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着我》：大门打开后的故事，永远无法彩排

　　前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在苏联卫国战争初期曾写过一首诗《等着我吧》 ，诗中写道：“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只要你苦苦地等待，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勾起你的忧伤满怀……”这首诗中表达的爱和希望，在当时鼓舞了无数前方战士。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的大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 ，片名即来源于这首诗。从2014年4月开播至今，两年多以来， 《等着我》帮助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者寻找失去联系的亲人、恩人、朋友，节目中讲述的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悲伤又温暖的故事，让无数观众在电视机前潸然泪下。

　　它击中了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2010年，中央电视台俄语频道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合作，制作了一期中俄寻亲节目，名字就叫《等着我》 ，帮助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寻找他们在对方国家的亲人。“这是《等着我》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出现，只是作为一期特别节目播出了，但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题材，尤其在中国这个人口基数这么大、流动这么频繁的国家。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副总监、《等着我》节目监制张国飞对记者说，从2013年起，关于《等着我》的策划就开始了，并最终在2014年以周播形式亮相央视综合频道。

　　在节目中，主持人倪萍迎接每一个求助者，询问他们要找谁，倾听他们的故事。台下的寻人助力团会在这个过程中点评、提出建议，寻人团团长舒冬会介绍寻人过程，最后希望之门打开，呈现寻人结果。张国飞表示，这些环节的设置，和多方人员的参与，是希望能够从更多角度开掘和表现故事的多个侧面，“主持人、当事人，都会有自己的角度，同时，‘旁观者清’ ，寻人助力团也会从法律等多个角度为当事人和观众提个醒，比如在防拐和打拐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 。

　　《等着我》节目中着力展现求助者和主持人的交流，讲述他们和被寻找人之间的故事，并最终交代寻人结果：没有找到或者现场相见。对于幕后的寻找过程，却经常一笔带过。“其实寻找的过程也很曲折，表现出来也很有意思，但我们不想把它变成一部侦探片。 ”张国飞解释，“对于坐在演播室的求助者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说，他们更期待结果。所以我们寻找的过程就显得次要了，求助者的需要和感受才是主要的。 ”在他看来，节目组寻人的工作，就像一部电影结束后播放的花絮，“只能在演职员表旁边出现，不会在片中出现” 。

　　这样一档公益寻人节目，在播出后收获了良好口碑和社会反响，也创造了不俗的收视率。今年多期节目的收视率都达到了2 %以上。“大多数观众并没有寻人需求，也没有被寻找，相比庞大的人口基数，丢孩子的有几个，失联的有多少？但《等着我》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关注，因为它击中了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揭示了人性中的真善美、人情中的美好温暖，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搀扶支持。 ”张国飞分析。

　　在节目中，求助者向主持人倪萍讲述的平淡温暖的生活细节，都令人动容。张国飞说：“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些细节你平常并不在意，也不珍惜它，只有当你离开、分别、失去后，再回过头去看，才会发现点点滴滴都很美好、可贵。 ”

　　《等着我》平均一期播出四五个寻人故事，但其实节目组录制的故事要远远多于这些。作为节目的监制，张国飞负责三审。在他看来，对于故事的选择和节目的把握，是“从大到小” 。“大，就是要看一个故事本身的价值和社会意义，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观众看完这个故事，能感受到什么？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就是它的艺术价值，它是不是表现了普遍的人性，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挖掘了人性中最普遍、最深刻、最柔软的那一部分。第三是手法，包括拍摄、剪辑、故事的节奏、音乐的渲染等。 ”

　　素人最大的优势就是真实

　　作为《等着我》节目的制片人，杨新刚形容自己每天的心情是“忽上忽下的” 。“有太多突发的意外情况发生了，你根本无法预料一个故事最后能不能做成。要去外地跟人沟通，看他们是否愿意跟亲人相见，这其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时候整个故事我们都了解得很清楚了，由于人家不愿意相见，就不能做了。 ”所以，经常是变动非常大，本来是定好要来录节目的，但后来说不来了，也有之前预测根本不可能邀请来的，最后来了。

　　杨新刚提到了真人秀节目的一个关键词“压力场” ，在《等着你》中，那个最终会打开，宣布寻人结果的希望之门，就是压力场。“演播室里的求助者和倪萍，在大门打开之前，是不知道寻人的结果的。大门打开，二三十年失去联系的双方有可能实现相认和团聚，会有哪种压力比这个更大？ ”杨新刚说，“大门打开之后发生的故事，我们是永远无法彩排的。他们见面后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抱头痛哭的，有当场下跪的，还有亲生父子见面后目瞪口呆的。 ”

　　这是一个以素人为主体的真人秀节目，求助者和被寻找的人，都是普通人。“素人上节目最大的劣势是他们的表达能力和表现能力比较弱，但最大的优势是，他们没有表现的技巧，就是一个真实的自我，坐在那里表达自己的感情。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可能是略带紧张，甚至是木讷，但这些都是最真实的。 ”这种真实感和真诚感的充分表达，让杨新刚感觉做这种素人的节目很过瘾，“因为会被他们感动” 。

　　“他们的故事真的是没有雷同的”

　　一个求助者的故事，在演播室大概要录一个半小时，在位于北京大兴的星光影视园的演播室录制时，从下午到晚上，一天要录制5个求助者的故事。这就是倪萍担任《等着我》的主持人之后，在录制期间的工作量。“进入工作状态后，就不会记得累了，到晚上回家后才会觉得有点累。 ”她对记者说。

　　在《等着我》中，倪萍穿着朴素，跟求助者交流时态度温和亲切，问的问题平实、简洁，有时候也会跟着求助者及其家人一起流泪。在这个节目中，她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倾听者，“我只需要耐心地让他们倾诉出来，有时候他们能持续说一个小时，我就坐在那里听，后期让编导再剪” 。

　　在台上和求助者交流之前，倪萍只知道对方大致的故事。更多的细节，也是通过在录制时和求助者的交流获知的。“编导故意不告诉我很详细的故事，我就有很强烈的好奇心。如果我提前什么都知道了，会有意识地引领求助者往前走，这个故事的呈现会显得太顺利。 ”在希望之门打开之前，她和求助者一样，不知道大门背后，是否有他们寻找多年的人。“我不知道的好处，就是会跟他们一样急于想知道寻找的结果。 ”用一种平等的身份去跟嘉宾们交流、碰撞，这个过程让她觉得幸福。

　　主持了两年多的《等着我》 ，也使倪萍意识到自己在发生改变。“会对现在的生活更加知足。比起求助者们，我们太幸福了。虽然他们的故事看上去都是苦难，但真的是没有雷同的，有些事情超出了我的想象力，你觉得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就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