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重建的世界》是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外交家、世界历史的重要人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亨利•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源头。书中集中研究了1812年俄国击败拿破仑后世界各国为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所做的努力，尤其关注外交的局限性和国际稳定的要素；聚焦于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及其对手奥地利外长梅特涅，阐述了他们在乱中求稳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卡斯尔雷平衡各方势力，协商出有助于维持稳定的条款，梅特涅则使最终决定合法化。基辛格在本书中分析了两人错综复杂的斗争关系、各自国家不同的关注点以及因此造成的外交局面，实际上也是对欧洲古典均势学说的评述。作者创作本书时，正值二战后欧洲分崩离析之际，他希望通过对十九世纪欧洲秩序重建的分析，引导读者从历史中为现在寻找解决方案。
作者/译者简介：
亨利•基辛格(1923- )，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生于德国，1943年成为美国公民。1943年至1946年在美国陆军服役。1950年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4年至1969年在哈佛大学政府学系及国际关系中心任教。
1969年起在白宫工作，曾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国务卿、总统情报委员会委员、国防政策顾问等职位。1971年7月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先遣代表秘密访华，为中美建交作出卓越贡献。著有多部作品，如外交和国际关系论著《重建的世界》《美国外交政策》《大外交》《论中国》《世界秩序》和回忆录《白宫岁月》《动乱年代》《复兴岁月》等。
重要评荐：
基辛格经常被认为是主要的现实主义者，推崇一种复杂的理念：外交政策仅仅与权力和利益有关，价值和道德只是虚弱者的工具。但他的世界观其实要细致得多：如果一个体系建立在权力之上，但缺乏合法性，那则会自毁自灭，如果它主张道德真理，但是缺乏力量去维系它，那么它也会分崩离析。
——《经济学人》
基辛格的第一本书《重建的世界》回顾了拿破仑战争后期以及欧洲政治家们为取得长期和平作出的种种努力。在一个大多数政治学家备受热核战争威胁困扰的时期，讨论十九世纪早期欧洲的宫廷外交看上去十分奇怪且缺乏时代性。但是基辛格暗示，即使战争的装备改变了，政治家的任务也不会变，仍旧是在强国中利用相互的恐惧心理构建一个权力均衡的格局，以维持国际体系的秩序。
——《大西洋月刊》
建议参考书：
中信出版社《论中国》、《世界秩序》
读者对象：
政府官员、外交学学者、政治学学者、国际关系研究者、历史爱好者、胸怀天下的知识分子
精彩书摘：
那么政治家发挥的作用是什么？有种社会决定论研究将政治家贬损为被称为“历史”的机器上的控制杆，是命运的代理人，他或许能够对此命运有所察觉，但是却不顾自己的意愿继续成就此命运。这种相信环境的普遍存在和个人的无能为力最后扩展为相信决策的观念。人们总是听说计划的偶然性，因为无法了解事实，听说行动的难处，因为知识有限。当然，不能否认政策可能会产生于虚空，也不能否认政治家会遭遇他必须作为既定的存在来对待的材料。不但资源的地理位置和可获取性能够显示政治家才能的有限性，而且人民的性格及其历史经验的性质也能同样显示出这一点。但是我们说政策不能创造出自己的实质，这并不等于说实质可以自我实现。意识到拿破仑帝国摇摇欲坠，这是1813年政策的条件，但是它本身并非政策。是否必须以均势秩序来取代革命的时期，是否行使意志将让位于坚持合法性，这可能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事情。但是只需研究一下大部分国家采取的摇摆不定的措施，就能理解，无论是这种均势的性质还是实现均势的措施都还不是一目了然。无论国家利益现在看来如何貌似“不言自明”，当时的人们却被迫面临政策的多种选择，要考虑互相矛盾的行动方针：大部分不提倡无条件中立的奥地利政治家或者认为必须继续与法国结盟，巩固奥地利与无往不胜的征服者的关系，或者认为必须立刻改变立场，考虑到横扫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热忱。梅特涅几乎是独自一人坚定不移，因为他坚信拿破仑的帝国与均势体系不相容，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多语言的帝国要与民族主义的时代相容。与此同时，当英国内阁催促推翻拿破仑，后来又要求条件苛刻的和平时，那只是反映了内阁的意见。是卡斯尔雷造就了均势的和平，而非报复的和平，造就了一个和解的法国，而非完全丧失能力的法国。对这些政策的选择并不在于“事实”，而在于如何诠释事实。它涉及的事情就根本而言是一种道义行为：是一种判断，其有效性既有赖于目标的构想，也有赖于了解可用之材，后者基于知识，但并不等同于知识。
因此，衡量一个政治家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有能力识别力量之间真正的关系，并且使这种知识为他的目的服务。奥地利必须寻求稳定，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国内体制所决定的，但是它能够成功地将其国内合法化原则与国际秩序的合法化原则等同起来，即使是短暂的，而且无论如何不明智，那也是它的外交大臣的功劳。英国也尝试在实力平衡中寻求安全，这是二十三来间歇性战争的结果，但是它居然能成为欧洲协同的一部分，那要归因于一个人的努力。因此，没有什么政策比它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更好。卡斯尔雷作为政治家的衡量标准是，他意识到在建设合法秩序时，保持欧洲团结比实施报复更重要，而梅特涅的衡量标准是他从来没有混淆他所取得成就的形式与实质，他理解奥地利帝国能够生存下去，不在于取得胜利，而只能在于和解。这两人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超出了手中可用之材的能力：卡斯尔雷的设想超过了他本国社会的构想，而梅特涅努力的目标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是无法企及的。
但是仅仅根据政治家的观念来判断他/一位政治家是不够的，与哲学家不同，政治家必须实现自己的构想。政治家最终总是要遭遇他手中可用之材的惯性力量，会遭遇这样的事实：其他的国家不是可以操纵的因素，而是必须与之和解的力量；安全的需求因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内体制不同而有差异。他的工具是外交，是一门艺术，通过达成一致意见而非动用武力，通过展示一种将特定企望与普遍共识协调起来的行动的理由，来将国家联系在一起。外交活动有赖于说服而非强迫，因此 前提是有明确的框架，或者通过对合法性原则达成一致意见；或者，理论上说，通过拥有对国家之间关系的相同诠释，尽管后者在实践中最难做到。卡斯尔雷与梅特涅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他们非凡的外交才能，两人都能主导自己参加的每一次谈判：卡斯尔雷是因为有能力调解相冲突的观点，以及具有得之于实证政策的一心一意；梅特涅则是因为具有掌控对手的异乎寻常的个人禀赋，他有能力定义一种道义框架，使得当对手作出让步时，看上去不像是屈服，而像是自愿为共同事业作出牺牲。
然而，对一种政策的严峻考验在于是否能获得国内的支持。这有两个方面：在政权机构之内使一种政策合法化，这是一个涉及官僚理性的问题；是使其与民族经验相和谐的问题，而后者又是一个涉及历史发展的问题。并非偶然地，尽管自相矛盾的是，1821年，相比与俄国大臣打交道，梅特涅在与奥地利大臣打交道时遭遇了更大的困难；在每一次谈判期间，卡斯尔雷都要与他的内阁有一番较量，其激烈程度超过了与外国同行的较量。政策的精神与官僚的精神是根本对立的。政策的本质是它的偶然性；它的成功取决于判断的正确，而这种判断部分是出自推测。官僚主义的本质是追求安全，其成功在于可靠性。深刻的政策得以成功，在于持久的创造性，在于对目标的不断重新定义。良好的执政管理有赖于常规，也即对可以应付平庸的关系的定义。政策涉及风险的调整；而行政则涉及避免偏差。政策的合理性在于其措施与平衡感之间的关系；而行政的合理性则在于根据既定目标所采取的行动。试图以官僚方式来实行政策，将导致追求可靠性，结果往往为事件所困。努力在政治上进行管理则导致完全不负责任，因为官僚机构的设计本意在执行，而非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