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兵安魂曲》由山东作家高艳国、赵方新共同完成。该书采用“合唱—独唱—合唱”的交响乐式结构，运用深情的笔调，真实记述了台湾老兵高秉涵、山东老兵郑沂家、山西老兵王艾甫，为逝去的战友寻访故乡、落实姓名、魂归故里的艰难动人故事。
——精彩摘要
一个老人的“追魂记”
日后，王艾甫追忆与祁震的前缘，多少怀着几分逗乐的情致：“那天他请假在家准时打开电视一看，唉，还真有这么一个傻瓜干这事呢！就找凤凰卫视联系，得到了我的联系方式，一个电话打过来，让我帮着查找一位叫祁克的烈士，八十四份阵亡通知书和八百六十六名烈士登记册里都没有，我就翻找太原各大烈士陵园的花名册，一看，嗨，还真有这么一户！”
祁震接到王艾甫的电话后，一阵狂喜，找了五十七年的父亲终于有了下落！
王艾甫又告诉他：“你说的这位祁克，是原东江纵队的大英雄，但墓碑上只刻着一个名字，也没说他是广东人，到底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位烈士，我还不能肯定。”
作为儿子，祁震寻找父亲遗骨的心情何其迫切，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也不会放过，何况像王艾甫说的有鼻子有眼儿？他立马准备飞往太原，一探究竟。
1948年10月，身为晋察冀军区军政大学教育部战术教员的祁克和一名战友，为编写教材搜集鲜活的战例，被派往太原战役前线。
祁克原名祁和，广东东莞犁川人。他的履历表上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张学良东北军学生队队员，延安“抗大”学生，东莞模范壮丁队分队长，东江纵队司令部教育科科长，东江纵队第三支队参谋长；1944年，指挥部队以肉搏战、不发一枪，而消灭了一个日伪中队；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取得过以小搏大、以少胜多的重大胜利。
1948年11月17日，正当祁克赶往太原战役核心战场之一的小窑头察看敌情时，敌机呼啸而至，一阵狂轰滥炸，英雄魂断疆场。
祁克牺牲的时候，二十四岁的叶萍正带着襁褓中四个月大的祁震在山东解放区工作，她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丈夫牺牲带来的巨大悲痛。
步入和平岁月，对爱人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她常对渐渐长大的儿子讲起丈夫的英勇事迹：“你爸爸是一位解放军，在遥远的北方，为解放一座叫太原的城市而牺牲……”
在祁震的成长过程中，父亲角色的现实缺位，被想象中那位英武伟岸的军人，做出了近乎完美的替代，“多年来，埋藏在我心中的要到太原寻亲的那份厚重的感情，没有丝毫的变化，越来越强烈。我一定要到太原寻找父亲的安葬地，一定要亲眼看一看亲人生前洒下热血的土地，即使找不到，我也要到解放太原的烈士纪念碑和无名烈士墓前，拜祭成千上万和父亲一起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们……”
祁震一落地，即联系王艾甫。王艾甫问他住哪儿了，祁震的回答是“我们已经安排好了，谢谢您的好意”。
王艾甫那脑子多活泛，“这是防范咱啊。咱也是吃饭长大的，不是吃笨蛋长大的。你那种说话法，我再笨蛋也笨不到听不懂的程度啊！”
见面后，王艾甫提出叫上媒体，祁震拒绝了；又提议买点鲜花，祁震说不用了，等找到墓地后，再找政府部门去办。
两人之间的扣儿越背越大。
祁震见到这位朴实的老人后，原本存着的那星儿警惕，早丢到了爪哇国，但他生性不愿麻烦人，行事一贯低调，却不知道他越生分，越叫王艾甫心里堵堵的。
一行人直奔牛驼寨烈士陵园。
祁震简直不敢相信，引路的王艾甫蝴蝶穿花般行走于碑林中，毫不费劲就来到了祁克烈士的墓碑前。事后，祁震想若不是有这位古道热肠的老人，恐怕单是在近两千块墓碑上就得消耗大半天。
他伫立墓前，望着那方色泽沉静的大理石石碑，仿佛听到下面传来咚咚的心跳，那是父亲见到儿子的喜悦。
他缓缓跪下去，俯身抚摸着凉森森的碑体，情不自禁地把它抱在怀中，不，是箍在他五十七岁的臂膀之中！哦，五十七年的暌别，该累积了多么厚重的缅怀，蓄积了多少酸涩的泪水？五十七年的父爱空白，熬干了多少痴痴的等候？五十七年啊，你欠儿子一个拥抱，儿子欠你一辈子思念……
简单祭奠之后，祁震请王艾甫带着到民政局查阅烈士登记的详细资料。门关着，敲半天，没人应。王艾甫觉得挺尴尬，好像这事是他犯了错似的，脑瓜叽里咕噜赶紧转着找辙儿，还是先到办公室找把椅子让他们坐下再说，人家大老远从广东而来，连个座都不伺候，这山西人的脸可真没地儿搁喽！
办公室人员一脸霜雪：“你们是干啥的？”
祁震说：“我们是从广东来找烈士的。”
“找烈士去优抚科去陵园找啊，来这儿干啥？”
“我们去了，那里关着门呢。”
“关着门，到门口等着去。”
王艾甫越听越不像话：“能不能让他们进去坐坐，坐着等？”
那位工作人员见说话的这位一口本地口音，眨眨眼，没搭腔。
祁震插话说：“他是王艾甫老师，你们山西太原的好人，是他帮我们找到墓地的。”
人的名，树的影儿，这段时间，王艾甫三个字已经被媒体炒得红彤彤黄灿灿紫晶晶，他跟民政部门打交道最多，名儿也更响。这位工作人员的脸色即刻由黑云压城刷拉换上了九九那个艳阳天，“啊啊！好好！王老您坐！喝水！喝水！”
王艾甫一腔子苦涩外加无奈：“你们帮着他们联系联系那边的工作人员吧，问问啥时候能回来？”
祁震跟同来的人对视一眼，意味深长。
工作人员很快到岗，取出烈士登记册，查到祁克的名字，记载他的牺牲地点为太原市东山，身份是华北军大教员，籍贯只有广东两个字，但就凭着这两个字，祁震毫不犹疑地断定，这就是他父亲祁克，因为在广东只有东莞犁川一地有祁姓，其他地方没有。
祁震半个多世纪的心结打开了，同时打开的还有与王艾甫之间信任的通道，这位素昧平生的太原老人，陪着他们往返于陵园与民政部门之间，没见他皱过一次眉头，没听他抱怨过一声。后来，祁震便把来太原的原委说了一遍，听得王艾甫哈哈大笑：“你们南方人这么一客套，倒弄得咱老汉也不爽气了。”
一封无法投递的遗书
在高秉涵手里，珍藏着一封同乡老兵桑顺良写给未婚妻的信——一封无法投寄的诀别信。
亲爱的肖娟娟：
三十年分离，三十年相思，泪水都流干了，你还记得我吧！
1948年7月，我俩在菏泽高中毕业时，就跪地立誓，私订终身，我非你不娶，你非我不嫁，我当年9月1日考取警察学校，即前往徐州报到接受教育，约好你在中秋节过后就前来徐州会我，未料时局大变，中秋节过了，你并未来徐州，我也跟着警校迁往南京了，从此就失去了联络。
1949年初，我随校迁来台湾，最近我在台湾担任警察派出所所长任内，因健康检查发现患了肝癌，已到了末期。医生说：我的生命还有六个月就结束了。
如今，反攻大陆已不可能了，此生我俩也不可能再有相见的机会。我信守了承诺，终身未娶，但你是否早已结婚生子？或是否也在信守的等我？或已不在人间？
由于两岸敌对，不通音讯，这是一封寄不出去的信，也算是我的最后遗书吧！你家住在菏泽城西北肖老家村，我家住在大桑庄，我把这封无法投寄的信交给了肖老家西北三里路的小高庄的高秉涵，拜托他，将来万一有一天反攻大陆成功了，或者两岸和解了，如果届时你还活着，如果你还在信守承诺等着我，那就把这封信和我的骨灰交给你，再补举行一次冥婚吧。如果你已不在人间了，那就请高君协助，把我的骨灰埋在你的墓旁，我俩虽然在有生之年未能结为夫妻，也只有在九泉地下结为连理枝了……
因为我的生命己不久人世了，在此行将就木入土前夕，最后在哭泣中完成了这封诀别书信，我俩活着不能相见，我在活着时都在等着你，我也会死后在地下等着你……
亲爱的肖娟娟：我此刻在号啕大哭中呼唤着你，肖娟娟！肖娟娟！我爱你……永远，永远……
你的未婚夫：桑顺良 泣书
1978年6月1日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肖娟娟看到这封信时，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距离桑顺良去世已经十几年，连同这封信一起交到她手里的还有一坛骨灰……
高秉涵跟桑顺良相识的机缘是因为同乡的关系。时日久了，他便对这位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老乡生出疑窦：他怎么不成家呢？许多老乡都为他操心，桑顺良总是婉言谢绝，一来二去，他便被扣上了独身主义的帽子。
直到病入膏肓的桑顺良，把这封写给昔年恋人的诀别信，交到高秉涵手里，他那曾经被人猜不破的情感世界才昭然于世：他竟是这样一位至情至性的真男子！
高秉涵被信中滚烫而悲凉的文字震撼了，虽然时代的动荡是任何人都无法抵挡的，但唯有这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爱情可以睥睨它，超越它，不惧风雪欺凌，不惧时光滔滔。
1978年12月，桑顺良叫着肖娟娟的名字含泪而逝。
高秉涵按照桑顺良的嘱托，根据诀别信中提供的信息，曲曲折折，终于打探到了肖娟娟的下落，——她竟然不顾世俗的流言蜚语，在肖老家村的娘家独身生活，从一位妙龄少女熬成了白发老妪。当等待成为一生的使命，品味等待里的辛酸和甜蜜，就成为支撑她走下去的唯一理由。
“她是一位伟大的老太太，她也和桑大哥一样信守盟约四十年，立志非桑大哥不嫁，一直等到霜雪盈颠……”高秉涵对这份不可思议的爱情毫不吝惜溢美之词。
苍天开眼，她尽管没有等回未婚夫的拥吻，却等回了心上人同样坚贞的爱的承诺。跪在高秉涵面前的肖娟娟衣服整洁，发髻一丝不苟，虽神情哀伤，但镇定自若。她望着骨灰坛上桑顺良的照片，手指轻轻抚摸，目光里盛满年轻恋人般的柔情爱意。
“这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人生信条。”高秉涵对她做出了如此判断，他以试探的口吻问道：“肖女士，你也看过桑大哥的信了，他期盼补办一次冥婚仪式，不知你是否同意？”
肖娟娟拭干眼泪，点点头。
第二天，身穿大红袍的肖娟娟，双手将未婚夫的骨灰坛抱在怀里，在高秉涵的见证下，举办了拜天地的冥婚仪式，然后，热泪满面的肖娟娟与丈夫“桑顺良”走进了洞房……
高秉涵悲肠百结，酸泪扑簌，仿佛看到了桑顺良那张被疾病夺去光华的脸庞，洋溢着幸福的笑意。
几个月后，肖娟娟离世，按照桑顺良的意愿，夫妻二人合葬在大桑庄，永生永世不再分开。
不久，高秉涵利用回乡之机，专程到两人墓前凭吊，对着那个已然芳草萋萋的土丘说：“桑大哥、肖女士，你们都是重情重义之人，虽然在生前不能做天上的比翼鸟，往生之后，却已经结成了九泉下的连理枝。桑大哥，你托付给我的事，我也顺利完成。祝愿你们夫妇永结同心，天长地久……”
泪水模糊了视线。视线之外，草木竞荣，平野漠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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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拯救灵魂
——序长篇纪实文学《中国老兵安魂曲》
李炳银
一
人有生老病死，也有悲欢离合。这似乎是人们无法选择和主观排解的命运现象。但是，最不幸的是，一些更带悲剧性内容的生活被莫名无意地安置到某个人的头上时，就构成了一个个生命的无常悲剧。一些年轻时因为各种各样的缘由远离家乡和亲人，出门当兵打仗，在战场上战死或在远方老去，竟从此割断了与家乡和亲人的联系，渺无消息，以至死亡。这种生命无声无踪的消失，这让亡者灵魂无法安宁的悲哀无言结局，令人慨叹！造成这种现象，是社会历史的遗憾，也是生者对死者的挂牵和欠账，自然也是生者需要很好弥补和救赎的过失。
高艳国、赵方新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老兵安魂曲》，面对的正是如何对待一些遭遇这样不幸的人们的故事。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两位作者面对纷纭的现实社会生活，会有很多对象需要选择，可是他们这一次却毅然确定和选择了几个为亡者证明、安魂的至善者的近似传奇般的故事，进行了一次类似于宗教祈祷般的深情写作。他们的写作，毫无功利目的，也没有任务压力，完全是出于一种内心的感动和自身的责任承当。作品中的安魂者，王艾甫、郑沂家和高秉涵，出于人性的善良情感和坚持行动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使他们感到应当也非常需要给这样的人们以真实的书写和记忆。文学对于大美的臣服和靠近，也使文学，使这样的报告文学显示出深厚的现实历史价值和力量。
人到底是否有灵魂？这是个非常难以解释和回答的问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死了，生命就像流淌的河水而去。对死者灵魂的安置，其实也就是死者在活着时愿望期待和目标，通过活着的人们帮助得以实现！安魂活动是生者对死者的告慰，更是生者对自身的解脱和安慰。一个不能够使死者灵魂安静的人、单位、政府、国家，这个环境中的生者也许是很难心安的。所以，给那些不幸者的灵魂一个合适安置的地方，是人性善良、深情宽厚和纯真负责的需要。前苏联著名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曾经说：“我应该为所有死去的人，曾经受苦的人写一首安魂曲。”这就是经历了苦难而有幸活下来的人对死者的深情表达和告慰，是一种人性大爱的表现。
二
高艳国、赵方新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老兵安魂曲》，十分深情地真实记述了三个老兵为逝去的战友、老乡寻访故乡、落实姓名、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的艰难动人情形，直让这样的安魂曲弥散在天地之间，动情于千万人的胸怀和心灵之中。这是一次次人性的慰勉，也是一次次地救赎；是一曲曲深情感人的，生死相通相爱的长歌。令人遗憾以至产生某些怨愤的是，这些活动本来不该是由他们个人来承担的啊！可是，他们排解了疑惑和抱怨，多少年克服障碍和困难，投身其中，使死者的魂灵一个个地得到安息，让很多曾经的不幸得以缓释。
1996年3月，当老兵王艾甫偶然从旧货摊上见到《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等物件时，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战役中牺牲的84位烈士的未能及时送达的阵亡通知书，震撼和悲悯的人性善良之心被再次突然地点燃。尽管自己月工资只有300元，但他还是毅然接受摊主高价3000元的要求购回了这份登记册。王艾甫难以设想这样重要的生死通知为何当时未能够寄送，但他立刻想到的是，这些已经阵亡几十年的烈士亲属是何等深情等待的情形。因此，他决定以自己的力量，把这些本应该早就送达的阵亡烈士通知逐一地送达到烈士亲属的手中，使他们渴望的消息得到落实。于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访、寻找、送达活动就伴随着这样的举动开始了。同样，出生于山东临沂的郑沂家，也是因为不能够遗忘曾经以自己的牺牲救活了汤头镇郑家庄很多人们性命的三位无名烈士，决定寻找落实烈士姓名，为其寻找家乡而几十年风雨无阻四处奔波打探的情形、台湾老兵高秉涵在海峡两岸对峙几十年，冰消之后，不断满足自己很多有同样经历命运的老兵，亡命海岛后，生前渴望返回家乡不能，期望死后魂归故里的愿望，多次悉心护送老兵骨灰返回故里的动人情形。都是一桩桩感天动地，沁人肺腑的深情故事。都是一个个深沉忧伤，凄美动人的战争传奇！
因为战争而死亡，因为战乱而离乡背井，这样的现象并不鲜见，似乎也是战争这样的行为带来的自然现象。但是，从来的战争当局，对于自己死亡了的士兵，都有登记报亡的义务，甚至将尸体或骨骸交回的行为。所以，因为战乱而没有向家属实施报亡程序、没有能够在活着时返回故乡的死亡士兵，有权利要求相关方面将自己的死讯通报其亲属、有权利要求死后安葬家乡，魂归故里。这是生者的权利，也是死者的权利。任何对于这种权利的侵犯，都是不人性和不人道的表现。而恰恰是在这个关键的地方，王艾甫、郑沂家和高秉涵是在弥补和纠正着相关当局部门的过失与遗憾，是一种以个人的责任义务力量在为某个集体完成着很沉重的人道缺失工作。因此，这些在经历了很多艰难的送达、落实和护送死者灵魂回家的行为，就非常的具有高扬美好人性人道精神情感的巨大力量。同时也是对那些已经被戕害和忽略了的死者魂灵的一个郑重的交待和悉心安抚。王艾甫、郑沂家和高秉涵三人这种似乎已经超出他们自己生活职权范围的重要行动，是所有生者的榜样，是生者为死者奏响的深沉而又动人心扉的安魂曲。
当一个人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目标追求的时候，就会焕发出巨大的力量。王艾甫、郑沂家和高秉涵就是这样的人。当他们意外或自觉担当起为死者找故乡，送死者的灵魂回家的重担的时候，自己似乎就变成了一个灵魂的信使，开始了曲折、艰难、繁复、探寻等等复杂的寻访护送过程中了。为了送达84份死亡通知，王艾甫不仅高价收来这些通知原件，放下家中不少事情，不顾自己身体有患，甚至还用自己多年花费心血收藏到手的300多块银元换得1万多元作为送达需要的费用等。他身在太原，先后走湖北、赴内蒙古、奔辽宁，辗转全国很多地方反复探寻、核实、送交、祭奠，几乎将全部的情感和力量都用在了这一次次的烈士死亡通知书送达的过程上；郑沂家总是记着上辈人告诫的，不要忘了在战争中以自己的生命牺牲救了家乡汤头郑家庄人性命的三位无名烈士，30多年，特别是在自己也有了军旅经历之后，对这些烈士的理解、敬仰和怀念情绪更烈，决定要落实他们的姓名，找到他们的家。由此又进而为88个虚名烈士打捞历史，寻地安置，也是为而不持，八方寻觅，以至把妻子交给买冰箱的钱都用在了给烈士制碑的事上；高秉涵因为有与不少因战争退身到台湾的老兵相似的经历，青壮年时离开父母亲人，离开故乡，音信隔绝，活着时分隔海峡两岸，死去之后殷切希望灵魂能回到大陆与父母亲人团聚，归回故里。所以，高秉涵就以自己存世年迈之身，虽历很多艰难曲折，一次次地满足一些老兵的临终愿望，将他们的骨灰携带到他们的家乡亲人身边，使老兵魂灵得以安息。
王艾甫、郑沂家和高秉涵他们这一次又一次地送达和寻觅、护送，每一次都有关山飞越，都有生离死别的悲伤，都有灵魂的震颤，都有生死的牵挂，都有情感、良知、大义、高洁等精神行为内容的伴随。在高艳国、赵方新的真实动情叙述记录下，这些不无沉重、繁复、艰难、甚至琐碎的不同故事中，时刻都似乎存在着生死人物从偶遇到相知相通相爱相惜的丰富情景。作品在真实的记述中，将一种遗憾、无奈和悲凉的对象，渐渐地推向满足、无憾和情感温热的境地，使人有一种释然的解脱平静感觉生成。一个个生命，从生到死，必然会经历很多坎坷和命运改变，但死后灵魂能得到安息，也许算是一个好的最后归宿吧。在作者笔下，王艾甫、郑沂家和高秉涵，就是几位自己甘愿忍受艰难而持续努力精心安置他人灵魂的天使般人物，是一些平凡但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是高尚纯粹，具有大爱情怀的人。
三
认真地为死亡者进行安魂活动，是《中国老兵安魂曲》的主旋律。但是，如何文学和有序动情地传递与表达这样的旋律，却需要文学的智慧和能力。因为在近似的故事面前，会有很多雷同的现象存在，简单地记录书写，会是非常琐碎和冗长的账单式表现，显然不合文学的表现法度。高艳国和赵方新两位作家，在已经存在一些对此有新闻消息和文学表述的情况下，在新的现场面对和直接采访后，更加深入地面对事件和人物，然后对资料进行细心研究整合，结果就找到了一个在我看来有分有合，有主旋推进，各个曲段交叉附合的交响乐般的结构叙述方式，十分的有结构特点和节奏感。作品分别用“序曲”和三个乐章及七个曲段构成，起题之后，分进合击，主旋延伸，曲段奏鸣；展开之后，独立成篇，交叉有序，起伏跌宕，婉转绵密；最后高潮奏响，隐声而去，令人遐想不断。
这样的作品，在真实动人的故事中，既没有因为文学的进入使真实故事失去了独特的魅力，也没有更多地关注了真实故事本身而失掉了文学艺术的特性。作品的庄重格调得到很好的保存，作品的形式感也有了巧妙的体现。作品语言质朴，感情细腻，常在人的细小作为中见出高贵和无私，在无言中体现出深沉多思，通畅好读，又具有厚重的思想情感蕴含。因此，这是一部已经生长成熟的作品。它不像我们日常看见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品，还未见成熟，作者却急急地将其收割了，令人遗憾！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
序二
每一个老兵的灵魂都值得珍视
——序高艳国、赵方新的《中国老兵安魂曲》
汪守德
当战争的硝烟终于散去之时，走进和平阳光之下的人们，想必无不庆幸自己躲过了嗜血的刀光剑影。然而战后的一切似乎并不会完全归于寂静，留给人们记忆的将会有种种难以平复、难以忘却的隐痛。那些在战火中舍生忘死、冲锋陷阵、浴血征战的军人们，或在战场上迎着枪林弹雨轰然倒下，或蹚过烽火硝烟从此步入平淡寂寞的生活，都在战后给人们提出这样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即我们应当怎样善待每一个曾经喋血疆场、为国征战的将士？那些千千万万逝去的老兵之魂是否都得到了应有的安放？
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当我拿到高艳国和赵方新倾力所著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老兵安魂曲》时，内心里竟被陡然升起的神圣感和庄严感占满了，并且几乎是屏住呼吸、含着热泪一字不落地读完了全部作品。在此之前，我因参加一个座谈会与书中的主人公之一的台湾老兵高秉涵有过一面之缘，而对另两位主人公解放军老兵王艾甫和郑沂家则是闻所未闻。正是本书作者娓娓道来而又力透纸背的叙述，让我抵近地认识和了解了这三位面容沧桑、大义在心的国共老兵。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满怀无尽热忱，历经重重困难，执着而孤绝地为那些至今仍无所归依、依然漂泊的老兵之魂寻找安放之所。其身影如同圣洁、可亲而伟岸的丰碑，高高地矗立在我们面前，令人不能不对之产生莫大的敬意。同时也对高艳国和赵方新两位作者为某种使命与激情所驱使，看重、投身和专注于这一题材的开掘和写作，并以可贵的耐心与热情来戮力完成这部体现其沉思、大爱与良知的作品，从而显示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刻思考力，亦表示由衷的赞赏与钦佩。
《中国老兵安魂曲》既是一部内容厚重、振聋发聩之作，也是一部激荡心灵、发人深省之作。它引领我们从今天站立的时代经纬点出发，回看和记忆那些应当回看和记忆的历史和人物，进而审视我们当下已经变得有些荒芜漠然的灵魂。在已经不算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常被淹没在一种无厘头的戏谑与喧嚣之中，几乎淡忘了曾经的苦痛与内心的庄重，灵魂也由此变得极其迷乱、浮躁与轻飘。殊不知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和情形之下，高秉涵、王艾甫、郑沂家们，背负青天，仰望英魂，仿佛如心甘情愿、矢志不移、特立独行的受难者，为了那份或许是偶然的承诺，为了那份内心的热忱与坚韧，在数不尽的挫折中几乎是无望而辛勤地奔走与呼号，坚持不懈地与岁月、与风雨、与艰难险阻进行着永不妥协的博弈和抗争。他们是零散自发、形单影只的民间力量，却又是如此地感天动地、浩气冲天、可当歌哭。其所安放的岂止是那先辈老兵的灵魂，又何尝不是我们今天有着某些缺失的共同灵魂。
值得注意和深思的是，这三位分别来自山东、山西、台湾的老兵，或许是战争的经历者，或许是从军日久的老军人。在他们所经历的战争或生活的年代，或经受过血与火的无情洗礼，目睹过战争的惨烈与严酷，领略过战场上献身的悲壮与牺牲的倏忽；或因所亲历的种种见闻，所获得的种种认知，深知战争与军人的固有内含，珍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他们的感情世界，相对而言更加炽烈、真挚和纯粹。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战争的牺牲者和幸存者，有着无与伦比的深厚情感，更珍视老兵的牺牲，更看重亡灵的安妥，所自觉从事的“安魂”之举也更加坚定和不可动摇。这是与远离战争，生活在和平环境之中的人们所可能具有的平淡与漠然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耐人寻味的是，他们一开始并非是刻意为之，而为某个偶然事件或场景所触发，才走上这艰难漫长的安魂之旅，如王艾甫在古玩市场意外发现未发出的84份“太原战役阵亡通知书”，高秉涵作为同乡中的年纪最小者受老兵们带骨灰回乡的托付，老家的三座无名烈士坟墓激发郑沂家的感恩之心及萌生为烈士寻找名字的愿望。虽谓偶然之机所触动的恰恰是其内心最隐秘处的那根神经和那份情感，于是在几十年的光阴里，他们用自己永不放弃、永不言败的寻找，来为烈士、为老兵们安魂，来抚平历史和战争的伤口，来找回牺牲者、亡故者那份应有的尊严。他们的义举、善举甚至是壮举，在世俗的人们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甚至无法理解，但却动人心扉，感佩天地，见出的是他们精神与人格的非凡与伟大。
我们从《中国老兵安魂曲》更加真切地认识到的是，每一个战斗者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连接着一个具体的家庭或许多的亲人。战争的发生和持续或许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战士冲锋时倒下却是在顷刻之间发生的。这种生命在瞬间的消失无疑给亲人留下了无尽的哀伤与思念，及时获悉噩耗的自然会悲痛欲绝，并且和泪洗面地以各自的方式祭祀至亲的亡者；而那些杳无音信的牺牲者的家人们，常常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盼望、守候和等待，而且这可能是永远也等不来他们的骨肉和亲人。更有甚者还要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历不可知的政治风雨的吹打和侵袭，使苦难和惆怅进一步累积和叠加，成为更为长久和深植的，再也无法抚平的伤痛。这也许让人更加悲愤难抑。作品最为动人落泪甚至是使人欲哭无泪的地方，莫过于老兵魂归故里的那一刻，当那些绝望的亲人们，从历史的缝隙中重又得到确切的消息时，那种猝然而至的哭天抢地；那种烈士魂归故土时，望穿双眼的最亲的亲人们早已凄然离世；那些故土已无人守望，迎接魂兮归来的，只有远远围观的乡亲……，作品所选择和描绘的这种种瞬间，都无异于假性愈合的伤口，被再度撕扯得鲜血淋漓，其间蕴含着多少令人感慨万千的人生旷味，真让人肝肠寸断悲从中来。
这三位为亡者安魂的贤者和圣者，完全是凭着对烈士、对友人、对为国征战者的珍重，以微弱的力量进行着苍茫的努力，历尽千辛万苦让殇者和逝者魂归故土。期间经历多少的艰难与曲折，经历多少费尽心思的波折，其艰难与不易非亲历者所难以想象和尽诉的，那无疑是一个路途遥远而备尝艰辛的过程。是他们用几乎是绝望中的寻找，才使那些军人之魂穿过岁月的重幕回归故乡，并且使其中的每一段情节、每一个故事，差不多都成为了不朽的传奇。而每一次成功的寻找，给这些安魂者以多大的快乐与宽慰，相信也是难以形容与言表的。从他们的身上，作者所揭示的是一个民族对英烈不改的敬仰与崇尚，所反映的是一个民族不变的精神气质与境界。但同时，作者又下笔凌厉直书其事，将高秉涵、王艾甫、郑沂家在为老兵安魂过程中所遭到的种种冷遇、猜疑乃至刁难和盘托出。这无疑是对有关方面的人浮于事与不作为，及权力傲慢与冷漠的针砭和拷问，是对民族某些固有根性的挖掘和抨击，甚至是对丑陋人性的揭露与鞭挞，清晰地反映出作者坦荡正直的品格和无法抑制的愤慨。作者的写作意在唤醒人们沉睡的良知，自省和救赎我们某种处于麻木漠然状态的灵魂。
读《中国老兵安魂曲》，我们可以想象作者高艳国和赵方新对这一题材的艰辛采访之旅，即对当事人的采访，对实地的考察，以及对资料的检索与搜集，使其写作成为建立在扎实基础上的书写。其在结构上以梳辫子的方式和非常精细的笔墨，交替进行三位主人公的叙事，形成一个互相映衬、互可参照、互为补充的有机整体。这寓意着三位主人公虽处在不同的时空，却体现了情怀与精神的同构，体现了共同的精神维度和价值尺度，不约而同地完成着老兵的安魂之旅。作品以极富张力和感染力的文字，写出了历史与人生的炽烈与凄凉。“王艾甫被激愤扭曲的面孔，郑沂家倔强里的落寞，高秉涵哀伤茫然的眼神”，作品的如此描绘与形容，使人物呈现出雕塑般的力度和立体感，深深地刻印和牢牢地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中，给我们以强烈的震撼。想必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的心始终是沉郁和颤栗的，但他们忍着内心的煎熬，以如水般坚硬的理性冷静文字将这一切写出，有多少个冷峻的时刻需要作者富于某种自制与自砺的力量。我们还时时被作品的情怀和思想性所穿透，“战争本身毋庸赘言，真正需要纪念和缅怀的是战争中的牺牲者。”“盼回来一堆白骨比什么没回来好。”“与其让这些差别被后人弭平，今天两岸的政治精英们，何不以超前的谋略和智慧，拆除遏制人性的栅栏？”作者的这些议论和质询，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是站在超越战争和政治的角度所发出的，既有着沉重的无奈，又有着无限的期待。作者或许是在告诫人们，一个真正强大起来的民族，一个要向前走很远的民族，一定要有宅心仁厚和更加宽广高远的胸怀，一定要有“敬仰英烈、崇尚英雄”的传统，让牺牲真正成为轰轰烈烈的壮举，成为全民族永远的铭记和祭奠。
我想这部凝聚着两位作者情思、深思和才思的作品，必定会使广大的读者诸君有所触动，有所获益。是为序。
(作者系解放军总政文艺局原局长、著名文学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