书馆也经常开讲座。名人讲座。实际上是最好的大学了。还有许多博物馆，为青年读书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纽约大学也经常有讲座，我经常去听。在美国的工作也很轻松。我上午是要办公的。下午晚上我都是空的。
张允和在美国，经常到图书馆帮助我整理抄写资料。我写的《汉字改革概论》中的部分资料就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收集的。
读书按比例
在美国，我看到报纸上的新书广告分为“虚构类”和“非虚构类”，就问美国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分？”朋友回答：“‘虚构类’是文学类，‘非虚构类’是知识读物类。”美国教育家提倡：既要读文学方面的书，培养形象思维；又要读知识理性的书，培养逻辑思维。偏食病不利于保护健康，偏读病不利于发展思维。这就是“读书按比例”。
爱因斯坦
我认识爱因斯坦是何廉先生介绍的。抗日战争结束了，何廉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是同事。
有一天，何廉对我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跟他聊天，你愿意去吗？”我说：“当然愿意。”于是，我就去和爱因斯坦聊过两次。
爱因斯坦的理论，我不懂。他搞物理学、相对论，我不懂。我是搞银行、搞经济的。我们在一起，主要聊报纸上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我的印象，爱因斯坦非常友好。我们聊天时，真像聊家常。他穿的还不如我讲究，没有一点架子，给我的印象好极了。
爱因斯坦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人的差异在业余。”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
往来好朋友
罗常培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
我在纽约银行界工作的时候，罗常培在耶鲁大学讲学。耶鲁所在的新港跟纽约交通方便，我们不时往来。当时老舍也在纽约。他们二人是从小同学，经常一起到我家。
有一次，罗常培和老舍来到我家。吃完饭后，罗先生无意看到我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就问这是什么。我说：“闲来无事，以玩弄速记为消遣。”他问：“谁的设计？”
我告诉他，我想用同一种Gregg式的速记符号，记录几种不同的中国主要方言，不一定有实用，只是作为消遣而已。
他一听，来了兴趣，告诉我，他年轻时候从事速记，做过国会的速记员，是速记引起他研究语言学的兴趣，后来走上了语言学专业的道路。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聊天题目。
我告诉他：“还有一件事，我害怕贻笑大方，一直不敢告诉你。我有一个洋人朋友，要我教他一点儿中文，只要一点儿，不要多。为了教他一点儿中文，我编了一本微型讲义《中文十课》。用简易的拉丁化新文字，不用方块字。读了五课以后，才开始学几个方块字。这也是闲暇无事的玩意儿。”我不好意思地拿出那本用打字机打的以英文解释中文的讲义，补充一句：“这是洋涂鸦！”没想到，罗先生认真地说：“让我拿回去看看。”
不久，他把讲义还给我，在我错误的地方，详细地用铅笔作了改正，并对我说：“有一点意见：不标声调，不好。”他的诚挚态度，给了我深刻印象。想不到以他这样一位国际有名的语言学者，竟对我的消遣的玩意儿毫无轻视之意，反而主动给我帮助。
我听了他的话，不再赞成当时“拉丁化运动”反对标调的主张。从此，我对中文的拼音化问题，继续作一些业余的研究，不再把它看作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老舍跟我是很好的。在美国常常跟老舍在一起。老舍爱讲笑话，每个礼拜天到我家吃饭，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喜欢吃中国菜。我的老伴买菜自己做菜。老舍很有趣味。他喜欢讲乌龟故事，他讲了很多乌龟王八的趣事。有朋友对他说，你老是讲乌龟，今天就不要讲了吧，你唱一个戏吧。老舍就唱戏，结果还是唱钓金龟。后来我回国了，他也回国了。两个人行业不一样，往来就少了。
赵元任先生在学术上是了不起的。赵元任在美国教书，我的夫人上过他的课。我常常拜访他，请教他问题。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他开头的。
回国后，20世纪50年代，我们要设计拼音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早在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锦熙先生他们搞的，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赵元任制订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式的符号，而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可是推广上发生了困难。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拼音方案时主要参考了他的学术成果。
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上课，出版了一本《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就从美国写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封信我在四年后才收到。
在纽约，我认识了刘尊棋。一天晚上，杨刚女士同一位朋友来到我家。她介绍说：“这是刘尊棋先生，大名鼎鼎的新闻记者。”来到我家，他是“宾至如归”，我是“一见如故”。
略事寒暄之后，杨刚和我就向他请教许多国际局势问题。他对当时的世界变化了如指掌，细细分析，娓娓道来，我们静静倾听，把思虑伸展到世界和中国的明天。那一晚成为“难忘之夜”。后来，我去欧洲，跟刘尊棋失去了联系。再次见面，是在香港。
漫游世界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环游世界很重要。到世界各国，眼界开阔了，了解到与外界传说不一样的真实情况，这很重要。
银行不断派人到世界各地了解情况，主要是经济情况，经济情况与政治、历史背景分不开。
1948年，我在美国的工作结束了，就和张允和一起绕世界一周。出发时，我们乘坐的是当时最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客轮。我们的路线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埃及—缅甸—香港—上海。
到英国火车站的时候，有件有趣味的事情。我把行李交给行李房，对方连收据、条子都不给我。我就问：“条子呢？”他说：“什么条子？”我说：“我的行李怎么拿？”他说：“你不是告诉我你到哪个旅馆了吗？”路上，我很不放心，东西丢了怎么办？可是等我到了旅馆后，行李已经放在房间里了。
在香港
上海快要解放的时候，我回到香港，等待机会重回上海。在香港，我见到了章乃器。我还意外地与刘尊棋相遇了。他在香港办一个小型的英文刊物《远东公报》，新闻报道几乎全是刘尊棋一人所写，把远东和欧美所发生的时事，用简单而明了的文笔，一针见血地说明原委。
我常在晚上去看他，他总是在他的小得可怜的办公桌边，一直工作到深夜。见到他，我同样是开口就问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几乎没有谈过生活和家常。
有一次，他忽然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他曾经被关在监牢里，他的一条右腿跟一位有名人物的左腿用链条锁在一起。讲了这句话之后，我们默默相对了几分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回到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香港《大公报》租用一艘轮船，名叫盛京轮，专门运送留港人员回上海。我由许涤新介绍乘坐这艘船，于6月3日回到上海。临行匆匆，没有跟任何亲友打招呼。这艘轮船一到上海，上海港就被水雷封锁。一下轮船，看到久别了的上海，心中的感触无法形容。
我看到许多在香港的熟人。杨刚女士，她是我下了码头看到的第一个熟人。但是，我想找章乃器，没有找到。我也想看看刘尊棋有没有同船回来，也没有看到他。
在上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章乃器担任粮食部的部长。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
陈毅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他很好，很看重我对上海经济建设的见解。
不久之后，金融业就开始了全面的公私合营，我供职的新华银行也并入了公私合营银行。
建国初期，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资本家最多。
在上海，与陈毅常常见面开会。我觉得陈毅很好。后来，北京成立一个中央普通话推广委员会。陈毅做主任，我做委员。又在一起了。我觉得与陈毅很谈得来。陈毅很幽默，他是一个有趣的人。
改行搞“文改”
1955年，中央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叫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叫我去参加，我去了。会议开完了，我要赶紧回去，因为我要上课。
吴玉章、胡愈之，他们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就找我，说你不要回去了，中央留你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做工作。我说我对语言学是业余搞的，是外行，调来不适合。胡愈之说：“这是全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我就不好多说了。那个时候有一个思想，叫哪里需要到哪里，我就服从这样一个原则。字母学这一行的人确实很少，我服从调遣，彻底改行了。
来了之后我把经济学完全丢开，规规矩矩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学。
文改会
吴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我到北京的时候，他的年纪已大了，不大管事情。他的人好，他经常晚上来跟我聊天，交换意见。他和胡愈之对我都很好。我读书的时候就知道胡愈之了。20世纪20年代，胡愈之在《东方杂志》、《世界知识》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关于世界时事的评论文章，使当时的青年们知道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他从世界看中国，不是从中国看中国，指出中国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和中国问题的关键。青年们原来也知道一些世界情况，但零零碎碎，很模糊，不能联系实际，看到大局。胡愈之的文章像清醒剂，唤醒了青年们。青年们从此恍然大悟，初次看到自己的立脚点和奋斗的道路。我就是受到启发的青年之一。
1955年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胡愈之担任副主任，领导具体工作。以前汉字是竖排，胡愈之提倡并推动大规模试行“汉字横排”，便利在汉字中书写阿拉伯数字和数学公式。1955年全国文改会议之后，我从上海调来，愈老常常在晚上来我家讨论文改问题和文化问题。
汉语拼音方案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设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都是兼职。另设第一研究室，又叫拼音化研究室，研究方案和拼音化的实际问题，我担任第一研究室主任。拼音方案委员会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专家组成，他们开完会就走了，实际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我们做好了工作，开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另有第二研究室，研究简化汉字。人家讲笑话，你们真笨，几个字母，搞了三年。外界不知道这里面的问题复杂得很。我们一公布要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就收到四千多封信，从中国和外国来的，每一封都要用科学方法答复。
中国没有字母学。我写了一本《字母的故事》，介绍世界上的字母情况。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和我，三人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我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我们很高兴，制订出来一个采用国际性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方案提出后要经过好多个关，需要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一层一层地通过。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布。
我的家庭
建国初期，张允和在上海光华附中教书。她教历史课。全国的历史教科书都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她发现了一些问题，就很认真地写了两万字的文章寄到人民教育出版社，阐述自己的观点。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回答各界人士对教科书的质询，有五次提到张允和的名字，她很得意。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请她到北京工作。那时候我们家在上海，孩子由保姆来管，她就到了北京，我留在上海。
张允和到北京不久，就碰上了“三反”、“五反”。她乖乖地把我和她的私人信件交了出去。信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有个男性的老朋友写信给她，说：我们现在都老了。其实我从前很爱你，爱了你十九年，后来你结婚了，这些事情就不谈了。张允和就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我，让我猜这个人是谁。我就回信，这个人可能是C吧，可能是L吧，可能是D吧。这是有趣的事情，可是搞运动的人看了后，就觉得不得了，觉得这一定是反革命的密码，把她打成了“大老虎”。她以前没经过这种运动，就很紧张，生病发烧，得了“牙周神经炎”。当时我还在上海，她就跟领导讲好回上海治病。没想到治这个病要几个月时间，她就写信给人民教育出版社想继续治。结果出版社给她回信：你就不要回来了。
这样子，张允和就很受打击。不过，张允和的情况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对建设中国还是抱有信心的。
我调到北京后，张允和也来了。当时文化部的部长、副部长都是我的朋友，他们知道张允和有能力，单位正缺少这样的人，就要安排她工作。我们研究了好久，没敢让她去。后来，她就一边搞她喜欢的昆曲，一边读书。
俞平伯搞昆曲，组织北京昆曲研习社。俞平伯当社长，张允和参加。俞平伯不当社长后，让张允和当。俞平伯跟我们非常好。
张充和与傅汉思
1978年，四妹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与另外几个大学的教授组成访问团来到中国。余英时是访问团的团长，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傅汉思是副团长，代表耶鲁大学。他们来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来了以后，他们通过关系找到我们，我和张允和就去看傅汉思。以后我们就又可以来往了。
张家四姐妹，由大到小，依次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张元和与顾传结婚；张允和与我结婚；张兆和与沈从文结婚；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后来，大姐张元和、四妹张充和，她们都去了美国。
傅汉思出生在德国，他到中国讲学，与张充和认识了。他和张充和在一起，与沈从文有关系。沈从文、傅汉思都在北京大学教书。傅汉思很佩服沈从文，经常去找他。张充和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找沈从文的时候，经常能见到张充和，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解放前他们去了美国。
有一次，我与张允和一起去了美国，张允和先到旧金山的大姐家住，几天后又到四妹家住。我要到几个大学讲课，讲完后就到耶鲁大学旁边四妹的家中。胡适到美国讲学时也住在四妹家。胡适跟傅汉思是老朋友，我在这儿看到很多重要的书，了解到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四妹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多年，傅汉思在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现在傅汉思已经去世了，四妹仍在美国，100岁了。
张元和与顾传
张家四姐妹都喜欢昆曲。大姐张元和还与顾传结婚。顾传是昆曲演员，演小生风度很好。在他演出的那个时代，昆曲很受知识分子重视，但是昆曲演员还是不被看重。张元和嫁给顾传，上海的新闻界起哄得很厉害，他们在报纸上用大标题写上“张元和下嫁顾传”。他们是在抗战后期结婚的，他们在上海，我们在四川。解放后，他们去了台湾，顾传得了急性肺炎去世了，大姐就到了美国。
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大姐一个人住在旧金山。她入了美国籍，有养老金，待遇挺好。她一个人在公寓里太孤独，于是住在一个朋友家，帮着照顾朋友的孩子。大姐与四妹一起出演过昆曲《游园惊梦》，大姐演的是小生，四妹演的是旦角。
国际标准化组织
1979年，领导忽然来通知我，下个礼拜你要到巴黎去开会。巴黎开一个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ISO)，讨论把中国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花了三年时间，汉语拼音方案才变成国际标准。
原来中国运动员跑到外国去打球，到一个国家一个拼法，人家以为是好多个人，不是一个人。一个鲁迅就有二十多个拼法，外国人以为有二十多个人。英文有英文的拼法、法文有法文的拼法、德文有德文的拼法、西班牙文有西班牙文的拼法。还有其他的拼法。开会开了三年哪。开了好多次会，大都在外国开的，只有一次在中国南京开。最后，要由全世界投票，要四分之三通过才算，成为国际标准。
中国的人名地名等等原来都是乱搞的。到这个时候有了国际标准，那就方便了。否则航空就不好办嘛。航空地名乱写是不行的，要出事情的。ISO是世界组织，规模大得不得了。1982年，国际投票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开会的时候，也很有趣味。法国人、日本人是支持我们的，旁的国家都不支持我们。日本人要我们支持他，他支持我。法国人，他们懂一些中国的情况。开头只有两个国家支持我们，其他国家提出许多问题，我要说服他们，给他们讲道理。
英国、美国另外有一个用了100年的方案，用得很广。他们说，我们要改不方便。美国说，我们单是一个国会图书馆改一改就要花2000万美元。我们没有钱。我说，你没有钱，你就慢慢改。后来他们改了，花了三年工夫，花了2000万美元。法国是一早就用了，其他国家也是慢慢有了条件再用。大概经过了三年时间，全世界都用了。
研究“正词法”
我要拟个草案，呈交ISO通过。法国人认为草案中要把正词法写进去。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拼写法规则是以音节为单位的，而正词法是以词语为单位的。对于中文和日文来说，正词法难以写进拼音方案。我就去说服那个法国专家，我说中文和日文有共通性，与法文不一样。最终，我说服了那个法国专家。这件事以后，我开始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写成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中国大百科全书》
“文革”结束后，有一天，姜椿芳与倪海曙来到我家。我问姜先生，您是否仍旧去主持编译局？他摇摇头说：“不去了，想做点别的工作。”倪先生说：“他想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我们来同你商量。”我对姜先生说：“中国没有一部现代的百科全书，几十年来一直有人提倡，但是只说不做。这件事如果由您登高一呼，就有实现可能。”倪先生也对他说：“这件事由您来主办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姜椿芳大胆创业，细心办事。经过一番奋斗，75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一卷《天文学》在1980年出版了。这一年可以说是现代百科全书在中国诞生之年。
接着，姜椿芳到美国，跟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公司”签订合约，编译出版中文的简明版，由刘尊棋主持，钱伟长和我参加“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徐慰曾负责具体编译工作。经过五年努力，动员了500位教授和专家，全书十册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1986年出齐。这两部百科全书的出版奠定了我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基础。
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条目序列方法，姜椿芳煞费了一番苦心。传统办法是按照汉字的部首和笔画来排列，这在卷数不多的辞书中已经证明检索不便，在卷数很多的百科全书中将是十分不便。倪海曙和我建议按照汉语拼音字母排列，采用所谓“音序法”。姜先生说，汉语拼音字母“音序法”虽有百利，也有一弊，就是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不懂拼音，而且社会上有一种惰性心理：宁取不方便的旧方法，也不取方便的新方法。因此，采用“音序法”还得慎重。经过多次跟不同专业者举行座谈，征求意见，最后，姜先生得到的结论是：“音序法”的利点大大多于部首法。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决定采用“音序法”。这是大型辞书排序法的一次革命性的创举。中国大陆每年入学的小学生有两千几百万人，他们都学拼音，音序法无疑是前进的方向。
无编码输入法
我起头也搞编码，很快我就觉得编码不好。我就研究用拼音转汉字。一个重要问题是拿词做单位，不能拿字做单位。中国人不懂词和字的分别嘛。没有这个习惯。现在是大家都用了，不稀奇了。你打“中”，不知道是哪个中。我打中国，出来不会错的了。
我买了一个手机。不能用，因为我耳朵聋了。给了保姆。保姆发短信很方便。我说你怎么打的。她说我用拼音。我说谁教你的。她说我小学时候学了拼音，不用人教。拼音推动了手机，手机推动了拼音。无编码就是用拼音。我有一个电子打字机，写文章都是用这个电子打字机。拼音打进去就变成汉字了。方便得不得了。用打字机写文章，比手写快五倍。立刻就打印出来了。我用了快三十年了。
恬静的晚年
离开办公室，我就回到家里，在这间小书房看报、看书。这个房间只有九平方米，放上书架后，再放一张小书桌、两把椅子、一个茶几，余下的空间就很少了。两椅一几，我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就这样度过我们恬静的晚年。
从来北京开始，我和老伴都是每天上午10点喝茶，有时也喝咖啡。喝茶的时候，我们“举杯齐眉”，这是互相尊重的一种表达，当然也是好玩的。张允和的眼睛不好，看不见了。她是中国第一批换晶体的。我后来也患了白内障，也换了晶体。
沈从文与张兆和
晚年，我们和沈从文、张兆和往来比较多。
解放前，沈从文是搞文学的。他很了不起，他小学都没有毕业，全靠自修。他没有去过法国，但他写的小说有法国小说的味道。中国的白话小说，在他笔下成熟了。解放后他不能搞文学了，他就研究古代服饰。
沈从文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写，一看到什么重要材料，立刻记下来。后来他就写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张兆和是《中国文学》杂志的编辑，她工作得很好，离开编辑部时，主编说：“张兆和离开，我们就很不方便。”
沈从文去世以后，张兆和就整理他的东西，她的儿子也帮忙，家里变成一个编辑部。
残酷的自然规律
张允和享年93岁。她在2002年8月14日忽然去世，去世前一天晚上还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门头沟观涧台的一棵花树根下。“化作春泥更护花”。
张允和的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人。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
有位哲学家说过：“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残酷的进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