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亮点：
该书为菲利普•罗斯早期代表作品“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的终结篇，同时独家收入其尾声《布拉格狂欢》。美国文学评论家、《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说：“《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几乎达到了悲喜剧中最高的美学境界。”2013年罗斯八十大寿时，《纽约》杂志采访了包括萨尔曼·拉什迪在内的30位作家，邀请他们评价和总结罗斯的文学成就。受访作家中，有77%认为罗斯是最伟大的美国在世作家，54%认为他中期的“祖克曼”系列为其文学生涯最辉煌的时刻。
关键词
狼厅，亨利八世，都铎王朝，布克奖，全美书评人协会奖，最畅销布克奖作品，最畅销历史小说
内容简介：
埋葬了父亲之后，年至不惑的祖克曼突然染上了一种无从诊断的疼痛——由肩颈蔓延到躯干，甚至精神也被这种疼痛占据。没有医生知道他的病痛从何而来。他不得不依靠止痛药度日，不能继续写作，甚至连行动都为疼痛所掣肘。百无聊赖的他开始放飞思绪，回忆起他失败的婚姻以及家庭关系。极度的恋旧情怀与征服病痛的企图心爆发之下，祖克曼决心返回母校芝加哥大学，在那里学习医学。
作/译者简介：
作者：[美] 菲利普·罗斯
菲利普·罗斯1933年出生于新译西州纽瓦克市的一个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1954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巴克内尔大学，1955年获芝加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教英语，同时攻读博士学位，但在1957年放弃学位学习，专事写作，以小说《再见吧，哥伦布》(1959)一举成名(该书获1966年美国全国图书奖)。引起批评界普遍争论的小说有以性意识与犹太特性相结合的《波特诺伊的怨诉》(1969)、与卡夫卡的《变形记)如出一辙的荒诞小说《乳房》(1972)。其主要获奖作品还有《遗产》(1991)(获全国书评家协会奖)，《夏洛克战役》(1993)(获福克纳奖)，《萨巴斯剧院》(1995)(获全国图书奖)，《美国牧歌》(获1998年普利策小说奖和法兰西外国最佳图书奖)，《人性的污秽》(2000)获2001年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和2002年法兰西梅迪契奖。近年来罗斯在美国文坛更是独领风骚，根据其小说《人性的污秽》(2000)改编的电影在2003年上演后好评如潮。
罗斯已连续多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最具竞争力的候选者之一。 2000年后，罗斯的创作似乎又攀登上了一个新高峰，接连有《垂死的肉身》(2001)、《反美阴谋》(2004)、《凡人》(2006)、《退场的幽灵》(2007)、 《愤怒》(2008)、《羞辱》(2009)、《复仇女神》(2010)等作品问世。因此，罗斯已连续多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最具竞争力的候选者之一。
诺奖最新消息
2013-10-08 11:15:25
来源：中新网
据诺贝尔奖官网发布的消息，从10月7日起，瑞典诺奖委员会将陆续公布2013年诺贝尔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备受关注的“诺奖周”也随之开启。
据悉，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布时间一般在10月份的某个星期四，因此预测有可能是在10日或17日。虽然公布时间尚未确知，但公众有关对诺奖文学奖项得主名单的猜测，进入了倒计时前的火热。押中莫言获奖而声名大噪的英国博彩公司立博的最新赔率中，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居首，成为最大热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2012年村上春树就在该榜单上领先，不过最后不敌莫言。
在赔率榜前10名里，有3位美国作家上榜，分别为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菲利普·罗斯和托马斯·品钦。有不少媒体分析认为，结合博彩公司的赔率榜和诺奖文学地缘的角度来看，圈内评论家认为，美国作家获奖的可能性比较大。毕竟从1993年托尼·莫里森获奖后，美国已经20年无缘诺贝尔文学奖。(张杰)
媒体评论：
罗斯拥有一只发光的笔，当代美国小说界少有人能与之匹敌。
——《周日电讯报》
这位后现代作家将困境用简单平淡却不失威信的语调娓娓道来，令人想起了海明威。段段文字虽因沉重的负担发出哀怨之音，却也始终透着一股企盼坦诚相待的美丽热望。
——《纽约客》
内森•祖克曼是罗斯的“他我”中最疯狂和最狡猾的，他最大的特征是拒绝学习。成熟、长大、增长智慧——对祖克曼来说这些并非仅仅是不可能，它们是妄想，是我们唱给自己听的催眠曲，以便湮没欲望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罗斯的人物都有这种特征，无论他叫祖克曼、波特诺伊还是凯普什。
——《纽约太阳报》
《解剖课》是“被缚的祖克曼”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同时这也是罗斯连续第二本大获成功的作品。他的发挥如此稳定！……现今他已经写了两本自传类小说，都围绕着写自传类小说会带来的诸多后果而展开——没有哪位现代作家，甚至从未有过任何一位作家，能像他一样进行如此深远、如此真实的自省。
——《观察家报》
《解剖课》试读
祖克曼已经失去了他的创作主题。他的健康，他的头发，还有他的创作主题。这样看来，他找不到恰当的写作姿势也没什么大碍。他已经失去了写作的源泉——他的出生地早已因一场种族战争而化作焦土，而那些他心目中的写作巨匠也已然辞世。最激烈的犹太人争斗是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端；在这里，一切都已结束了，哈得孙河新泽西一侧，他的约旦河西岸，如今已被外族占领。不会再有新的纽瓦克钻出来为祖克曼辩护，不会像第一个那样：不会再有父亲向那些先锋派犹太父亲一样因为他触犯禁忌而勃然大怒，不会再有儿子像他们的儿子那样被诱惑所蛊惑，不再有忠诚，不再有抱负，不再有反抗，不再有投降，不再有如此震撼的冲突。再也不会有如此温柔的情感，再也不会有如此强烈的逃脱欲望。没有了父亲，没有了母亲，没有了家乡，他也不再是一个小说家。不再是谁的儿子，也不再是什么作家。所有曾激励过他的一切都已然消亡，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可以索取、利用、扩大和重建。
这些，是他无所事事地靠在地垫上时，痛苦、忧虑的思绪。
亲弟弟的指责——说他的《卡诺夫斯基》是造成父亲突发冠心病去世的罪魁祸首——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忘怀的。记忆中父亲的最后几年以及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那种苦涩，那种让人纠结的疏离感，和亨利对他的谴责一起啃噬着他的心灵；父亲临终前还在咒骂他，而他的作品所体现的，也不过如同向一位德高望重的足科医生 滋事寻衅一般——这些念头都让他寝食难安。自从父亲临终前在病榻上怒斥他之后，他还没有写过一页值得保留下来的内容，于是他逐渐意识到，若不是他父亲古板易怒、思想狭隘，也许他根本不会成为一名作家。父亲是一个敬畏犹太教鬼神的第一代美国移民，儿子是一个一心只想驱鬼的第二代美国移民：这就是一切的真相。
祖克曼的母亲是一个安静、质朴的女人，尽管一直恪尽职守，性情温和，他却一直觉得母亲其实对什么事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内心毫无束缚。弥补历史带来的痛苦，纠正无法容忍的错误，改变犹太人历史的悲剧路线——这一切她都乐得留给丈夫在晚餐时候去完成。他喋喋不休，高谈阔论，而她则满足于为他们准备饭菜，喂饱孩子，然后尽情享受当时尚且存在的和谐家庭生活。父亲去世一年之后，她得了脑瘤。一连几个月，她抱怨自己时不时会感到头晕头痛，甚至有部分记忆丧失。她第一次去医院就诊时，医生认为这是轻微的中风，不会对她造成什么严重的损伤；四个月后，当他们再度会诊时，曾为她治病的神经科医生查房，她认出了对方。当医生询问她是否能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她从医生手上接过笔，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词：不是她自己的名字“萨尔玛”，而是“纳粹大屠杀”，拼写得丝毫不差。当时是1970年，迈阿密海滩，这个女人这辈子写过的所有东西无非是在索引卡上写下的菜谱、几千张感谢卡以及一大堆毛衣编织法，然而这个词却被她如此铭写了下来。祖克曼断定，在那个早上之前，她甚至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个词。她的职责并非对恐怖事件耿耿于怀，而是在普通的夜晚坐在沙发上织毛衣，同时盘算第二天要做的家务。但她的脑子里长了一颗柠檬一般大的瘤子，仿佛把所有记忆都从她的脑子里挤了出去，只剩下了这个单词。这个词无法被逐出脑子。这个词一定一直根深蒂固地盘桓在脑子里，而大脑本身却毫无察觉。
三年前的这个月。12月21日。1970年，周一。神经科医生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脑瘤要再过二到四周才会要了她的命，但当祖克曼从机场赶到病房时，床榻上早已空无一人。他的弟弟比他早一个小时坐飞机抵达，此刻正坐在床边一把椅子上，牙关紧咬，目光空洞，仿佛一尊蜡像，敲一下就会瞬间粉碎倒地。“母亲走了，”他说。
在祖克曼这辈子读过、写过、说过、听过的所有词语中，没有一个词的修辞作用能和这几个字相提并论。不是她正在走，不是她将要走，而是她走了。
祖克曼从六十年代初之后就没有再进过犹太教堂，而之前他曾一度每月在神殿中为自己的《高等教育》一书讲解辩护。但这名没有信仰的人确实在烦恼他的母亲是否不该以正统方式下葬——所谓正统，是指用清水清洗身体，用寿衣包裹，再放在朴素的木质棺材里。早在她被病痛折磨之前，对卧床不起的丈夫长达四年的照料早已让她变得和耄耋之年的先母并无二致。在医院的停尸房里，祖克曼眼神空洞地盯着母亲小巧如孩童般的头颅，她那典型的犹太人式鹰钩鼻在忧心忡忡的脸上形成一道高高的弧线；也正是在此刻，他产生了给母亲办个正统葬礼的念头。但是亨利想让她穿那套柔软的灰色绉丝裙，有天晚上他和卡罗尔带她去林肯中心听西奥多•比凯尔 的演出时，她穿的就是这条裙子，非常漂亮，因此祖克曼觉得没什么不妥。他十分努力地想好好安置母亲的遗体，想用某种形式把自己的母亲和母亲的母亲联系在一起——他孩提时代目睹过后者的葬礼。他想弄清楚她们这一生的定位究竟在哪儿。至于那件将随她一起入土的寿衣，就让亨利按他的想法办吧。最重要的是尽可能平稳顺利地完成这项最后的工作，然后他和亨利从此再也不用为了什么事互相妥协甚至相互交谈。不管怎么说，若非为了母亲，他们两兄弟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来往；自一年前父亲佛罗里达的葬礼后，他们的再次见面就是在母亲那空空的病床旁。
是的，她现在已经完全属于亨利了。每个人都对他的组织效率处于愤怒边缘，因此毫无疑问地认为所有关于葬礼的事宜都应询问小儿子。当犹太教祭司来到他们母亲的公寓准备教堂服务事项时——这个留着柔软小胡子的年轻祭司正是当年主持他们父亲葬礼的那一个——内森一语不发地坐在一旁，而亨利刚从葬礼承办人处回来，开始向祭司询问有关安排的事宜。“我想我曾读过一些诗，”祭司告诉他，“关于培育花草的。我了解她对她那些花草的热爱之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望向那些植物，仿佛它们是祖克曼夫人的遗孤一般。现在说看清一切还太早——不是指窗台上的植物，不是冰箱里的烩面，也不是她钱包里的干洗票。“那么我就来朗诵赞美诗了，”祭司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谈谈我的个人观感。我是在教堂里认识你父母的，和他们相当熟识。我了解他们是多么愿意成为彼此的另一半，也了解他们有多么热爱自己的家庭。”“很好，”亨利说。“那么你呢，祖克曼先生？”祭司问内森。“你有没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回忆？我很乐意把这些加入我的评论里。”说着，他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和一本记事本，准备把作家要说的话记录下来，但内森只是摇了摇头。“回忆，”祖克曼说，“该来时自然会来。”“祭司，”亨利说，“让我来致悼词吧。”但早些时候他曾说过自己没办法挺过去。“如果你行的话，”祭司说，“只要你能克制住悲痛，这倒是很好的安排。”“就算我真的哭了，”亨利回答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她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母亲。”
于是：最终，历史的记录将被修正。亨利将会消除《卡诺夫斯基》对犹太人的诽谤带给母亲那些佛罗里达朋友的恶劣影响。生活和艺术是截然不同的，祖克曼想；还有什么能比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更加清晰？然而这种区别又十分难以捉摸。写作是一种想象的行为——这一说法好像让所有人感到既困惑又愤怒。
作者访谈：
【我出版了一本探讨罗斯作品的小书之后和罗斯见了面，他读了那本书，写了份很客气的信给我。我和他第一次碰面后，他给我寄了《解剖课》的第四稿，我们之后又聊了聊这部书稿，罗斯创作小说的最后阶段，他喜欢挑几个感兴趣的读者，尽可能多地听到一些评论和回应。他写完《解剖课》不久，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访谈。】
你写一本新书一般是怎么开始的？
开始一本新书总让人不快。我的角色和他的困境还非常不确定，但我又必须从它们开始。比不了解你主题更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主题，因为后者归根结底就是一切。我把开头打出来，发现写得一塌糊涂，更像是对我之前一部书不自觉的戏仿，而不是我想要的从那本书脱离开来。我需要有样东西凿进书的中心，像一个磁铁一样把所有东西朝它吸引过去——这是我每本书最初几个月想要寻找的。我很多时候要写一百或一百多页才会出现一个段落是是有生气的。可以了，我会告诉自己，你找到了开头，可以就从这里开始；那就是全书的第一段。一开始六个月的创作之后，我会重新读一遍，用红笔划出有些生气的一个段落，一个句子，有时甚至只是几个词组，然后我把这些划出来的文字打到一张纸上。很多时候都不够一页纸，但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书的第一页就有了。我是在找能给全书定调的那份活力。非常艰难的开头之后是数月随心所欲地与文字游戏，游戏之后是危机，你会对你的材料产生敌意，开始讨厌你的书。
在你开始一本书之前有多少已经在你脑子里了？
最关键的东西完全都不在脑子里。我不是指问题的解决办法，而是问题本身。在你开始的时候，你找的是那些会抗拒你的东西。你是在找麻烦。有些创作的开头会有疑惑并不是因为写得太累，而是因为写得不够累。流畅有可能是一种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标志；事实上流畅可能会是让我停下来的标志，只是身处黑暗中从一个句子挪向下一个句子说服我继续。
你非得有一个开头吗？有没有过你是从结尾开始的？
就我所知，我的确是从结尾开始的。我的第一页要是没被扔掉的话，可能一年之后就变成第两百页。
一天当中有没有一个时间段最适合你创作？
我都是从早写到晚，上午和下午都写，基本每天如此。如果我能这样坐两三年，最后我就能有本书出来。
你觉得其他作家也每天工作那么长时间吗？
我不会去问别的作家他们的工作习惯是怎样的。我的确不关心。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好像在哪里说过，当作家们互相问彼此几点开始工作，几点停笔休息，每天午餐时间是多久，他们其实是想知道“他是不是跟我一样不正常”。我不需要这个问题的答案。
阅读会影响你的写作吗？
我写作时一直也在读书，一般是晚上读。这是保持电路畅通的一种办法。这也是让我能思考我所从事工作的同时，让我能从手上的工作抽身休息片刻。它给我的帮助是至少能为我整个沉溺其中增添燃料。
你提到过，写小说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一种“危机”，你会对手中的材料产生敌意，讨厌你的书。是不是每本书都是这样，都有这种“危机”？
每本都是。你对着手稿看了几个月，你会说：“这东西不对——但是，哪里不对呢？”我会问自己：“如果这本书是一个梦，那么这个梦是关于什么的？”不过当我这么问的时候，我同时又在试图相信我已经写下的东西，忘记它是写出来的，而告诉自己：“这已经发生了。”虽然有可能它其实还没有。目标是把你的创造看做现实，却又当成梦去理解。目标是血肉之躯变成文学人物，把文学人物变成血肉之躯。
能不能再多聊几句这些“危机”？
《鬼作家》的危机——众多危机之一——是处理祖克曼、艾米·贝莱特和安妮·弗兰克这三个人物。是祖克曼自己的想象把艾米·贝莱特视作安妮·弗兰克，要看出这一点不容易，但艾米也可能是她自己的创造，也就是说她是个自己创造于祖克曼想象中的年轻女子。既要让他的想象世界饱满，但又不能晦涩浑浊，既要模棱两可，又要一辨即明，这是我整个夏天加秋天写作时的困扰。《被释放的祖克曼》的问题在于，我一开始没有意识到，故事开头祖克曼的父亲还不能死。我后来明白，他父亲的死应该是书的结尾，表面上作为儿子出版亵渎神圣的畅销书的后果。不过，开始的时候，我完全弄反了，傻子一样对着它瞪了好几个月，一点想法也没有。我知道我希望这个小说能慢慢离开阿尔文·佩普勒——我希望能朝一个方向强势推进，然后突然把意外放出来——但我始终不能放弃我小说之前几稿的预设，直到我发现这小说纠结于暗杀、死亡威胁、葬礼、殡仪馆，是想归拢于祖克曼父亲的死，而非从这件事宕开。怎么安排这些事件让你全没了头绪，但顺序一旦重新调整，突然就很顺畅地滑向终点了。《解剖课》，我用头敲打字机敲了那么久，终于发现，他在登机要去芝加哥当医生那一刻起，应该假装自己是一个做色情杂志的人。他必须自愿地走向道德图谱的两个极端，他两个自我转换的逃逸之梦，必须互相颠覆含义，嘲讽对方的初衷。如果他只是去当医生，只是被那种高尚的热忱所鼓动，或者他只是到处装色情贩子，释放自己老旧又让人抗拒的愤怒，那他就不是我要的人物。他有两个主要模式：自我消解模式和去他妈的模式。你想找个犹太坏小子，你就在他身上找到。他把从一个身份抽身休息片刻，是靠投入另一个身份；不过，我们也看到，其实那算不上什么休息。祖克曼身上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每个人都是分裂的，但没有人分裂得如此大开大合。每个人都有裂隙和豁口，但我们常见到他们会试图掩盖那些分裂的地方。大多数人会拼命想让这种伤口愈合，且不断为此努力。掩盖有时候会被当成愈合(或当成它们不存在了)。不过祖克曼两者都做不到，而到三部曲的最后，即使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决定他生活和创作的是那一道道裂痕，而那些裂痕之产生又绝不是干净的断开。我很愿意沿着那些裂痕探索。
当罗斯化身为内森·祖克曼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情形？
内森·祖克曼是一出表演。这其实就是扮演他人的艺术，不是吗？这是写小说的天赋中最根本的部分。祖克曼，他是一个作家，想当医生，又假装成一个色情业贩子。而我，是一个作家，正写一本书，模仿一个作家，想当医生，又假装成一个色情业贩子——而这个色情业贩子，为了混淆这种模仿，让它更具锋芒，他又假装自己是个知名文学评论家。造出假的生平，假的历史，从我生活中真实的剧情里调制出半想象的存在，这就是我的生活。这份工作里面的确要有一些乐趣，但也仅此而已。就是乔装打扮之后出门见人。扮演一个角色。让别人相信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去伪装。一副狡猾和精巧的假面。你可以想象一个腹语者。他说话的方式让人觉得他的声音来自一个与他隔着一段距离的人。但如果腹语者在你的视线之外，他的艺术不能带给你任何愉悦。他的艺术是既在场又缺席；他在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同时，最贴近真实的自己，其实幕布降下来之外，他两者都不是。一个作家并不一定要完全抛开自己的真实过往，才能扮演他人。当你保留一部分的时候，更有意思。你歪曲、夸大、戏仿、变形、颠覆、利用你的人生，让你的过往增添一个新的层面，去刺激你的文字生命。当然，很多人成天在做这样的事情，但因为不是文学创作而不被认可。因为他们把扮演当真了。在他们真实脸孔这张面具背后，人们能长久经营的谎言是让人惊叹的。试想那些出轨的人的艺术：压力多大，被发现概率多大，可那些普通的人夫和人妇，虽然平时上台会紧张无法动弹，但在家庭这个剧场里，面对着已经遭到背叛的配偶，他们以无可挑剔的戏剧技巧演出清白和忠贞。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表演，每一个细节都才华横溢，一丝不苟地甩掉了所有的舞台感，而这些人，都是彻头彻尾的业余演员。人们都是多优美地在演出着“自我”。假扮可以有各种各样精微的变化。一个小说家，他的职业就是伪装，所以他和一个古板的、出轨的会计相比，难道不该更熟练，更值得相信一些吗？
如果小说是一种伪装，那么你怎么看自传？比如，最后两本祖克曼小说当中父母的去世至关重要，这跟你自己父母的过世是什么关系呢？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它和我之前很多作品——包括我1955年最早发表的短篇里——那些父母去世的重要情节是什么关系？父母亡故的打击我很早就开始写了，比我自己父母的去世要早得多。小说家对那些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一样感兴趣。天真的人以为是赤裸裸的自白，我之前也提到，更可能是仿自传、假设的自传，或者是浮夸拔高的自传。我们听说过有人走进警察局自首，说的是自己从没犯过的罪行。那些虚假的坦白对于作家也一样有吸引力。小说家甚至很关心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然后，就像所有地方的说谎者和诈骗犯一样，他把别人身上发生的跌宕起伏的、不堪回首的、不寒而栗的，或者光彩夺目的事情放在自己身上。祖克曼母亲的死，从具体的种种细节到道德上的考量，其实和我母亲的死没有任何关系。我最好的朋友曾告诉我他母亲去世时遭受的痛苦，后来就一直存留在我脑海中，《解剖课》中祖克曼母亲去世最有意义的细节都是从那里找来的。
你也很明白，关于传记的问题，那其实也是文学评论的问题，最有意思的不是作者写了哪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而是他是如何写的，当你真正懂得他为何这样写，对你了解他为何写是有极大裨益的。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是他身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他为什么要写和是怎么写的——他是如何将假设和想象的部分赋予由回忆所激发和控制的部分，而回忆又是如何生发幻想的。我顺便建议，要问《被释放的祖克曼》父亲之死的高潮和我自己生活的关联何在，可以找我的父亲，他住在新泽西的伊丽莎白。我给你他的号码。
选译自《巴黎评论》
采访者：李赫敏
祖克曼相关资料
当穷酸文人变成汤姆·克鲁斯
试想一下，一位其貌不扬作品没多少人知道、牙尖嘴利又满腹牢骚的中年宅男作家，有朝一日突然变成了汤姆·克鲁斯一样的人物，会是怎样一副情景？一定就是好事吗？会不会像电影《糖衣陷阱》中那位初出茅庐便平步青云的律师米奇那样——顺便说一句，米奇由汤姆·克鲁斯扮演——很快发现名利背后的罪恶以及杀机？在《被释放的祖克曼》中，菲利普·罗斯就把他笔下的穷酸文人内森·祖克曼变成了大名人(因他写的一部充斥情色描写，有违犹太传统道德的小说《卡诺夫斯基》)，并在小说开头便引用了《被缚的祖克曼》四部曲第一部《鬼作家》中的虚构人物E.I。罗诺夫的话警告说：“让内森看看走出藉藉无名后的情形。让他不要来捶我们家的门，来告诉我们当初没人告诫过他。”听上去，很有些恐吓的意味，不过，成名后的祖克曼并没有如米奇一般遭逢切实的性命之虞，却被罗斯丢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诞境地之中。
《被释放的祖克曼》主要由几桩看上去没什么关联的事件组成：一、祖克曼在一家小店吃饭时，撞上一名叫阿尔文·佩普勒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与祖克曼一样，佩普勒也是个犹太人。退伍后，佩普勒当过三星期电视智力问答节目明星——好听一点说，他拥有照相机一般的记忆力，“我能告诉你历史上所有包含‘98’的年份里发生的事情”；难听一点说，他的脑袋就像是一张巨大的捕蝇纸，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粘在上面，现在，他还想“粘住”祖克曼。在智力问答节目中，佩普勒按电视台要求输给了一名电视台事先告知答案的选手，后来爆发信誉丑闻，佩普勒也被连带搞臭。他将这一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央求祖克曼一定得帮他出出主意……二、祖克曼想跟第三任妻子劳拉和好，却与好莱坞女明星西泽拉勾搭上了。一夜情之后，祖克曼神魂颠倒地期待西泽拉再来找他时，却被告知西泽拉已去了古巴，会她的老情人卡斯特罗去了——不错，就是那个卡斯特罗，不过这段恋情当然是罗斯的虚构——祖克曼转头回去找劳拉，却发现劳拉也已有了新欢。两头都落了空。三、经过一段漫长的时日，祖克曼中风的父亲终于去世。临终前，久未开口的父亲说了最后的遗言，而且是对着祖克曼说的：“杂种。”祖克曼先是不敢置信，后来才发现：沉疴中，父亲听人念了他那部《卡诺夫斯基》，生命的末期是在沉痛中度过的，弟弟亨利因此指责祖克曼说，他用那部书杀死了父亲。
美国文学评论家、《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说：“《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引者注：布鲁姆说这话时，第四部《退场的鬼魂》尚未出版)几乎达到了悲喜剧中最高的美学境界。”这是很高的赞誉，但罗斯不一定会喜欢“悲喜剧”这个说法。小说中，罗斯借祖克曼之口探讨了亚里士多德的文学理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通过把情感推向极致而耗尽人们的怜悯和恐惧，喜剧则靠着把那些当了真就很荒谬的事情模仿出来而给观众一种轻松愉悦的心境。“嗯，亚里士多德让我很失望。他对荒诞剧只字未提，而我正是这剧中的主角。”我们读《被释放的祖克曼》，收获的并非怜悯或愉悦，而正是这样一种荒诞。访问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时，罗斯说，卡夫卡的小说“一直所坚持的就是，看上去似乎难以想象的幻觉和毫无希望的诡论其实正是构成我们现实的东西”。换句话说，在罗斯眼中，我们的现实由荒诞构成，他又用一种荒诞的手法将之表现出来，比如让一个穷酸文人变成阿汤哥一样的人物，而这位穷酸文人却也不觉得名和利有什么值得艳羡，反而认为这名和利让他困于荒诞的牢笼之中。
困于牢笼该怎么办？没人开门放你出来，至少你要自我释放。小说结尾处，弟弟亨利对祖克曼有一段呵斥：“什么是忠诚？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克己？约束——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在你眼里，什么都可以抛弃！什么都可以袒露！犹太人的道德，犹太人的忍耐，犹太人的智慧，犹太人的家庭——一切都只被你用来寻开心……爱情、婚姻、孩子，你到底在乎什么？对你来说，全是娱乐，全是游戏。”在亨利，这是指责；在祖克曼或罗斯，这是救赎之路：从道德中解放，从俗见中解放，才能摆脱无处不在的荒诞。也就是说，当什么阿汤哥呢？要当就当一名犬儒的穷酸文人呢！
在风格上，《被释放的祖克曼》与罗斯后期一些以心理描写见长的小说如《垂死的肉身》等有明显的不同，多以简明轻快的对话、黑色幽默的叙述组成。因此，即使《被释放的祖克曼》没有层层迭进的故事，却一直保持着流畅的叙事节奏。书中一些段落读来颇令人捧腹，比如，写到暴得大名的祖克曼成为各个媒体的热门话题，“上个星期天，他(引者注：祖克曼)在第五频道看到三个心理医师坐在演播室的长椅上跟主持人聊祖克曼的‘阉割情结’，他们都认为祖克曼的那个家伙肯定不小。第二天早上安德烈(引者注：祖克曼的文学经纪人)的律师告诉他说他不能告他们诽谤。‘内森，你的蛋蛋现在已经属于大众了。’”书中，这样辛辣的幽默之笔比比皆是，这样一种粗野，似乎可以刺破荒诞。
来源：都市快报
作者：李陈云
祖克曼就是罗斯自己
这是一种新的自传体小说。这种自传体小说描绘写自传体小说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需要”这种新的自传体小说。没这种小说我们好像活得也都挺好的。
故事的主人公叫内森·祖克曼。作为菲利普·罗斯虚构的“第二自我”(alter ego)，这是内森·祖克曼第三次登场了。罗斯也曾塑造过一些更虚构的自我，至少有一两个细节与罗斯本人迥异，但在内森·祖克曼身上，谈不上有多少“第二”(alter)；他其实更像是一个“本来自我”、“第一自我”(ipse ego)。从作者所有的用意和呈现来看——虽然这用意和呈现是什么还不好说——罗斯和祖克曼都像是同一个家伙。自传体小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副作用，就是会让读者生出一种猥琐的好奇，想探究作者的私生活。这本书出来之前，我自顾自活着没那么多想法。
《被释放的祖克曼》里面内森刚刚出版了《卡诺夫斯基》，一部关于他青年和初为成年男人的自传体小说，里面有一个以利用、侵害他人为乐的犹太母亲，一个衰弱倦怠的父亲，和在纽瓦克他们家的卫生间里一次次掏空他身心的手淫。时间设定在1969年，自然，那也是罗斯出版《波特诺伊的抱怨》的时候，那也是一本关于青年和初为成年男子的自传体小说，里面也有一个以利用、侵害他人为乐的犹太……两本小说也同样成功得无法无天。内森和菲利普一觉醒来都发现自己成了头条人物、百万富翁和自吹自擂的淫魔。
“嗨，书里的事你都干过啊？跟那些姑娘们？你真不得了啊，兄弟，”一个读表工跟祖克曼说道。他读的应该是水表啊……这样普遍性的狂热很适合发生在纽约，那里每个人都愿意投身于关于名人的喧闹之中。“这些封面故事对于一个作家身边的作家朋友来说已经够受折磨的了，要是一个没文化的精神病完全不知道祖克曼在笔会俱乐部所作的好人好事，那就更有的他好受了。”内森于是就立马纠缠于曼哈顿的疯子中间——那些自称的平民代言人，内森也收到属于他的书迷的来信、骂他的邮件、匿名电话，和八卦专栏多彩的臆想。
罗斯之前就在《阅读自己和他人》中，以非虚构的形式写过他这一段生活。那篇文章的语调是混乱和哀伤的。在《波特诺伊》出版之后，罗斯的名字甚至还和芭芭拉·史翠珊联系到了一起；他读报纸，里面会写他已经精神崩溃失常(手淫那么多次终于显现效果了)。低俗小说作家杰奎琳·苏珊在脱口秀上说她愿意见一见罗斯，但不会跟罗斯握手。“别人也就算了，”罗斯写这句话的时候尊严受侵害的语调是真挚的——也不是个人的尊严，而是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尊严。祖克曼这样说：“他们错把扮演当成了告解，叫着一个只存在于书里的名字。”好吧，或许对于《波特诺伊》来说，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对“祖克曼”来说，哪些地方还是对的呢？
这部小说道德和情感的主要负荷跟祖克曼的父母有关：虽然《卡诺夫斯基》里面没有直接诋毁他们，但世人显然就是这样以为的。祖克曼夫妇于是十分痛苦；而内森，还是因为文学上的自尊心，不太愿意相信他们的痛苦是真的。他成功地和他母亲和好(你会觉得罗斯自己就在那么干：因为这个母亲和波特诺伊太太不一样——她变成了人见人爱的一个母亲)，但他父亲死时，留下最后的一句话是“杂种”。“你这个自私的混蛋，”祖克曼的弟弟最后也这样呼应道，“你从来不相信你写别人会有真的后果！”这些东西本来是要让你深思的，不过，那“这部”小说沉思了吗？那这部小说“真的后果”又是什么？这本书的书名和结尾似乎暗示了一种新的自由，抛弃个人和狭隘的得失。不过，这种暗示在此处并未实现。内森依然被缚在石头上，兀鹫依然在伺机扑向他的肝脏。
“是文学让我陷到这当中来，”《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中可怜的塔诺普尔说，“文学也得救我出去。”这依然是一句很好的口号。虽然所见之处都是自我沉溺，但是《被释放的祖克曼》读起来是毫无滞碍的：真的，你还没回过神来它就结束了。这个时代到处是“怎样”书、案例分析书和知心专栏；每个识字的人都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喜欢阅读自己的人生。像罗斯这样的盖世才华从来会让人觉得有种放诸四海皆真的感觉。读他的人生有种满足，就是可以投射到自己的人生中去。
作者：马丁·艾米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