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方大曾——访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冯雪松

方大曾自战地寄给母亲的照片

　　方大曾纪念室7月7日上午在保定落成，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为纪念室题写匾额。

　　此前，方汉奇先生曾写道：冯雪松的这部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把湮没了八十多年的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方大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让他的名字开始为公众所知晓，这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人物研究和中国战地新闻摄影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他是如何进入中国新闻史研究者视野的呢？为此，我们访问了《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的作者冯雪松。

　　15年前，冯雪松是中央电视台一位普通的纪录片编导，办公室的传真机上，不时会吐出一些各地传来的采访邀请和合作函，不少同事都会从中寻找采访线索。1999年的一天，一页传真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是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陈申发来的合作函，说有一个记者留下了800多张底片，大都是抗战和抗战前几年的照片，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专家说，这些底片具有非常大的史料价值。他们想找机会和中央电视台合作，讲讲这位记者的故事。

　　这个人就是方大曾。“没有人派给我这个任务，我根据这个传真去找线索，回来才报的选题。”冯雪松说。

　　“2000年正好是第一届记者节，于是我就向台里提出，将我的纪录片赶在这个档期播出。”

　　他没有想到，这个偶然的兴趣，是他此后持续15年时间寻找的开始。

　　“下傻力气”挖到宝

　　方大曾最后一篇文章的落款写的是“9.18写于保定蠡县”，这篇文章刊登在1937年9月30日《大公报》上，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石家庄、太原、大同、保定、蠡县……冯雪松重新走了一遍当年方大曾并不算长的一生所走过的几乎所有路程。拍摄很难，难在两方面，一个是资料的整理，因为年代太久了，太难寻找；另一个是影像的呈现。

　　冯雪松的很多同事都认为“你做这件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想不是说没人知道方大曾的价值，是没有人愿意去出这个傻力气，因为它不能短时间内吸引眼球，不能短时间内见效。现在很多人愿意‘短平快’、马上见效，这跟当下这种浮躁是有关系的。”

　　冯雪松认为，这种“下傻力气”的精神正是我们当代新闻工作者需要的，沉下来、坐下来做这样的事，对今天的新闻界来说，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2000年11月8日，新中国的首届记者节，纪录片播出了，取得了非常强烈的反响。“我的职务行为也已经完成了，按理说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在这15年里，方大曾成了一件我放不下的心事。”

　　当年的“90后”

　　方大曾是一个在中国新闻史上很有名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在《中国新闻史》上没有名的人。

　　方大曾家境很殷实，他小的时候喜欢拍照，为了满足他的爱好，母亲就花了7块大洋给他买相机，让他在家院子里拍照。那个年代，1块大洋可以够一个三口之家生活半个月，10块大洋就可以开个小餐馆。

　　随着自己对摄影的喜好，17岁时方大曾就发起成立了摄影社团，让年轻人一起拿起相机拍摄身边的人和事。方大曾的妹妹说，因为设备昂贵，他舍不得拍家里人，而去拍摄家门口的车夫、苦力。他和这些人相当熟悉，出来进门都跟他们打招呼，却从来不坐洋车，思想很平等，朴素、善良。

　　1930年方大曾考上中法大学经济系，1934年毕业后到了北平基督教纪念会做干事。他开始到处旅行，拍摄了大量反映民生、社会变迁、老百姓尤其是底层人民生活的照片，从他的作品来看，他是一个阳光的、充满正能量的、有爱国情操的年轻人。

　　方大曾25岁失踪，相当于现在“90后”的年纪。他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敢于以身涉险，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去体现自己的价值、报道自己所看到的事，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卢沟桥抗战记》和大量的抗战照片能够在刊物里发表。他并不是满足于拍风花雪月的人，25岁的他是完美无瑕的，体现了一个中华民族英雄儿女应该具备的素质，非常的正能量、积极向上。尤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能号召人们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在卢沟桥事变刚发生几天后就能写出来《卢沟桥抗战记》这篇文章，文中“伟大的卢沟桥也许能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的预言出自一个25岁的年轻人之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方大曾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发现的内容。”冯雪松说，越是接近他、寻找他，就感觉越离不开、舍不得。

　　寻找“方大曾”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冯雪松根据纪录片内容和没有写进纪录片中的史料，写了一本书《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并把这本书送给了中国新闻史的权威方汉奇先生。“方老也是对方大曾非常推崇，还送我一本《大公报百年史》，说方大曾的事迹应该补入其中。”冯雪松说。

　　1937年方大曾失踪，他的母亲一直不相信儿子已经牺牲在抗日战场，一直在等儿子回家，直到1969年，一直等了32年。32年间，老人一直不肯搬家，她说跟儿子约定好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她都在这儿等着。

　　1969年去世前，老人才觉得盼儿子回来无望了，就让家里人用儿子做暗房用的小木屋给自己做了一口棺材，她要跟儿子永远在一起。

　　老人去世后，方大曾的妹妹又在寻找，退休后几十年的时间也一直在保存她哥哥的837张底片、整理资料、去图书馆翻阅复印一些东西。

　　方大曾去《大公报》工作是范长江推荐的，而他在《大公报》工作了仅不到两个月，就失踪了，范长江也一直在找他。2000年3月，冯雪松采访范长江的夫人沈谱时，她说范长江对年轻的有才华的记者，尤其像小方这样难得的人才十分钟爱，所以一直找方大曾找到了解放后。从1938年到1949年以后十几年的时间到处打听询问。他写了《忆小方》一文，收录在了《范长江文集》里。

　　作为新闻界的后辈，冯雪松一直放不下方大曾：“通过寻找方大曾，我发现我们国家曾经有过一批有热情的、爱国的、有职业素养的新闻前辈，他们在从事着新闻工作，报道真相、了解事实，而且不计个人安危，有非常忘我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