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陈晓卿(1965- )，安徽灵璧人，1989年从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入职中央电视台工作至今。1991年开始拍摄、制作纪录片，主要作品有《远在北京的家》、《森林之歌》、《一个时代的侧影》等。2012年，担任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在央视首播后引起广泛关注。两年后推出《舌尖上的中国2》，继续引发收视热潮。担任艺术总监的美食纪录电影《舌尖上的新年》于2016年1月7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近十年的美食专栏文章集结——《至味在人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1月出版。
答题者：陈晓卿
提问者：刘雅麒
采访时间：2016年1月25日
采访地点：中央电视台
采访手记：
我被陈晓卿的同事带到中央电视台44层的大厅， 选定了一把背对着落地窗的转椅，面对一张会议桌坐定。一会儿工夫，陈晓卿出现了，他穿着深色运动服上衣，坐在我对面，并在左手边放下一大一小两个手机。
采访一开始，他还比较严肃，随着问题的展开神情愈加轻松，笑声也多了起来。不过不知是因为工作劳累还是习惯所致，采访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声音低沉，语调平静，语速较慢。但谈到纪录片的有关问题时，他不再靠在椅背上，而是坐直身子，双手交叉，两肘拄在桌上，认真地注视着我，声音突然高亢起来，情绪也比较激动。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的手机不时交替响起。“不好意思稍微等一下，我有个着急的事必须得先回个微信。”“抱歉，我得接个电话。”他尽量在几分钟之内处理完电话的事情，就回到桌前继续接受采访。有一道问题刚回答到一半被电话打断，待他回到桌前坐下后，我以为他已经忘记刚才说到哪儿了，刚要提示，结果他直接接上四五分钟之前的最后一句话继续说，思路清晰连贯，像是丝毫没有被中断过。
我问他“怎样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他干脆地回答：“我没有什么生活，我所有的生活都被工作裹挟着。”这时颇有戏剧性的，他的手机又响了。“对不起，我又要回个电话。抱歉啊！”
陈晓卿坦言自己喜欢过安静的生活，繁杂的事务让他不胜其扰。他说自己其实更想出去拍片子，而现在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公室。 “在办公室我得不停地像刚才那样接那样的电话。”陈晓卿苦笑。他说自己现在感到最为幸福快乐的三件事是：出去拍片子；和好朋友享用一顿饭；不被电话打扰一觉睡到自然醒。
1.你常说自己是个热爱美食的“吃货”。你是怎样与美食结缘的？
答：对我而言根本不存在和美食结缘这个问题，因为人从一生下来就是和美食天然结缘的。我的童年生活在一个物质不丰富的年代。家里三个孩子，生活并不宽裕。别人家一个月能吃四五次肉，我们家一个月只能吃两三次。我父母也都出生在穷苦人家，不怎么会做饭。别人家吃肉、吃饭时，香味飘过来，很磨人。我从小就在隔壁家的饭香中长大。所以我和美食没怎么结缘，就是因为“饿”、因为“馋” (笑)。
我一直喜欢来自民间的、很草根的食物。我不是从高档酒店找到美食的，更多的是从街头巷尾的小饭馆、从平凡的人家里找到。我从来不看重昂贵的食材，因为我自己也吃不起，而且我相信一般的厨师也没有更多的机会来做。他们一天到晚做的都是猪肉，所以猪肉是最好吃的(笑)。别人会说哪一种食物才是最好的，我觉得自己吃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很美好，我都很珍惜，很感恩。美食和我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所有的美食记忆都和自己的阶段性生活有关联，我所有的阶段性记忆也都有食物的影子。这些和美食有关的故事都可以在我的新书《至味在人间》中找到。
2.你觉得新作《至味在人间》最大的特色是？
答：我讲的主要是“卖家秀”，正如我之前说的，买这本书就像“花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其实这本书主要是总结了之前写的专栏、梳理了自己过去对美食认知的过程，同时也让别人知道我不仅做电视，也认字儿、会写文章。这书里面有搞笑的地方，也有比较有情感的地方，相信可以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3.据说你从小就对文学很感兴趣？你欣赏的作家作品？
答：我确实是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可能是因为父母都是高中语文教师，平时受到的熏陶多一点。初三的假期，我帮一位姓孙的语文老师看家。他家里有非常多的藏书，我也因此有机会看了不少好书。青春期的一些心理变化，我都在《歌德诗选》(钱春绮译本)里找到共鸣，我特意还把这本诗选手抄了一遍。平时，我也经常去这位老师家看书，一直看到吃饭的点儿再回家。孙老师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虽然只教了我一年高中语文，但是带给我的东西，很多年都改变不了。他开拓了我的眼界，让我知道自己平时阅读的局限，也让我知道什么样的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不过上了大学之后，我还是发现自己的视野和同学们相差非常大：书籍方面我还在读雨果、巴尔扎克，他们已经在读弗洛伊德、萨特了；对世界音乐的了解我还停留在《音乐之声》，其实大家都已经在听卡朋特了。那种城镇和城市的差距使我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为此我还给孙老师写了一封信，想倾诉一下，可是我在信里面一落笔就不自觉地说自己在北京过得很好。可能孙老师直到去世，也不知道我上了大学之后曾有一两年的时间那么失落。不过后来我这种失落感就随着时间慢慢释然了。
我更多的阅读是在工作以后。我读的书比较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选择标准。不过现在因为工作很忙，业余时间很宝贵，阅读非常碎片化，但也一直坚持着，一有空拿过来一本书就读。
很多作家作品我都非常喜欢，比如所有写美食的作家里，我最欣赏汪曾祺。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他对食物特别挑剔，在北京的冬天起很早给自己的孙女买河虾，为她下一碗面，那味道用老家的话说就是“眉毛都要鲜掉了”。汪曾祺可能不算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是他生活的背景、出生的地域、对食物的审美理念都和我非常接近，而且美食是融在他的血液里面的。
4.听说录制《舌尖上的中国》期间，拍摄团队在享受美食的背后吃了很多苦？
答：我特别接受不了一个拍纪录片的像怨妇一样说自己的工作有多么苦多么累。你既然选择了拍纪录片，就要看淡工作中的苦累。我现在觉得自己每次拍片的经历都非常平常，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特别经历。我经常跟我们组里的导演说，你再苦有那个挖藕的人苦吗？你再苦有那个找蘑菇的人苦吗？我们拍完片子还可以回到宾馆吃个饭，他们呢？和《舌尖》中的那些主人公相比，我们所吃的苦根本不算什么。
5.对你产生重要影响的纪录片导演？
答：我是在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读的大学，所学的是如何拍新闻纪录片，掌握的是程式化的东西：比如先拍什么，拍多长时间，然后再拍什么。我那时的拍摄熟练到了无剪接的程度。比如某个会议，我先拍标语，然后拍领导讲话，最后拍观众鼓掌。我拍完之后这条新闻就可以自动生成了，不需要任何剪辑。但是我完全忽略了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已经把拍片子当成一个纯粹的技术活了。
1986年，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到北广讲课，我的实习作品《战士从这里起步》被推荐给他。伊文思看到一个小战士哭泣的画面后，问我为什么拍这么短。我说这是特写，不能很长。伊文思说：“你知道他为什么哭吗？要把看到的原原本本交给观众。”他的话给我非常大的启发和震撼，让我明白其实拍摄纪录片时，摄像机就是你的眼睛，展现真实的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
6.电影《舌尖上的新年》上映后叫好不叫座，这与你的预期反差大吗？你对纪录片在中国电影行业中的“边缘化处境”有何看法？
答：我们当时压根儿没有预期。票房好是意外之喜，没有票房也属正常。因为《舌尖上的新年》是个小成本电影，没花很多经费做宣传。这样的票房结果我们只能 “认命”，不过心里确实是有点失落和难过，因为从电影叙事节奏的安排、电影的剪辑到画面中食物的大小和所占的比例，都是经过我们精心考虑和设计的。尤其是声音，电影院5.1的环绕声，可以让观众感觉到刀从食材上划过的声音，就像在耳边一样，身临其境的代入感非常强。结果电影流落到网络，这两天网上已经有高清下载了，我不忍心推荐，毕竟所有电影工作人员的气力都是用在电影上面的。
但我们电影的口碑非常好。看过电影的观众给我的反馈中，好像只有一个人说：“就是那点吃的，没什么意思。”其余给我的几百条留言全是好评。前一阵儿有一个朋友本来春节不想回家了，但是过几天又告诉我，他已经买好回家的票了，因为《舌尖上的新年》让他感受到了家的重要。我听了以后，心里觉得很温暖。这部电影我费了点心思，最终能被认可，是一个挺有成就感的事。
也有《舌尖上的新年》的观众给我留言：“你们为什么不增加排片呀？”这其实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因为中国院线的爆发式的发展和纪录片在其中的比例，太不协调了。国外有比较成熟的艺术院线，比如在阿姆斯特丹居然可以放映一周的纪录片，有100多万人观看。但是在中国，没有钱就意味着没有一切，很少人从事这种艺术院线的建设。我们通过这部电影做的努力其实就是为了寻找纪录片的突破口，就是希望纪录片在电影行业不再被边缘化。我也感觉到电影的城墙很厚、护城河很深，院线给纪录片挖的坑很大，我们已经填进去很多人。但如果再给我机会，我还会义不容辞往里填。
7.据你的了解，国外对中国纪录片的认可度是怎样的？
答：纪录片分两种，一种是商业型纪录片，是在公共媒体放映的，给最多观众看的。一种是作者型纪录片，更适合在艺术影院里面放映，不是给普通人看的，而是给有教养、有社会责任的人看的，可能放映一部电影影院里面就四五个人，但这是社会上最有思想的四五个人。
在商业纪录片方面，国外比较认可的是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着感兴趣的，能够带动广告的片子，有外国电视台花钱来买的片子是比较得到认可的。比如纪录片《超级工程》，70多个国家向我们买，我觉得这就是做成功了。《舌尖上的中国》也很受外国肯定，目前还保持着销售纪录。在作者纪录片方面，如果哪个国际电影节没有中国的纪录片获奖，会很没面子的。因为中国的社会处在巨变之中，我们国家二十年可能相当于外国两百年的变化。这种社会巨变催生了很多人生的、命运的故事。所以我们的作者类的纪录片几乎在全世界所有的有影响的纪录片节展都是拿大奖。
国内有很多优秀的作者型纪录片导演和作品，比如周浩的《棉花》、《大同》，两次蝉联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比如徐童的《算命》等，都是我非常欣赏的作品。而国内成功的商业纪录片却寥寥无几。我们的独立制片人做得很棒，但商业纪录片做得还不够好。我更欣赏作者型的纪录片，但我要做的恰恰是另一种。
8.你介意“《舌尖上的中国》导演”这个标签吗？
答：我非常不介意，只要不叫我美食家就行(笑)。因为毕竟我的职业是做这个的，有作品被别人记住已经很不容易了。我现在也不可能要求别人说：这位是《远在北京的家》的导演。(注：《远在北京的家》是陈晓卿二十年前导演的纪录片。)
9.你喜欢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答：我一点都不喜欢交朋友。因为我有脸盲症，这是我交朋友最大的障碍。经常有人来一把就把我抱住了，一直不肯松手，我就很费劲地想这家伙到底是谁来着。我是个很封闭的人，真的不怎么喜欢交朋友。我的朋友就“老男人饭局”的那么几个，都是被动结交的。因为他们需要我，没有我，他们就不会点菜。
其实你看 “老男人饭局”的这几个人，有画画的，有做出版的，有淘宝的，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任何交集，我们在一起吃饭也从来不谈工作。我跟他们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害怕孤独。你要总是一个人就会很孤单，但如果你周围总有人高谈阔论，探讨一些人生的终极问题，就会很不一样。比如，“一只蚊子给你咬了一个包，那你的体重到底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我就想，这个问题真是太玄妙了。而且我也能从这帮朋友中找到一种安全感。
10.生活中你是一个慈父还是严父？儿子成长过程中让你感动或难忘的瞬间？
答：慈父，慈父，没有底线的慈父。儿子成长过程中让我感动、难忘的瞬间非常多，我就举个最近的例子吧。前天我带十六岁的儿子去看《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的话剧，因为他刚读完约翰·斯坦贝克的这本小说。看完剧他说：“我同时感受到了文学和戏剧的味道。”这把我吓了一跳。因为现在的孩子大多懒得动脑筋去想事情。我当时非常感慨，就说晚上还有一场，你要不要看？儿子说要看。我一点都没犹豫就把票给买了，结果我一天都陪他在看话剧。我觉得自己在孩子身上读出了某种气质，而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不懂得想问题呢。而且现在的孩子跟以前的孩子真的很不一样，我要去他们学校演讲，他还阻拦我，因为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是他爸。一位他的老师买了一本我的书，让他找我签名，儿子果断拒绝了，还反问那位老师：为什么要找他签名？
11.生活中你有哪些兴趣爱好？
答：我真的没有任何兴趣爱好。非要说的话，我的兴趣爱好就是睡觉。我希望每天都能多睡一会儿。
12.通常怎样排解负能量？
答：我每天都有负能量。要排解的话就是靠阅读。我在零散的空闲时间随便拿过来一本书就能看进去。
13.喜欢的运动方式？
答：我没有时间。运动对我而言真是太奢侈了。
14.最欣赏自己什么品质？
答：比较能容忍的品质，比如容忍压力、容忍自己不喜欢的观点。我还欣赏自己的一个特点是：永远保持着对自己的怀疑态度。
15.如果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进行隔空对话，你希望是谁？你们会交谈些什么？
答：凡·高。跟他聊一些关于精神病的话题(笑)。
16.最希望得到的评价？
答：我最希望得到的评价是被别人忽略。尤其是“舌尖”之后，我很大的不快乐就是老被别人提及。我以前生活得非常非常愉快，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我。我只在我生活的圈子里或者工作的圈子里会有人知道。一旦被广为人知、被反复解读之后，人就已经不再真实了。
本版文/刘雅琪 摄影/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