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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身世钩沉》主要内容包括：墓志铭：镇芳的忠心与才干、是攀靠袁世凯走上了暴富之路吗、临战辞职，感喟百姓痛不聊生、北方商业银行之创始者、借重张勋为盐业银行张翼、称帝大肆挥金，哪能顾得盐行、寒云怒责镇芳，伯驹为父辩诬等。
文化人的担当与文化精神的传承
——关于《张伯驹身世钩沉》的研讨发言
一，钩沉史料，写出贤者拙者的文化品格，即便是让人心向往之，即已达到写作的目的。
张明旺：寓真先生曾任山西省高院院长、省人大副主任，也是著名作家、诗人， 近年勤奋耕耘，不断发表出版文学作品和专著，《张伯驹身世钩沉》(以下简称《钩沉》)是他继《聂绀弩刑事档案》(以下简称《聂档》)之后，又一部重要著 作。之所以说重要，因为两部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具有厚重的史学和文化价值。两部作品写的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化人士，张伯驹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民国四公子之一。有关描写民国四公子的图书甚多，但大多停留在故事的叙述上，甚至不惜发挥想像，藉以媚俗。能够揭示文人雅士的内心世界、人生境界和精神品 格的写作，不是很多，寓真所著《钩沉》一书，填补了这个空白。这部著作的两个特点尤其值得关注和研究：(一)搜集独家史料加以稽考，揭示人物身世之谜。关 于张伯驹的身世，寓真几乎将读者熟悉的部份全部省略，重点钩沉其“情曲微露”的东西，大多取自第一手史料，令人目不暇接。(二)深入揭示了张伯驹作为文人 雅士的特别禀赋、精神和气质。当我们从书中读到张伯驹一家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经历时，可以进入他的精神世界，理解他决绝得几乎要逃离这个家庭的生活态 度，而无论处境多么艰难，始终表现出一个文化人的优良精神品格，这也是我们当代人应当受到启迪，应当坚守的文化品格。
杜学文：寓真先生是一位身栖两界的专家，既是一位终身从事法律工作的 领导干部，也是一位非常执着的诗人，一位具有文化使命感的作家。他的作品不断问世，表现了他对文学、对文化的执着和忠诚。《钩沉》这部著作的价值在于： (一)倡导了一种精神，或者说是一种价值观，书中着力表现中华民族士人的风骨和精神，他们如何看待钱财、事业，如何守护和传承我们民族文化的品格，这种品 格在我们现时代尤其需要张扬和传承。(二)作者所依据的资料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档案材料，还有其他大量的文献方面的资料，写成这部书非常不易，除了文学方 面的特色之外，书中所体现的史料的严谨性、对传主的责任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三)这部书可以作为一部社会文化学著作来读，对于张伯驹人生经历的时代背 景，我们可以从书中了解到许多其他史料中没有提及或很少提及的东西。比如他父亲的身世，涉及到当时的政治历史；再比如说盐业银行的建立，这个时候晋商已经 衰落，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迎来一个转折期，书中也有一些介绍；再比如说，新文学运动的风云人物，我们更多地知道他们在文学方面的贡献，但少有人提到他们在文 物方面的贡献，这部书中都有一些披露。总之，《钩沉》一书为我们全方位立体式的再现了张伯驹及张伯驹生活的大背景。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报告文学来读，也可以 把它作为历史著作来读，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在一个人身上的折射，也可以看到其他史料和典籍当中很少提到的、对我们来说很有价值的东西。
胡平：(一)这部《钩沉》，的确是钩沉体，和作者的法官职业结合得非 常好。寓真先生的文字很冷峻，也有点像法官的精神，用词、用典，一些事迹的考察都非常严谨，非常可信，和市面上流传的一些吸引读者眼球的东西有很大的差 别。这部书学术性很强，文学性也很强。和一般传记也不相同。钩沉不是非要把张伯驹从头到尾写一遍，而是着重写大家不清楚的，着重写作者在他研究过程中发现 的张伯驹，其中有很多非常珍贵的史料。寓真先生绝不敷衍成篇，写作态度是很值得尊敬的。(二)钩沉里还有一些辨伪，对其他书里、传说里有一些说法，给予了 澄清。比如说民国四公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我去东北的时候听到当地对张学良的一些评价，和寓真先生经过研究后得出的论点是很相近的。民国四公子是一个很 有意思的话题，寓真作了一一的辨析，也是这部书的贡献。(三)更可贵的是，寓真下了很大的力量去钩沉去辨伪，但不是以此为最终的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表达 一种对传主高尚人格的敬意。在《聂绀弩刑事档案》中作者说：“当今有些书，为名人做传记，身世经行，巨细尽陈，却写不出骨肉来，写不出人格来。”所以，寓 真来写这些传主，是要写出骨肉，写出人格来的。我感觉到作者在写聂绀弩、写张伯驹的时候，对传主的崇高人格很敬佩，心向往之，这也是这部著作与其他著作不 同的地方，他要写出传主真实的精神情操。寓真概括张伯驹的人格，说他是“贤者拙者”“书生本色，风流名士，散淡人生”，其中也表达出对当下越来越俗气的时 风的反感。也许在当今的时代，像张伯驹这样的贤、拙的文化人已经是极少极少的了，而作者正是感慨于这种极少，才极力弘扬传主高尚的精神情操。书中非常重视 对张伯驹家学渊源的研究，对张伯驹及他的家庭的研究是非常着力的，其目的也就是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张伯驹这个人。通过这些，所体现出的作者的创作方向，我是 很赞同的，通过这本书，可以使更多的人心向往张伯驹先生的崇高人格，哪怕只是让人心向往，也已经达到了目的。此外，我觉得，这部书可能是钩沉体对它造成了 一点障碍，文笔非常冷静，如果在文字上再多一些修饰，可能会使书的力量更强。
二，在不动声色的写作中，还原历史现场，给人一个历史的新的认识，作出人物的终结评传。
阎晶明：(一)关于寓真创作的蜕变。我与他认识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前一时 期，他是一个法官诗人；后一时期，他是一个学者、一位作家。他在由中年向暮年过渡期间，创作上有了一个新的爆发，这种爆发是一种非常年轻的力量，使他成为 一个非常有见地的、有扎实功底的学者、作家。从《聂绀弩刑事档案》发表，再到《张伯驹身世钩沉》的面市，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足以说明他不只是抒一己之 情、感一时之怀的诗人，而是一个勇于担当、厚积薄发的知识分子。这可能是我们过去对他的诗作认识也不够清晰、不够深入的原因所致，但我认为更多的是寓真本 人这些年来的一个新的崛起和努力地结果，而其中的艰辛也是难以想像的。
(二)本书的意义所在，可以使读者对民国史有一个新的认识。寓真写的聂绀弩、张伯驹这些人物，其实都是一些知识份子。他通过对这些人的一些描 述、一种叙述、一种勾勒、一种钩沉，通过这样一些创作方式，使我们不但对张伯驹他们本人，甚至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整个文化潮流的认识，都非常有帮助。 因为中国现代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其后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对现代史的研究成为是一个艰难的事情，对于主流来说，中国现代史的研 究也是一个党史的研究，在这个概念下又容易造成一个很硬的壳，而这个壳是很难敲碎的。寓真从写聂绀弩、到写张伯驹，这个写作，恰恰是走了具有启示意义的道 路，他是非常到位的。史料是非常充分的，功底是非常扎实的，叙述是相对客观的。材料充实，但绝对不是材料的堆砌，因为他有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但这些历 史观、价值观又不是跳出来说，不是戴个帽子或是前头后尾简单说一下而已，而是贯穿到自己这种不动声色的叙述当中的。他的这种写作，给我的印象都是不动声 色，但都是有见地的。他始终忠于史料、忠于客观性，所以可信，是读者可观可读的一个出发点，也是一个归宿。
(三)寓真是张伯驹传记的终结者。关于一个人物的传记性、评传性的描述，首先是作者本人有没有一个作为终结者的勇气。寓真的写作就带有一种终结 者的意味，他写聂、张这两部作品，若有人再写、并想超越，那真的是很难的。尽管他选择的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段，而不是完整的一生，但他所选取的，正是对社 会、对历史最有影响力，也最有启示性、最有总结意义的那些部分，这样的创作就是有终结者力量的。加之于他的写作还具有一定的扩散性，并不是揪住传主一个人 一味地抬高，有助于读者认识传主本人，同时对认识传主周边的很多人和事也有帮助，特别是对于改变我们对这些人和事一些简单的看法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 作者还原现场的能力是很强的。这本书里面，我们除了知道张伯驹的那些林林总总事情之外，我们还知道了他周围的和他有关系的很多大小人物的事情，比如说张的 父亲、家人那些奇闻异事，比如说袁世凯、民国四公子、以及张学良、阎锡山、蒋介石等等，有时候你在看这本时，觉得不是在看张伯驹，而是在看阎锡山对一些事 情是怎么看的，张学良其人是应该怎么评价的，而那些东西恰恰可能是关于阎锡山、关于张学良的书中所读不到的，而通过《钩沉》这么一部书我们反而读到了历 史。寓真选用“钩沉”这样一个书名是非常有勇气的，也许叫一个“风流才子”，或者“张伯驹评传”之类，在销路上要好一些，而“身世钩沉”给人一种感觉，只 有精英学者，只有专业的人才会关心。但据出版社说，寓真坚持这个书名，他做的就是身世钩沉，忠于自己的书作，不是为了什么，不管后果如何，前提是不容忽视 的。
刘绪源：(一)材料罗列方式与高雅文学性。寓真这本书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是在大量史料的排列方式中，表现出非常高雅的文学性。他将档案材料和大量的史料，用一种罗列的方式放在这样一部作品当中，有很强的说服力，有很强的真实 性，有很强的史料感，同时里面渗透着非常微妙的趣味性，如数家珍的趣味味性，从文学上来说，就是一种更高雅的文学性。过去一些名家的作品，很出色地运用了 材料排列的写法(举例略)。这种材料罗列，是有“活气”在里面的，有一种学者的心境在里面的。这样的写法，不同于现在的研究生写论文，研究生在网络上找很 多材料，找一些冷僻的东西堆积到一起，虽然材料很多，但是材料无生命，没有活气在里面，就是材料的堆砌。其实低端和高端有时候就是相通的，书法作品的最高 境界，恰恰如小孩子的字，最早的儿歌、童谣是直接打动人的，现在的通俗文学也是直接打动人的，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区别在于：纯文学是需要再创造的，作者 虽不动声色，而读者已被打动，因为作者的再创性，对历史的反思，对历史的观察，对历史的情感，其再创造所形成的审美，比直接打动人的审美情感要高雅的多、 深刻得多、强烈得多。寓真的这种大量罗列材料的写作，却没有堆砌的感觉，每一个材料都感觉是新的、有活气的，这里边就有着在梳理材料过程中的作者心情的灌 注。
(二)历史背景的再现。寓真在对张伯驹个人身世的钩沉中，写出了整个历史背景。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写一个人，其历史背景是极其丰富的。寓 真也是这种写法，写张镇芳在历史材料非常丰富，还有袁世凯那段历史也写得很重，通过一个人的身世看到非常复杂的背景，看到时代的变迁。材料用得很好，用了 档案、野史、洪宪纪事诗、张伯驹的词，以及当时笔记，从多个角度形成一个时代感，书的趣味就在这里，这要比看历史书有趣得多。
(三)法官意识的体现。作者的法官意识，在这本书中达到了很好的体现，比如有几次提到沈家本，他对沈家本特别有感情，评价也很高。沈家本在中国 的法律史中，是晚清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书中还写到了对民国法律的评析，民国的法系和现在的法系的对比，当年的官员和现在的官员的对比，以及宪政问题，虽 然用笔不多，甚至只是那么一点，却都能显示出作者对当代社会的关怀，这一点是非常珍贵的。
(四)结构上的率性。结构的率性，看得出文人的一种品性。《钩沉》这本书的结构上的率性，包括材料的罗列，结构安排，包括写法，书中间有随意的 插话，写到后面，身世的叙述却嘎然而止。这样的写法，可以看到一个文人的心境，一种个性。总之，这部作品是既有法官特点，又有着独特的视角，有作者的个 性，严实、可信、真实、可靠的传记作品。如果说有不足之处，我觉得是清俊有余、丰韵不足。清俊的意思，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瘦、不够胖，作品还可以更丰满一 些，各方面的史料如果能再多一点吸收的话，就能够更加丰富多彩，摇曳生姿，历史的感觉能够更丰富。
三，写出家国情怀、身世之叹，以读书人的担当、匡时弊的抱负，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性的、美好的文化精神。
李建军：(一)寓真的“中国梦”。寓真的这两部作品，《聂档》和《钩 沉》都包含大的忧患在里面。他试图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掘出对救济当下世风、人心有用的东西。所以说他的作品是忧患之作，不是泛泛的用一些噱头，或者是能 够吸引人们眼球的东西来写。他一定是要发现值得写的人，而这个人身上一定凝聚着他认为特别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写聂绀弩，还是写张伯驹，他是要抓住传统文 化陶树起来的气节、人格、道德风范，其中那种诗性的、优雅的、仁义的东西，而又恰恰是我们当下最缺乏的。现在我们面临着“礼崩乐坏”，如果说寓真先生有一 个中国梦的话，那他的中国梦就是光大中国文化中诗性的美好的文化精神，来救治趋于崩溃的礼义和世态人心。在寓真的笔下所写的生活，以及他所写的那些人物的 性格、信念，那种传统文化，是有规矩的，与之对照的就是我们长期的无法无天，用《诗经》的话说是让人“忧心烈烈”。那种今昔对比，雅俗对比，教养与野蛮的 对比，在这本书里都能看得出来。寓真有他的视角，他是学法律的，法的精神的缺失，导致了人们内心世界和行为生活的随意性和无规矩。寓真抓住了非常根本的问 题，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用一种想象出来的阶级文化，取代了具有民族普遍意义的民族文化，而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性认同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民族性、国民性，而不 是把人根据财产的多少化分成阶级，造成对立、矛盾、仇恨和隔膜，那样是不可能促进我们的整体认同和社会和谐以及我们的文化、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的。写聂绀 弩、张伯驹可以说是为我们的民族文化招魂、昭雪，光大其事，借助于张伯驹、聂绀弩他们的这种精神、气节，这种诗性，来彰显传统文化的诗性。所以我觉得寓真 这本书包含着深深地救人心、救世道、匡时弊的抱负，包含着他的一种忧心切切的中国梦。(二)反思五四以来在传统文化理解上的偏差。寓真的书中，在今昔、雅 俗、文明与野蛮对比非常强烈，他是在反思、校正五四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出现的偏差。我们现在应当冷静看待五四问题，我不是要否定五四这个伟大的启 蒙运动，但在对待传统文化上确实存在严重问题。五四运动导致我们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导致我们对西方文化不理性膜拜倾向，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一 直到我们十三亿人中出现对中国传统文化普遍的无知、没教养的现象，这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从这个角度讲，寓真书里面体现了校正五四对现当代文化建构，对中国 传统道德、中国传统诗性文化，出现的严重的偏差。作者有学问，而且很理性，他的文字如老吏断狱，一丝不苟，所有的判断都是用事实说话，这种态度也很宝贵。 对我们当代的作家，我攻击得较多，攻击一些作家基本上是不学无术、不读书、不学习、没文化的人，包括一些著名的作家，而这些没文化的人成了我们的文化偶像 是非常危险的，你看看他们的小说里那些诲淫诲盗的内容，那些暴力呀、性呀，滥加渲染，而中国人传统的温柔敦厚、诗性的东西看不到多少。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对 比下，寓真的写作，其意义的所在，就更加凸显出来了。
王 风：寓真先生的研究品味很高，不管是聂绀弩，还是张伯驹，尽管背景很不一样，一个 是革命出身，一个是北洋遗少，但是这两个人都是人中龙凤。《钩沉》这本书其实不能看成传记，每个章节都有相对的独立性，是关于张伯驹身世问题的一个论文 集，中间作了一些联缀。作者有他的资料，眼光很高，因为别人写过的他不想写，不想再去重复，书中就只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独家掌握的资料，独立的研究，由 此形成这本书的结构特点。我从头到尾没看到一个错字，这是小问题，却是当今的大问题，现在学术界已经对文字没有基本的卫生习惯了，对文字的不尊重。寓真的 书基本上没有错字，足见其认真的写作态度。这本书的最大贡献，是把张伯驹这个人物形象丰富起来了。市面上关于张伯驹的图书，涉及到他的传奇和故事很多，但 猎奇的居多。寓真这本书不同，比如其中说到张伯驹与他的妾、妹妹的官司问题，还有他被绑架过程中的一些事情，都能够看到张伯驹的不同于以前传奇的一面，他 也有世俗的一面，也有普通人的烦恼，他并不是飘来飘去的翩翩佳公子。我听老人们说过相关的故事，张伯驹有一种大爷脾气，寓真没有回避，写出了他的性格。张 伯驹除了对书画之外，他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如戏曲、古琴等，他喜爱并且不希望把这些东西断绝掉，所以他一辈子的精力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把美和 艺术保存下来，这是张伯驹的精神，寓真的书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印象。寓真作为法官的身份，对他的写作带来了一个别人没有的好处，他在研究中像法官那样尽量 作持平之论。有所遗憾是书中对于有些资料来源没有注明，会影响到学术的引用，如果标注清晰，会让寓真的这一著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韩石山：寓真先生是个读书人，也是一个有大境界的人，人有境界，诗也有境界。诗的 境界，我最看重的是“家国情怀，身世之叹”，这些在他的诗里都有。我编《山西文学》时，发过他一首五言旧体诗，叫《己巳夏日纪事》，北京动乱平息那时，他 因父亲病逝、安葬，正在老家，接上级命令要当即赶回省城，诗里写了他一路上的心情，既忧国体之安危，又忧黎元之福祸，焦虑不安，又从容笃定，颇有古时大臣 的风度。这就叫家国情怀。我还见过他写的一首七律，其中两句是：“亲丧十载谤无止，官擢千员怨愈多。”这就是一种身世之叹。原先他一直写旧体诗，最多的是 七律，懂韵律，见性情。这几年写人物传记，不是那种从生到死的传记，而是以钩沉史实为主，以写人物的命运为主，最大的长处是材料多来自历史档案，真实、可 靠，有的还让人惊悚。聂绀弩、张伯驹这两个人，都是高人，也都是不容于时的人。寓真有那样的境界，才选了这样两个人物，倒过来也一样，选择了这样两个人 物，必然有那样的高境界。写什么有时候像是演戏，有的戏很好不是人人都能演得了的。正如寓真书中的一段话：“演员为什么有的角色能扮演好，而有的角色就扮 演不好，原来要看演员的气质性情，适合于怎样的角色。” 聂绀弩、张伯驹这样的人，就应该由寓真这样的人来写，他写了这两人，必然与这两个人有共性的地方。这本书我大致都看了，总的感觉是，材料铺排得体，有开有 合，跌宕有致，如果说《聂档》有材料堆砌的话，这一次材料有了调度，开阖有序，常是迤逦而来，又迤逦而去，有时候还七拐八绕、欲进又退，不管是拐还是绕， 是进还是退，总能落在正题上。还有一点，就是大气，写文章、写书，一定要大气。韩愈有首诗写道：“一朝封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这气势多足！不是当 了那么大的官，经历那样的事，是写不出来的。由此我有个感觉，有才华的人，还是要当大官，这样有大境界，有大经历，准能写出好作品。当然，当不上那样的 官，并不等于可以放弃我们的责任。读书人要有读书人的担当，在精神方面，多给国家人民提供些好东西，以振奋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品格。
四，一本有思想的书，写出了高士们穿越时空的思想对话，足可令人在阅读中藉以塑造自己的内涵。
王 干：(一)寓真的暮年成长。寓真先生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好像还是一 个正在成长的人。我们相识时，他已经快60岁了，一般人到了60岁不是成长，甚至是倒退的，记忆力、体质方面都在减退。但寓真不是，我了解他先写诗词，又 写书法，再到著作，如今已是古稀之年，作为一个官员，到了这样一个年纪，作品一部比一部写得好。我就把他做一个横向比较，发现我们很多的作家，60岁以后 往往都出于一种倒退的状态，包括一些著名的作家，60岁以后写不出特别像样的作品来了。寓真本身是一个法官，但是他这十几年来写出这么多的作品，而我们的 专业作家他们创作却基本成衰退之势，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我想是不是这些作家之前已经把能量释放完了，而且对文学、对文化没有寓真这么投入。不管是《聂 档》还是《钩沉》，其实是需要一种对历史对文化对文学的投入，投入度和热爱度影响成书，从这个方面讲寓真先生已经是一个传说了。(二)通过塑造人物也在塑 造自己的形象。通过他的文学、文化方面的努力，本身营造了一个传说，通过写聂绀弩、张伯驹，也是在营造一个寓真先生的形象。在我的认知里，他就是通过这些 高人形象的塑造，使我看到了他本身的形象，这就是在塑造别人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三)寓真体的形成。《钩沉》这本书，作者特别冷静特别客观，这与他的法 官的身份有莫大的关联，他非常重视材料，“身世钩沉”充分体现了重事实重材料，也体现了作者的一个诗人的心、文人的心，对士大夫高士的向往之心。对于已逝 的高士心向往之而不可得，那种遗憾就成了书里面一声美好的叹息。《聂档》与《钩沉》在慢慢地形成一种寓真体。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中有一种叫非虚构体，但 是，一些作品的毛病是主观色彩太强。非虚构的本质应该不是作家在说，而是人物在说，材料在说，历史在说。寓真体的特点就是人物在说、材料在说、历史在说， 这就是构成寓真体的三个基石。
胡殷红：近年来看到寓真的作品，不论是遵循古典形式的诗，还是创新的，以至写历史 文化的大散文，都显示出深厚的文学功力。我印象最深的是，寓真在准备写聂绀弩的时候，多次希望让我去找黄苗子，去印证一些事件。我觉得现在作家中是很难做 到这一点的，都是率尔操瓠“急就章”，没有寓真那么严谨。他这种文学情怀的坚守很值得尊敬。写诗的人一般内心都比较澎湃，他对用词却相当吝啬，写古典诗词 用词简洁，涵盖很多意思，每个人都能读出不同的体味来。现在他写人物评传，写作态度非常严谨，这和他的性格，和他长期简炼地写古典诗词的方法有关。这本书 写张伯驹，虽说是钩沉，但体现出他对当下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比如书中写民国四公子，就联系到今天“传统文人的儒雅风流扫地以尽”，书中写道：“当我们滑到 沟壑下面的时候，即使再去看当年的小丘，也已若高山仰止了。”他还评价说：“他们接触的是完全‘纯种’的汉文化，即使经过了新文化的一次激烈的颠覆，他们 仍然不为所动，仍旧做文言文，仍旧做旧体诗，仍旧演旧戏，而且还要煞费苦心地收集保护那些几千年的古董，从这一点来看，民国四公子还算是传统文化的坚贞守 护者。” 而当下的某些没落现象与当年的十里洋场相比，甚至是有过之无不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寓真为什么要写聂绀弩，为什到要写张伯驹，正是为了“传统文化的 坚贞守护”。从他的书中可以看出他内心的那种传统的文人情怀的坚守，这是他的写作的现实意义所在。。
杨占平：(一)一本非常有思想的书。近几年类似作品也读过很多，但是很多人 的书停留在资料的整理汇集上，有思想的有，但是不像寓真这本书思想性这么强。钩沉就是对资料的梳理，如果你没有思想是很难钩沉得到位和准确的。这本书通过 对史料的钩沉或者梳理，寓真先生给我们还原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有关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无数遍，在中国这个社会或者时代情况下，知识分子 是一个永远讨论不完的话题，寓真通过张伯驹和聂绀弩为我们提供的话题，其实是一个思想，这也表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我们敢于研究这些知识分子，这就说明社 会在进步。我们从这本书里面，看到了作者对历史人物的个人的一些看法，他的一些思想已经是超越了过去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看法，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二)一 个启示。我们想要做一个研究，必须踏踏实实、脚踏实地地从基础做起，也就是从资料做起，因为我们学术界也好，文学界、批评界也好，可能受各种大潮的影响， 我个人感觉都是有一些浮躁的情绪，很多人一知半解，本来可以写一本书的内容做成三本，甚至有人将一万字文章资料可以做成十万字。而寓真是把甚至一百万字的 材料做成十几万字的这一本书，他在做研究过程中是非常慎重、非常严肃、非常注意从基础做起。这一点给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如果你把材料梳理 清楚了，完全吃透了，那么你做出来的就非常有价值，有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人云亦云。
李骏虎：多年与寓真交处，而这次读《钩沉》，还是超出了我对他的阅读期待， 感到从他写作《聂档》之后，有了更为深沉的思考，更为深厚的情怀。书名冠以“张伯驹身世”，但是这不仅仅是一部个人的传记，它以张伯驹为抓手，左右勾连， 深入浅出，以人说史，借古鉴今。有关这段历史的书，之前我也多次读过，但是这次读寓真的书就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寓真用这样的一种梳理史料的方式，以前 没有读过，用我们搞创作的人来说，这样的写作是有野心的，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一种解构，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进行反思、重构，我觉得这部传记实际上是一部从写 个人角度出发的思想史，并且在评判人物的同时，也体现了作者个人的历史观念，作者评判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个人历史观对我们是有着启示意 义的。这里我谈三点感受：(一)寓真是一位饱学之士，文章高手。《钩沉》这本书中，他高谈阔论，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词采飞扬，随心所欲，而且大开大合， 立意高古，论断准确，在做历史评判的同时，对社会秩序，对世道人心能够鞭辟入里，体现出深沉的人文精神，并且印证了“文章老更成”的说法。(二)人文精 神。我们读人物传记，尤其是读名士传记，对做学问和做人都是大有裨益的。通常在生活当中，无论你有多大的成就，无论你居于什么高位，都有可能是一个形容猥 琐、举止失据的那样一个角色。这种情况之下，名士的不合作精神，卓尔不群的风采，通过阅读是会塑造我们的内涵，让你能够内心强大，能够不怒而威，能够令人 肃然起敬。甚至他们个人在历史洪流之下，被携裹的那种无奈和悲怆，实际上也是一种沉淀的情怀，也足以令人感动。《钩沉》以传主张伯驹为切入点，并且从李白 说起，以李白和张伯驹的精神气质为纽带，互相映照，身世又溯源到了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所写不拘一人，但是在精神上面是贯通的，体现了高士们穿越时空的思 想对话，并且作者与传主的精神与高士的精神也是贯通的，古代与近代，近代与现当代的高士精神也是贯通的。(三)文学造诣。这虽然是一部评传，而故事讲得很 好，人物形象刻画得也很好，比如其中有个人物陈宧，四川的督军，对袁世凯行嗅脚礼的那个人，而后他又出尔反尔去反袁，虽然着墨不多，但是把这个丑角，这种 人骨子里的那种奴性都刻画了出来。其次，虽然是一部评传体，而写出了思想。比如说张镇芳，书中把他的思想根源及在各个历史选择关头的内心矛盾，都表现了出 来，这样的评述需要很强的笔力。涉及清末民初到现当代的诸多的风云人物，几乎都用同样的笔法，臧否鲜明，论述有力，使历史真相拨开迷雾露出原貌，使人物形 象跃然纸上，把诸如洪宪帝制等等重大事件当中的各色人物，都打回了原型，笔力是非常厉害的。从这一点来说，《钩沉》不逊于中央台的“百家讲坛”的任何一位 教授的讲座，甚至文风更加的纯正。但这也是我觉得不满意之处，还是有一点靠近“百家讲坛”的风格，假如能够在行文当中去掉偶尔出现的对读者说话的姿态，完 全变面向读者为背向读者，就是说我在说史，但是我不是面向读者，我是背向你在说，这样会更加深沉，更能够击中人心的痛处。
五，现在到了一个谈文化的时代，要以文化的执着，文化的担当，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尊重，传承民族文化的精华。
降大任：我简单说三点感想。(一)生命与文化。生命与文化二者如果不可兼得，要 舍生命而取文化，这种精神在张伯驹的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谈文化的时代了。我所说的文化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舍生取义，杀生成仁，张 伯驹有这样高的境界，是中国士文化的的精华。(二)做官和文化。这是对寓真先生做官的一个看法，做官的人不能没有文化。过去有一种偏向，土豹子当官是名正 言顺的，知识份子你只能改造。现有一些官员似乎也文化了，但凡一个官员出来就是一个书法家，这书法家是要加引号的。寓真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他是真正重视 文化的，他在文化方面的积淀是很深厚的，《钩沉》这部书里面就充满了诗意，其中引的诗文、诗词也是很多的。特别是他退休以后，他的诗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而且产量很高。他对文化的执着、文化的担当、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尊重，我是非常钦佩的。我曾经对他这部书中个别字句提出过意见，哪怕只是一些无关宏旨的小 意见，他也非常重视，显示一种尊重文化的态度。(三)金钱和文化。主要是说出版社，应该感谢他们大力推荐出版这本好书，不是把经济效益、金钱摆在第一位， 我觉得能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是非常可贵的。
陈飞雪：我将《钩沉》这本书是从头读到尾，虽然是以史料 钩沉为主题，可是我读下来觉得作者有很多的牢骚，他有诗人的情怀，在这个书里面其实是一个精神的很活跃的存在。寓真没有被材料所压倒，他对这些材料的理 解，以及他的家国情怀，针对现实的一些感思，我归结之为牢骚，其实这也是中国诗人的传统。寓真有一种非常冷峭的文笔。我们看他的文风里面，有一种讥诮所 在，比如说我们看十四章的标题——“终于成了无产者”，前面的标题都是平铺直叙的，好像我们在看法院的材料一样，但到这里终于跳出来了，看到后面的两章， 我觉得就是作者忍不住要说了：“他终于成为一个无产者”。我们看张伯驹，他年轻的时候是有从政的心愿的，到了他三十岁的时候，彻底离开政界，作者其实总是 让我们去想，为什么这样一个青年才俊有志于家国，要做一些事业的，在他黄金的岁月里离开了政界，那又为什么到后来积累了这么多文物，哪怕是被绑架生命受到 威胁，哪怕是三次诉讼，完全没有钱，也要应付过来，都没有将文物卖掉，但到了五十年代后期，他终于都完完全全捐给了国家。我们就可以想一想这后面的背景， 人的一种无奈，甚至张伯驹这样一个翩翩公子，他到了五十年代的时候，后面到了吉林，再后来回到北京的时候没有着落，那样一种身世，我觉得作者写到最后他也 已经忍不住了，后面的两章让人看得特别激动。前面有专家发言说到这个书名的影响，我觉得不必担心，即使面对流行的阅读情况，完全降得住年轻读者，作品有扎 实的材料，也有非常深沉的吐槽。
李晓东：《钩沉》书中写道：“历来的文化人时刻幻想着一种清风朗月、高人雅士的 情景，但这世间总有纷扰烦浊的事情让人无从躲避。”我认为这句话，应该就是这本书的宗旨。我在以前看到的张伯驹与潘素的故事，感觉这对夫妇人格、文格、品 德、情操是非常高尚的，在各种刊物上看到的介绍，更多是了解了他的文物书画的收藏，而对他的家世、身世方面知道的非常之少，《钩沉》这本书确实是全面、准 确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深刻的张伯驹。我觉得这与寓真先生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可能和纯粹的做文化的人不一样，文人一般都是有一种很浪漫 的思维，想一些事情都会从那种浪漫的角度去考虑，比如说会觉得张伯驹是一名翩翩佳公子，从寓真的书中才发现他有大爷脾气，但又非常经济的一个人，做过实 业，还在军界待过，与很多近现代历史人物有交往，这本书的价值就是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张伯驹。我们以前对张伯驹的认识和研究，许多是虚浮的、神仙化的，而这 本书里看到了为俗事所烦恼的张伯驹，这是一种还原式的研究。“钩沉”一词用的非常好、一方面是钩身世、是钩史料，另一方面也是钩当前的虚华的研究之 “沉”。此外说到上海，人们总觉得三十年代的上海如何风光，而如今已经风光不再，而这本书里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三十年代的上海，一个流氓遍地、妄为横行的上 海，一个真实的还原，可使空幻破灭。这是还原本像的一本书，其价值首先表现在他的真诚。但我感觉书中有些议论，与本书宗旨稍显脱离，显得有些“松”，还可 以写得更紧一些。
舒晋瑜：《钩沉》这本书是寓真先生一次本色的写作，是他在特定的时 机认识张伯驹，又是在合适的时机写出了张伯驹。他在法官的位置上，又要执行法官的天职，又受着法外的一些干预和要挟，这是忍辱负重，这个时候因为对张伯驹 诗词的喜好，引起了他对张伯驹身世的兴趣，曾有人形容张伯驹“其人无俗容，无俗礼，讷讷如不能言，他的一切皆出于自然真率”，我觉得寓真先生恰恰也是这样 一个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怒自威、不动声色，他是一个不动声色的人，他的叙述也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叙述。他的这种独特的身份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是如 何运用这种庞杂的史料不至堆砌，我觉得他是下了功夫的，所有原始资料的引用都是最有力量的，他善于调度，使整本书就显得有一种气势。透过寓真的写作，使得 张伯驹的精神世界得以被观照，同时我们也由此看到了寓真的精神世界，他写张伯驹其实是写出自己内心深处真实强烈的愿望，那是对传统文化艺术，对一切濒临衰 退的传统文化艺术的抢救和抗争。这几年跨领域跨行业写作的现象非常的多，也非常的突出，无论是高层还是低层，我觉得寓真不仅是跨行业跨领域，而且是找到了 自己的位置，寓真写张伯驹就好像张伯驹演诸葛亮，就是一次本色的演出。
李顺通：寓真不论是写聂绀弩也好，还是写张伯驹也好，都有一个独到的眼 光，有一种悲悯的情怀。所谓独到的眼光，就是有诗人的敏锐的眼光，才能发现史料，发现人物的亮点；还有一个法官的眼光，冷静地用事实来说话，钩沉史料，道 出真情。我说寓真有悲悯的情怀，因为我通篇看下来是感到非常压抑的，“钩沉”是把被历史遗忘的东西翻腾出来，“身世”中很多是人生不幸的遭遇。我觉得这部 书给我们一个反思，应该如何对待学人，像张伯驹的文物收藏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尤其是《平复帖》真迹能保存下来非常不易，这个分量就是无价的，本来富可敌 国，奈何却到了无立锥之地的窘境，这应该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反思，怎么样对待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这部书塑造了一个有声有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守护 者。现在我们都在讲我们这样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土壤，我想这部书对于传承我们优秀的文化，光大我们传统文化，有非常大的启迪意义。
王稼句、韦泱等与会专家也先后发言，一致认为寓真以一个文化人的责任感，写出了一个文 化前贤的高尚品格，这对于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精神，无疑具有现实的意义。大家在研讨中也指出了该书的不足之处。寓真先生最后发言，对各位专家的批评指导表 示由衷的感谢，他有感于大家的评论，并回思自己的写作，十分感慨地引用了汤显祖《牡丹亭》中的两句诗说：“三分春色描来易，一段伤心画出难。”
附注：《张伯驹身世钩沉》研讨会由山西省作家协会于2013年12月在太原组织召开，本文由《黄河》杂志、三晋出版社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