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我和阅读谈恋爱》是日本著名专栏作家新井一二三的阅读私记录，描写了日本文坛众生相。《我和阅读谈恋爱》讲述了30多位日本作者及他们的书写故事，涉及各类书籍70多本书。国际上名气最大的两位(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在国内文坛却被排挤，“国民作者”夏目漱石的作品折射出幼年时期的精神创伤，溺于酒色并引以为荣的女性“无赖派”飞扬跋扈，以奔放私生活闻名的濑户内寂听五十一岁剃发出家轰动文坛……无论这些作者你熟悉或不熟悉，这些作品你读过或没读过，你都可以跟着新井一二三进入日本文化生活，推开阅读世界的门，与阅读谈一场恋爱。
每当有人问我喜欢看什么样的书，
我都觉得稍微尴尬，因为对我来说阅读如恋爱。
跟一个作家打得火热的时候，
好像全世界只有他(她)能理解我似的。
然而，过些日子总会遇到别的、更新鲜的对象，
这个时候前任情人非受冷落不可。
好在对方并不知道我曾经热爱过他(她)，
也不知道如今我变了心……
——新井一二三
作者/译者简介：
新井一二三，日本东京人。
她用中文创作，写时差一小时的日本种种。
写土生土长的东京家乡，写一切可爱的日本人。
她用母语日文创作，写对中文着迷，好像谈恋爱。
写和中文生活的魅力无穷。
她开始中文教学，要把对中文的热情，继续发扬起来。
她和先生都是专职创作者，一人写鬼怪小说，一人写散文。
重要评荐：
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不少，但能说能写，而且写得好的，只有罕见的新井一二三。
蔡澜
文如其名，新井的文风清浅自然，又饶有婉趣；富有日本文学的韵味，又有中文的美感。新井笔下看似清浅，但背后关注的却是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思考。行文却以私人记忆为主，过滤后的情感不愠不火，被人誉为“有智识和情感上的诚实”，是我们观察当代日本，乃至这个时代的文字参照。
《万象》
自序：
我最寂寞的时候，身边总有一本书。
我最开心的时候，身边总有一本书。
我最难过的时候，身边总有一本书。
我最高兴的时候，身边总有一本书。
我最孤单的时候，身边总有一本书。
我最幸福的时候，有人和我分享一本书。
目录：
卷一 星期日早上的乐趣
大失恋
无境界作家
记忆
村上与大江
夏目漱石
文豪孙子
故事与场所
噩梦女人国
女明星之恋
星期日早上的乐趣
人间彼岸
卷二 少女的书架
外貌
傻瓜
少女的书架
“私小说”的“私”
活尽生命
黑暗的安魂曲
江户之恋
东京文人美食家
横写日文小说
一人百酒
宿命的越境者
两个萨拉
卷三 时间与文学
时间与文学
关于图书馆
日本人的中国幻想
日本人与诺贝尔文学奖
两个名编辑的传说
没有广场的城市
常识复活
日本人与抽签
动物化的日本论坛
难以成熟的时代
书摘：
无境界作家
《无境界人》《无境界家族》的作者森巢博是职业赌徒。还不到二十岁，就已经开始出没于东京的非法赌博场，至今大约三十年，他都在世界各地打赌混日子。
过去二十多年，森巢博一家住在澳洲，因为他妻子认为“国家对个人加以压力、管理的程度，最轻的看来是澳洲”。森夫人是英国出身的思想史家，在学术界名气很大，常到世界各地讲学，在澳洲则属于政府外交委员会。
他们之间的混血独生子，从小由父亲一手带大，是母亲工作非常忙，而且父母都主张男女平等的缘故。“妻子受压迫的家庭，是丈夫也受压迫的。除非妻子得到解放，否则丈夫也不会得到解放。”他写道。于是，除了育婴以外，他也承担了全部家务。由职业赌徒展开并身体力行女性主义，给人的感觉非常新鲜，乃森巢博作品特点之一。
还在英国的时候，全家经济不宽裕，无法让儿子上幼儿园。森巢博却很有办法：他跟十八个留学生组织了“幼儿玩耍集团”。来自十九个国家的十九个小朋友，每天轮流在不同家长的监督下，于校园内空地自由玩耍，比普通幼儿园好玩得多。但是，一上了小学，情况就很不同，同学们要欺负混血儿了。于是，举家移民去澳洲，此乃比日本、英国都自由的国土。
小男孩转学到澳洲以后，还是不喜欢上学。小学几乎没有去，初中也去得很少。可是，偶尔参加考试，他却是第一名。尤其是数学成绩，不仅在全校、全市、全州、全国，而且在全英联邦内第一名。
原来，他是个数学天才。十五岁上了澳洲著名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十九岁则到英国读剑桥大学研究院，二十岁的时候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教书，二十一岁就给国际投资公司以高薪聘请过去了。如今住康涅狄格州的儿子，给澳洲的父亲打电话说：“要不要远征大西洋城赌博场？资金不够？五万、十万(美元)，我随时会为你提供的。”
离开日本已差不多三十年的森巢博，一九九七年，以《赌博人类学》登上了日本文坛。描绘世界各地赌博场、赌徒面貌的同时，他展开的人生哲学紧紧抓住了日本读者，尤其知识分子。他说：“应该做的事情，可以不做。不想做的事情，应该不做。想要做的事情，非做不可。人失败，是努力的结果。不努力，则不会失败。”表面上看来很不认真，森巢博倒是蛮认真的。根据这哲学养大的孩子，从小旷课，十多岁就喝酒、抽烟、吸毒，但是所谓坏事全都试过以后，二十岁的国际数学家说：“不想再污染身体。脑袋清醒，人生才好玩呢。”由职业赌徒展开并身体力行的教育论，给人的感觉非常新鲜，乃森巢博作品特点之二。
把独生子带大后，森巢博恢复了职业赌徒的身份。每天凌晨三点钟到六点钟，别人最疲倦的时候，他固定到赌博场上班玩“牌九”去，往往赢几万，常常输几万。赢多了，则去储存或买珠宝。输多了，则长期留在家中专门喝酒或钓鱼(他住悉尼海边)不出去。由职业赌徒讲述赌徒生活，虽然不意外，但还是很特别，若写得好(如《无境界人》)，会有小说般的味道，乃森巢博作品特点之三。
还在日本的时候，他做过编辑，出国后，却长期忙于赌博和家庭生活。在老朋友鼓励下，隔了多年，执笔出版的散文、小说意外获得了好评。显而易见，这些年来，他细读过不少人文、社会科学专著的，尤其对于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等，造诣实在不浅。把这方面的学术理论深入浅出写进娱乐文学中的，在日本没有先例，给人的感觉非常新鲜，乃森巢博作品特点之四。
他说“拿着日本护照在海外生活，经常觉得很窘”，主要是日本政府把战争责任处理得不妥当的缘故。加上，战后到现在的媒体报导以及学术研究也往往表露出民族优越感，引起别人的反感和嘲笑。他在文中重复说，民族、国家其实都是幻想的产物，至少在近代以前是未曾存在的。对于“日本文化”专家，他攻击得最激烈，说人家好比在密室里手淫一样，根本没勇气面对世界现实。他自己，倒是过去三十年，天天面对世界现实过来的。早已离开日本，跟英国人结婚，又移民去澳洲，如今改姓为Morris，“森巢”其实是其日文音译。由职业赌徒展开并身体力行国际化理论，给人的感觉非常新鲜，乃森巢博作品特点之五。(值得一书的是，他妻子发表论文时用的姓是“Morris——铃木”。显然，他们是互相交换了姓的；可见，身体力行男女平等的程度，确实非凡。)
森巢博其人、其作品，都很难以一言概括。他魅力就在这儿。文化人类学家今福龙太说：“日本书写从未达到的自由境地，森巢博的文章似乎轻松地体现了。”
村上与大江
二二年秋天，日本文学界很是丰收。
九月十日，村上春树作品《海边的卡夫卡》问世，立刻上了畅销书榜第一名，并在短短一个月内竟卖了五十三万本，乃为一九八七年的《挪威的森林》以后，最成功的一本书。接着，九月二十五日，大江健三郎新书《愁容的童子》出版。这是二年作品《换取的孩子》之续篇，以拟私小说的方式回顾作者年轻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年近七旬，写了四十五年小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终于在本作品里坦白了自己的“原罪”，即艺术冲动的来源，无疑非常重要。
我是读完《海边的卡夫卡》后，马上开始看《愁容的童子》的。在前者最后，十五岁的主人公田村卡夫卡离开了四国山林，要回东京去。作品中，四国山林象征着黄泉(或者说，日本民族的集体下意识)，东京则代表现世。整篇的主题是站在青春期入口的主人公为了摆脱父亲(或历史)的约束而离家出走，一时经验暴力也接近死亡，但是尝到绝望之后发现希望，最后走上人生之路。谁料到，在《愁容的童子》开头，仿佛作者的主人公，老小说家长江古义人(日语念 Kogito，与拉丁语 Cogito 即“我思”谐音)，跟田村卡夫卡恰恰相反地，离开东京而在故乡四国山林定居下来。他的目的是总结自己的文学生涯。
也许，越是明显的事情，越少有人指出。讲到村上春树在文学上的祖宗，大家都说美国作家 Kurt Vonnegut 就是。村上自己也经常说很少看日本小说，反而沉溺于美国作品。尽管如此，他早期作品《一九七三年的弹珠玩具》的书名，明显取自大江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何况，“弹珠”的日语原文是“PINBALL”，“足球队”则是“FOOTBALL”，完全押韵的。
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大江讲述一八六年在他故乡发生的起义事件。在那儿深山的沟壑，从古代有个独立小国，人们保持着独特传统，跟外边权力重复发生过冲突，包括日历万延元年的一次。到底是事实，还是虚构，很难判断。反正，大江的不少作品，均以四国中部的深山沟壑为背景，讲述了日本近代史与作者本人的罪恶感。村上把田村卡夫卡潜逃的目的地定为四国山林，应该有颂扬前辈作家的意思。
其实，看完《海边的卡夫卡》，我确信，在大江之后，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就是村上春树。
《朝日新闻》文化版记者，为了分析《海边的卡夫卡》畅销的原因，访问了三位评论家。其中，只有加藤典洋一个人说，《海边的卡夫卡》是达到了国际水平的杰作。其他两位则全盘否定它的文学价值，简直一无是处。周刊杂志《AERA》的最新号也半嘲笑地下结论说：“伟大的老一套。”这是大众媒介的大毛病，即大家一起打出头鸟。
当《海边的卡夫卡》刚问世时，作家关川夏生写：“如果这是纯文学的话，那么纯文学真不错呀。”那句话代表了多数人的心声，否则不会一下子就卖五十三万本的。可是，世上小人真不少。在经济不景气的文学界，村上春树一个人获得了大众支持。这么一来，大家要一起打出头鸟了。村上的处境叫人同情：在日本文坛，他向来很孤立。美国小说般的文体、当初没得到芥川奖(文坛通行证)、《挪威的森林》爆炸性畅销、海外评价颇高等种种因素，导致大家对他敬而远之。
不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愁容的童子》里，老乡们对名作家极其冷淡，甚至凶暴。虽然原因不单纯，但是最大因素无疑是妒忌。真是“人怕出名，猪怕肥”。
在广大读书界，大江健三郎年轻时曾很受欢迎，作品也相当畅销。后来有一段时间，他文章越来越晦涩难读，结果失去了不少读者。当他获得诺贝尔奖时，此间文化界竟流传一则闲话说：那是翻译者的实力。这些年，他的作品在日本，不再成为超级畅销书，也不一定得到读者、评论家的理解。上述的加藤典洋，在大江新作里以真姓名出现。主人公看到加藤解说《换取的孩子》的小文，说句“臭狗屎！”，然后把小册子放在电炉上烧掉。
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国际上名气最大的两个日本小说家，在本国文坛却都靠边站。在两人新书里，各自的主人公在四国和东京之间换地方，我因而更加觉得意味深长。
夏目漱石
——二十世纪日本的“国民作家”对广大日本人来说，最熟悉的小说家无疑是夏目漱石。不仅他肖像这十多年一直印在最常用的一千元纸币上，而且大家从小看过他作品如《少爷》《我是猫》《三四郎》《心》等等——或者至少一定听说过。于是，二二年春天改版的初中“国语”教科书，同时撤销所有漱石作品时，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大。
日本学校的教科书，是按照政府文部科学省制订的课程，由各出版社分别编辑，再经过文科省审订，最后由各地教育委员会决定采用哪一本的。虽说原则上为自由竞争，实际上却由几个出版社长期垄断全国市场；新开张去打入市场特别困难。例如，前些时，因右派史观引起了国际风波的扶桑社版《新历史教科书》，虽然审订合格，而且在一般书店相当畅销，但是几乎没被采用到教室里去。至于初中“国语”教科书，目前只有东京书籍、学校图书、三省堂、教育出版、光村图书的五种课本而已。
自从这一年开始，为了推行“教育宽裕化”政策，日本公立小学、中学的教学内容一律减少了三分之一。以前，每个小学生都得记住圆周率为“3.14”，现在只知道“大约3”就可以了。初中“国语”教科书一齐改版，也是为了配合新的课程。结果，赤川次郎、乙武洋匡、焉仁成等当代写作者，以及松任谷由实、中岛美雪等创作歌手的作品都入了选，却没有了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个近代文豪的文章。评断标准显然是“易读性”。
多年来，日本学校的填鸭式教育遭到国内外来的批判。然而，文科省终于推行“教育宽裕化”政策时，日本正面对着严重的经济萧条。大家担心国家竞争力低落是否跟教育制度不行有关。有些人以为，现在减少教学内容，会导致国家毁灭。围绕着“教育宽裕化”的争论当中，小学的圆周率和初中的夏目漱石简直成了两个焦点。
《文学界》杂志在二二年五月号刊登“撤销了漱石、鸥外的‘国语’教科书”专题，其中问了四十九名作家、评论家有何意见。有趣的是，多数人回想自己的学生时代说：只要是教科书登载的文章，就一定会令人讨厌，于是越好的文章越不应该强迫孩子们看！到底是文人的想法，跟普通家长或新闻记者不一样。不少人又指出： 五个出版社共同采用的两个作品似乎散发着特定的政治、道德气味，才是个问题。那两篇必读文章是鲁迅的《故乡》和太宰治的《跑吧，梅勒斯》。
不过，说到必读文章，上了高中，就一定在课堂上看夏目漱石作品《心》，虽然教科书种类多达十四种。这跟二十多年前，我的高中时代一样。想想漱石的写作生涯其实只有二十世纪初叶的十年而已，这确实是天大的成就。
夏目漱石，本名金之助，一八六七年生于东京。是父母上了年纪以后有的孩子，当时俗称“丢脸子”，为不伤体面，生后不久送到别人家寄养去了。那是一家旧货店，晚上摆夜摊子的时候，把婴儿漱石放在外头篮子里。亲姐姐看见了觉得可怜，把他带回家来。父母却给他找正式的养家，再一次送出去了。然而，养父母之间争吵不断，闹离婚。金之助只好回到夏目家，但是继续称亲生父母为“爷爷、奶奶”，也长期用了养家的姓。
在二二年底问世的《阅读夏目漱石》里，评论家吉本隆明(乃小说家吉本芭娜娜的父亲，一九七年前后曾以《共同幻想论》成为学运分子的精神领袖)重复强调，小时候吃苦的经验一辈子影响了漱石的作品。
例如，一九五年发表的处女作《我是猫》的主人公，一只无名猫，几次给丢弃都回到苦沙弥先生家来，令人联想到作者早年的经历。又例如，晚年一九一五年的作品《道草》是自传性很浓的作品。文中，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主人公健三，任教于东京帝国大学期间，幼年的养父落魄得不成样子出现于人前，勒索金钱。《道草》的另一个主题是夫妻不和。主人公沟通能力很差，导致妻子歇斯底里发作。为了不让她自杀，晚上睡觉时用绳子绑住两人身体。漱石终生患有神经衰弱，恐怕也是不幸的幼年时代留下来的烙印。
幼年时期的精神创伤，导致成年后的心理不平衡，是这些年很流行的小说分析法。一样时兴的性别、性倾向，吉本隆明都在同本书里用上来。
还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漱石写篇《伦敦消息》寄给老朋友正冈子规主编的俳句杂志《小杜鹃》。他们俩是中学、大学的同学，有一段时间在四国松山(乃子规的故乡，漱石作品《少爷》的背景)同居过。明治时代的日本学生之间，类似于同性恋的感情交流相当普遍。近代日本文学史上，子规是俳句的改革者，漱石则是白话文创造者之一。同样充满文学激情的两个青年，显然有过非常密切的交流。《伦敦消息》的文笔生动滑稽，可以说是《我是猫》的前奏曲。
夏目金之助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当上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可是，一九七年，他放弃教职而加入《朝日新闻》，从此专门在报纸上连载小说了。时逢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在打仗年代，报纸天天报导战况；一方面扩大销量，另一方面培养读者的国民意识。进入和平年代后，为了保持读者，需要找代替战况，每天让读者期待进展的连载。于是《朝日新闻》以高薪聘请了夏目漱石。他至今拥有“国民作家”的地位，还是不无原因的。(不过，他却没有支持当年日本走的方向。《三四郎》的“广田先生”，小说一开始就预言国家的未来道：“一定毁灭。”)
漱石是个复杂的作家。早期作品如《我是猫》《少爷》等，很幽默、滑稽。然而，后期的作品，如高中生必读的《心》，则相当忧郁了。因为教科书篇幅有限，《心》一般只转载最后三分之一而已，那是“老师”自杀前寄给主人公的遗书。
《之后》《门》《心》，漱石重复写了以三角恋为主题的小说。都是两个好朋友看上同一个女性，主人公夺取她而失去好朋友的故事。《心》的老师，结婚多年，一直为早年抢在朋友前面导致他自杀而感到内疚，于是活得闷闷不乐，最后自己也选择自杀。
高中时候看《心》，我不懂“老师”的心理运作，后来也长期不理解漱石为何要写这种题目。看了吉本隆明的《阅读夏目漱石》后才明白，表面上看来三角恋的故事，其实真正的主题为同性朋友之间的忠诚问题。
初中教科书撤销了漱石文章，恐怕今后的日本学生很多都不会认识到滑稽、幽默的漱石，而专门要跟忧郁的他打交道了。这实在太可惜了。
他作品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轻松的青春小说《少爷》。他离开东京去四国松山中学教书的时候，老女佣“清”说，回来时请带“越后竹叶团子”给她。实际上，四国和越后，方向完全不一样。但是，“清”不知道。那一段落，我一直记得。几年前，看独身主义的中年作家关川夏央(乃得奖漫画作品《漱石与其时代》之原作者)在一篇散文里写，他理想的女人是《少爷》里的“清”，我特别惊讶，因为她不仅无知而且是个老女人；在小说结束，主人公回东京时已经去世。不过，最近有些学者指出，其实《少爷》是“清”死后，主人公对她进行的松山报告。吉本隆明则说，“清”是漱石理想的母亲。大概是小时候缺少母爱的小说家，长大以后在作品中塑造了充满母性的人物，就是“清”。关川夏央自己的母亲生前长期患有精神病的。看来，类似的经历让他看穿了漱石的心理投影。
关于漱石作品的评论最近也不断地出现。经得起重读，经得起重复分析，乃伟大作品、伟大作家的标志。近代的日本人，没有《圣经》之在于西方般大家共识的宗教经典。能比得上莎士比亚之对于英国人，四大奇书之对于中国人的参照系，好像只有夏目漱石的一些作品。至少在二十世纪，一讲到《少爷》的“清”或《其后》的“高等游民代助”，多数日本人的脑海里就有具体的形象了。我喜爱的作家森茉莉则说，少女时代憧憬《虞美人草》里的“甲野先生”。那是较少有人看的小说，我都没看过。但是，只要跑到书店去，廉价新潮文库本的《虞美人草》就能买得到，而且是第九十九版的。
“教育宽裕化”政策推行以后，这情况会不会改变目前还很难说。不过，到了二四年春天，日本银行将要发行新的一套纸币，夏目漱石的肖像不再印于一千元上了。从初中教科书和纸币同时撤销，虽说不谋而合，但也有可能意味着： 夏目漱石从头到尾是二十世纪日本的国民作家，跟二十世纪一起离开东瀛去。
星期日早上的乐趣
每星期日早上，吃完早饭，从容不迫地打开报纸，喝着咖啡慢慢品尝周末阅读版，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乐趣。这几年，家里订的有《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两份报纸，都在星期日刊出阅读版。不过，对爱书人士来说，《每日》的看头较大。
《朝日》的“读书”版，改版以后，把重点放在信息“量”上了。结果，书评篇幅很短，最长也不过一千字，其他则八百、五百字而已，只能介绍大体内容。好在刊登封面照片，去书店找书买时方便。但是，我看完全部书评以后，往往哪一部都不想买，因为印象太淡薄。这样子，在三个版面上，总共介绍二十二本书。
相比之下，《每日》的“本周书架”，明显重视信息的“质”。在同样三个版面上，介绍的书只有十七本。但是，书评的篇幅长多了。每周登出的两篇大书评，均有两千字，好让各位书评家发挥个性、写作本事。
跟《朝日》每年更换部分书评委员不同，《每日》书评则一直由同一批人执笔。其中，有目共睹的头头是老作家丸谷才一。他对西方文学的造诣很深，乃是日本少有的欧美式文人之一。丸谷才一不仅理智而且浪漫，最近评论意大利小说时，写道：“这是兄妹俩互相妒忌的故事，看着叫人揪心。我几次把书本扣在桌子上，叹口气，然后继续看下去了。”
书评家如厨师。材料一定要好，但是手艺也一样重要，否则做不出美味来。对像我这样的书迷们而言，好看的书评跟一流餐厅的大菜一样，看着不禁馋涎欲滴。丸谷才一好比是老字号食肆的大厨师。有他在，其他厨子也不敢偷工减料，炒出来的菜肴都有水平。
《每日》的“本周书架”，中年一代书评家也人才济济。自学成材的三浦雅士是前《现代思想》杂志总编辑。除了哲学以外，他也深爱芭蕾舞(于是兼任《舞蹈杂志》总编辑)，写起文章充满朝气，漂亮极了。
评论家川本三郎则有电影、都市、文学方面的著作多种，在“本周书架”，经常担任非虚构作品的评论。我书架上的书，很多是他写解说的。比如说，东京文学散步之类的题目，他就是第一把手。
还有上海来的比较文学专家张竞，乃《中国恋爱文明史》《中华料理文化史》的作者。关于中国的著作，由他评论最为可靠。前些时候，他极力推荐过棉棉的小说。
有绰号叫“建筑侦探”的建筑学教授藤森照信，对人文社会科学题目经常表现出卓见来，可以说是“旁观者清”最佳的例子。他和解剖学教授养老孟司(在周日《每日》上写“时代之风”专栏)是在日本书评界活跃的两个自然科学家。
女性方面，有精神科医生小西圣子。《朝日》“读书”版有她同行香山里加，是由次文化杂志《SPA！》登上了文坛的。香山特别爱弄激进词语。相比之下，小西圣子温和得多，语气平静而且女性化，也许因此才被丸谷才一等老男作家特别宠爱。不过，今日报纸的阅读版确实需要至少一个精神医疗专家。
另外，生命科学家中村桂子、哲学教授左近司祥子等女性书评委员，也主要从专业角度介绍新书。《广告批评》总编辑岛森路子则大多讨论大众文化方面的书籍。
至于日本文学，以前有文学评论家向井敏。可惜，不久前去世了。东京大学副教授沼野充义，本来是斯拉夫文学专家。不过，评论日本小说，他也相当在行。
最近，村上春树的新作品《海边的卡夫卡》问世。首先，网上书店开始接受订购。跟着，报纸上登了广告。然后，每家书店门口都摆出来了大量书本，上下两册，都很厚。村上作品保证畅销，印刷量大，价钱相对便宜，加起来三千多日元。我还没拿定主意要不要买以前，已经卖光了。书店老板说，下一批货过十天才会进来。这么一来，我忽然很着急，是否落后于人了？
那一段时间，报纸上一直没有《海边的卡夫卡》的书评。然后，同一个星期天，《朝日》《每日》都登出来了。
《朝日》的笔者是作家川上弘美。我平时蛮喜欢看她的书评，毕竟是个小说家，写起文章很有味道。可是，这回，只有八百字的篇幅，为了评论一部长篇大作，实在太短了。到底值不值得看，都没有说清楚。
幸亏，还有《每日》的。沼野充义写了两千字的大书评，断言道：“《海边的卡夫卡》有时令人捧腹大笑，有时美丽得犹如天仙下凡，同村上其他作品一样潇洒，和黄瓜一样酷，跟卡夫卡一样神秘。情节发展可说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虽说是上下两册的大作，但是一开始看就有意思得不容易停顿，保证一口气能看到最后。最要紧的，这是让人感动的故事。”
看到这书评，马上跑到书店去，一下子买了上下两册。结果呢？他没撒谎。《海边的卡夫卡》真棒。
少女的书架
《人间失格》的作者太宰治一九四八年六月跟情妇山崎富荣双双跳河自杀时，留下的孩子总共有四个：正室津岛美知子的一男二女，以及《斜阳》的模特儿太田静子的女儿治子。其中，次女津岛佑子和太田治子，于一九四七年一前一后地出生，父亲死时才一岁，长大后均成为作家。今天都过了五十岁，太宰的两个女儿仍在文坛上活跃，正如他作品直到今天仍是日本青少年必读之书。
尤其津岛佑子，可以说是中年一代女作家当中的代表人物，除了不停地发表小说以外，善于写文学评论，也积极参加跟外国作家的交流活动等。她最近问世的《快乐的书架》，各报纸书评版给的评价很高。《快乐的书架》是长篇散文。作者回忆从小看过而印象深刻的种种书籍。
她长大在战后不久的东京，懂事时，父亲早就不在了。母亲是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御茶水女子大学)毕业的才女，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特别热心。她把才两岁，还垫着尿布的佑子送到音乐教室，希望女儿将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然而，她明显缺乏才能，五岁时只好退学。跟着，母亲鼓励她看居里夫人的传记，也买来显微镜和解剖工具等，希望她将来成为杰出的科学家。可是，她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反而上了小学以后，经常躲去图书室，滥读小泉八云、上田秋成等的鬼怪故事。因为父亲是“臭名昭著”的小说家，所以母亲要孩子远离文学而接近其他科目，但是小女儿偏偏喜欢文学，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在日本，父亲的文学事业一般都由女儿继承。)
“幼小时期去附近的庙会，站在杂耍棚外边的感觉，跟我对‘文学’的感情是相重叠的。从帐篷入口透出来红色炫目的灯光。在旁边招揽生意的男人，抑扬顿挫地重复讲同样词句。我猜想帐篷里头会有长颈人、单眼人，或者母亲讲过的山姥等。过来吧，跟我们做同伙啦，你想逃走也不可能，他们似乎在说。帐篷的炯炯灯光跟那声音一起绑住我不让走。”
从初中到大学，她都读教会女校。学生们对修女的生活充满好奇心，关于灵与肉争论不休。只要是学校禁止的书，她们都争先恐后地去看。例如，纪德的小说或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津岛佑子写，在她而言，对于性的好奇心就在文学的入口。接着，她介绍当年给吸引的“危险作品”。
首屈一指的是莫泊桑的《漂亮朋友》，乃美貌主人公玩弄一系列女人的故事。还有，同一个作者的《一生》。现在看来是严肃文学中的经典，但对四十年前的女中学生来讲，简直是黄色小说。“我纯粹想看下流得让心脏噗通噗通跳的描写”，像结婚初夜。日本作品方面，她看了十七世纪，江户时代的作家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好色五人女》。连世界最古老的小说《源氏物语》，都在寻找性刺激的过程中看了现译本。
《快乐的书架》得到好评，主要因为作者直率地谈论文学与性的关系。十多岁男孩对性的兴趣，很多作家在回忆青春的文章里写过，如查词典找性器官的名字。然而，十多岁普通女学生的性欲，很少有人以自己的经验写过。一九四八年出生的津岛佑子属于日本俗称“团块世代”的婴儿潮一代。他们的性观念很保守。记得二十年前，我读大学的年代，有一次因被“团块世代”记者问“女人有性欲吗？”而大为吃惊。原来，他结婚多年都没搞清楚妻子是有性欲的，更绝不会想到中学女生看莫泊桑小说而受刺激。
过去二十年，黄色文章不仅在成人女性杂志而且在少女杂志上都泛滥。为了寻找性刺激，女孩子们再也不需要耐心看小说了。其实，我的中学时代，大家偷偷地传阅了藏在塑料袋里的成人女性杂志如《微笑》。看着《快乐的书架》，我倒想起了，更早以前，母亲谈到司汤达《红与黑》时的表情与语气；好像她心脏曾噗通噗通跳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