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评论家李敬泽曾在他写的戴来短论中抛出过一个问题：戴来笔下的城市，是更像家乡苏州，还是更像她曾经随夫客居多年的河南新乡？李敬泽给出的答案是“我觉得更像新乡”。面对苏州和新乡，这两个地理位置和人文气息都迥然不同的城市，李敬泽虽说是用自问自答表明了立场，但就其语气来说，多少是带着些摇摆，至少可以说，是不那么信心十足的。
评论家王尧在和作家余华的对谈中，提出过一个论点：“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对于戴来来说，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乡，在塑造记忆方面的功能，大抵不会拼不过那些她在新乡封闭生活的十三年。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戴来的叙事风格、笔下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生存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都浸染着特质鲜明的江南气息。
在被提问要求用几个字来总结自己眼中的江南故乡时，作家格非想到的是“杏花春雨”，杏花遍地、春雨绵延，这种江南地域最为常见的季节景象，没有什么理由不影响着与之朝夕相伴的江南人，锻造着他们惶恐不安的伤逝情绪，以及多愁善感甚至于是无奈空虚的生活状况。戴来小说里的主人公们，也都是如此。这些人们(基本上全都是男性)好像从来都没有走出过江南独有的梅雨天气，他们既照射不到阳光，也不愿意被阳光照到，他们阴郁黯淡，性格几乎都不开朗，浮浮沉沉于脑海里的各种想象和揣测都很多，但又极少地付诸于实际，因此，臆想和窥视就成了他们最为日常的生活状态。比如《我看到了什么》里面的安天，出于荷尔蒙的冲动，开始以守株待兔般地执着，窥视一个陌生女子的行踪，结果费了很大工夫都没有遂愿，就在起伏的心绪快被磨平之际，却极为讽刺地撞见了自己本分贤惠的妻子正在与人偷情；同样，《茄子》里经营彩扩店的老孙父子，《甲乙丙丁》里退休在家、无所事事的老陶，都是出于主观的臆想，而开始窥视诸如小区邻居和他的情人、彩扩店客人等一批原本和自己毫无交集的人们的私人生活，并且还总是怀着“救世主”的心态，以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乾坤”，把事态发展引上“正道”。
臆想和窥视，一个是惯性思维里的顺理成章，一个是亲眼所见的真实情境，有些时候确实也会是不出所料、殊途同归；不过，戴来向来都不按常理出牌，在她的小说里，这两者从未有过“无缝对接”，在那些窥视者的身上，它们相互矛盾又相互纠缠，总是让事实真相变得扑朔迷离，让小说里那些无聊冲动、孱弱无助的人们，变得更加无所适从，到后来，他们甚至都会变得歇斯底里，成为不明真相的搅局者。比如，老孙父子各自向照片里面的女孩拨了几通友情提醒的电话，却都碰了满鼻子的灰，甚至还被骂作“我看你们是有病”；而老陶更是不明真相地涉入到了事态的中心，还因为无法把控的冲动，激化了事态的发展，成为了一名杀人犯。“窥视”，是小说主人公们展现自身状况和心理活动的一个通道，他们因为生活的空虚和婚姻的失败，而期望另辟路径，在别的方式上释放生活的压力、化解无聊的情绪。同样，“窥视”也是作家戴来以女性视角揣度男性生存状态的一种方式，她常常在小说里塑造出一些强势、厉害的女性角色，然后操纵她们强推和逼迫那些孱弱的男人们，而她自己则在一边，以冷眼洞悉他们的懦弱。
既然说是“窥视”，那必然是一种半明半暗、虽然保持一定空间距离但也可能发展成相互接触的行为。不过有的时候，戴来索性将小说里的那些男人们关进“笼子”，看他们与世隔绝，如同困兽一般无奈和挣扎。这样的“笼子”既可以表现为斩断言语和听力的交流，也可以表现为各处一地、拒绝彼此见面。比如《一二一》里面的安天(这是戴来小说里常用的人名)，为了逃避回答让自己难堪的问题，就摇摇头装起了哑巴，但在无处遁逃的封闭车厢里，又不可能总是不开口讲话，因此他也就难免会自行“破戒”，被人识破；又比如《在卫生间》里的老叶，为了逃避妻子漫无边际的唠叨，干脆锁上门，长时间地躲进卫生间，当妻子毫不避讳儿子和他的未婚妻，将唠叨愈演愈烈之时，老叶甚至觉得仅仅四个平方的厕所都不“安全”了，就双耳塞上纸团，一脚踏进了面积更小的浴缸，和衣躺下，但这样的逃避也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无论老叶坚持多久，最终还是得像以前一样唯唯诺诺地开门走出去。戴来总是给这些原本信誓旦旦、破釜沉舟的人们，安上一个逃避无望、回归最初的结局，他们的愿望和付出，在折腾和辗转过一圈之后，从来都得不到一丝一毫的回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戴来始终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是一个宿命论者，就像她起初从家乡苏州走出去，最终又必会重新回到苏州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