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甄嬛传》被归为现象级差不许多，《芈月传》的热播乃至引发追捧和吐槽也不输于前者。郑晓龙导演总是能将本来相当离奇的情景拍得没有违和感，即便初看时觉得离谱，但看下去便不觉被带入，不觉沉入其中。我说过他的古装剧集是严肃的游戏之作。
诚然，鉴于本剧以历史尤其是历史人物铺排剧情，不免引发剧情之于史实是否相符的话题，譬如芈八子和黄歇的年龄差距。这样的较真当然是可喜的，起码于传统文化之传播有益。不过，同样应该有益的，似乎也该包括相关形态的区别，譬如历史题材与历史背景。
按照文艺的专门说法，根据题材内容划分的戏剧种类中，历史剧占据一席。笼统地说，它就是取材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剧目。著名的黑格尔在运用这一名称时，将其定义为“向过去的时代取材”的作品，并把“维持历史的忠实”作为一条重要的创作原则。
不过，所谓向过去的时代也即历史取材，一向有如何取材的问题，理论家于此也聚讼不休。但作为一个文艺的样态，即便有维持历史的忠实之类的圭臬，但不能太过拘泥于历史细节，也是基本的共识。忠实度高大的历史纪实剧当然可以是正襟危坐的选项，而不那么执念于人物和事件之历史依据的所谓历史故事剧模式，似乎也不当遭到排斥。这两造实在没有必要势如水火，而不妨各说各话，并存共容。
况且，历史的原貌，其实是无法全息实录的。任何史书，即便扣除掉春秋笔法那样纪事简约的着意因素，实在也都是选择性的叙述。或者说，之所以使用简约的笔法，正在于历史本来就是无法细致入微描写的，即便是《史记》这样绝唱级别的史家文本，就因为时有略略传神生动的情景再现而遭到后人置疑。而作为文艺样态的历史剧，本来就并非历史，选择性叙述于它而言，简直天设地造，虚构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实就本质而言，文艺作品原本就很难排除虚构，即便所谓非虚构，譬如回忆录口述历史之类，不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乏与史实出入之处。
落实到《芈月传》这样的剧集，自然可以归入所谓历史故事剧这样的概念中，不过，我更愿意将其从学术的历史剧中离析出来，它甚至不必是历史题材，而只是历史背景之下的文艺叙事。当历史只是一幅背景时，具体的史实虚化，成为服务于剧情的六经注我式的选项元素，正像歌里唱的，真真假假真，假假真假真。以历史为题材的宏大叙事，史实总在那里罩着，需要戴着镣铐跳舞；而让历史担任虚化的背景，虚构和想象的空间顿时阔大起来。这倒也不是说后者就一定容易，它毕竟是文艺的作品，而虚构和想象原是一门高端的技术，戏说终究不是胡说，太撒欢了也难免闪腰乃至砸锅。
这种历史背景下的文艺叙事，因应的是俗世大众的口味，在意的是民间的口碑，或者换句话说，走的是市场路线。在俗世百姓眼里，甄嬛的史上有无，芈八子和春申君能否青梅竹马，原本就不在追究之列，他们在意的，是甄嬛芈八子们聚散离合的桥段能否搔到自家痒处，能否让自家遭到畅快的代入，至于人物或事件的虚实有无，哪肯放在心上。
回顾传统文艺的故实，这样的路数，其来有自，而且源远流长，早有先着。譬如著名的演义小说，譬如杨家将、包公为主角的众多戏曲。俗世大众总是习惯将《三国演义》归入历史读本，甚至某些娱乐型学者也喜欢拿此说事，所以毛泽东主席才强调要看《三国志》。在后者的记叙中，鞭打督邮原是刘玄德的豪放手笔，枭首华雄的乃是东吴的孙坚。认真起来这都是张冠李戴，却也不妨理解为文艺突出的手段。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段前人做得，并且博得喝彩，于是后人便未尝不可以效法。
作为观者的俗世百姓，大约未必在意历史事实的是否忠于或者游离乃至戏说，而历史出面担任背景，提供的其实是国族传承的人文水土，因而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据说定居海外的本土人士，日常最喜闻乐见的，居然是国内热播以及曾经热播的那些剧集，足见水土之于养人的深入骨髓。
当然，这种历史背景下的文艺叙事，虽然遭到俗世大众的追捧，但在某些人看来却也许太过俚俗。而所谓雅致的东西固然脱俗，却也不免游离了民间，甚至失去了滋润养人的水土。当年鲁迅先生便指齐如山等帮衬梅老板制作的新编戏，如《天女散花》《黛玉葬花》之类，是士大夫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檀木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先生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中写道：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泼剌的，有生气的，和自己相近的，正是先生所谓大多数人也即俗世大众心底的文艺观。鲁迅先生的犀利精辟，并不会因为别人的抬高和贬斥而湮埋。他的话也正可以拿来作历史题材与历史背景命题的注脚——当然是伟大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