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新书快递 >>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内容简介：
如果你不认识何伟，就请从这本《奇石》开始。
如果你已经读过《江城》、《寻路中国》，甚至是《甲骨文》，那么，更不应该错过何伟的这颗“奇石”。
一个作家的笔，要如何赶上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从2000到2012，3个国家，12个家，24个故事。
终于，在何伟的笔下，你不仅能读到奇形怪状的中国。
徒步长城，甲骨冰冷。从江城到新城，当年的艾米莉，已然成了大姑娘。
美国的西部，日本的黑道，尼泊尔的和平队，埃及的清真寺。
十二年来，何伟用心记录的，不止是中国。
作者简介：
彼得·海斯勒(Peter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
他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海斯勒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纪实文学写作之路。
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中，《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Kiriyama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则荣获《时代周刊》年度最佳亚洲图书等殊荣。 《寻路中国》荣获2010年度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好书奖。海斯勒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2006年以《甲骨文》 (Oracle Bones) 一书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2011年9月20日，彼得·海斯勒因长期报道改革中的中国，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奖金50万美元。他说可以用奖金在他去埃及学习阿拉伯 语时养家，并“开始新的生活”。
媒体评论：
充满难以忘怀的形象和持续不断的冒险精神，《奇石》是一本边界广阔、引人深思的书，作为彼得海斯勒最佳报道的合集，它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有力的故事叙述、明智的文化洞见以及温情的幽默为标识。
海斯勒的人物和地点的多样、微妙但又攸关重要的主题皆与之有关：地方传统的力量，明显相对文化里的惊奇重合，以及来自跨越不同世界的个人的深刻教训。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
在描述从来没去过欧洲，却要为那些著名建筑画像谋生的中国艺术家时，海斯勒先生写道：“镜像的反映能够让她聚焦细节；她从未在大环境中迷失自我。”这句话同样也是海斯勒先生的写照。
－－《华尔街日报》
当多恩医生抬头望着可罗拉多的星星，说出最后一句台词时，就像在为全书点题：“当你从地面看星星，它们彼此看起来那么近，”他说“很难相信它们其实相距千百万里。”海斯勒的写作也达到了相同的效果，不是把东方与西方重叠合并，而是用许多线索将它们明晰相连。
－－《图书论坛》
“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那个酸楚就是剧变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
－－柴静
“何伟的作品平静而充满自信，以绝妙的语调和姿态赋予他所描绘的时刻以生命。他知道何时应该参与行动，何时应该等待事情发生。”
－－史景迁
“《寻路中国》的确比起之前的《江城》、《甲骨文》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我真的觉得这是一本我们绝大部分，甚至是所有现代中国作家都写不出来的一本书。”
－－梁文道
“在一个信息时代，做一个中国通不难。而作者要做一个诚实周密的记录者，他记述土地的忧伤和人民的努力，他一一做到了。”
－－2011年新浪年度十大好书《寻路中国》颁奖词
在历史、回顾、反思等图书贯穿2011图书市场的时候，这样一本兼具资料性、可读性、话题性的观察现实中国之作殊显难得。作者何伟虽系美国记 者，但此书写作是建立在扎实的采访与充分的“行走”基础上，既有客观旁观又有感性亲历，将发生在我们身边又被广泛忽略的现实呈现在书中。
－－2011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寻路中国》获奖理由
在这个美国人眼中，中国，不是地图上的红线蓝线，而是他可能踏上的土路马路，不是报告里被引用的GDP，而是他已经认识的店老板或者教师的妻 子。在这一秒钟可以搜索几万条资讯的年代，他慢慢走向了一座城。比起那些被催眠的伊文思，被误读的安东尼奥尼，彼得海斯勒幸运得多，因为他的双眼是你无法 没收或误导的摄影机。何伟是他的中国名字，特别普通。很多中国人都会有一个叫何伟的同学，邻居或者知己。读完《江城》，你会多记得一个何伟。
－－2012年新浪年度十大好书《江城》颁奖词
因《寻路中国》为更多中国读者所知，前《纽约客》记者何伟这本首部关于中国的书是回望上世纪九十年代四川小城涪陵乃至读懂彼时中国、比对作者写 作走向的绝佳参照。何伟对中国社会观察细微，冷静呈现中不猎奇也不过于悲悯。简洁的线索、丰富的情节用介于新闻、文学之间的流畅笔触记录下来，有着较他此 后作品更多的深入、纯粹意义。
－－2012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江城》获奖理由
总目录及各篇导读
前言
野味(广东)
“老鼠要大的还是小的？”女服务员问道。
在美国，如果某个周末发现有一万二千只吃水果的老鼠，你恐怕会感受到压力重重，但在萝岗，这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
胡同情缘(北京)
那就是胡同情缘。几个街区外，末代君王的皇后——婉容的住所早已被改成了糖尿病诊所。清朝的兵部尚书荣禄在菊儿胡同有一处漂亮的西式大宅，曾经用作阿富汗大使馆，现在则变成了童趣出版有限公司。门上张贴着一幅巨大的米老鼠画像。
徒步长城(北京)
我拄着拐杖送石彬伦到了门口。他要坐早班飞机；为了省钱，他预定的机票要在澳门中转七个小时，也不能出机场。他觉得可以趁机读一点东西。我问他，在北京的徒步之旅还剩多少天，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八十六天。”
肮脏的游戏(华盛顿)
“华盛顿是一个村子。国会所做的各项决定，有些还是非常重大的决定，全都有赖于个人行为。”
“跟所有的游戏一样，你得喜欢它，你得从中寻找乐趣。大家都觉得，只有变成政客，才能参与政治活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可能是没有任何级别的村民，但仍旧可以参与其中。”
海滩峰会(北戴河)
会北戴河是位于渤海湾的海滩胜地，在北京以东三百多公里，官员们经常来这里度假。有时候，他们也会来这里工作——每年夏天，共产党的高级官员相 聚北戴河，举行秘密会议，共同决定国家的未来走向。会议结束之前，国内的媒体从不进行报道，但我从一些迹象看得出来，镇里来了大人物。重量级干部的度夏别 墅所在的地段——海滩路已实行交通管制。差不多每一个街角都站上了警察。间或，几辆黑色梅赛德斯轿车在镇上呼啸而过，全由警察鸣笛开道；护卫队离去之后， 满大街寂静一片，宛如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新城姑娘(深圳)
10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朱云峰在过马路的时候拉住了艾米莉的手。她感觉到自己的心就要跳出嗓子眼了。朱云峰紧紧地拉着。他们走到了街上。
“我太紧张了，”一走到马路对面，艾米莉就说道。
“怎么啦？”朱云峰问道。“你以前没这样过？”
“有过，”她回答道。“但我还是怕得很。”
“以后都会这样的，”朱云峰说道。“你要适应。”
自从来到深圳之后，艾米莉找了一份工作，辞了，又找了一份工作。她谈了恋爱，违反了宿管规定。她向某个工厂老板寄过死亡威胁信，对自己的老板也毫不示弱。她才二十四岁。她做得很好。
永沉江底(涪陵)
傍晚七点零八分，砖头已经被淹没了一半。周淑荣搬出了自己的物品——一把雨伞、一只打了气的内胎、一个装着铅笔盒和作业本的流氓兔背包。大人们忙着往上搬家具，最小的女孩坐在南瓜地里的桌子边上静静地抄写着课文：
春雨绵绵下，
出门看桃花。
铀寡妇(美国科罗拉多)
帕特·曼死了两任丈夫。最后一位，乔治于2000年因肺癌去世。
我们刚聊了一会儿，曼就领着我来到后院参观了他们收集的矿石，她捡起一块石头，上面的黄色条纹十分明亮，仿佛是画上去的。她说自己真的不相信铀矿会致癌。
她放下矿石，在裤子上擦了擦手，然后在告别的时候跟我使劲地握了握手。
奇石(推荐试读)(中国西部国道)
我从未遇见过货物摔碎了还能如此平静的中国生意人。第二个人提着扫帚从边上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把帆船碎片扫到一堆，然后就离开了。又一个人 悄无声息地出现了，直至大门边站了三个人。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场蓄意栽赃；我听说过，有的古董商店自己把花瓶砸碎，然后怪罪于顾客。可我们才离开北 京几个小时的时间，连所在的县名是什么都还不知道。
中国是一个充满教训的国家，我们大家现在还得天天学习。别在新疆跑出主路。别在河北的偏僻旮旯购买奇石。遇到停着的大卡车下面有人拨弄火堆，千万别套近乎。
恕我直言(日本)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期间，很多日本黑帮趁着经济泡沫发了财，并建立了大规模的公司组织。
日本的黑帮有时候说他们从事的就是表演行当。“就是一种氛围和仪态，”一位前帮派成员曾经这样对我讲。
“我的大佬告诉我，一旦你加入黑帮，就会受到很多双眼睛的注视，”他告诉我。“要一直把自己想象成正在舞台中央进行表演。这就是一场演出。如果黑帮成员的角色没有演好，那你就不合格，根本没法活下去。”
当你长大(深圳)
小陆、小张和小刘在桥头等我。他们的年龄分别为十岁、十二岁和十四岁，来自四川北部的同一个村子。他们说，他们辍学后来到南方，因为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我三天前在深圳市区见到他们，他们想让我买黄色光碟。
四重奏(北京)
这个国家变化得太快，在中国谁都不敢夸口自己的知识够用。是谁教会农民们到工厂找活儿干的？原先的红卫兵是怎么学会做生意的？究竟又有谁知道，如何经营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一切都在飞速中解决，每个人都是急就章的好手。
离乡回乡(中国)
“在中国，搞体育的目的是为国争光，”姚明回答道。“我并不反对这一点。但我并不认为那就是体育运动的全部目的。我打球还有个人的原因。我们当 然不能完全不要爱国主义，但我觉得体育运动的意义应该变一变。我希望中国的朋友们知道，我打篮球的原因之一完全是为了自己。在美国人看来，如果我输了，那 就是我输了，是我个人的事情。但对中国人而言，如果我输了，那就意味着其他人跟着我一起输了。他们总认为我是他们的代表。”
主队(北京)
美国自行车运动员们通过行李检查和海关的时候仍旧戴着口罩。电视工作者们早就守在出口处，他们这番模样一出现就引起了短暂的骚动。不到一天，这 帮运动员就通过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发表了致歉信。致歉信的内容有：“我们并不想侮辱北京奥组委，以及众多竭尽全力改善北京空气质量的其他人士。”我来到三 岔村值守路障的那一天，致歉信登上了《中国日报》的头版头条：
京城传递火炬，市民热情高涨
普京盛赞奥运准备工作
美国自行车选手就戴口罩行为做出道歉
汽车城(芜湖)
当我前往上海拜访通用中国公司时，公司的总辩护人夏尊恩(Timothy P. Stratford)递给我两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上并排摆放着两辆轿车：绿色的QQ轿车和原产于韩国的黑色马蒂兹轿车。第二张照片上，两辆轿车的车门做了 对调：绿色轿车装着黑色车门，黑色轿车装着绿色车门。
“谁都找不到两家竞争对手的轿车车门可以互换，”夏尊恩解释说。“这意味着他们不光抄袭车门，还抄袭了车门的门框。车门的门框相当于一辆轿车的指纹。”
当我与奇瑞国际公司的总经理张林谈及此事时，“这就是初始阶段的创业模式，随后便进入下一个阶段，”他说道。“就像大家学画画。你不可能一开始 就画出自己的得意之作——你只得临摹他人的画作。任何产业都有这样的本质。索尼、现代和丰田都是这样起家的。它们总要以什么东西作为发端。而这样的东西它 们很快又会弃之不用。”
中国巴比松(丽水)
陈美子和男朋友每个月能挣到一万来元，这样的收入在小城镇绰绰有余。在我看来，她的经历令人惊叹：我很难想象，一个人来自贫穷的农村地区，学会了画画，并通过描绘纯粹陌生的东西而大获成功。
当我前往拜访的时候，帕克市市长的办公室仍旧位于矿工医院的一楼。市长名叫达纳·威廉姆斯，看见陈美子绘制的画作时禁不住十分兴奋。“太棒了！”他说道。“简直不敢相信，中国竟然有人在绘制我们的建筑物！她做得太好了！”
跟我在帕克市交谈过的每个人一样，威廉姆斯市长也无法告诉我，那栋楼房怎么会受人委托，被画成艺术品买到海外市场。这便是中国巴比松和美国帕克市的一种对称：无论绘制景物的人，还是切切实实居住在景物中的人，都对成为艺术品的目的感到神秘莫测。
去西部(推荐试读)(美国西部)
那个地方很漂亮：位于一个小山包的山顶，在安肯帕格里河河面之上三十来米。站在屋后看出去，别的房子一座也没有；视线掠过一片矮松林，径直投向 凹凸不平的西马仑山脉。瑞奇威位于犹他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交界之处，总人口只有七百多。全县只有一盏交通信号灯。瑞奇威没有麦当劳，没有沃尔玛，也没有星巴 克；我们在屋子里接收不到手机信号。我们想象不到有什么地方比这里跟北京的差异还要巨大，于是决定落脚于此，并签订了一年的租约。
一个下午剩余的时间，我们一边把盒子往家里搬运，詹姆斯和格里格一边不时地查看着中国人做出来的手工活儿。有一阵子，我看见他们两个人蹲在车道上，正在琢磨全被纸板裹起来的一张餐桌。“他们简直令我们无地自容，”詹姆斯一边摇头一边说道。“太不可思议了。”
最后拆开的，是我们的大床——莱斯利数年前发现于上海的一处古玩市场。这张床有一个顶篷，顶篷共有十八块，全由榆木雕刻而成，上绘涡形图案，或 为花草、人物，或为佛教圣像。顶篷既不用螺丝，也不用闩子——只有木槽和卯榫。组装时非得按照固定的顺序。我们从立柱开始，按顺时针方向推进，一人扶撑一 边，直至整件物品熨熨帖帖。夜幕降临，让这样的场面有了一种亲密感：我和彤禾，詹姆斯和格里格，一起忙活着民国初年的顶篷大床，四周全是雕刻而成的莲花、 菩萨和相互交织的8字符号。
多恩医生(美国科罗拉多)
多恩在药剂师店铺里从不穿白大褂。他经常给人们量血压和注射；如果需要臀部注射，他会把病人带到浴室以求私密。上了年纪的人称他为“多恩医 生”，尽管他并没有医学学位，并劝阻大家不要使用这样的称谓。他也没戴工作牌。“我喜欢穿老式李维斯牌牛仔裤，”他说道。“人们希望跟自己说话的人穿戴相 似、说话相似、住在同一个社区。我知道，很多医生都要穿白大褂，这会让你看起来更专业。但我们这里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更愿意大家称他为店老板。“店老板 嘛，既可以修钟表也可以修眼镜，”他解释道。“药剂师呢，就是沃尔玛里面那些家伙。”
突袭美国(中国)
《突袭美国》不时冒出好莱坞的电影画面。
双子塔坍塌之后接着是电影《哥斯拉》的画面，只见怪物哥斯拉把整个曼哈顿夷为平地；场景突然切换为神情郁闷的布什总统参加新闻发布会，随即融入电影《珍珠港》的爆破场面。
与美国的报复行动——在阿富汗并不成功的轰炸行动——配套的画面来自影片《勇闯夺命岛》，嘶嘶作响的导弹在旧金山湾的上空一闪而过。
对普通中国人而言，“9·11事件”不过是迄今为止最为暴力恐怖的美国电影场景而已。
桥上风景(丹东)
普通中国人之所以坐船游览朝鲜那侧的江岸，仅仅因为这是他们近距离接触外国的一种方式；不过，富裕的游客可以组团进入朝鲜境内。并不需要护照；管理规章也很松懈，因为中国政府非常确信，不会有人愿意留在对岸。
广场上的清真寺(埃及)
很难想象，解放广场上的这些年轻人将会从革命的这个阶段学到什么教训。事实上，拥有一定权力的每一位——阿訇和政治家们，进步人士和宗教激进分子——都已经和示威者们摆脱了干系。清真寺的志愿者显得不知所措，他们目前暂管的这个机构比整个国家更没有方向。
广场上有很多人抵制选举，并拒绝结束自己的静坐活动。解放广场继续维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随着时光流逝，上一代人陆续孤独地离开广场，而年轻 人、穷人和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在去往这个国家的什么地方之前，似乎总能在这里初尝权力的滋味。人的天性里总有让人失望的东西——志愿者岗哨、公民逮捕， 暴民的正义。
甲骨文(中国)
在安阳发现这本书之后，一直在寻找对陈梦家有所了解的人。我总是晚到一步；我竭尽全力想跟他的某位至交取得联系，却被告知这个人已经奄奄一息。 即便我如愿以偿找到了某个人，他们关于陈梦家的讲述听起来却大相径庭。台湾一位九十九岁高龄的考古学家说，他曾经听到过谣传，陈梦家死于共产党之手。大陆 的每一个人却都说陈梦家死于自杀：有人提到了婚外情，有人则矢口否认。还有人告诉我，陈梦家曾经与一位小有名气的影星有染。其他人则说，那实际上是一位京 剧演员。仍住在北京的赵景心是陈梦家的妻弟，他说陈梦家曾经自杀过三次。“我姐姐救过他两次，”赵景心说。“第三次的时候她因为劳累而睡着了。等她找到他 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赵景心八十三岁，他的手在空中一挥，算是一笔勾销了有关婚外情的谣传。“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传闻，”他说道。
全力冲刺(北京)
1993年，北京提出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以两票之差输给悉尼。一说起这样的结果，有些中国人依然愤愤不平，一如他们对于国家男子足球队 屡次无缘世界杯时的怨声载道。今年，大家都认为申办路上不会再有绊脚石。在撞机事件导致的最紧张氛围期间，中国的新闻媒体特别指出，两件事情应该区别看 待，着重强调了中国人民举办奥运会的决心不会因为与美国的冲突而削弱。实际上，北京申奥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也许正是来自公众的高度支持。
阿拉伯之夏(推荐试读)(埃及)
市民们在街上设立了路障。这些路障多由拿着棍棒的年轻人把守，我们经过交涉才能通行。我们在一个检查站停下了脚步，一群人正抓住一个人，并声称 他是受人雇佣的暴徒。这个人的衬衫已经被撕掉，被一个挥舞刀子的人往前拽着。一位自封的保安先是要求查看我们的身份证明，接着就向我们兜售起了大麻。他看 上去只有十六岁。
我提到了选举过程中的保守声音。“之所以选择那样的套路，是因为我们是唯一的伊斯兰主义者，唯一真正的伊斯兰主义者，”奥姆兰说道。
一个年轻人走进屋子，面朝墙壁进行祷告。我们听见隔壁房间响起一阵呼喊声，奥姆兰说一定是有人达成了某种一致。“人民依旧信任我们。每次选举的时候，都能说明我们依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微笑着说道：“我们犯的错误最少。”
致谢
选载(三篇)
奇石
我们在110国道沿线看到了许多奇石的广告牌。这些广告牌首先出现在河北省境内，那里地势偏僻，唯一的颜色来自沿路设置的广告旗。这些广告旗呈 红色，上面写着两个很大的汉字：奇石。从字面意思来看，“奇石”指的是奇怪的石头，不过“奇”这个形容词也有“非凡”和“罕见”之意。这些广告旗被大风撕 扯得破旧不堪。我们正往西北方向，也就是春季暴风雪的方向行驶。现在下的仅是雨水，不过我们已经看见横在前方的是什么东西——迎面开来的汽车上已经凝结了 前方的天气状况。车辆多是装载着从内蒙古往南运输货物的解放牌大卡车，车上成堆的箱子和箩筐已经覆盖着积雪。一辆辆大卡车顶着横风从大草原驶过来，走到此 处那些冰冻的货物已经往右倾斜，宛如怒海小舟。
我驾驶着租来的切诺基吉普车，麦克·高提格顺路搭我的车。如果一切顺利，我可以一路开到青藏高原。我们相遇于和平队，在结束服务期之后各自找到 办法留在了中国：我当自由作家，高提格在西南开了一家酒吧。不过，我们偶尔会在路上相遇，纯粹因为旧情难忘的缘故。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一路经过了五六处奇 石广告牌。
“边上是什么？”高提格终于开了口。
“不知道。我之前没走过这条路。”
广告旗树立在水泥白瓷砖建成的小商店门前，似乎每往前开进一步，他们就愈发引人注目。“奇石”指的是具有其他形状的任意一块石头。它在全国的旅 游景点已经成了一种必备之物；人们在黄山可以看到名为“仙人下棋”和“犀牛望月”之类的自然形态。收集者购买小块石头；这些小石头有时候甚至被雕刻成适当 的形状，或者带有某种矿物图案，这样的图案让我们觉得既神秘又熟悉。我对奇石没有一丁点兴趣，可它们在河北省这样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如此欣欣向荣，倒让 我感到有几分神秘。什么人会购买这样的玩意儿？驶过二十多面广告旗之后，我终于把车停了下来。
走进店铺，物品的摆放显得很怪异。整个房间摆了满满一圈展柜，只在入口处留了一个小口子。一位店员微笑着站在口子的边上。高提格走后面，我从一排排桌子边上挤了过去，随即听到了巨大的摔倒声。
我转过头去。高提格僵在了那里；水泥地上满是绿色的碎片。“怎么了？”我问道。
“他碰倒了！”那位店员说道。他抓起了高提格的衣襟。“你的衣服把它扫了下来。”
我和高提格看着一地的碎片。过了一会儿，我问道：“这是什么？”
“玉石，”那位店员回答道。“是一艘玉雕帆船。”
我终于辨认出了那些部件：被摔坏的船帆的一角、扯断的缆绳。那是一艘中国的商人们喜欢摆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以求好运的帆船模型。帆船的材料看上去像是从工厂里弄出来的廉价仿冒玉石，而整艘帆船已经摔散——地上竟有五十多片碎片。
“没事儿，”那位店员乐呵呵地说道。“先到前边慢慢看慢慢选，也许你还想买点别的东西呢。”
身边全是展柜，我俩站在房间的一角，仿佛两只笼中困兽。高提格的双手都在发抖，我感觉自己的太阳穴突突直跳。“真是你打翻的吗？”我用英语问道。
“不知道，”他回答道。“我什么都没感觉到，不过我也不敢确信。我一走过它就掉下来了。”
我从未遇见过货物摔碎了还能如此平静的中国生意人。第二个人提着扫帚从边上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把帆船碎片扫到一堆，然后就离开了。又一个人 悄无声息地出现了，直至大门边站了三个人。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场蓄意栽赃；我听说过，有的古董商店自己把花瓶砸碎，然后怪罪于顾客。可我们才离开北 京几个小时的时间，连所在的县名是什么都还不知道。高提格已经变得出奇地平静——只要犯了事，他总会这样。除了挑选“奇石”，我们谁也想不出别的好法子。
我和高提格都于1996年加入和平队，当时做志愿者工作似乎有点不太合潮流。自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冷战的巅峰期建立和平队以来，这个组织的 个性一直随美国的政治气候变化而变化。当时，和平队一下子大受欢迎，对于关心美国应该在发展中国家扮演什么角色的理想青年十分具有吸引力。越战之后，随着 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遭遇犬儒主义浪潮，和平队这一组织跟着成为受害者。自“9·11事件”以来，和平队的重要性又一次发生了改变——现在任何加入和平队的人 可能都对战争时期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过认真的思考。
不过，1990年代中期并没有国内大事件在志愿者心中具有相当的分量。很难说清楚是什么东西让人产生动机要去海外待上两年，而我们加入它的理由 千千万万。我所知道的志愿者大多怀揣一丝理想主义，但通常予以轻描淡写，人们有时候觉得说起这样的词语会让人很不自在。高提格告诉我，和平队在对他进行面 试的时候，要他把自己的“社区义务”按照五级制进行评价。高提格给自己打了个三分。沉默了好久，面试官才开始发问。你曾经在毒品治疗中心工作过，对吗？你 目前在教书，对吗？他终于说了句：“好吧，我给你打四分。”高提格后来告诉我，他报名的理由之一是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女朋友说要认真考虑两个人的关系。我在 其他志愿者那里也听到过同样的说法——硬着头皮也要做的一件难事就是想个最简单的办法结束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当时，我可不想告诉面试官我的真实动机。我需要时间用于写作，但又不愿意再去读书，而且不敢想象找一份平常的工作会是什么样。我很高兴有了学习 外语的念头；教几年书的想法我也很有兴趣。我觉得和平队的工作不会那么机械死板，我很喜欢这一点；而他们又把这样的工作称之为志愿者，所以我父母亲也感到 十分高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住在密苏里州，同为天主教徒，对肯尼迪的记忆相当愉快——我后来才知道，和平队曾经招募过大量的天主教徒。不知何故，它尤其受 到中西部人的欢迎。我们那一年派往中国的十三名志愿者中，有六个人来自中西部各州，三个人来自明尼苏达州。这跟中西部各州笃信的自由主义有关，不过其中也 有逃离的成分。有同伴之前从未出过国门，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一位志愿者之前从未乘坐过飞机。
我们都没想过会来到遥远的中国。没有人在那里生活过，除了一点点基础，也没有人学习过他们的语言；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实际上一无所知。我们了解到 的第一点，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对我们的前往十分怀疑。我们得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指责和平队跟中央情报局扯上关系。这些东西从未公开表 述，但中国仍然有一帮人对于接纳和平队抱着提防的态度。直到1993年和平队才首次向中国派出教师，我是第三批。
我们一定受到了严密的监控。我时常想弄明白，中国的安全官员是怎么思考的——是不是我们的无知迷惑了他们，或者令他们愈发怀疑我们。他们一定想 琢磨个明白，这一帮家伙有什么共同点，美国政府偏偏选中他们派到中国来。为了确保从评估中抽身而出，总得有几个倒霉鬼以备听用。在我之前一年，一位从美国 海岸警卫队退休的老人也加入了进来。大家都叫他“上尉”，他还是美国著名电台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宝的忠实粉丝；在培训活动上，他穿了一件罗纳德·里根体恤 衫，这让他在即将任教的中国大学校园里显得非常扎眼。一次，和平队的一位官员对他说：“你也许应该换一件衬衣。”上尉回答道：“你也许应该再读一读宪 法。”(这事就发生在成都。)一天，上尉给中国的青年学生上课，他在黑板的中间画了一根线，并在左右两边各写上“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好， 同学们，咱们开始上课，”他高声说道。“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结果呢，他因为在成都街头的一场争吵中毁坏出租车侧视镜而被和平队扫地出门。(争吵碰巧 发生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那一天，本是相当不错的素材，却很可能未被中国的安全官员记录在案。)
没过多久，大家几乎就可能忘记了谁为什么把我们派到那个地方。我们大多在偏僻地方规模不大的大学教书，跟和平队很少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偶尔从上 面传下来的一些课程方面的要求，比如“绿色英语运动”等。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和平队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志愿者将环保主题融入到自己的教学活动中。我在 中国的一个同伴非常审慎地开了头，以“吐痰是好还是坏”为题组织了一场辩论。这一下子把全班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学生群情激奋地说，很多中国人从事的职业就 是捡拾垃圾，如果没有了垃圾可捡，他们肯定会失业。没有了垃圾，他们靠什么吃饭？除了“绿色英语运动”得以有效结束，这一场辩论没有明显的输赢。
这样的经历会改变一个人，只是改变的结果不一定符合你的预期。对死硬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这样的工作真是糟糕透顶，他们大多干到最后便沮丧不已， 十分不开心。实用主义者可以做到最后，明智的人还给自己的每一天都确定了细微的目标：学一个中文词组，或者给渴求的学生教一首诗歌。长远的目标统统被抛到 了一边。灵活性最重要，幽默感同样如此。和平队的手册里没什么好玩意儿，美国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看法相当的一丝不苟——有的国家需要拯救，有的国家需要害 怕。这对于共产主义同样如此，他们的宣传丝毫没有幽默感。不过，中国人本身倒是出奇地心境开朗。他们看见事情都会哈哈大笑，其中包括我：我的鼻子，我穿的 衣服，我说的中文。对于固执地以美国人身份为荣的人来说，这个地方糟糕透顶。有时候，我把和平队想成是逆向避难机构，它把我们这些失落的中西部人遣送至 此，把自己变成了唯一一个教会美国人抛掉国民性格的政府机构。骄傲、抱负、缺乏耐心、想控制的本能、想积累的欲望、宣传的冲动——这一切统统被抛在了脑 后。
这家商店有几块像食物的奇石。这在中国是比较流行的艺术主题，我认出了几样旧时最爱：石头雕刻的大白菜、石头做成的腊肉串。还有些石头经过打磨，显出了神奇的矿物肌理，不过因为紧张的缘故，它们在我的眼里看起来大同小异。我随便挑选一件问起了价格。
“两千元，”那位店员说道。他看出我有些退却的样子——那毕竟将近250美元啊。“不过可以便宜点卖给你，”他紧接着补充了一句。
“你看，”高提格对我说道。“这里的其它东西就算掉到地上也不会摔坏。”
他说得没错——这事儿彻头彻尾地奇怪。首先，玉雕帆船怎么会摆放在那个地方？作为救命稻草，我指望高提格的体格也许可以避免暴力冲突。他身高一 米八六，块头很大，蓄着短发，长着日耳曼人的大鼻子，中国人往往看了吃惊不已。不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他这么温和的人，我俩很勉强地向大门口走去。那个人 还站在那里。“对不起，”我说道。“我不想买。”
店员指了指那一堆绿色的帆船碎片。“怎么办？”他小声地问道。
我和高提格合计了一下，决定以五十元开始起价。他从钱包里掏出了钞票——相当于六美元。店员一言不发地接了过去。走进停车场的时候，我准备着有 人走过来拍我的肩膀。我发动切诺基，转动方向盘，急驶上了110国道。车开到张家口，我们俩还止不住地发抖。我们在一家大卡车停车点停下来吃午饭；我大口 大口地喝着茶，以平复自己的神经。一看我们是美国人，服务员一下子来了劲头。
“我们老板去过美国！”她说道。“我这就去叫她！”
老板是个中年人，头发染成了深黑色。她来到我们的餐桌跟前，以夸张的姿势呈上了名片。名片的一面印着中文，另一面印着英文：
美利坚合众资源有限公司
中国办事处副主任
金芳柳
上面烫金印着美国的总统徽章，粗劣不堪。除了那只鹰，这个徽章跟美国的正宗原版大致相似：张家口的这一只鹰比美国的同类胖了不少。它的翅膀显得臃肿，脖子显得粗大，双腿肥得像鼓槌。即便放下盾牌和箭头，我还是怀疑这只鸟能不能飞起来。名片的一角印着几个小字：
名誉主席
杰罗德·R·福特总统
“这是一家什么公司呀？”我问道。
“我们在张家口经营的是餐饮业，”那女子回答道。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弗吉尼亚州的罗恩奥克市也开了一家餐馆。
我指着名片的一角问道：“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福特，”金女士用中文说出了福特的名字。“他当过美国总统。”
“他跟你们这家餐馆有什么关系吗？”
“只是个名誉头衔，”金女士回答道。她摆了摆手，仿佛在说，没必要让福特知道我们在张家口开的这家不起眼的大货车停靠站！她给我们打了折，还叫我们下次再来。
我们在集宁停下来过夜。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十多度；雨已经变成了雪；我一看见旅馆就停下了车。这里的地名是蒙古语——乌兰察布——宾馆的大厅如此宽敞，竟然摆了一条保龄球道。我们在前台登记的时候，耳边满是球和瓶的撞击声。至此，我对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已经胸有成竹。
跟高提格一起旅行完全是打好主意去冒险。跟他在一起，总会遇上有趣的事情，而他往往不慌不忙，不过他对于舒适和安全的标准如此之低，以致几乎没 有任何评论。在我所知道的来和平队里逃避的中西部人中间，他做得最为过分，以致根本没有回家的迹象。当我们那一批人在旧金山做行前集合时，高提格携带的行 李最少。他随身携带的钱不到一百美元，那是他所有的积蓄。
他来自明尼苏达州西南部，从小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她十九岁就有了两个孩子，从此便四处寻找工作——酒吧服务、办公室文秘、假日酒店服务生。后 来，她在一家面包袋绳制造厂的生产线找了一份工作，这家工厂位于明尼苏达州沃星顿市，镇上只有一万人口。他们家先后住过家庭拖车停车场和公寓房；还在农场 上居住过一年，因为前一位租户是高提格妈妈的朋友，已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丢了性命。他们一家的生活主要围着摩托车打转。高提格的母亲是个虔诚的自行车手， 他们经常在夏天去中西部参加哈雷-戴维森大赛或者竞技表演。他看着母亲的朋友在“猴子上树”之类的节目中相互比拼，女人从摩托车上一跃而起，抓住悬在低空 的绳子并前后摆动，男人绕着障碍赛道往前骑行，女人趁着摩托车返回的时候稳稳地落下来。还有一项比赛是看哪一位女子坐在行驶的摩托车上能够把绳子上挂着的 热狗咬下最大的一口。高提格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看到的事情一点不算稀奇。他说他一直非常讨厌摩托车。
他是家里唯一喜欢读书的人。他读到十一年级就毕业了，因为明尼苏达州有一个项目，如果中学生提前毕业，州政府可以为其支付一年的大学学费。在明 尼苏达大学的莫里斯校区，高提格主修起了英语，随后进入该大学的曼卡托校区进行研究生学习。就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他申请加入了和平队。他从小就对商业经济 有所见识，觉得这是远赴海外最好的办法。
来到中国之后，他被分配到四川南部的小城市乐山从事英语教学。他抽空跟另外两名志愿者一起组织戏剧表演：学生版的《白雪公主》。学校很快就认识 到其中的宣传良机，庚即组织了巡回表演。其他志愿者没过多久都先后抽身而出，但高提格对什么事情都非常痴迷。他领着《白雪公主》剧组上了路，坐着公共汽车 在全省巡回表演，曾经一天在各个中学校进行了三场演出。为了政治原因，他们只好把剧目改头换面。伐木人原本是反面人物，但学校领导坚持喜剧的结尾应该有利 于无产阶级，于是伐木人改过自新，还进行了一番自我批评。作为巡回文艺表演的一部分，铜管乐队演奏了《国际歌》，一名学生翻唱了理查德·马克斯的《此情可 待》，高提格抱着蓝色吉他走上舞台唱起了《乡村路带我回家》。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被人围着索要签名。在穿行于各城镇的颠簸之旅中，《白雪公主》的演员们扯 着嗓子高声唱歌，大肆啃着新鲜的甘蔗杆，把甘蔗渣直接吐在了公交车的地板上。高提格告诉我，那是他在和平队服务期间感觉最难耐的十天时间。
他中文学得很快。一抵达中国，和平队就给我们安排了两个半月的密集学习，那之后便根据自己的需要雇请私人教师。不过，最好的策略是去大街上闲 逛，随便找人说话。高提格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理想的人格魅力：他有耐心和好奇心，而且永不知疲倦。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他还是个喝酒的好手。像四川的乡下 人那样，他学会了用牙齿开啤酒瓶。
一年秋天，他去中国最西边的荒野地区新疆旅游。他一个人在天山扎寨露营。他偏离旅游线路去攀爬岩石，结果被蛇咬到了手指。先是手指红肿，接着是 整只手掌都肿了起来。他花了四个小时回到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市。至此，红肿已经蔓延至整只手臂，痛得他死去活来。他找到公用电话，给住在成都的和平队医 疗官打来了电话。医疗官确认了症状：听起来像是肌溶性毒蛇惹的祸，他需要尽快住进医院。
他向路过的行人求助，一位年轻的女子主动站出来帮起了他。她的英语说得很好，这在如此偏远的地区很不寻常。她穿着一件宽松的亮黄色无袖衫，颇像 一口大钟从头顶套在了身上。高提格当时就觉得这个女人多少有点奇怪，但对此顾虑重重肯定不合时宜。她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切开了被蛇咬伤的手指头。医院有传 统的中药；高提格看见药盒上印着蛇的图案，因而觉得那肯定是个好兆头。医生用杵和碾钵压碎药片，然后直接把它塞进了蛇咬的伤口。
红肿继续扩散。几个关节变成了粉红色，蛇毒破坏了毛细血管。到了傍晚，高提格终于明白，穿亮黄色无袖衫的那位女子明显精神失常。她把自己的行李 拿到医院并拒绝离开，还向所有的人申明她是他正式的翻译。她不回答任何私人问题——高提格仍旧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学到的英语。只要他问起名字，她总是说： “我的名字嘛……朋友。”她每次这样回答的时候，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直到高提格不再追问这个问题。她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待了一整夜。第二天，医生三次切 开手指，塞进了更多的药粉。真的是疼痛难忍，不过高提格至少成功地劝说护士们赶跑了那个女人。第三天之后，红肿开始消退。他在医院住了一周的时间；他身无 分文，竟要和平队的医疗官汇款缴纳那一笔不足一百五十美元的医疗费。他的手痊愈了。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位穿亮黄色无袖衫的女子。
我们离开乌兰察布宾馆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正在打保龄球。当地政府在110国道的入口处树立了一块告示牌，上面的数字竟可以像芬威公园的记分牌那样进行更换：
到本月为止，该路段已经发生65起交通事故，造成31人死亡。
昨天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不过温度依然只有零下十来度。从集宁到呼和浩特的公路要穿过茫茫的大草原——低矮的山丘覆盖着积雪，狂风不停地怒号着。 我们从一辆辆停着纹丝不动的解放牌大卡车边上开了过去，它们的油路给凝固了，也许是因为油箱里的水分太多吧。往前开了二十多公里，我们爬上山坡，看见一溜 车辆一直延伸到了地平线上：大卡车、小轿车、吉普车。谁也动弹不了，谁都在摁喇叭；狂风中响彻着汽车喇叭奏出的管弦乐。我从来没想到，这样蛮荒的地方也会 遇到交通堵塞。
我们停下切诺基，朝着拥堵的方向步行走了过去，几位驾驶员向我们解释了事情的原委。一开始是大卡车的油路被冻住了。其它车辆在这条双车道的公路 上开始超越它们，可总会遇上顽固的车辆迎头驶来。两车对峙，喇叭齐鸣，直至各自身后的车辆越聚越多。终于，两头都一步也无法挪动。有些车辆试图从路面之外 绕行，可走不到五十米就陷了进去。大家穿着便鞋在雪地里踉跄而行，试着用双手把车辆给刨出来。没有警察的影子。与此同时，大卡车司机们蹲在卡车底下，在地 上生起火堆，然后用它来烘烤冻住的油路。这样的场景有一种别样的美感：积雪覆盖的草原一片荒芜，一溜烟望不到头的汽车长龙，蓝色的解放牌大卡车下闪烁着橘 黄色的火苗。
“你可以走过去给这些卡车司机们照一张相，”高提格说道。
“你才应该来一张，”我说道。“我可不会靠近这些家伙。”
终于，在这一片未做标记的内蒙古大草原上，我们跨过了区分“奇”和“蠢”的那一道虚线。我们盯着橘黄色的火苗看了一会儿，随后从一条乡间小路开 到了呼和浩特。刚一抵达，切诺基的启动装置失灵了；我们一路推着车来到了修理厂。对着引擎捣鼓的过程中，修理工不停地抽着“国宾”香烟。不过，既然走完了 110国道，这就跟七月四日国庆节上放放烟花一样不具有危害性。
有人说，在和平队服务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回家。两年的服务期即将结束，和平队举行了一次预告别会议。他们散发了求职材料，讲起了我们回家后听见 别人说起“我不知道和平队竟然还存在着”这样的话语时我们会有怎样的反应。有几位志愿者参加了外交服务考试。一个人只考了一半，并没有严肃对待；他在作文 部分写的是自己的世界观如何地受到了影片《空军一号》的影响。有几位通过了笔试，但在面试环节败了下来。此后几年间，我陆续得知更多的志愿者参加了这一考 试，不过他们一半都被繁琐的程序弄得晕头转向——他们在实际经历中学到的东西与此没有任何关联。
和平队从一开始就被描述成对外事务的帮手，不过它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培养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这样做的意图是影响国家的政策——该组织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了1958年出版的《丑陋的美国人》的鼓舞，因为该书对美国自上而下式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我加入和平队的时候还抱有真诚的 信念，相信它具有改头换面的力量；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因为这样的经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这样的变化只会使人们更加不愿意替政府工作。志愿者一开始往 往个人主义性格十足，很少具有传统意义上的雄心抱负。一旦去到海外，他们便学会了在混乱中过日子，这很难让他们相信还有什么改变的可能性。绝大多数曾经的 志愿者都会反对美国在伊拉克采取冒险行为，因为他们从自己的经历就可以知道，哪怕是最为简单的事情，到头来也可能错误百出。然而，他们的意见对于国家的政 策不会产生实质的影响，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大可能产生影响。
我在中国的很多同伴后来都当上了老师。这在一定程度是因为他们本身从事的是教育性质的志愿工作，不过同时也跟我们所锻炼到的种种技能有关——灵 活性、幽默感、愿意解决学生抛给你的各种难题。当上作家和新闻记者的也不少；有的人进入了研究生院。其他人继续游荡，高提格在中国一住就是好多年。每到夏 天，他便为和平队工作，培训新到的志愿者，其余时间他便逮到什么做什么：为报纸撰写专栏故事、临时性地充当翻译或研究人员。偶尔，他会来到北京，在我那张 沙发上一睡便是一个星期。说到待客的话，我可算是终身在为和平队服务。有时候，我的公寓里会住着三四个客人，全是中西部大个子，一边喝着燕京啤酒，一边高 声笑谈旧时光景。
在西南部的昆明，高提格跟一个中国人合伙开了一家酒吧。他们在一个废弃的防空洞找来地盘；租约明确提出，如果中国发生战争，他们必须交还经营场 地。酒吧有两张台球桌，以及一个乐队表演台。开张没有多久，酒吧里发生了一次持刀斗殴——其中的一位酒吧招待员身中数刀，只好切掉了单侧肺叶的一部分。酒 吧没有多少生意，高提格和他的合伙人几乎无力支付那一笔医疗费。他们的酒吧就取名为“地下酒吧”。
我们驾车横穿中国北方的次年，高提格回到了美国。他三十岁，几乎身无分文。他回到了明尼苏达州的西南部，但根本没想过还要在那里生活；一个月之 后，他坐上灰狗长途大巴去到了南方。有几个曾经的志愿者居住在密西西比州的斯塔克维尔；他们收留高提格住进家里，并给他找了一份教授外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工 作。一学年的薪水有二万四千美元。高提格想攻读教师资格课程，却发现所花费的时间与读法学不相上下。他买回一大摞有关法学院入学考试的书籍开始自学，结果 考分名列前茅。我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并入住了滨江大道。他利用空余时间为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从事中文研究工作。后 来，他当上了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亚洲法律》的总编辑。看得出来，他脸上依然带着一丝来源于中国的表情——略微震惊、不知所措、难以适应。他不知道这种状 态会持续到何种地步，不过依然乐于搭上我的顺风车。
作为那次驾车出游的后半程，我们沿着215国道开到了青藏高原。双车道公路的两侧是高海拔沙漠风景画，要么是岩石，要么是黄沙，间或点缀着公路 安全宣传标语。有一个路段，政府部门在路边一根高达三米的纤细柱子上搁置了一辆撞坏的轿车。轿车已经被撞击得面目全非，前部被挤压成了平头，摇摇晃晃的一 扇门只剩几根铁丝连接着。车尾涂着几个大字：四人死亡。这真像是小孩子令人恐怖的待客之物——汽车冰棍啊。还有一处关于速度的标识语，看上去颇像菜单的选 项：
40码很安全
80码有危险
100码进医院
道路陡直地爬升至青海省的边上。我们超过了一辆辆马达震天响、速度慢吞吞的解放牌大卡车，车上的高度计显示到了三千六百多米。整整两百多公里的 路段，我们没看见有人居住的痕迹。没有加油站，也没有餐馆或商店；我们经过的第一座小镇前不久才被夷为了平地。没有了屋顶的墙壁孤零零地兀立在高原上，仿 佛是某个失落王国的遗迹。
进入青海，高提格的左眼犯了毛病。先是流泪，接着是疼痛；他坐在副驾驶座，不停地用拳头擦脸。我们又经过一处三千六百多米的山口，下到了青海 湖。那是中国最大的湖泊，周长三百多公里，蓝得像宝石。我们在含盐的湖边扎下营寨，在一处狭长的地上支起了帐篷。那是我在中国看到过的最漂亮的地方，但高 提格此时几乎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他躺在帐篷里嚎啕大哭。他已经取下了隐形眼镜，但疼痛有增无减；他问我要走多长时间才能到达省城西宁。“疼得要命啊，”他说道。“一阵阵的刺痛。”
我问他要不要我帮忙。
“也许只有到了西宁才能找到眼科医生，”他说道。走了整整一万公里，我觉得这才是最不吉利的一句话。眼睛痊愈了，他后来才知道，隐形眼镜正是罪 魁祸首。在昆明的时候，一个朋友告诉他，当地一家商店可以半价买到强生牌隐形眼镜——聚划算啊，高提格于是一下子买了好几副。结果呢，那些眼镜全是假货。 那又成了一条新规：在昆明千万别批量购买隐形眼镜。中国是一个充满教训的国家，我们大家现在还得天天学习。别在新疆跑出主路。别在河北的偏僻旮旯购买奇 石。遇到停着的大卡车下面有人拨弄火堆，千万别套近乎。沿着湖边，我们又经过了一根汽车冰棍，尽管高提格的眼睛依然泪流不止，几乎什么也无法看见。青海境 内，他一直在流泪——他流着泪走过含盐湖泊的荒寂湖岸，流着泪走过纹丝不动的汽车冰棍，又流着泪沿世界屋脊长长的下坡一路走了过来。
去西部
我在海外生活期间学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如果迷了路，你就应该询问方向。我学到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即便没有最终目的地，也完全可以把一百四十三个 箱子从北京运到太平洋的对岸。我一直不善于提前谋划，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之后，我的这种习性愈发糟糕，因为那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活在当下。在那样的国家，要找 到愿意随机应变的搬运公司十分容易。他的英文名字叫做维恩，活像中国艺术家那样蓄着长长的头发。就在我们斟酌合同内容的时候，维恩问我的太太彤禾是否已经 想好，我们即将前往什么地方。“总之是一座小城市，也许就在科罗拉多州吧，”她回答道。“但我们还没有决定住在哪一座城市。”
“未来几个星期能够定下来吧？”
“我觉得可以。”
维恩解释说，船运集装箱将在大洋之上颠簸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地址无关紧要，只要运载的物品朝着大致正确的方向行进就可以。但到达美国之后，美方合伙人需要知道运货卡车将开往什么地方。那也就是维恩的最后期限：我们需要在五个星期内找到住处。
维恩在我们位于北京的寓所内忙活了两天，以指导那帮搬运工人。一共有十来个搬运工，全都穿着洁净的蓝色制服，带着金属开箱器。每一件家具，他们 都要按照尺寸把一大块硬纸板划成同样大小的小片。他们先是划下一块纸板，熨帖地裹住椅子的前腿，接着依次是后腿和侧面。所有的纸板粘贴在一起之后，看上去 就像一个椅子状的盒子。他们据此做出餐桌状、书桌状、书架状、条凳状和沙发状的纸盒。他们做了一张巨大的纸板床。一个三层的古董鸦片桌被一层层严丝合缝地 裹了起来。那情形如同看着一队雕塑家逆序创作，直到我们所拥有的每一样物品被转换成更大更粗糙的版本。
我数次想与工人们交谈几句，但他们的反应简短而且乏味。他们不让我们帮忙。每当我捡起某个物件，立马有人一个劲微笑着向我道谢，同时把东西拿了 回去。“还是留给他们做吧，”维恩说道。他说得没错。他们把集装箱挤得像积木那样密实，一辆卡车拉着它进入了夜幕。突然，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的财物 消失了；我们没有地址；我们可以住在任何想住的地方。那个月的晚些时候，我和彤禾踏上了寻找新家的路。
我们俩成年之后都少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我大学一毕业就前往英国进入研究生院，随后旅行到了中国；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十五六年的 时间。我从未在美国找过工作，既没有买过房子，也没有租过房子。我最近一次在美国买车的时候，加的还是含铅汽油。我的父母亲仍旧居住在我从小长大的密苏里 州，此外便也找不到任何把我维系在这个国家某个地方的其他东西。彤禾跟美国维系更少了：她是两个中国移民的女儿，出生并成长于纽约，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从事 写作。
我在中国生活期间很少回美国，但花了大量时间来回想这个国家。中国人大多对外国人的生活深感好奇，总喜欢提出某些特定的问题。你们那里几点了？ 你们可以生几个孩子？回去的机票要多少钱？人们对于美国的观点往往位于两个极端，既积极又消极。他们总是迷恋于之前听来的种种稀奇古怪的细节。美国农民是 不是非常富裕，可以用飞机来播种？老人和成年子女同桌吃饭，孩子们会让父母自付饭钱，因为他们的关系不像中国家庭那么亲密，这是真的吗？我在大学教书的时 候，一个名叫塞恩的学生写过一篇作文：
我在书上和电影里看到，美国人可以拥有枪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乞丐必须穿着防弹背心。这是真的吗？关于美国有一种说法。想进天堂，请去美国；想去地狱，请去美国。
对于这种交织了真相和夸张的问题，实在难于回答。头几年，这让我感到十分忐忑，因为我未能传达一种更为精准的视角。不过，我终究意识到，类似的 对话不仅仅与我有关，甚或与我的国家有关。在中国的时候，我逐渐把对美国的认识当成一种想象：它往往人们的意识所制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那与其说是我 个人的问题，不如说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兴趣、梦想和忧虑——即便他们谈论美国的时候，也总有部分话题涉及自己的国家。
我在海外生活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自己的视角正在发生相似的变化。中国成了我的参照物；我总拿自己对美国的认识与自己对亚洲的认识加以对照。我 对美国生活的认识日渐成为开放式的，而不是定型的。我很难想象自己在某个特定的地方，那实际上也意味着我有很多地方可去。当我和彤禾决定离开北京的时候， 我俩都已经完成了写书需要的研究工作，知道自己可以带着工作上路。我们没有职业，也没有孩子，并不需要长久的家；最终，我们可能还会前往海外。我在中国的 城市里生活多年之后，更喜欢乡下的幽静和平淡无奇。落基山脉的小镇上没有人认识我们——那里便是我们自己中国版的美国梦。
我们买了一辆二手的丰田车，在后座放上冷藏箱，沿着两车道公路在科罗拉多州四处转悠。时值3月下旬，山上的积雪依旧深厚；有些高海拔的隘口仍然 封闭着。夜幕降临，我们住廉价旅馆，白天跟房产中介们交谈，他们手头也没什么房源。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美国的中产阶级几乎从不出租自己的物业；当时正值 房地产次贷崩溃的前夜，买房更为容易。在一个不到三千人的银矿社区里德威尔小镇，我问房产中介是否有物业可供出租。“你有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颁发的 HUD证书吗？”她问道。我告诉她，我确信我们俩都没有那样的证书；于是她建议我们租一套活动屋。我们看到唯一可供出租的是一套白色的活动屋，坐落在距离 24号高速公路六米远的地方。活动屋里正居住着一群钼矿矿工，但房产中介向我们保证，那帮人很快就要搬走；她可以把我们列入待租名单。里德威尔镇打算开掘 更多的矿洞，主要是因为来自中国的需求激增。我们看了那房子一眼，便继续开车上路。
我喜欢宽广而色彩亮丽的土地，慢慢染上晚霞的山峦，以及坐落于山谷间名字厚重的一座座小镇：花岗石镇、基岩镇、锯坑镇、鸡冠丘镇。我们沿着科罗 拉多西南部的安肯帕格里河一连开了十余公里，沿途看见的标牌不禁让我乐开了花。离河不远的地方，一个人带着我们参观了坐落在盐碱平地上的一座新房子。白色 的土壤犹如碎玻璃般熠熠泛光，一想到要在这样的地方写书就让我感到头痛。我们找到的出租房，总是不太称心。要么地毯破旧、墙板损坏，要么建在背阴的山谷 里，积雪难融。我时常感觉，在我们来之前，这里一定遭遇过大灾大难。离婚、死亡、破产——以我的想象，这是小镇上的大房屋纷纷跃入租赁市场的主要原因。
在一个叫做瑞奇威的地方，我们先给一个房产中介打了电话，随即又偶遇一位刚与男友分手的年轻的办公室经理。男友离去，留下她和一纸新屋租约，她 打算搬到丹佛重头再来。地方很漂亮：位于一个小山包的山顶，在安肯帕格里河河面之上三十来米。站在屋后看出去，没有一栋房子；视线掠过一片矮松林，径直投 向凹凸不平的西马仑山脉。瑞奇威位于犹他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交界处，总人口只有七百多。全县只有一盏交通信号灯。瑞奇威没有麦当劳，没有沃尔玛，也没有星巴 克；在屋子里收不到手机信号。我们想不出有什么地方比这里跟北京的差异还要大，于是决定就此落脚，并签订了一年租约。
我们买回一张床垫和几件草坪用具，在外面支起帐篷等着船运集装箱的送达。一天下午，我们驾车来到蒙特罗斯镇，在一处古玩市场发现了一对木质书 架。售卖者答应与我分担送货费：我们支付十美元，剩下的由她负责。她给自己的儿子打了个电话，因为他有一辆皮卡。“二十五美元吗？”我听到她对儿子说。 “太贵了，二十美元怎么样？”中国人就对这样的细节感兴趣——回到美国不到一个月，我已经亲眼见证了年迈的母亲和自己的成年儿子就金钱问题讨价还价。
我们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签订了电话服务协议。当我提出电话号码不要列入黄页簿时，电话公司的业务代表说那得每个月加收两美元的服务费。瞬间，省钱的心态压过了我期待隐匿的愿望。“登在我妻子名下吧，”我说道。“她的名字是莱斯利·张(张彤禾)。”
我当时觉得，她的名字相对来说更为普通，但没有想到最后电话黄页簿会把我附带列出：“彼得/莱斯利·张。”紧接着，邮件纷至沓来。
尊敬的彼得·张先生，
你喜欢省钱。还有更好的，你既能省钱，又能得到更优质的服务。因此，干嘛不换一家电话公司呢？
我和彤禾几乎没收到过任何邮件。收到邮件的是彼得·张，头几个月我们的邮件几乎全由他接收。信用卡公司和电话公司会像汽车经销商一样给我们派发 宣传单。彼得·张收到过用韩文和繁体中文印制的广告单。有人深更半夜打来电话，操着莫名其妙的语言。韩国人一看我们听得云里雾里，立马挂断电话，但我们通 常会跟讲中文的电话推销员纠缠一番，以弄清他们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是谁在翻阅科罗拉多州农村地区的电话黄页簿，专门搜寻亚洲人的名字？
多数时候，打进电话的似乎都是推销长途电话卡的单独个人。不过偶尔也有中文电话推销员向我们推销其他东西。一天晚上，彤禾一拿起电话就听到一个 女人起劲地推销位于怀尔明的某处旅游景点。我把耳朵凑了过去，尽管我们俩一开始谁也弄不懂那是个什么名字。“怀尔明？”彤禾问道。“在哪里？”
来电者解释说，怀尔明位于美国西部，是一片牛仔出没的山地，空气清新。那情形如同盯着拼图看了好半天，图案一下子变得清晰明了，并且惊讶于自己的分毫不差：怀—俄—明。
“你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彤禾问道。“中国大陆吗？”
一阵沉默。“我们是一家香港公司。但我们做怀尔明的旅游项目。”
“我不相信你们是香港公司，”彤禾说道。“香港公司不可能这样随机拨打电话。还有，你的口音不像香港人。你究竟在大陆的什么地方？”
打电话那个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只能说我们是香港公司，”她说道。“其他的我没法告诉你。”之后，我会不时地重复那个地名，只是想听听它的读音。有点象魔法，半是陌生半是熟悉：怀—尔—明，怀—尔—明，怀—尔—明。
货运集装箱晚到了。丹佛的搬运公司原定星期二中午到货，但他们的卡车走到莫纳克山口时陷进了积雪，随后又遭遇了机械失灵。驶上我家车道后，他们 往后倒车时撞上一根矮松，刮倒了几根枝条。驾驶员发现自己没有钥匙打开集装箱上的中国海关关锁，于是抓起了一只重重的退耦器。“找个乡下佬用这个东西使劲 敲打，多半能搞定。”
从北京回美国的朋友曾经提醒过我们，行李送达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就如同将新生儿从医院抱回家里：转瞬之间全靠你自己。来到瑞奇威，维恩曾经的十 多个中国搬运工变成了叫做詹姆斯和格里格的两个美国人。他们没穿制服，搬运效率也不高。我和彤禾提出打帮手，他们毫无怨言。他们一到我家就打听，哪里可以 找到吃的东西。詹姆斯成功地捣毁了海关关锁之后，他俩站在打开的集装箱跟前目瞪口呆。
“我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詹姆斯终于说道。“我得打电话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下午剩余的时间，我们一边把盒子往家里搬，詹姆斯和格里格一边不时地查看着中国人的手工活儿。有一阵，我看见他们两个蹲在车道上，正在琢磨被纸板裹起来的一张餐桌。“他们简直令我们无地自容，”詹姆斯一边摇头一边说道。“太不可思议了。”
每个盒子上都有编号和标签，詹姆斯每跑一趟都会读一遍号码，以方便拿着表单的彤禾进行对照。搬运盒子的过程中，他简要地讲述了自己在路易斯安那 州的成长经历，他和妻子在家自教的七个孩子，以及他曾经当长途卡车司机时听来的逸闻趣事。他最近卖掉了自己的卡车，因为油价涨得太高。“卖给了一个想挣上 千儿八百的家伙，”他说道。“千儿八百个麻烦还差不多。”詹姆斯说，他每年都要拿出几千美元购买书籍，所以讲的逸闻趣事各不相同：卡车司机的加油策略、植 物护理、养鸡场心得。“那些家伙现在用药太多，”他说道。“我有一个朋友在鸡场干活，从小鸡孵出到加工处理只要十八天。十八天！原来可是要好几个月。还有 一个女人曾经在鸡场给小鸡打针，偶尔不小心会把针扎到自己身上。她后来得了狼疮，脸上还长出了毛发。所以我再也不吃鸡肉了。这个盒子的编号是九十四——办 公室文件夹。”
最后拆开的，是我们的大床——彤禾数年前发现于上海的一处古玩市场。这张床有个顶篷，顶篷共有十八块，全由榆木雕刻而成，上绘涡形图案，或为花 草、人物，或为佛教圣像。顶篷既不用螺丝，也不用闩子——只有木槽和卯榫。组装时必须按照固定的顺序。我们从立柱开始，按顺时针方向推进，一人扶撑一边， 直至整件物品完美熨帖。夜幕降临，黑暗让这样的场景有了一种亲密感：我和彤禾，詹姆斯和格里格，一起忙活着民国初年的顶篷大床，四周全是雕刻而成的莲花、 菩萨和相互交织的8字符号。高大的顶篷竖起来之后，詹姆斯花了整整一分钟的时间琢磨其中的卯榫。“设计得太好了！”他不禁感叹道。他们还得开六个小时的山 路回到丹佛，但詹姆斯很高兴能坚持到最后。他跟我握手道别，并祝我好运；他的行车经历又有了新的逸闻趣事，这似乎令他感到十分开心。
回到美国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地怀念美国人说话的方式——尤其是小镇居民。我喜欢他们不慌不忙地讲述逸闻趣事，也乐见自己还能明白他们话 语中的细微表情。有一次，我回到密苏里州看望父母。我从机场坐上穿梭巴士，驾驶员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浓密的胡须像一堆白雪在他胸脯上来回抖动。我说我刚从 中国回来。
“你会讲扑腾话吗？”他问道。
我的口音没他好听，但我还是告诉他，自己会一点点扑腾话。
“我在什么地方看过一份资料，”他说道。“什么地方我忘了，反正就是说中国人为了长生不老，可以拉着四个人一起没入海水。”
近两百公里的路程中，那位驾驶员一直不停地说话。他讲述前妻的故事，也描述自己对《圣经》希伯来文的钻研，还对《但以理书》发表了强硬的观点。 他当时住在密苏里中部的一处拖车庭院，但在1960年代到访过法国、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我有一个有钱的叔叔，是他出钱让我走了那么多地方。”
“哦，这趟旅途一定很棒吧，”我问道。“你叔叔是谁？”
“山姆大叔啊。”
在中国人们不会这样说话。他们不善于讲故事——他们不希望成为被关注的中心，很难从讲故事的过程中获得乐趣。他们很少纠缠于兴味盎然的细节。这 并不是说他们愿意缄口不言；实际上，很多中国人都能够用食物、金钱和天气这样的话题让你的耳朵生茧，他们还善于向外国人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不过，他们一 般不谈私人话题，身为作家，我知道，有时需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让采访对象敞开心扉。也许，在一个生活接触十分密切、凡事围着家庭和其他群体转的国家， 这种现象非常自然。
有选择权的中国人，决不会选择住到科罗拉多西南部这样的地方。美国人喜欢独来独往的性格令我印象深刻，正是这样的独居让大家的闲谈变得无拘无 束。一天晚上，我在瑞奇威的一家酒吧遇到一个人，他跟我交谈不到五分钟就解释说，自己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另一位酒客告诉我，他的老婆已经过世，他最近又 心脏病发作，所以预料自己活不过当年。我知道，美国人的闲扯多半不靠谱；任何时候人们都可能扯到私人话题。当我申请安装“DIRECTV”时，一位技术人 员来我家的侧墙上开洞。他说自己刚搬到一个叫做三角的小镇，于是我问他对那个小镇的看法如何。
“安静，”他回答道。“三角镇很少有事儿。”
“你怎么会搬到哪儿去住呢？”
他从开凿的孔洞上抬起头。他是个二十来岁的精瘦男子，一双手臂上刺着蓝色线条的文身，活像恣意分布的一条条血管。“我两个月大的儿子刚刚去世，”他缓慢地回答道。“就在丹佛，所以我不得不搬走。在那里我再也住不下去。所以，我搬到了三角镇。”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我真的非常遗憾，”我说道。“太糟了。”
我不知道还应该说点什么；在美国，我总觉得很难对这种私人的故事出回应。不过，我很快就明白过来，其实我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很多美国人是说话的 好手，却不喜欢倾听。我要是在某个小镇对某人说自己在海外生活了十五年，他们的第一反应如出一辙：“你是在服兵役吗？”除此之外，他们很少提问。我和彤禾 逐渐明白，中断闲扯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告诉大家我们是作家，而且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没有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似乎更善于聊自己刚刚服完的有期徒 刑。
有时候，好奇心的缺乏令我深感沮丧。我永远记得自己在中国的时候被问到的各种问题，哪怕不识字的人也希望了解一下外部世界的信息，我不禁疑惑美 国人怎么会如此大相径庭。不过，很多中国人对自己和所在社区的事务几乎不感兴趣，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善于反思——不愿意去太多地思考自己的 生活。这是他们跟美国人的主要差异，后者不断地制造出有关自己和自己所在地的故事。小镇的人们很少向外来者发问——的确，你所要做的就是聆听。
有时候，这样的角色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外来者或是假冒顶替的，不过，会说话也有好处。它让我从小就理解自己的文化；即便我不是他们故事里的角 色，我还是听得懂人们说了些什么。我喜欢聆听，慢慢静在人群之中，发现自己被当地的社区事务所吸引。我和彤禾前去观看牛仔表演和赛马会，当地的农场主与专 业人士展开比拼。秋天，我们到附近的一所高中观看橄榄球比赛。我们跟随名不见经传的奥拉西高中队一起度过了州锦标赛赛季，并前往奥拉西镇的主大街参加庆功 大游行。球员们坐在消防车的车顶上，一直开到大街尽头，原地掉头再回到出发点，这样，全镇的每个人都有了两次喝彩的机会。
6月的一个周末，我们前往参加一个名叫“牛仔皈依基督”的宗教聚会。这次聚会恰逢牛仔表演季的开局，主办方免费派发了《牛仔之路》，专述牛仔表 演者的基督主题故事。一位发言者是乡村音乐师，名叫莫里斯·莫特，大谈自己小时候家庭生活的支离破碎。“十六岁时，我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遇到了他，也就是 耶稣基督的故事，”他说道。他详细讲述自己如何开启了一种别样的生活，还说信仰帮他熬过了孩子病危时的艰难时光。莫特的语速很慢，充满着自信，两百多名听 众一片静默。“有故事的人比只会讲大道理的人更高明，”莫特说道。“你的故事是你可资利用的武器，它不但帮你战胜敌人，还能给他人带来光明。”
六个月的时间里，我的体重减了二十多斤。多年前，我就是个好胜心强的长跑好手，但北京的空气严重污染，我只好放弃了这一爱好。在瑞奇威我重拾旧 好，我家的海拔为二千四百多米，走哪条路都能翻过小山包。跑步的过程中，我四处查看野鹿、麋鹿和火鸡；我两次看见过美洲狮。我很惊奇地发现，自己还能一口 气跑上十二三公里。没多久，我的双腿重新变得轻盈无比。
我逐渐把这看成是彼得·张的康复期。现在，他的邮件主要是闪闪发光的中文人参产品广告单——太子金心配方、纯正美国人参粉——全都来自威斯康辛沃沙市一家名为“太子行”的公司。一家名为“赫尔曼机动车”的公司寄来了一张两千零七十八美元的支票，随附信件的内容是：
敬呈彼得·张：
此乃正式通知函，以确认您已经在鄙机动车公司的市场推广测试中被抽中为获奖者。这不是玩笑、骗局或是恶作剧。
我很高兴，有人求彼得·张收下他们的钱。我把他想象成一头孤狼，一个令全世界摸不着头脑的角色，我喜欢代他接听电话。一天晚上，我和彤禾刚从镇上吃完饭回到家里，电话响了起来。
“找彼得·张，”彤禾拿起听筒后说道。“是个女人。我觉得她说她来自全国灯泡协会。”
“全国灯泡协会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怎么知道？我要不要挂电话？”
我决定听完这通电话。通话状况不太好，那个女人提到，听完协会副主席维恩·拉皮埃尔的电话录音后，会有一个民意调查，只问一个问题。录音一开始 是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我不禁想：老天，这个法国佬看来真是让灯泡烦透了！随即，我明白过来，我们把“灯泡”和“步枪”这两个词搞混了[1]。全国步枪协 会正在科罗拉多西南部的荒野里进行导向性的电话民意调查。
拉皮埃尔解释说，联合国正在努力推动一项历史上最为严格的枪械管控条约。第三世界的威权国家正在力推该项法案，美国的自由派官员和媒体精英也大力表示支持。这段录音后，电话里传来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张先生，”他问道。“对于第三世界的威权国家以及希拉里·克林顿试图在美国取缔枪支的行为，你怎么看法？”
“我支持。”
“你支持什么？”
“我支持他们取缔枪支，”我回答道。“你得明白，我就来自第三世界的威权国家。我来自中国。我并不认为大家应该拥有过度的自由。”
长时间的沉默。“那么，”他说道。“我感谢你的坦诚。”
“你以为我会说什么？只要你打给姓张的人，他会跟我说一样的话。我们对此看法相同。我们都来自中国，我们不需要枪支。”
“好的，”他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们这里也需要更强有力的政府，就像中国那样。”
“好吧，”他说道。“谢谢你的答案。”他显得彬彬有礼，也没有跟我争辩什么，不过他似乎无法令自己从这通电话中满意地抽身而出——看来还不是协会里最亮的灯泡啊。最后，我跟他道别，挂上了电话，那一晚剩下的时间就交给彼得·张了。
在美国生活将近九个月之后，我和彤禾开着车踏上了拉斯维加斯之旅。我们抵达的时候恰逢该市举办混合马拉松赛和半程马拉松赛，那仿佛成了我们回家之旅的最后一个动作。既然已经观看过这么多牛仔表演和橄榄球比赛，我决定回归体育竞技，于是报名参加了半程马拉松赛。
比赛开始于黎明之前，出发点设在曼德勒海湾度假区，一万七千多人涌上了拉斯维加斯大道。我们推搡着跑过了亮着霓虹灯的卢克索酒店、热带天堂大饭 店和米高梅大酒店。有些通宵赌客跑出门来为我们加油助威。几公里之后，我加快了节奏；感觉越来越轻松，因为我在高海拔地区一直训练不辍。很快，比赛的队伍 越来越稀疏，跑到十公里的时候，我身后只跟着为数不多的选手，跑在前面的选手不过领先我四五十米。
参加马拉松赛的不乏专业人士，他们是前来争夺四万五千美元大奖的非洲人和欧洲人，一出发便跑得飞快。我知道，半程马拉松选手跑到十公里的地方应该转向而行，但我看不到前方有人改变线路。不得已，我只好冲边上身着志愿者服装的旁观者大声发问：“半程在什么地方转弯？”
“就在这里，”他回答道。
我猛然收住脚步：“确定吗？”
“确定，”他回答道。“跑上那条街就行了。”
志愿者一直没有留意，他只是看着一个个选手疾跑而过。但我还是遵从了他的指示，前方不远处，一名警察慢慢开动警车，打开了警灯。我这才意识到，那是一辆安保车，我成了领跑者，身后跟着八千多名参赛者。
即便年轻的时候，我也没有优秀到领跑大赛的地步。偶尔，我会在有数百人参加的赛事中夺得桂冠，但超过这个人数的比赛往往注定由比我更优秀的选手 把持。我知道，今天比我优秀的好手都去了别处；他们跑过了分道处。如果他们很快明白过来重回赛道的话，追上我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告诫自己，跑到十六公里之 前千万别回头看。
在中国，我时常梦想着宁静和孤独，但那完全不同于领跑比赛的感觉。一般而言，体育比赛是一种视觉活动；你挑选位于前方的地标和选手，设定为目 标。可当你跑到前方之后，剩下的只有声音：你的呼吸逐渐清晰可辨，跨步的节奏同样如此。你聆听着身后传来的脚步声。偶有观赛者发出欢呼声，随即陷入沉默， 你会读秒，直至传来为下一位选手发出的欢呼声。
我从没想到拉斯维加斯会这样宁静。比赛沿着大道西部跑过了好几个街区，明亮的灯光逐渐暗淡，两边的建筑愈显破败；我跑过了拉斯维加斯社区纠正中 心和情色遗产博物馆。我看见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推着一辆商店购物车。他大笑着高喊道：“嗨，老兄，你赢了！”摇滚乐队在赛道旁支起了舞台，乐师们还在调试各 自的乐器。时常，我从他们身边跑过的时候，他们才注意到我，于是赶紧替我弹点什么作为安慰。我听着身后传来的音乐声，越来越微弱，直至耳畔只有自己的脚步 声和呼吸声。
跑到十六公里的地方，我回过头去，一个人也没有。经过大赌场的服务台入口处后，我很快跑上法兰克·辛纳屈大街，接着就来到了设在曼德勒海湾的终 点线。当我冲线之后，人群中发出一阵阵欢呼声；赛事指导与我握了握手。十五分钟后，拉斯维加斯电视台对我进行了现场采访，同时受访的还有女子项目的冠军和 首位跑完比赛的猫王模仿者——一共有一百五十位猫王模仿者参加了比赛。跑得最快的那位满脸自豪地与我同台亮相，这个人穿着白色莱卡紧身衣，贴着鬓角，正像 音乐会的首席乐师一般汗流满面。
我和彤禾被引进专为顶尖选手设立的VIP帐篷，一边等着专业选手结束比赛，一边吃了些自助早餐。专业选手一个接一个地跛着腿走了进来，多是肯尼 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臀部宽大，腿肚瘦削。他们的脸上带着长距离赛事结束后特有的疲态：颧骨憔悴，眼神空洞。排队取餐的队伍里，一位俄罗斯选手满腹疑惑地 打量着我。“你刚跑完比赛吗？”她问道。
我告诉她，我是半程比赛的第一名。
“你看上去一点也不累啊，”她说道。“完全不像刚跑过步的样子。”
她说得没错——我显得跟那帮运动员格格不入。我的成绩是该赛事过去十五年以来最慢的记录，我了解到，走错道的领跑者直到跑出赛道数公里后方才如 梦初醒。(就拉斯维加斯的实际做派而言，通常会有豪华轿车领着他们跑到终点线。)赛事指导向我确认，肯定会有颁奖仪式，但随着晨光逝去，我越来越感觉自己 如同坐在VIP帐篷里的冒牌货。终于，我和彤禾抓起几块羊角面包，匆匆地溜了出来。
我一直没去领取这次比赛的奖品。这就是彼得·张的精神——面对奖品和意外之财他抽身而退，他还知道，向所有外国人那样，一旦迷失方向你就得问 路。不管怎么说，经历本身才最为重要。我独自一人跑过法兰克·辛纳屈大街，还登上了拉斯维加斯的电视屏幕。我与汗流满面、扮相酷似猫王的参赛者握过手。终 于，我回家了，有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在美国，这都是你一直需要的东西。
阿拉伯之夏
在位于开罗市中心的人民议会大厦内部的法老大厅，一个叫做里法特的人自1964年以来便在这个地方为埃及的政治家们擦皮鞋。议会议员们打发空闲 时间的这个大厅铺着大理石地板，竖着几根被粉刷成松树样的立柱，和被视为古埃及民族之神的荷鲁斯鹰头人身铜像。铜像的后边摆放着里法特用来擦鞋的鞋油盒 子。他把布条和拖鞋放在边上不易让人看见的地方。他个子瘦小，穿着拖鞋，身上的衣服很破旧，但我在三月中旬来到这个大厅看见他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跟政治 家们一样舒适惬意。
新当选的议会上任即将满两个月。我要等的人名叫苏比·萨利赫，他是穆兄会下属政党自由与正义党的立法委员。这一届立法机构组建于革命之后，是埃 及六十年来首次通过自由选举组建而成，也是穆斯林信徒们第一次在该机构赢得多数席位。作为愿意与其它政党开展合作的信号，穆兄会做出过承诺，在即将到来的 总统大选中不安排任何人参选——但这一承诺在萨利赫与我会见之后不到两个星期就被打破。上个月，穆兄会的总统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在首轮投票中获得多数 选票，从而进入本月举行的最终投票。不过，当我拜访法老大厅的时候，尚不清楚穆兄会会如何构想自己在全国政局中的地位，萨利赫则是最具影响力的立法委员之 一。
我一边等待，一边通过翻译与里法特聊了起来。他说自己曾经为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安瓦尔·萨达特和胡斯尼·穆巴拉克当政时期的议会议员们 擦过皮鞋。里法特向我讲起了前一届议会的故事，这一届议会的主导者是民族民主党。数十年来，民族民主党在埃及政局无人匹敌，服务于穆巴拉克政权。革命之 后，这个政党遭到了法院的解散。
“那一届议会只有八十八个穆兄会成员，但他们全都会出席会议，”他说道。“民族民主党的议员有时候不参加投票，所以没办法占到大多数。有一天， 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艾哈迈德·埃兹跑到大厅里来，叫所有的民族民主党议员赶快回到会场参加投票。他还这样吼我：‘还有你，里法特！如果你给议员们擦鞋的 时候老这样拖拖拉拉，我就向议长告你的状！’我回敬他：‘无所谓，我又不怕你。’”
他挑衅性地挥动着手指，仿佛艾哈迈德·埃兹还站在他的跟前。埃兹是民族民主党内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在革命之后因为贪腐罪名被判刑十年，现已被关进开罗的托拉监狱。
“他于是跑去法特希·苏鲁尔面前告状，”他继续讲述道，这位前议长现在也已经锒铛入狱。“不过议长这样回答他：‘里法特是个好人，由他去吧。’ 法特希·苏鲁尔不同于艾哈迈德·埃兹。我当着神的面都敢说，他这个人很无辜。不过，遇到穆巴拉克总统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办法？”
里法特说，他对那一场革命早有预料——他之前就有一种感觉，上一届议会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寿终正寝。他不停地闲聊着，直至苏比·萨利赫出现才完全 改变了自己的腔调。他低下头，谦卑地微笑着，退后一步把萨利赫让到座位上。作为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萨利赫已经被委以起草新宪法的重任，他说大家所遭受的 压力十分沉重。“人们没有耐心，因为他们始终怀着革命一般的热情，”萨利赫说。“他们的这种热情没有节制。革命靠的就是热情。”
里法特依旧站在一边，萨利赫示意他过来脱鞋。
“这才是整个议会里最好的人，”里法特说。“他为人正直，发言清晰。讲诚信，是个好人。”
萨利赫微笑着挥挥手，打断了这一连串的恭维。
“他这样的人议会里找不出第二个，”里法特继续说道。他跪下身子，脱掉立法委员的鞋子，退到了荷鲁斯铜像的后边。萨利赫就自己对埃及新宪法的种 种抱负侃侃而谈。他说可能会借鉴法国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在议会和总统之间实行了分权。“普林斯顿大学为我们准备了一百九十四个国家的宪法，我们都进行了研 究，”他说道。再过两天，他将出差到墨西哥进行实地调查。
皮肤黝黑的萨利赫蓄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已经年届六旬。他比我见过的大多数穆兄会成员都更容易露出笑容。穆兄会成员言谈比较正规，喜欢拿腔拿调 ——或者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自高自大。我曾经听见有人夸下海口，说他仅凭走路的架势就能在人群中间发现穆兄会成员。不过，要找出个模式并不简单，因为 这正是该机构神秘性的一种体现。埃及社会有许多身体方面的印记——你从妇女披戴的面纱，或者是否把头发显露在外，便能读出很多信息，你还能根据额头上的祷 告磕痕断定某个穆斯林信徒的虔诚程度。最为保守的穆斯林当属萨拉菲派，通过其浓密的络腮胡和修剪整齐的上唇须便能轻易辨认。埃及的基督徒多在其右手腕下端 刻有十字架形小纹饰。但穆兄会成员的身上找不到明显的印记，有的人蓄着络腮胡，有的人则像萨利赫那样把胡须剃得一干二净。他的手里拿着iPhone手机， 屏保图片便是他自己的面部照片，只要有来电，这张图片就会不停闪烁。照片中的他依然带着微笑。
我问他们是否打算强化埃及临时宪法的第二条。这一条把伊斯兰教的教规，也就是伊斯兰教教法作为法制体系的“首要来源”，尽管这一教法从未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过严格的执行。“第二条不会改动，”萨利赫回答道。“萨拉菲派想修改这一条，但我们不会做任何修改。”
里法特拎着擦好的鞋子走过来，把它穿到了萨利赫的脚上。我继续问，穆兄会有没有打算提名总统候选人。
“永远不会，”萨利赫回答道。“永远不会。我们不会提名任何一个人。”该组织的其他人在我面前坚持同样的说辞，而这一承诺一直是议会选举的重头 戏——它经常被援引，以表明穆兄会无意获取国家政权。萨利赫继续说：“我们要向所有的党派传递信息，从而让他们明白，穆斯林分子不想独占权力宝座。我们有 一句具有历史意义的口号：‘参与，而不独占。’”
穆兄会的创始人哈桑·巴纳曾经警告其信众，过于直率是一种错误，所以秘而不宣一直是这个组织的明显特征。时至今日，诸如会员资格和资金来源这样 的基本细节依旧成谜。一位发言人告诉我，穆兄会有四十万成员，另一个人则说有七十万之众，其高层领导人拉沙德·巴尤米则说，有人估计这一数量可能高达二百 万，不过他说自己也弄不清楚确切的数字。
穆兄会成员在西方人面前尤其讳莫如深，如果考虑到他们的反殖民根基，这一现象就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该组织于1928年成立于苏伊士运河河畔的 伊斯梅利亚，巴纳曾经是该市一所学校的教师。他对当地的英军营地和苏伊士运河外资公司深感厌恶，希望组建的社团有助于结束英国对埃及的占领状态。他提出的 目标是实现国家的“伊斯兰化”，甚至主张巴勒斯坦人有权使用武力对付犹太复国主义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穆兄会对巴勒斯坦事务表现得尤其积极，不但向 他们提供武器，而且帮他们训练战斗人员。不过，巴纳拒绝在埃及本土使用武力，这一观点几乎成为了穆兄会所有领导成员的共识。他们甚至对和平示威这样的行为 都十分谨慎——对革命组织而言，这样的特点令人感到非常好奇。
穆兄会对于政治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该组织的核心高度宗教化：在穆兄会成员看来，伊斯兰教奠定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和世俗不应该存在任何差 异。巴纳认为，埃及应该实现真正的伊斯兰化，以便于政治工作的开展。不过，尽管目标如此雄心勃勃，他的行事本能却极度地域化和实用化。理论从来就不是力 量。在《穆斯林兄弟会》一书中对该组织早期历史做详述的理查德·P·米切尔指出，“无论巴纳还是这个组织都未能提出勉强能被称为宗教观念或者哲学观念的东 西。”
正是由于穆兄会从不强调理论层面的东西，它反而包容了诸多思想观念。赛义德·库特布是该组织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执掌其 宣传部门，他以“圣战”手段对抗非穆斯林统治者的鼓吹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伊斯兰圣战战士。哈马斯便是穆兄会的直接产物，这两个组织至今保持着密切联 系。尽管穆兄会长期以来强调和平变革，该组织成员最近一次为人所知的恐怖行动也发生于五十多年以前，但其现有成员和从前的成员一直催生着一种另类的世界 观，从而鼓励全世界范围内的恐怖活动。
数十年来，穆兄会一直未能获准在埃及的政治生活中确立稳定的地位。巴纳于1949年遭到暗杀，三年之后，穆兄会在驱逐英国殖民者的抗议活动中功 不可没，从而把自由军官组织和阿卜杜尔·纳赛尔扶上了权力宝座。但纳赛尔和军方很快就对自己的同盟反戈一击，对穆兄会展开了残酷的镇压活动。自此以后，政 府对于该组织的态度一直介于勉强容忍和彻底压制之间。该组织的领导人大都被关进过监狱，从技术角度而言，该组织至今仍是非法团体。不过，从一开始它便有效 地开展着草根项目，上至推行伊斯兰教育，下至协助脱贫和灾难救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期间，它在影响埃及发展的诸多辛迪加组织和专业联合会中成功地谋得一席 之地。穆兄会对这些辛迪加组织的经营大获成功。尽管西方人把激进主义和穆兄会联系起来看待，但它在最近数十年间已经演变成为城市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占绝对主 体的组织——当前的领导地位主要由医生、工程师、牙医和药剂师等人把持。
在去年的革命中，穆兄会成员再也没有冲锋在最前线。当解放广场于2011年1月25日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时，穆兄会最开始的态度是拒绝参与。但 三天之后，随着政府进一步诉诸武力行动，穆兄会成员终于加入了抗议的人群。2月15日，也就是穆巴拉克辞职四天之后，穆兄会宣布将组建自己的政党。去年 11月，就在国家准备议会选举的时候，大规模的抗议人群占领了解放广场和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大街[2]。军方主导的过渡政府试图用武力驱散示威人群，由此 造成四十多名示威者丧生。面临此景，穆兄会要求其下属成员不要参加抗议活动。
相当数量的穆兄会成员对这一决定深感不快。近一个月之后，我会见了正在参加议会选举的穆罕默德·贝勒塔吉，他这样对我说：“已经流了很多血。这 么多年轻人在场，总应该有个人站出来给他们提供指导。”开罗的很多人视穆兄会为机会主义者，有意避开解放广场，一心专注于竞选活动。不过，它的选举机器运 作良好，自由与正义党的组织迄今看来最为完善，其候选人大肆强调与基督徒和世俗分子的合作意愿。我参加了贝勒塔吉的一场竞选集会，主持者是一位年轻的女 性，她对着麦克风大声叫嚷：“拥抱伊斯兰的第一个人是女性，第一位烈士也是女性！”
哈西姆·法鲁克·曼苏尔博士是开罗肖博拉区的候选人，他在投票的前一天告诉我：“我们要以新人和中东地区温和派的面貌示人。”贝勒塔吉和曼苏尔在选举中轻松获胜，自由与正义党获得了总席位的百分之四十七。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就非进议会不可了。
完全改头换面的立法机构也许永远也找不到参与电视直播的最佳时机。不过革命之后一定是最坏的时机之一，不光面临总统大选延期举行，而且身处的国 家经济急剧衰退，真正的权力还掌握在不时浮现着军人身影，而且躲避媒体如瘟疫的委员会手里。在埃及，这一档节目被称作“议会之声”。该节目现场直播，不带 评论，议员可以在节目间隙接受采访：
问：我们早先曾听说，全世界范围内有诸多机构、集团和个人，比如伯纳德·路易斯[3]已经制定出各种计划，把埃及瓜分成若干小的国家。作为努比亚人[4]，你对此问题有何看法？
答：我们的文化有七千年之久。
无论什么时间打开“议会之声”节目，总能听见有人说这样的话：“很多人都在谈论，说旧政府的人已经被关进托拉监狱，但仍在操纵和掌控着一切。我 们怎么知道这样的情况是否属实？”他们也会讨论各种危机——这一周是优惠的面包供不应求，下一周可能是汽油供应的问题。是谁在制造这一系列恐慌？乱象的背 后有没有阴谋？议会里没有人知道，不过总有人想拿政府提供的面包喂一只饥饿的小猫，结果遭到小猫的拒绝。偶尔有人站起身来大声宣布，圣城仍被犹太人把持 着，这简直是犯罪。议会议长名叫萨阿德·卡特尼，他很有能耐，曾经长期遭受苦难，脸上的表情有时让人觉得他额头上的祷告痕印是因为撞到了墙壁，他不时提醒 大家言归正传。议员们提出了各种议案，有的好，有的不怎么好。(“我们埃及有八千五百万人口，如果每个人拿出十英镑，我们现在讨论的所有问题都能够得到解 决。”)最能言善辩的立法委员来自穆兄会，尽管占据总席位百分之二十五的萨拉菲派也显得巧舌如簧。为数不多的自由人士和世俗分子十分内敛。我一连看了九个 小时，其间没有一位妇女发言。
这没什么好处，谁都不抱幻想。一天，一位委员恳请大家：“别再进行直播了吧。大家如果注意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其间还有打斗，他们会对我们失去信 任的。”不过，为时已晚。头几个星期之内，数百万埃及人看得真真切切，此时的议会仿佛象征着第一个真正的革命胜利果实。然而，由于未能组建新的执行机构， 也未能制定出新的宪法，所以议会的权力少之又少，而且军方对议会试图取代临时政府的设想不置可否。所以，“议会之声”节目才办得如此尖酸刻薄：议员们距离 革命的最终结果始终具有一步之遥。“你知道这样的政府让我想起了什么吗？”一位议员问道。“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捉迷藏游戏吗？我们十、九、八这样倒 着数数，对吧？有警察吗？没有。有面包吗？没有。有学校吗？也没有。”
穆兄会似乎加剧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新宪法制定出雄心勃勃的计划——来自法国的灵感、前往墨西哥进行的实地考察——之后，穆兄会试图倚靠人多的 优势把持委员会，结果引起其他委员退场，从而导致整个计划轰然失败。尚不清楚，新的委员会什么时候组建完成。当我和退出该委员会的自由派议员艾姆尔·哈姆 扎维谈及此事，他说类似情形已经多次出现，穆兄会一直具有合作诚意，在一部为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加清晰的法律指导而新制定的法规草案方面尤其如此。不过，他 更多地觉得，跟穆兄会成员打交道存在不少困惑。“大家一直感到模棱两可，他们究竟想秉持温和态度，还是致力于加入多元体制，”他说。“或者还是更多地在寻 求独揽国家大权。”
他们在四月份推举总统候选人的决定让很多人感到方寸大乱。第一位候选人因为技术细节而丧失资格之后，自由与正义党把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工程师穆罕 默德·穆尔西推了出来。这个人缺乏感召力，因为支持穆兄会的多位强势人物而声名鹊起，媒体给他起的绰号是“备用轮胎”。开罗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赛义夫·戴 恩·阿卜杜尔·法塔赫因为同情伊斯兰教徒而人所共知，他对穆兄会的所作所为大加抨击。“我认为穆兄会真正的问题在于过度参与目前的形势，而地下组织的理念 与政治组织的理念又存在天渊之别，”他对我如是说道。他还指出，爆发革命以来，已有不少年轻成员投降变节，这样的模式历史上早已存在。“穆兄会面临压力的 时候，成员之间往往变得很不团结，”阿卜杜尔·法塔赫说道。“不过，他们一旦运作自由，大家就会分道扬镳。1月25日爆发革命以来，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 形。”
“革命之前，大家还受着盒子的限定，这个盒子就是穆兄会，”最近刚从穆兄会退出的年轻牙医穆罕默德·努尔告诉我。“可在革命之后，这个盒子已经 处于敞开状态。”穆兄会的等级十分森严，每个成员都被划入一个五人“家庭”(usra)，定期举行聚会。穆兄会成员每个月都要把收入的百分之五上交“家 长”。这是唯一为外界所知晓的筹资渠道，而且不设立公共会计。“革命之后，我半开玩笑地告诉我的‘家长’，如果再不给收据，我就不给钱，”努尔说道。“当 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终究退出了这个团体，因为他觉得这个团体缺乏与政治事务的直接联系。
要退出穆兄会很简单——一位发言人给我的说法是“这并非天主教徒的婚姻”[5]。在艾因·夏姆斯大学任教的组织学博士默罕默德·阿凡告诉我，他 还在探寻生命意义的年纪就加入了组织。他在十多岁的时候加入了萨拉菲派，但觉得萨拉菲过于单纯。“他们想方设法逃避现实，逃避混沌不堪的真实世界，”他 说。“他们需要洁净和黑白分明。”传统而言，萨拉菲派的宗教意味多于社会意味和政治意味，不像穆兄会那样存在森严的等级。阿凡之所以觉得穆兄会具有吸引 力，是因为穆兄会参与的事务具有现实意义。“他们是英雄，反对过旧政府，蹲过监狱，受过苦难，”他说道。跟所有新成员一样，他经历过几个月的培训和测试。 有时被迫上街步行数小时，且时常经受上司为综合测试其忠诚度而精心策划的假冒警察袭扰。(该上司后来受到了穆兄会的训诫。)作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对这 一切的印象十分深刻。
不过，他终究经受住了穆兄会的考验。“他们并不像常人认为的那样狡诈多端，”他说道。“他们实际上不谙世故。他们对政治一窍不通。他们对选举倒 是非常在行——但他们只知道如何让别人为自己投上一票，仅此而已。至于其他事情——推举候选人、选择政治平台、管理政党——丝毫不具有专业性。”现年三十 二岁的阿凡曾经活跃于穆兄会的下属政治派别，后来令其上司深感迷惑地决定回到学校从事政治学研究。上司们觉得他这个人过于理论化，还说真正的穆兄会成员应 该着重关注草根阶层。阿凡告诉我，正是因为医生、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数量众多，才导致该组织缺乏创造性和战略思考。“2007年，我要求中央委员会的领 导人考虑为影子政府设立一个部委，”他说。“这位领导这样回答我：‘不急。’我这样回答他：‘我们是埃及的主要反对派，应该着手准备成立这样的政府机构以 防事情有变。’现在好了，四年过去，穆兄会就需要组织一个真正的政府，而不是影子政府。我真希望他们不会拖后腿。”
离开穆兄会之后，阿凡协助新成立了埃及当前党。他认为，穆兄会如果专注于宗教和社会事务，可能会显得更加游刃有余。“他们处理政治事务用的是社 会改革家的思路，”他说道。“社会改革家们力图通过教育和媒体改变人民。政治改革家们则考虑如何建立制度、管控国家、协调政治力量。这些问题在穆兄会内部 显得十分模糊。”
穆兄会从一开始就缺乏理论基础，在现有体制之下似乎更不可能形成类似的理论，因为它把自己主要界定为政府的反对势力。一旦政府解体，人们很难准 确判断穆兄会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其它的机构短板——秘而不宣、不愿与他人合作——在经受压制的几十年间愈发变本加厉。不过，尽管在政治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该组织在面临政治事务和私人事务方面时的表现却迥然相异。去年8月份，一群穆兄会商人新建了一个电视频道，并命名为“埃及25”。穆兄会一直认为自己受到 了媒体的歪曲，“埃及25”正是为反击这样的趋势而设立。不过，它播出的节目却显得格调轻松，令人吃惊地少有或根本没有政治内容。一档工艺品节目取名为 “亲自动手”，一档运动节目取名为“奇多[6]足球”，还有一档每日脱口秀节目取名为“我们的日子更美好”。只有一档节目具有明确的宗教性质，每周播出两 个小时，既涉及穆斯林也涉及基督教。根据每天观看该电视频道节目的统计学数据，一天之中的很多时段，“埃及25”代表的是女性保守频道。
该电视频道的雇员大多不是穆兄会成员，作为在独裁国家求生存的新闻记者来说，他们的来路普遍比较宽泛，简历略显折中。管理记者部门的阿萨姆·阿 布尔加从美国出资的阿拉伯语自由电视台跳槽来到“埃及25”。在那之前，他供职于数十年来为穆巴拉克摇旗呐喊的国营电视台“埃及广播电视联盟”。我让阿布 尔加描述一下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这样说道：“我属于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的上司，也就是“埃及25”的总经理哈西姆·戈瑞博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的职业 生涯肇始于宣传：“萨达特时代，我供职于新闻部。我把这个部叫做萨达特肮脏的厨房。我就在这个肮脏的厨房烹煮着种种腐败食物。这个要审查，那个也要审 查。”
我在新闻记者辛迪加楼上一间办公室见到了戈瑞博，他正在这里和其他电视雇员共同策划针对“埃及25”五名新闻记者遭逮捕的抗议活动。他们的节目 一直在关注毗邻开罗的阿巴西耶所发生的游行示威，这一场游行示威转化成暴力冲突，数名记者被军方连夜逮捕，并受到虐待。戈瑞博有一只塞满换洗衣服的皮尔卡 丹手提箱，他不时接到顾问、律师和新闻记者打来的电话。他也曾经在半岛电视台和富士电视台工作过。他不是穆兄会成员。“我这样告诉员工：‘我不在乎你的身 份，我只在乎你的职业水准。’”
有人给戈瑞博打来电话，告诉他几位记者已经被释放出来。“太好了！”他说道。“你是吉人天相！”房间里有几个穆兄会成员，大家先后离开房间前去 祷告。不过，戈瑞博没有离开。我们聊起了萨拉菲派新近成立的一家电视台(他们的口号是“该频道带你上天堂”)，戈瑞博说这个频道非常无聊。“就那么几个 人，坐在那里喋喋不休，跟广播电台没有什么两样，”他说道。我问，“埃及25”为什么只有很少的宗教节目。“谁都不需要随时保持那么强烈的宗教性，”他说 道。“一个人即便每次祷告都不落下，每天也只有三十分钟。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吃饭工作、谈情说爱。我们怎么可以让一个电视台随时都是宗教、宗教、宗教 呢？”
整整一个春天，开罗人对于穆兄会成员的言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去年秋天，大家还把他们描述成正直和勤劳，但到了四月末，当总统竞选活动正式开 始之后，便很难再听到有人公开支持穆尔西。抨击之声毫不留情：穆兄会是骗子；把议会搅得一团糟；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艾哈奈姆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一 次十分惹眼的民调显示，仅有百分之三点六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穆尔西。他在六位候选人中排名最末。
不过，埃及从未实行过自由的总统选举，民意调查也不具有可靠性，开罗之外的地方更是如此。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期，根本无法预料人们会如何面对民 意调查。大多数日子里，看着这个国家还能够抱成一团，仿佛就是奇事一桩。阴谋理论四处蔓延，关于石油和其他日用品的传言更是滔滔不绝。大街上的警察明显地 少了许多。我曾与好几位出租车司机聊起城里的安全形势，他们的反应便是把手伸到座位底下，拿出一根大棒或者一把刀子。
不过，人们很少觉得没有安全感。我和我妻子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城里转悠，通常是独立行动，却很少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所有朋友的情形也大都如此。我 慢慢地乐见形势恢复正常的细微迹象——政府在我家门前设立了面包站，大白天总有人在这里闲聊一通，几家户外咖啡店又开始忙碌了起来。市民们对待彼此的耐心 与日俱增。开罗街头最让我感到惬意的场景，是驾驶员们在滚滚车流中停车问路，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陌生人都会停下车来，向着窗外大声指路。几十年间的独裁 统治没能摧毁人们的群体意识，也许是因为众多社会支柱依旧不在政府的控制之内。所以，大家才能照旧听到祷告的召唤之声，看见教堂的繁忙景象，或至少继续拥 有穆兄会这样的平民组织，尽管它在旧政府的统治之下变得发育畸形。
然而，偶尔也能瞥见，这一切一旦坍塌，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五月初，阿巴西耶的示威游行演化成街头械斗，十一名抗议者丧生，数百人受伤。最 甚嚣尘上的阴谋理论，是军方雇佣恶人以搅起事端。一天晚上，我跟随翻译穆罕默德前往抗议现场。街上没有汽车，两侧的建筑物多已拉上了窗帘。间或可以听到远 处传来的枪声。几个人骑着摩托车疾驰而过，衬衫上沾满了鲜血。我们向街上的人打听，前方的情形究竟怎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空弹壳。
市民们在街上设立了路障。这些路障多由拿着棍棒的年轻人把守，我们经过交涉才能通行。我们在一个检查站停下了脚步，一群人正抓住一个人，并声称 他是受人雇佣的暴徒。这个人的衬衫已经被撕掉，被一个挥舞刀子的人往前拽着。一位自封的保安先是要求查看我们的身份证明，接着就向我们兜售起了大麻。他看 上去只有十六岁。下一处路障跟前的几个年轻人发了怒。“你他妈是不是拍了我们的照片，然后就交给军方？你们是不是他妈的示威者？”这两个群体都遭他们的嫉 恨，他们只想把所有的人都赶出自己的地盘。穆罕默德讲明了我们的记者身份，一个人突然照着他的胸部狠狠一拳。他们争执了好一阵子，终于让我们通过。我们遇 到了身着防爆装备的警察排成的人墙，抗议者已经四散逃走，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当地人，他们高喊着：“军队和人们一条心！”革命早期，人们以为军队与自己站在 一边，但之后已经很少听见这样的口号。不过，这样的口号在阿巴西耶起不到任何作用。
穆罕默德说，他觉得我们应该赶紧离开。我们走了几个街区之后，我才注意到他正蹙着眉头。“我肚子疼，”他说道。“只要一紧张，我就会肚子疼。你们把这个叫做什么？”
“溃疡。”
“对，我这就是溃疡。好疼。”
我们找到一家户外餐馆，供应埃及米饭、小扁豆和西红柿酱。店铺多已关门，唯有这个地方挤满了年轻人。有人把临时性武器扔在了脚边，有棍，有棒，也有建筑用的木板。他们蹲在地上，对着饭碗狼吞虎咽地吃着。只吃了几口，穆罕默德就说自己的肚子舒服了许多。
我在参加开罗市外的集会之前，一直不相信穆兄会能够赢得总统选举。大家很容易认为首都的局势至关重要——开罗有一千七百多万人口，它的文化影响 着中东的一大片地方。穆巴拉克时代，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此，这一场革命依循这种模式，把解放广场变成了全埃及最重要的场所。不过，随着自由选举逐步展开， 这个国家迅速跟着得到了扩散。开罗以外的地方还有六千五百多万人口，没有那个组织能像穆兄会那样把触角延伸到这么多地方。
如果来到城里面的集会现场，你发现的第一件事儿便是人们在路边排成一长串，高举着穆尔西的标牌。穆兄会把这种现象叫做“人链”，这样的人链往往 可以从高速路口一直延伸到集会地点。苏伊士的穆兄会在一顶大帐篷底下摆放了五千把椅子，这些椅子几乎被一抢而空。在伊斯梅利亚，人群如此众多，我根本看不 到头。组织者告诉我，人群的总数接近两万。这样的活动大都至少持续三个小时，不过人们很少显得厌倦。有人高声祷告，也有人高呼口号，偶尔还有人为媒体赋诗 作对(“媒体是蛆虫，真相把脑子装满……/媒体如果掉进大海，大海将被污染”)。当地一位足球明星发了言，三五位演员跟着上了台，几位神职人员也诵读了经 文。在我参加的每一次集会上，也许是为了赞许穆兄会独具的医学-伊斯兰文化，总有一位名叫拉额布·瑟尔哲尼的泌尿科医生虔诚地发表着鼓舞人心的演说。穆尔 西自己很少讲话。其他参选者都以强硬的个人身份参加，但他似乎乐于突出自由与正义党。
在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都看不到妇女发表演讲。在伊斯梅利亚，一共有十七个人登台演讲，示威人群的前排站着一百七十位神职人员和政界要人，一名女 性也看不见。那一场集会以当地穆兄会成员的三场婚礼作为开场白，可即便在婚礼上也看不见女性的身影——大家遵循的是保守型婚礼，由新娘的父亲与新郎宣读结 婚誓言。
穆兄会的多位发言人都喜欢强调妇女的重要性，但他们的话很难当真。高层领导全是男性，尽管女性也可以加入穆兄会，但仍然无法取得完全的会员资 格。曼纳尔·阿布尔·哈桑既是议员，也是开罗自由与正义党妇女委员会的主任，她告诉我这只是个技术问题。女性曾经被当做会员对待，只是没有进行正式的登 记，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丈夫被关进监狱时方便她们照看家庭。革命之后，已经有人提出动议，要改变这一做法。一年多时间之后，她告诉我这件事情仍在“研究之 中”。“不在管理层现身绝不意味着她们的声音没有人听见，”她说道。“女性成员的丈夫多为穆兄会成员，所以她们的心声可以通过各自的丈夫来表达。”
在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这种现象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这两个地方游行示威人群中的女性比例远高于开罗市内。与议会选举期间我参加穆兄会集会 所听到的相比，人们现在传达出的信息更为保守。这个组织尤其擅长以迥然相异的方式向公众展示自己，因此根本无法断定，纯粹夸张的成分究竟有多少。似乎也没 有人在意是否自相矛盾。有一次，我向自由与正义党的发言人亚赫亚·哈米德问及不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承诺被违背一事，他说政治事务如流水，随即甚至引述了《先 知》一书中的名言。“即便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也能从穆罕默德言行录里找到这么一段话：‘假定我发现了一片绿洲，随即发现的东西远胜于此，那 么我一定会竭尽所能，以弥补绿洲的价值。’”
竞选期间，穆尔西似乎很得到没有推举总统候选人的萨拉菲派的欢心。每次活动都有一位常客名叫萨夫瓦特·阿加齐，这位萨拉菲派神职人员大力支持穆 尔西。“至于有人担心穆兄会很可能独揽政府大权，”阿加齐在伊斯梅利亚的集会舞台上大声说道。为收到更好的演讲效果，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是的，我们什 么都想要！我们要议会！我们要总统！我们也要内阁和部长！”他接着又大声说道：“我们要把一切伊斯兰化！就连下水道也要伊斯兰化！”压倒性的主题还是伊斯 兰教教法，我在开罗参加集会的时候听见穆尔西这样高声呼喊：“伊斯兰教教法！除了伊斯兰教教法便别无他物，伊斯兰教教法！伊斯兰教教法！此外再无适合我国 的东西。我向真主起誓，我当着你们大家起誓，不管宪法的内容怎么写，伊斯兰教教法一定要执行！”
第一轮选举结束，穆尔西名列榜首，总共得到百分之二十五的选票。埃及前空军司令员艾哈迈德·沙菲克位居第二。沙菲克也是穆巴拉克当政时期的最后 一任总理，他是唯一与旧政府联系最为紧密的候选人。很多人，尤其是自由派人士对选举结果大感意外，在他们看来，这些候选人基本上全都差强人意，要么处于这 个极端，要么处于另一个极端。然而，这才是真正的关联——每一位候选人都代表着各自极端保守的选民。对很多埃及人来说，革命已经结束。
首轮选举之后的第三天，我见到了自由与正义党的发言人之一纳达尔·奥姆兰。他的办公室位于距离开罗市中心并不遥远的自由与正义党总部大楼，整个 地方人头攒动。穆兄会正在举行协调会，以期在下一轮选举中获得支持——正在与之会见的有两个革命同盟党和支持者，他们推出的候选人已经败下阵来。
奥姆兰把我带到一个安静的里间进行交谈。我问他，自由与正义党即便获胜，他是否认为同样会有军事委员会这件麻烦事儿。我提到了1952年的事 情，穆兄会支持了阿卜杜尔·纳赛尔和自由军官组织，却在两年之后遭到血腥镇压。“那不是革命，”奥姆兰说。“那是军事政变。我们这一次是真正的革命。”他 说，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军事委员会相信，穆兄会能够为他们找到“安全出口”。“他们要我们做出保证，但他们自己首先要下台，”他说道。“此外别无选 择。”
我提到了选举过程中的保守声音。“之所以选择那样的套路，是因为我们是唯一的伊斯兰主义者，唯一真正的伊斯兰主义者，”奥姆兰说道。他提到了另 一位候选人阿卜杜勒·穆奈姆·阿布·福图赫，这个人是前穆兄会成员，一开始颇受青睐，后来却令人遗憾地排名第四。奥姆兰说，福图赫过于“模棱两可”，竭力 把自己置身于中间位置，以同时讨好伊斯兰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那是他的弱点之一，”奥姆兰说。“当然不可以那样做。谁都没办法取悦所有的人。”
他解释说，为了迎接六月底即将到来的最后一轮投票，穆兄会的主张将会有所改变。“竞选活动的主题将更强调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他说道。“而不 仅仅是穆兄会。穆尔西是革命派的候选人，沙菲克代表的是旧政府，大家必须做出选择。”他希望在部分竞选材料上不再使用自由与正义党的徽标。
一个年轻人走进屋子，面朝墙壁进行祷告。我们听见隔壁房间响起一阵呼喊声，奥姆兰说一定是有人达成了某种一致。“人民依旧信任我们。每次选举的时候，都能说明我们依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微笑着说道：“我们犯的错误最少。”
[1] 据作者解释，表示“全国”的National和“协会”的Association这两个单词音节较多，lightbulb和rifle位于它们之间时，来电者深夜致电，且略带口音，加之语速较快，很容易让接听电话的人误听中间的音节和单词。——译者
[2] 埃及内政部所在的大街。——译者
[3] 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1916年—)，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荣誉教授，犹太历史学者、东方研究家及政治评论家，专门研究伊斯兰教史及伊斯兰教跟西方的互动。——百度百科
[4] 努比亚人：从古埃及时代就生活在现今埃及与苏丹地区的一支古老民族。——百度百科
[5] 天主教视婚姻为七件圣事之一，认为婚姻单一而不可拆散。——译者
[6] Cheetos，一种流行的膨化食品。——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