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一段荡气回肠的女性传记故事，从中可以读出作者广阔的国际视野与影响力、为祖国政治与民主自由所做的不懈努力，以及带领人民走出内战阴影、重建家园的坚定信念。作者从自己家道中落的悲惨童年及横遭家暴的婚姻生活谈起，将赴美接受高等教育、回国遭囚禁、流亡、在各大国际金融机构担任要职、挨家挨户 拜访选民等诸多坎坷经历悉数道来，向我们展现了一位非洲“铁娘子”的风采。
拥有麦迪逊商学院财务学士学位、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证书以及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硕士学位的她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花旗银行、联合国等国际大型机构里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她时刻关注着深受战争之苦的利比里亚及非洲其他地区的人民，以政治和经济改革者的身份与独裁统治奋力抗争，将毕生精力投入 到促进祖国民主进步的伟大事业之中。
她的传奇人生激励着全世界自强不息的女性，令她们纷纷燃起了改变世界的希望。
作者简介：
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利比里亚现任总统，非洲首位女性总统。2006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最有权势的女性人物之一，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百大领袖之一。2011年因在妇女安全和女性参与缔造和平工作的“非暴力斗争”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主要亮点：
1.非洲“铁娘子”誓将民主进行到底。详细讲述与多届军事独裁政府英勇抗争的故事，从公开批评、拒绝就职到被捕入狱、数次流亡，百折不挠的铁娘子亲历了利比里亚实现民主进步的全过程，将光明与希望带给了自己历经磨难的祖国。
2.结婚生子绝非女性职业生涯末路。年少成婚并育有四子的瑟利夫从未打算向命运低头，在兼顾家庭的同时考取美国多所知名学府学位，并在此基础上奋力攀登职业生涯阶梯(在花旗银行、联合国等国际大型机构担任要职)，为广大女性树立了迈向事业成功的杰出榜样。
3.通过亲身经历倡导与践行女性平等。身为非洲大陆首位女性总统的瑟利夫于2011年因在妇女安全和女性参与缔造和平工作的“非暴力斗争”中所
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她自身走出家暴阴影、勇敢面对牢狱之灾、为女性争取平等工作机会、在广大妇女支持下赢得大选等种种经历便是激励女性奋 发向上的最佳范本。
4.精彩纷呈的民主选举下诞生了前途无量的总统与前途无量的国度。饱经战火、处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行列、文盲率居高不下、百废待兴而又年轻气盛 的利比里亚没有选择誉满全球的体育巨星，而是将国家的未来托付给了一位受过优质高等教育、严格职业培训且政治经验老道的母亲级领袖。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埃伦妈妈”能够给予她的人民什么？为什么说她才是国家那个“前途无量的孩子”？
5.走进瑟利夫的人生，便是走进整个利比里亚与西非的现代史。涅槃重生的利比里亚人民想要被全世界关注与了解，就好像多年前那个希望赢得认可和尊重的中国一样……
媒体评荐：
精彩绝伦的励志故事。利比里亚的丰富历史由这位始终处在政治风暴中心的传奇女性向读者娓娓道来。——《纽约时报》
近距离感受一种为重建事业而奋力抗争的民族精神。深入了解一切努力背后的伟大女性。——《书单》
瑟利夫的一生充满传奇。——《福布斯》
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流亡途中，她对利比里亚的承诺从未动摇。瑟利夫集坚韧、果敢与英勇于一身。这本自传令人受益匪浅。——《出版者周刊》
文笔极佳的一部杰作。所有希望了解西非及利比里亚的人都应该阅读此书。瑟利夫为人们上了一堂有关勇气与毅力的生动课程。——《华盛顿邮报》
建议参考书：
《朴槿惠日记》、《希拉里传》
读者对象：
中青年职业女性及关心国际政治的读者群体。
精彩书摘
利比里亚就是一个裹挟着复杂、深陷于悖论的国度——丘吉尔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描述我的祖国，我也许会这么说：利比里亚是一个美丽而又奇妙的国度，虽立于困顿，但仍全力找寻自我。
然而，若是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我自当娓娓道来。
位于非洲西部隆起处的利比里亚物产丰盛，土壤肥沃，国土面积为四万三千平方公里，这样一个比俄亥俄州大不了多少的小小国，却有着鸿篇巨制般的历
史。它拥有三百五十万人口，他们来自十六个部族，说着十六种本部族语言，以及英语。它从不知飓风、龙卷风、地震、干旱或其他自然灾害为何物，只是偶尔遭遇
洪水以及人为造成的、更为频繁的破坏局面。利比里亚充满了复杂性。套用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句话，利比里亚就是一个裹挟着复杂、深陷于悖论的国度。而另一方 面，它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诞生的。
“这个孩子将来会很伟大。她会成为领导人。”
我刚出生几天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到我们家去看我这个新出生的孩子，表达他对我美好的祝愿。那个时候人们都这么做，如今在我的国家和很多其它地方
仍然保持这个传统。我的母亲领着那位老人走进房间，我当时在床上躺着，小腿蹬来蹬去，嘴里咿咿呀呀。据说那位老人看了我一眼，然后转向我母亲，脸上的表情 非常奇怪。
“哦，玛莎，”他说。“这个孩子将来会很伟大。她会成为领导人。”
过去，每当我母亲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母亲、我姐姐和我都会大笑不止。我们会一直笑啊，笑啊，笑啊，因为很多她回想起那位智者的话的时候，我的
人生看起来根本与伟大风马牛不相及。或许我当时正看着我所有的朋友都到国外读大学，而我却待在蒙罗维亚的家里，守着一个虐待我的丈夫和四个年幼的儿子，根
本看不到未来。或许我正努力继续学业、创建事业、避免因为与那个丈夫离婚而让自己一无所有。或许我被我们国家的总统下令拖进监狱——或许甚至为了保住性命 而设法逃亡到国外。
“哪里有他预言的什么伟大呢？”我母亲会说。有时候她会笑，有时候她会哭。但是，她总会祈祷。“那位老人现在哪里呢？”
这些年来，我慢慢走上成为伟大人物的道路，每当我想起那位老人的预言，自主决定的科学定位就会与长老会教义教给我的有关预言的教导相互碰撞。
人生到底真正走的是哪条路呢？我长久以来百思不得其解。
终我一生，首要的、至上的是，我是一个利比里亚人
我2005年竞选总统的时候，诽谤者开始暗示我的祖先是精英阶层，说我不了解利比里亚土著人民艰苦生活，我必须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我告诉他们，我知道被拒绝给予机会的感受。我的母亲和父亲都比较幸运，打破了那些障碍，但是当我们家庭的境况遭遇不幸的时候，那些障碍会再次起
来妨碍我们。我们总是记得这样的障碍仍然存在，记得其他人在奋力与之抗衡，这是我们的才能和力量所在，因为我们祖母和外祖母总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的
祖母和外祖母都不识字——现在仍然有多达四分之三的利比里亚人不识字——但是她们工作努力，热爱祖国，热爱家庭，相信教育。我小的时候受到她们的鼓舞，对 她们的记忆现在激发我为我的人民服务，为世界做出牺牲，为人类真诚奉献。
事实上，我脚踏利比里亚的两种世界。我代表着我们社会好的方面，也代表不好的一面。我代表那些因为背景和身份而拥有机会和优势的人，我也代表着
那些因为身份和出生地而被拒绝给予机会和优势的人。我的双脚站在两个世界——一个世界里是永无停歇、辛苦劳作的贫穷农村妇女，一个世界里是卓有成就的利比 里亚专业人员，对于后者来说，美国是第二个可亲可爱的家乡。两个世界都是我力量的来源。
最后，终我一生，首要的、至上的是，我是一个利比里亚人。
随后才有其他。
这不是我的结局，我必须得行动起来
我环顾四周，发现很多利比里亚妇女的生活，有不辞劳苦的市场女性[1]、家庭主妇和母亲们，我看到她们的生活就是不停地干苦工，一天又一天的重
复。我不想要那样；那不是我要过的生活。我自己的母亲就这么努力苦干，克服种种困难，一步一步摆脱非洲农村贫穷的折磨，我不能再陷入同样的覆辙。有一样东
西我一直坚信，那就是我自己的潜力。我知道，在汽车修理厂做秘书，给各种文件归档，收取各种费用，是体现不出我的潜力的。尽管我很爱我的孩子们，但是我抚 养他们长大，也体现不出我的潜力。
不过在那个时候，我看不到出路。我们当时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送我回学校进修。所以我一直不停地工作、抚养孩子和沮丧。我觉得当时我最沮丧的
时候，是去美国上大学的卡拉夫回来度假的那一个月。她到家里来找我，尽管她充满爱意、毫无偏见，但是我突然从她眼睛里看见了我自己：一个努力奋斗却毫无前 途的家庭主妇，被一群孩子围绕依赖。克拉夫说她看出来我已经失去了童年，但是我担心的不是我失去的童年。我更担心的是我的前途。
我当时想，这不是我的结局。我必须得行动起来。
没有人敢公开这么说，我敢。
与美国一样，利比里亚也是为了寻求人类的自由，历经千难万险之后而诞生的，只不过一个在大西洋的此岸，一个在大西洋的彼岸。同样的，与美国的创
始人一样，我们国家的创始人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美国和利比里亚都是由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创建，代表的是上层阶级。他们追求自由只是为了自己，本土人、所有 的少数民族和妇女们都没有享受到这种自由。
利比里亚的象征本身——图章、国旗、格言——经常被看作是排外与分割的象征。这些都属于历史，无论是学生们或者我都无力改变。但可悲的是，一百二十五年之后，我们好像依然不能或者不愿意改变正在将我们拉开的东西。
“从小就有人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从历史角度来看非常神圣，不允许有人篡改。但是，我想请在座的每一位学生今天晚上花几分钟读一读你们国家的宪 法。然后，将宪法赋予我们的神圣权利与你我都很熟悉的现实对比一下。仔细看看我们应有的神圣权利，是如何被残忍践踏的。或许，你会像我一样得出这样的结 论，即现在如果有谁还假装神圣地根据权利提出要求，我们会很鄙视这样的人。”
我当时想让大家关注我觉得在日益恶化的危机。杜伯曼总统几十年前打开了社会变革的大门，托尔伯特总统将这扇门开得更大一些——但是，改革的内容太过肤浅，步伐太过缓慢。私下里每个人都看得出来这个，但是没有人敢公开这么说。我敢。
我是第一批加入世界银行工作的非洲中年专业人士
人们——通常是女性——有时候会问我，在我攀爬事业阶梯的漫长过程中，作为一名非洲女性，我有没有撞到过任何玻璃顶，或者我在桌前坐下时有没有 遇到过阻抗。我的回答是，我确定有些人是怀疑我只不过是个象征，或者还有些人怨恨我的任职经历。但是我通常都太忙了而顾不上烦恼这些。
比如在世界银行的时候，我是第一批加入世界银行工作的非洲中年专业人士。世界银行做得很好的一点是，让我们加入后并没有让我们空闲无所事事。世
界银行对非洲可以施展强大的财力，非洲统一组织一直奋力争取有非洲人能够在这样一个机构工作。世界银行因此开始让非洲人加入。他们需要我们的存在，作为一 个国际机构，他们需要让大家看到其工作人员的多样性。所以我们在世界银行有很多机会。
然而，高层发起的改革并不能总是很快或者很轻松地传到底层，事实的确如此。进入世界银行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人，他们已经在世界银行工
作了一段时间，而且他们很明显地暗示，我们这些新来的人不知道怎么开展他们的工作。在世界银行最初的几个月，我们都感到有人在一直监视着我们是否能够保守
职业秘密，观察我们是否能够完成分配给我们的任务。但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在努力工作，根本无暇关注这些闲言碎语。很多晚上我都在研究 报告，研读永无止境的文献，目的是深化我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的知识。
在世界银行的第一份工作在巴巴多斯岛，我认为这对于我后面工作的开展也有帮助。巴巴多斯岛是一个小国家，有着独特的非洲文化遗产。这种共享的遗产让我与那里的人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世界银行非常看重与客户公司之间的关系。
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我才真正融入世界银行的工作节奏，了解内部工作方式，掌握机构内部通用的行话和隐语。从那以后，我就越来越能胜任那份工作，我的职业信用随着我的自信心日益增强，我也越来越被世界银行接纳。
有人说民主在非洲是个奢侈品，我向这种荒诞的说法提出挑战
“我今天看着这个房间内利比里亚人的典型代表。我看着这个房间之外几个国家的几座城市。我看着很多在蒙罗维亚大街上走路的人，或者清闲地默默地
坐在办公室的人(按照他们的说法，塑造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形象)。然后我还看着很多傻瓜，这些傻瓜掌控着我们国家的命运和进步。打着纠正过去错误的旗号，我 们付出了不必要的巨大代价。这让我不自觉的颤抖。”
演说还有更多内容——事实上，大约有四页之多。我着重强调国家需要继续缩小社会差距，这种差距已有很长历史，把我们分开很久了。有人说民主在非
洲是个奢侈品，与我们的传统不相适应，与我们天生格格不入。我向这种荒诞的说法提出挑战。我说，非洲人民可以看清我们领导人的企图，他们中断政治协会的发 展，目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能够永远掌权。我还引用了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话：“仅仅因为政府的存在不能证明政府是合法的。”
“政府必须属于人民，”我说，“对人民有反应，默许人民的愿望。任何一个拒绝这么做的政府都必须被人民推翻。”我非常详细具体地介绍了利比里亚
国内的政治局势，告诉听众，将近一半希望注册成立的政党都遇到了障碍，因此有数千人从系统来讲被剥夺了公民权。最后，我再一次提倡重新检查一些有重要象征 意义的小东西：我们的旗帜、我们的格言、我们城市的名字、街道的名字，和我们自己的名字。
经常，人们急着站出来喊“跟我来”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不利的方面
容忍批评的能力是人性中一项棘手的特性。但是，作为一名领导人，这一点尤其如此。如果你是一名领导人，肯定会有人攻击你。肯定会有人用言语攻击
你，有时候用的词会非常非常苛刻；你必须准备好接受，无动于衷，忽略它，让它不要在内心引起任何报应或报复。能够“接受”，就是领导能力代价的一部分，尤 其是在一个还没有完全制度化的国家，一个刚从军国主义和冲突中走出的国家，一个还在朝民主迈进的国家。
领导能力有很多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很严肃。经常，人们急着站出来喊“跟我来”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不利的方面。比如，他们没有考虑会被排斥。但
是事实却是，如果你想领导，想受人们爱戴，你必须准备好遭到排斥的可能，因为在你的领导生涯的某个时间，你肯定会受排斥。如果都记录下来的话，我就经受了
很多次排斥。每当我与这届或那届政府有了矛盾陷入困境，我知道我生命中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朋友，都会离弃我。他们是害怕了，害怕继续跟我保持联系会给他
们自己带来麻烦。世界就是这样的，人性就是如此，如果你想成为领导人，你就必须接受这些可能让人有意遗忘的真相。你必须准备好面对这种情况：有时候你可能 会非常非常孤独。
在利比里亚这样一个地方，有着非洲团体和大众利益意识的地方，从人群中孤立出来，带来的不仅是情感而且是财政方面的牺牲。这是我的父母得到的很
深刻很痛苦的教训。之前，你是一个亲密团体的一份子，大家互相分享关爱，但是突然，你却孤立无援。你此时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你的直系家庭。如果你来自一 个很有爱的家庭，我就是，一个非常支持的家庭，他们能缓解你的苦痛。如果不是，那么你就得屈服于寂寞。你可以放弃。
在这些事情中，我也很庆幸自己是一个专业人员，而不只是一个政治家。每一次我都可以退回依赖我的专业技能；我可以融入到国际社会，我在那里已经 建立了一定程度的职业水准。每一次我与当权政府发生争辩时，我总是有办法可以退回一点，找一份工作，缓和一下，重新充电，休息一下，然后等待时机再次行 动。否则，我第一次因为说实话热闹杜伯曼政府时，可能就已经完了。
如果我们当初对于一次失败的民主试验更加宽恕，结果会怎么样
尽管我为蒙特塞拉多州赢得了参议院的席位，但是为了抗议多伊对总统选举结果的窃取，我拒绝就任立法机关的议员。多伊总统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他和他的手下连续很多天尝试劝说我重新考虑这个决定，让我接受选举结果就任议员。
甚至美国国务院也想让我就职，敦促我和其他人“上船”。他们告诉我们，就多伊而言，我们可以相信美国。如果我们与之同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尽管多伊的明显舞弊选举得到了几乎所有国家的谴责，里根政府却几乎毫无保留地同意多伊对总统职位的窃取。切斯特·克罗克，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 卿，始终如一地不断称赞利比里亚选举，说它的“缺点”E不应掩盖它的“值得注目的积极的方面”，而且通过宣称“哪里都有不公平”，对任何关于不合规则的报
道都轻描淡写。当克罗克赞扬多伊只要求得到51%的选票，很难想象他不知道自己的话听起来多么讽刺。他说，“这在非洲其它地方是闻所未闻的，因为很多在职 的统治者基本都会宣称获得了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百的选票。”
选举后的12月，在向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国会证明的时候，克罗克称利比里亚选举日是“非凡的成就……利比里亚的经验不仅对利比里亚非常重要，对所
有的西非国家都很重要”。他还说“虽然不太完美，但这是民主的开始，利比里亚和它的友国可以一次作为未来总统选举的基准——他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展。”因 此，他说，美国应继续支持多伊。
“弃之不顾是不负责任的，肯定会被看作与非洲其它地方的一样。帮助利比里亚，我们有着与众不同的责任。放弃这项责任，只会激起混乱和流血事件，危及在利比里亚的五千美国人的生命。”
很明显，美国认为我如果就任议员职位，这无疑会给多伊的明显舞弊选举增添光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得不拒绝就职。但是，今天，经历过那些选 举带来的可怕后果之后，想到我们当时的决定，我感到痛苦。我有时会想，如果我们当初对于一次失败的民主试验更加宽恕，结果会怎么样。
想想你的母亲。如果有人这么对待她，你会有什么感觉？
不幸的是，我当时没有权利做任何决定。“把她交给我们，”那个军官命令道。我那个车上的人立刻顺从执行命令。
他们用手指掐着我，让我从吉普车上下来。我下车以后，其中一个士兵，顶多二十岁或二十一岁的男孩，想用他的腿我踢倒。我提前看到了，所以跳着躲
开了。然后我转过去，看着他，直接盯着他的眼睛。我尝试与他建立联系——作为一个人，人类的一员，一个年龄足以作他母亲或者阿姨的女人。我想让他真正看见 我；因为对于战争中士兵来说，很多时候都看不见。
那个时刻过去了。从第二辆吉普车下来的士兵很粗暴地把我抓过去，塞进车的后排座位上，两边和前面各挤着坐了一个士兵。那个军官坐在前排。我们离开之前，从我母亲家里带我来的那些人的头头走到军官面前，说：“好的。她是你的囚犯了。你来负责她。”
军官说：“是的。”他的名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是弗朗西斯·哈里斯少尉。
我们开车离开加油站，朝蛇福林营驶去。惶恐不安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一个士兵从他制服的口袋里拿出一根火柴，划着之后，举到我的头发前。“我要
把你的头发都烧掉！”他大笑着说，一边一点点将火柴靠近我的头发。我当时全神贯注，没有理他，让我自己保持镇静，坐得笔直。最后，火柴烧到了他的手指，他
把火柴吹灭了。几分钟后，车上的另外一个士兵，注意到了我左手上带着的一个小的金戒指。他一把抓过我的手，说：“你就要死了！为什么要戴着戒指死呢？”然 后他抓着戒指，从我手上拽了下来。
这些发生的时候，我那种超自然的镇静让我一直保持平静。我知道，如果想有任何可能的希望，我就必须保持不慌张，想办法智取这些还是孩子的男人们。他们越是嘲弄虐待我，我就越试着跟他们取得联系，看着他们的脸，让他们认出我。
那个时候，太阳正在落山，天空开始变暗。我们到达军营的时候已是黄昏。司机开着车呼啸着开进大门，然后从道路上下来，直接开向海滩。“这就是墓地所在，”士兵们说。“这就是我们要杀死你的地方。”
“看着我，”我对他们说。“想想你的母亲。如果有人这么对待她，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们会把你带到那里，活埋你。”一个士兵讥笑道。其他士兵都大笑着，嘲弄着怂恿他。但是我只是不停地说，不停地尝试对抗他们的进攻，不停地尝试让他们平静下来。暴力是一种传染的恶性疾病，很容易蔓延。我知道，想要活下来，我就不得不给他们注射疫苗，至少其中的一个。
“如果有人这么对待你的母亲，你会愿意吗？”我问道。“你会有什么感觉？想想她吧。”
我们一定会胜利！暴政一定会灭亡！
我和其他政治犯被准许特赦的那天早上，士兵到达关押着我们的中心监狱。在监狱的院子里，一个士兵说我应该坐在卡车的前排座位上，男囚犯在露天的车厢。我拒绝了。既然我跟他们住在同一个牢房，接受同样的判决，我应该和他们一起在后面的车厢。
我在爬上卡车后面的时候，一个士兵走过来，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以引起我的注意。开始我没有认出他是谁。
“什么事？”我问。
他把手伸进前面的制服口袋，拿出一个戒指。我的戒指，未遂政变的第二天，我被带到这里时被拿走的戒指。
“啊！”我说，很惊讶这么久了他还留着那个戒指，而且要还给我。“哈里斯少尉！”
“现在是哈里斯上校了。”他递给我戒指时说道。他是否因为负责逮捕和关押我而晋级，或者与此无关，我不得而知。后来，战争后，我试着找到他，感谢他的帮助，但是他那时已经死了。在那些战争中，死了那么那么多人。
我和其他人一起爬上卡车车厢，卡车朝大街上开去。大街上站满了人群，他们一路欢呼给我们鼓舞。我们再一次成为民间英雄，人们已经厌倦了政府的镇
压和错误的行为。我真不相信人们会这么做。他们跟着卡车一起从中心监狱一直走到团结党总部。我们在那里停下来，开始了一次即兴的集会。杰克逊·多伊站在我 的一边。他比我提前释放，但是后来很快又被关起来。
有人把一张小桌搬到大街上，我站在小桌上面，举起我的拳头，向力量致敬。人群一下子爆发了。
“自由！”我喊道。
“自由！”人们回应道。
“我们一定会胜利！暴政一定会灭亡！”
“Alutacontinua！”人们的声音震耳欲聋。意思是“继续奋斗”。
那是美好的一天。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我的祖国
我们通过我的朋友克拉夫安排一切。她联系到一个人，这个人在全国各地都有关系。他娶了斯蒂芬·托尔伯特的遗孀，但是也与多伊将军建立了关系。他
的名字叫加布里埃尔·多伊——除了跟多伊将军来自同一个地方，跟多伊将军没有其它什么关系。是加布里埃尔·多伊安排了一架私人飞机，把我从利比里亚送往国 外。
我们决定在我儿子的婚礼那天动身。那是分散注意力的完美时机——婚礼日期已经公开，请帖已经发出并且收到回复。每个人都以为我在忙着准备婚礼，那天一定会出席婚礼。没有人想到我会错过这件事。我们希望大家都这么想，所以想抓我的人那天会放松警惕，给我一点空间。
那天晚上，我住在克拉夫的家里。凌晨3点，我们起床穿好衣服：我下穿牛仔裤，上着一件肥大的红色夹克，头上戴着帽子，拉下来和眼镜一起遮住我的 脸。4点之前，我们从克拉夫的公寓里溜出来，走下楼梯，坐进已经在外面等着的一辆车。尽管如此，我还是躺在车里，直到车开到市郊，我才坐起来。
从罗伯茨国际机场走的话，我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开车来到布坎南市。布坎南市在蒙罗维亚的东南，相距九十英里。加布里埃尔·多伊安排了一架小飞
机在飞机跑道上等着我们。黎明之前，我们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看着利比里亚绿色地毯式的风景，我感到悲哀痛心。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我的祖国。
空气中有些混乱。要么是飞行员迷路了，要么是他不知道该在哪里着陆，或者他直接飞过了目标，因为我们去了没打算要去的塔布境界。没有得到着陆的许可，我们都很担心，不知道能否进入这个国家。不用说，我们不能回去，飞机太小，飞得太低，也没有足够的燃料继续前行。
不过我知道象牙海岸的总统汉弗莱
·博瓦尼对塞缪尔·多伊心里有恨。博瓦尼的女儿嫁给了前总统的儿子A·B·托尔伯特。1980年政变后，A·B·托尔伯特在法国大使馆避难，但 是当一群没有规矩的士兵冲进大使馆把他抓起来的时候，他苦苦哀求庇护的请求都付之东流。博瓦尼 要求释放托尔伯特，但是多伊拒绝了。后来多伊杀死了托尔伯特，博瓦尼 非常愤怒。我知道这段恩怨，可以为我自己的困境赢得同情。
我们着陆后，跟我一起的人很快出去找当地的长官。那位长官现在还健在，我们向他解释我们的情况后，他不仅答应收容我们，而且他和妻子还把他们的
卧室让给我住，直到我们做好去阿比让的安排。他们真是无比热情大方的人，我永远感激他们。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乘另一架飞机去阿比让。尽
管我已经不在利比里亚，但是我和同性的人都感到担心，因为我们知道，飞行员被收买了，因为飞机没有飞离而是飞回蒙罗维亚。望着窗外下面的西非风景，我默默 祈祷我们在飞向自由而不是远离自由。
我们是在飞向自由。当我们在阿比让降落的时候，那里像往常一样热闹繁华，具有法国非洲特色。这座城市让我们感到更加安全，认识我们的人更少，更
重要的是，这里有一条通往纽约的途径。我在那座城市藏了一天，与花旗银行的朋友取得联系，他很快寄来一张飞机票。第二天，我搭乘飞机去了纽约。只有当飞机 离开西非，我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大力提拔女性是当时联合国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认为，我当时在我的任职期间，给开发计划署带去了一些职业水准。他们当时没有把我当作内部的人，因为我不仅有在政府的工作经历，而且还在私营
部门工作过。这些并不是都受欢迎的，但是他们还是因为我担任的职务和工作表现而尊敬我。我的工作习惯一如既往，因为晚上十一点或者十二点给驻地代表发短信 而闻名全署。第二天，大家都会问：“还有谁昨晚午夜收到了友爱短信？”
我还做到了招录很多女性员工，并让她们担任权威职务，一些是驻地代表，一些是外派代表，为她们最终担任领导打基础。此外，普遍提拔女性是当时联合国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到非洲各地尤其是南非和博茨瓦纳开展各种活动和项目，帮助当地女性发展。
我去联合国录用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是布特罗斯·布特罗斯
•加利。几年后，科菲·安南接任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职位。由于我们都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所以我能更加接近秘书长这个权力位置。我经常被叫
到秘书处参加会议，被委派加入各种顾问委员会。科菲·安南成了我可以与之说上话的人，他甚至到我在纽约的小公寓用餐。当然了，这种事肯定不会被人忽视的！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作，我可以以一种比以往都广阔的视角看待非洲。我当时与很多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会面，与他们很多人都培养了很坚实的关系。 在这些非洲总统中，包括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 穆塞韦尼，后来在我第一次准备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关于如何筹措资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
可能在这些人当中，我最喜欢的是朱利叶斯·尼雷尔，他是坦噶尼喀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在尼雷尔的监管下，坦噶尼喀不仅和平地从英国殖民统治中独
立出来，而且与桑给巴尔岛实现联合并建立坦桑尼亚共和国。除去这些，他还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一生都节制朴素，而且非常正直。他对他的人民和国家，对
非洲和泛非主义的献身奉献，一直让我倍受鼓舞。有些人可能说要正反两面看待他，因为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没有成功，尤其是被称为乌贾马[2]的集体主义农 业系统。但是乌贾马在斯瓦希里语的意思是“大家庭”，不管尼雷尔有什么缺点，他至少让他的人民统一了。这在非洲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在其它地方也都不容
易，因为世界愈来愈分裂。这种政绩是不能小觑或忽视的。我还喜欢他把人民的发展扩展到农村地区。农村地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非洲大陆的中心。在我看来，尼雷 尔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人，能够认识他，我感到十分荣幸。
当然了，还有纳尔逊·曼德拉，他可是全非洲的偶像。我第一次是在非洲统一组织峰会上见到曼德拉先生，当时我特别请求与他会面。毕竟他是所有非洲
人的偶像，在非洲，如果一个优秀的革命家，或者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没有与纳尔逊·曼德拉见过面，有机会交流过，并且与他合影，那么她就不会真正幸福。他和我
一起交谈了大约十分钟。我告诉他我们所有非洲人都非常尊敬爱戴他，而且他为那些想要在政治领导有所作为的人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对我说利比里亚对南 非和其它地方解放运动的支持，发挥的作用。
当一个人强奸并杀害了自己的母亲，他又有什么做不出来？
事情总是会变的，在新世纪来临时，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认清泰勒的真面目了。
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泰勒践踏人权，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源，危害国家经济，而是因为被成功冲昏头脑的泰勒决定向其他国家伸出黑手。他迫不及待地想冒险，他觊觎邻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从而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1991年3月，一群号称是“革命联合阵线”的武装人员开始在塞拉利昂东部掀起内战。当时控制着利比里亚大部分农村地区的泰勒向这个团体提供了武器和土地，用以对抗塞拉利昂当时的总统约瑟夫·莫莫。
在曾任塞拉利昂军队军官的弗迪·桑可指挥下，残忍野蛮的革命联合阵线迅速控制了塞拉利昂珍贵的钻石矿，将这个国家拖入了九年内战。从泰勒的一本
书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革命联合阵线强迫未成年的孩子入伍，逼迫他们强奸或杀害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后向桑可宣誓效忠。这些武装少年不仅杀敌而且恐
吓那些不幸卷入他们交火的成千上万的无辜的平民。这个组织的主要手段就是砍掉受害者的手、脚、腿和胳膊。男人、女人、孩子都不能幸免。当一个人强奸并杀害 了自己的母亲，他又有什么做不出来？
所有的这些，无论是财政上还是军事上，都是在泰勒的直接授意和帮助下发生的。正是因为泰勒的帮助，这个令人震惊的暴力组织才得以在这场毁灭性的内战中横行塞拉利昂。这场战争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失去生命，重度伤残，让近两百万人无家可归。
机会几乎都没有站在我这边，但是我一直都很善于制造冷门
没有人真的预料到我能成为总统。
在大部分政治观察家和从业者眼中，无论他们是在利比里亚国内还是国外，我当上总统的机会几近渺茫。传统观点认为我的缺点太多，无法成功：首先， 我是女人，而这个社会更认可男性领导人；我与殖民者阶级关系太密切；我并不很富有；我经历过多，背负了太多政治包袱；我的肤色太浅，上学太多；更重要的 是，对于一个年轻的遭受了痛苦统治的国家而言，我太成熟了。
大部分媒体报道认为足球明星乔治·维阿最有可能获胜。他年轻，富有，有魅力而且广受喜爱。跟这样一个人竞争，我没有远远落在后面，能够保住第二的位置，就已经很幸运了，至多如此吧。
甚至美国的大部分情报和外交报道都同意上述看法。从阿克拉和谈时期到最终的选票统计，蒙罗维亚递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都是维阿将是胜利者。根据 他们的计算，像维阿这样年轻而且受欢迎的人，在到处都是年轻人的环境里，根本不可能失败。美国驻利比里亚大使约翰·布兰尼也毫不掩盖他的选择。
“你不认为这个国家需要年轻的面孔来领导吗？”他问我， “你们大多数人都已经在政治圈呆了这么长时间了，难道你不应该让位吗？”
“大使先生，”我反驳道，“人们当然会在这个时间选择他们想要的人，但是考虑到目前的破坏程度和前方的挑战，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新鲜的，年轻的，毫无经验的面孔来接替这个职位。我真的不确定。”
当时，机会几乎都没有站在我这边，但是我一直都很善于制造冷门。所以2005年初，我从治理改革委员会离职，开始竞选。这次，一切将会不同。
首先，已经没有强势的军阀会在自己没有取胜的情况下，威胁在这个国家制造像过去那样的流血事件。是的，各派系之间依然剑拔弩张，人们都非常害怕利比里亚再次被卷入战争。但是，停火协议执行得相当成功，非军事化正在推进，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在努力维持秩序和稳定。
在这次竞争中，我的家人都和我站在一起，我们——詹妮、卡尼、我的孩子们、侄子们和外甥们——都知道无论输赢，这将是我最后的机会。所有人都懂得这个国家正站在十字路口，所以找到合适的人来领导它前进非常关键。利比里亚再也不能承受再走错一步。
“我们会支持你的，”詹妮告诉我，而且他们也做到了。我的兄弟姐妹和其他家人都对自己的工作生活做出了调整，来利比里亚帮助我竞选。
“你能赢。”
拉里在2005年5月底来到了利比里亚。在两周的时间里，他在这个国家行走，和人们交谈他们对于下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期望。几天前，这个国家刚刚完成了选民登记，拉里非常意外地发现选民的比例很高，因为大部分人的手指上还清晰地留有墨水的印记。
他与将近四百人进行了交谈，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受过教育，有的则没有。他会问每个人他们认为选择一个总统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是教育、经验、平台、所属党派还是其他？
大多数人回答教育是他们最看重的。利比里亚的人民知道教育是这个国家的未来，是他们的孩子们脱离贫穷的方式。他们也知道当一个人受到的教育是要 独立思考的话，她必定也将这么做，不会被轻易误导。在村子里和农村举行竞选活动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见人们唱道：“谁懂知识？埃伦懂。”
拉里还发现大部分人对于女总统表现得很欢迎。当然，也有很多人不接受也不会接受让一个女人来领导一个非洲国家，比如拉里在凯利斯堡遇到的一个人就大笑而且觉得拉里是在跟他开玩笑。但是更多的人不但愿意，而且非常希望给女性一个机会。
“男人已经辜负了我们，”人们再三地说，“男人太暴力，太好战。女人不会那么腐败，也不会光想着给自己弄豪车或者豪宅。”
拉里还发现乔治·维阿在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年轻人中支持率相当高。他将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尽管如此，当拉里回到蒙罗维亚见我的时候，他的结论依然是肯定的。
“是的，”他毫不犹豫地说，“你能赢。”
这个国家已经被男人领导了一百五十年，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把我们带领到了什么境地
詹妮在为我宣传的时候，会这样说：
“假设你有一个小宝宝，”她说：“但你需要去上班或者做其他的事情，你需要有人来照料他。你是会把宝宝交给一个有育儿经验，也知道如何喂养的年
长的人？还是会交给一个从来没有做过而且也不知道怎么照顾孩子的年轻人呢？现在，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小孩，一个正遭受疾病和痛苦折磨的孩子。你需要能够 养育他的人。”
这传递了一个简单但有力的信息，我觉得非常有用。
还有流言说，其实我是一个刚果女人，与以前的殖民者精英联系密切。对这种流言，我通过讲述我的经历来应对，这样人们就能了解了。我直截了当地告
诉人民我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利比里亚农村血统，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五其实并不是美国血统而是德国血统。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需要消除旧的争端，我们团结党将会 一直代表所有人民。
最终，有些人说，刚刚结束战争的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来领导，但是一个女人显然不是那个强有力的人。
对于这个看法，我回应说，“你们可以看看我曾经的经历，然后告诉我这里面有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而能证明他们比我更有力量或者比我更具目的性。
我们也指出，这个国家已经被男人领导了一百五十年，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把我们带领到了什么境地。
我想衷心感谢各行各业的妇女们，你们的强大声音我听到了
“这一在利比里亚明媚阳光照耀下举行的仪式，是为改变而欢庆——也是对我们社会、经济、政治秩序重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革新)议程的献堂礼。今
天，我们全身心地欢迎这一改变。我们认识到，我们不仅为了改变而改变，而是要同过去有一个根本决裂，因而它要求我们采取大胆、果断的举措，来解决那些数十 年来阻碍我们发展，破坏国家统一，引起新旧裂缝交织、动乱不断的难题。”
最受听众欢迎、反响最热烈的部分是关于利比里亚的女性的角色、未来和力量的。
“直到几十年前，利比里亚妇女们还在遭受着二等公民的不公待遇。我国内战期间，她们又饱受残暴和恐怖行径。她们被应征参战，被随意轮奸，被沦为家庭奴隶。然而，就是这群女性，尤其是那些自己建立起马诺河妇女和平网的妇女们，在我们的地区为和平而奔走，为和平而呐喊。
“因此，这并不奇怪，在我们选举期间，利比里亚妇女们备受激励——并对我的候选资格表现出了无以伦比的激情、热心和支持。她们和我站在一起；她
们为我辩护；她们为我祈祷。整个非洲的妇女们也都是如此。此时此地，我想衷心感谢各行各业的妇女们，你们的强大声音我听到了，你们的选票极大地促成了我的 当选。
“为此，本届政府将努力在全国各大事务中为利比里亚妇女争取突出席位。本届政府将在我国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授权以利比里亚妇女。我们将支持和新
增相关法令，以恢复她们的尊严，并对那些残暴对待她们的罪行处以严厉打击。我们将不屈不挠、不偏不倚地执行最近由国家过渡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打击强奸。 我们将鼓励所有家庭给所有孩子以教育机会，尤其是女孩。我们还将努力提供经济规划，让利比里亚妇女们也能在我们的经济复苏过程中承担相适应的职位。”
在仪式过后，我们乘车穿过市区。我走下汽车，在街上行走，想要加入正在狂欢的人们。他们正在一边歌唱，一边鼓掌，并呼喊着“埃伦”和其他口号。这是十足的热情，就像见证一个国家的重生，而我有幸身在其中。
对我也对所有人来说，那算得上是最快乐的一天。
在那天，我回想了我的人生历程，思考了过去的三十五年，我一直在主张变化。在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为建设一个更好的利比里亚而努力、战斗甚至冒险。最终，我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可以去改变——从根本上改变——我的国家的历史。
我想起了我的母亲，也在想如果她能看到这一天，她会怎么想，会怎么说。詹妮说，“她会说，‘太好了，我的孩子终于完成了这个最终目标’。”詹妮 和我都知道，我们的母亲一直在为这一天以及以后的日子祈祷。她会在之后的每一天祈祷，期盼上帝引导我去做正确的事情，去做对我的人民和我的国家有益的事 情。
我需要实践诸多承诺
利比里亚社会的每个部分都需要他们的新政府能为他们做些什么，立刻做些什么。
我见到的所有孩子，在我问他们最需要什么的时候，几乎都会说：“我想上学”，“我想学习”，“我想接受教育”。
我见到的年轻人，被称为“迷失的一代”的人，无论男女，都不认为自己迷失了。他们也渴望学习，渴望为他们的家庭和团体服务。
妇女们，我最有利的支持者，告诉我她们想和男人拥有同等的机会，想要受教育，想在工作上得到认可，想保护自己不被强奸，想要干净的、不会让她们 的孩子生病或者死去的饮用水。这些妇女不仅在我竞选总统的时候给予了我坚定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她们在战争期间不知疲倦的工作，将各个派系拉到了谈判桌 前。利比里亚的妇女曾经是，现在也是利比里亚的中坚力量，在国家的重建进程中，我将她们放在了重要位置。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商务、外交、财政、青年和体 育、性别与发展部门的部长都是女性。我们国家的十五个主要领导人中，有五位女性。
老兵们告诉我他们厌倦战争，不想再打仗或者逃跑了。他们想要被培训，想要工作。如果他们拿起枪，他们想要做的是保卫和平和国家安全，而不是战争和掠夺。
那些开始从国外带着所有财产回到国内的商人们清楚地告诉我，他们冒着风险将所有资金都投入祖国，他们想要一个公平透明而且有秩序的环境，他们希望政府正直、负责任。
那些逃亡到邻国或者无家可归的农户们想要一个全新的开始。他们想要回家，想要种子和种地的工具，他们想要道路来把他们的产品运到市场。
因为我是和平当政的，我更要维护和平。因为我在竞选活动中曾经攻击腐败，我更要领导一个清廉的政府。因为我的胜利跟女性的支持紧密相连，我更要确保她们的需求得到满足。
我需要实践诸多承诺。
假如多数民众不会读书写字，缺乏全球竞争所需的知识技能，那实现民主就无从谈起
竞选时我就常说，参选的目的之一是希望看到利比里亚的儿童重展笑颜。他们躲避枪林弹雨、与饥饿抗争、目睹父母被折磨杀害，经历了种种磨难。我走 访各地做竞选活动，真切地看到那种绝望，那种丧失期待的表情。太多的孩子仍在为下顿饭的着落而发愁，太多的孩子仍不知学校为何物。
因此，在我此届任期内，改变儿童现状、兑现所许诺言是当务之急。不仅要让他们重展笑颜，当然这有点做表面文章的嫌疑，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享有 充足的食物，得到合适的住所并接受良好的教育；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真实精彩社会中的一份子；为他们创造一个可以憧憬美好未来的生活环境。
要实现这点，利比里亚的儿童就必须上学。儿童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女童的教育问题必须在利比里亚重建恢复进程中占据独一无二的优先地位。假如多数民众不会读书写字，缺乏全球竞争所需的知识技能，那实现民主就无从谈起。
我们正努力推进国家免费义务教育立法。事实上，这在2004年就被提上日程，但由于资金短缺等种种原因而未实施。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校舍不足、师资匮乏，没有足够的资源让所有孩子上学，实在令人心寒。
利比里亚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当过童兵，如果你问他们想要什么，答案无一例外会是：“我想上学。”该让他们重返校园了。这些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抚慰他们的伤痕是我们的责任。帮助这些受害者真正掌握自己的前途，我们责无旁贷。
免费义务教育项目首先要减免公立小学全部学杂费，减少并规范公立中学学杂费。在我执政的第一年，入学率上升了百分之四十。我们对女孩格外重视，
因为一直以来，她们在利比里亚甚至整个非洲都是被忽视的群体。在无力让每个孩子上学的时候，父母总会选择重男轻女。从传统意义而言，这说得过去，因为男孩 要在外工作，女孩则嫁人生子。然而，时代在变化，我们也要随之改变。
资金来源之一是利比里亚教育基金，一个募集个人、公司和外国机构资源的项目。我们计划修建五十所校舍，培训五百名教师，给五千个女学生发放奖学金。截止到写这篇文章时，已筹集到三百万美元，近二十所学校开始动工建设。
我们制定了新规，对上学时间在街上做生意的儿童处以罚款。此举目的不在于惩罚家长，而是要引导他们更重视孩子的教育，尽管这花费的钱更多。
非洲必将崛起
长久以来，有人认为非洲不会发展，不会肩负自己的责任。认为非洲人民和非洲国家一直寻求援助，总是依靠他人、希望被救助。认为非洲人民因为偷懒
或无能而无法经营好自己的资源；即便有了机会，只会痴迷积累个人财富。同时，有能力的人逃到机会多的地方发财。这就是非洲无法发展、并最终衰变的原因。这 片大陆让人束手无策，最好敬而远之。
奴隶制和殖民，这两个极具破坏性的事件打乱了非洲的发展进程，是一切不公正的根源。我们不能把这当作自身懒惰、缺点和失败的借口，也不能佯装这
对非洲的发展毫无影响。奴隶制令成千上万的非洲健壮青年身心饱受摧残。若非如此，他们怎么能在被拐到岸边、塞进暗无天日、疾病横行的运奴船里漂洋过海卖去
做奴隶这种种遭遇里生存下来？奴隶制严重阻碍非洲大陆的发展，而紧随其后的殖民主义更加剧这一现状。欧洲列强在非洲争夺战及1884-1885年的柏林会
议上瓜分了这片大陆。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把刚果作为他的私人农场！柏林会议和殖民争夺强制划分种族，从而导致的政治纷争至今尚未完全消除。殖民主义下诞生 了权力主义，而权力主义滋生了精英主义，虽然这些主义已不复存在，但其精神仍深入人心。
非洲在后殖民主义的头几年仍延续着殖民主义的体制路线，不同之处仅在于殖民首脑被革命领袖取而代之。随后革命失败，非洲发展再次被一系列武装斗争中断。(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此时处于冷战的西方社会仍垂涎非洲资源，在某些问题上向我们早期的革命领袖们煽风点火。)
另一个问题是教育缺失。就在上辈人的那个时代，有的国家全国上下仅有四五个博士，勉强有若干个硕士，多数人是文盲，连掌权者也罕有高中文凭。素质如此，国家资源得不到恰当管理，贪污腐败愈演愈烈。
殖民结束后，非洲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才发现这些问题，才开始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同理，非洲也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才意识到自身蕴藏的巨大潜力。此时此刻，非洲才开始掌控自己的命运。此时此刻，发展之船才慢慢扬帆起航。
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发展所需的技术资金目前都被西方垄断。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都仍在西方国家的掌控之下。我们有种直觉，西方国家并不希望我们真正独立。强大团结、欣欣向荣的非洲将挑战全球经济结构，成为货服贸易大卖家的竞争对手。
我相信，他们对也愈加担心中国的发展。东方巨龙日益强大，并明确把非洲视为重要的战略经济区域，其对非洲的影响力在非洲各国首都随时可见。
这意味着什么？非洲要再次跟超级大国们对峙吗？目前尚未达成定论，我们都在认真思考。
无论与中国关系如何，都不能立刻与西方国家划清界限。有些国家，如南非，经济完全由白人精英掌控，普通群众能接受教育、学习技术，国家经济发展顺利。
非洲其他国家正努力前行，一步一个脚印。我们仍然记得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带来的飞跃，使那些饱受蹂躏的国家重返制度运行的轨道。大概不会有人给我们带来这样的飞跃了。
尽管如此，利比里亚和非洲其他国家面临的种种挑战并非无法克服。应对这些难题，我们必须从丰富的民族历史中汲取力量，从过去的成功事例中汲取力量，从忠诚伙伴的祝愿中汲取力量。我完全相信，利比里亚能够，也终将再次成为令人自豪的国家。
非洲必将崛起。
任何母亲都无法言说孩子在其生命中的重要意义
《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在其人生回忆录中写道，她曾经常被问到为何不在丈夫已故后再婚。这个问题似乎总会被摆在很多在行业或政治领域取得成就的女性面前。当然，我，作为利比里亚总统，也被问及数次。
我的答案就是，我十七岁结婚并且从夫姓。由于自己的勤奋与努力，到我离婚之时，我已开始在行业内崭露头角。我为之努力的工作，我所取得的任何成绩，都冠着我从夫后的姓名。改名就意味着从头开始，而我并不希望从头开始。
我的孩子也用这姓氏。我希望能保持与他们的共同性，保持这份重要的关联。如果我再结婚，尤其是离婚初期孩子还挺小的时候，这会给我们母子之间带来一些芥蒂与隔阂。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下，再婚家庭也比较难以应对。
另外，在早年期间，我全身心致力于事业追求。我不想再次受婚姻的束缚，再次面对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这并不是说，我没有过浪漫史，因为确实有：我
曾经有过一段最特别的爱恋。深陷情网而没有婚姻的负担，这让我充分享受与别人的亲密关系，并且这种亲密感是我自己的选择，按照我的时间和步调来进行的。这 让我有充分的自由来追求事业成功，而不用非得做出婚姻中必须的那些无私奉献。这让我的孩子们保持了在我心中的至高地位。
任何母亲都无法言说孩子在其生命中的重要意义。在我年龄尚小的时候，我就生育了子女，因此在某些方面，我更像是他们的大姐姐，尤其是孩子们幼年
的时候。我们一起玩球、游泳、骑单车。在某种程度上，我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成长。但是，家庭确是分裂了，我也因忙于事业而与他们疏离了，因此，我和每个孩
子之间都一直存在着某些隔阂，或许仅有罗伯除外。事实上，他们也遭受了很多困扰以及对我事业巨变的一些担忧。当我入狱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还在 上学的他们不得不想法谋生，外出找工作来继续学业。当时，我最小的儿子在莫尔豪斯学院攻读博士，他只能依靠贷款来完成学业。迄今，他还在偿还贷款。
但是，幸运的是，我所有的儿子们都出落得非常优秀，感谢上帝。考虑到他们当时所面对的各种压力，为钱困扰，甚至替我入狱，若任何一个孩子开始嗜
酒、学会嗑药，甚或堕落变坏，我都能理解。但是，相反的是，他们都成为了行业能手以及生活中的榜样。现在，我和我的孩子们是非常亲密、无话不谈的。即使是
亚当玛斯，我觉得，他为自己一岁时的被抛弃怨恨了我好多年。而如今，连他都原谅了我。能够成为我孩子们的偶像，成为他们向成功阶梯攀登的榜样，我感到很自 豪、很荣幸。在他们父亲去世后，我依然能够幸运地照顾他们，为他们的成功奠定基础，我同样感到自豪、荣幸。
说实话，我一直试图让他们远离政治，尽管我猜想，有一两个孩子，尤其是查尔斯会最终步入政界。查尔斯和我的二儿子回到利比里亚来重建家园，他们
非常努力，但是收入却远没有在美国工作时那般丰厚。因此，我尽可能地帮助他们，照看正在读大学的外孙们。亚当玛斯现在是一名内科医师，现居美国，但是会经
常带着那边的医师和专家回国，以改进我国的医疗体系。罗伯也在美国，但对我的工作也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工作上，我们相互支持、亲密无比，对此我非 常地感恩。早年间，在我遭受仕途与事业的残酷考验时，我未能够给予我的孩子们足够的关爱和呵护，现在我很高兴自己能够做出一些弥补。
因此，我并不后悔没有再婚。事实上，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我真诚地觉得没有什么遗憾，我不会选择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我做的任何事情，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当时的最恰当之举。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相同的人生。
另一个人们喜欢提问的问题是，如果我是男人，那我取得的成绩会更多还是更少。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一定会取得少得多的成绩。我真的，真的只会
成为另外一个平凡的男人。我认为，女性的身份让我与众不同，而这种与众不同又给了我成功的驱动力和远见性。我跑在了时代的前头，但我并不孤单。每天，我们 女同胞们都在冲破重重障碍，我相信，再过十年，整个非洲，甚至全世界都会涌现出成百上千的女性领导者。
我很自豪，我帮助后来者踏平了那些障碍。我一直是一个幸运儿。
更多本书信息请登陆：http://www.yiwen.com.cn/
[1] 在当地市场卖农产品或其它食品的妇女。
[2] 一种农村社会主义组织形式，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