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也是现实主义的情感颂

《欢乐颂》剧照，蒋欣饰樊胜美

　　聊起近来热播的电视剧，不说说《欢乐颂》实在落伍。该剧自4月18日在浙江卫视、东方卫视首播，而后又登陆浙江卫视上午剧场，不仅收视率一路飘红，网上点击率居高不下，而且引发的话题和讨论也此起彼伏，有人说它是现实主义都市情感剧的力作，也有人说它是价值观存在问题、宣扬拜金主义的“金钱颂”。

　　越是存在争议的作品，往往越能激起人一看究竟、品评一二的兴趣。笔者正是在论者或极力称赞或口诛笔伐的对立中看完《欢乐颂》的。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消费产品，兼具艺术品与商品的双重属性。作为艺术品，《欢乐颂》的好坏引发讨论再正常不过；作为商品，《欢乐颂》的质量毫无疑问是过硬的。

　　《欢乐颂》从制片、导演到出品几乎由去年红到发紫的电视剧《琅琊榜》的原班人马一手操持，自然也继承了《琅琊榜》的精致。有细心网友发现，剧情中提到某网站上关于“海归美女”的帖子竟真的在该网站存在，帖子下面还有网友互动。剧组还为剧中人曲筱绡注册了微博，不时发布与电视剧有关的内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剧情与现实的界线，给观众强烈的现场感和参与感，不仅在艺术上强化了作品的真实感，在营销上也别开生面，对剧作的传播、话题的酝酿颇有帮助。

　　《欢乐颂》的开场和结构方式让人想起茅盾的小说《子夜》。《子夜》以葬礼开篇，把身份、地位迥异的各色人物聚集到同一个场域中依次亮相，再以各自的故事结构全篇，叙事的触角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广度、深度因而得以拓展。在《欢乐颂》中，人物聚集的集中场域是欢乐颂小区某住宅楼22层，剧作通过电梯失灵事件这一“极端境遇”让5位女主人公集中亮相，以危险、恐慌的情境让人物的真实个性在短时间内集中凸显，5位阶层不同、性格各异的女性凑在一起，顿生“剑拔弩张”之感，而她们从“战斗”到和解、成为朋友，也成为《欢乐颂》的一条主线。

　　5位女主人公有海归精英安迪、富二代曲筱绡，也有来自草根阶层的樊胜美、邱莹莹和关雎尔。与其说编剧按照出身、金钱来描写人物的性格、能力，不如说人物的家庭环境、成长空间对其性格、能力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又进一步影响了她们的处事方式和人生态度。这几种要素间的勾连其实是当今社会随处可见的真实，《欢乐颂》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精确呈现这种真实，更在于将人物塑造得立体鲜活，主创不是以一定的性格模式框定人物，而是在一个个具体的情境中对人物的情感和生命逻辑给予尽可能的体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一般认知对某一类人物的刻板印象。当你发现不再能够对剧中人做轻而易举的善恶、好坏判断，剧中人让你又爱又恨，这恰恰说明该剧人物塑造比较成功。

　　如果说安迪和曲筱绡的生活离普通人太过遥远，初入社会的邱莹莹和关雎尔又缺少现实历练而不够丰富，那么樊胜美的阅历、处境、心态则更容易引发广大都市白领的共鸣。看到樊胜美，笔者不禁想起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樊胜美几乎是中国女性版于连，从三、四线城市来到大都市打拼，有野心、能吃苦、肯努力，渴望跻身上流社会，自卑、虚荣、外表坚强同时又骄傲、敏感、内心脆弱，有手段却也有底线，希望借人之力，却又用过分强烈的自尊心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有许多瞬间，她仿佛脱离了底层，与向往的上流社会一步之遥，可真的撞上去才发现，原来她身处的世界与她渴望的世界是那样壁垒森严。或许是基于中国社会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的许多相互矛盾的特质纠结地集中在樊胜美一人身上，使得这个人物非常复杂，极具心理与人性深度，也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樊胜美的可爱或可恨，很可能都是因为她太容易让人在她身上看到自己，而接受一个真实的自己，其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欢乐颂》通过樊胜美的视角展示了国际化大都市最为浮华、冷酷、虚伪、世故的一面，但笔者以为，电视剧的描写并非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而是恰恰相反，《欢乐颂》通过樊胜美在虚伪浮华中的碰壁和关键时刻身边朋友的挺身而出，站稳了自己回归情感、回归人性、坚持正能量的价值立场。

　　樊胜美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人脉，以不违反法律、不伤害他人的方式进入上层社会，她的举动固然不高尚，甚至有点庸俗，但同时也自有其合理性和苦衷，不能简单否定。似乎“成功”了的樊胜美在父亲病重急需手术费，四处求告却一筹莫展时，才在眼泪中恍然大悟：那些“上层社会”的酒肉朋友是靠不住的。这一情节是该剧临近终结时的故事高潮，《欢乐颂》以此对现代社会滚滚红尘中的虚与委蛇做了深刻的否定和嘲弄。在樊胜美人生最艰难的时刻，站在她身边的是她的朋友——与她只有情感关联，并无利益关系，甚至还有些小龃龉的朋友。小矛盾在大利害面前烟消云散，观众看到的是人与人的互相体谅和扶持。至此，《欢乐颂》否定了什么、礼赞了什么，已经显而易见。

　　《欢乐颂》通过曲折的故事、立体的人物、深刻的人情世态描写展现人生百态，坚守正面的价值立场使该剧看起来比一般的都市剧厚重很多。作为一部极具现实主义气质的电视剧，《欢乐颂》也对现实主义作品如何处理现实生活，尤其是现实生活中不那么阳光的部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

　　笔者以为，一部作品并不是有了一点现实原型就可以称作现实主义的。中国古代大量的志怪小说证明：许多时候，所谓“现实”的描写其实意在衬托甚至突出荒诞。真正的现实主义并非作品的每个情节、每个人物都原样照搬生活，而是精神上对生活的忠诚——不夸大也不回避、不渲染也不粉饰、不无中生有也不睁着眼说瞎话。譬如与《欢乐颂》有着大量相同基因的《琅琊榜》，它并没有历史人物、故事的原型，但它对诺言、正义、真相，对中国文化中的忠义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弘扬，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实，是而在虚构的故事中显露强烈的现实主义气质。相比之下，部分电视剧看似“真实”的背景、人物等，不过是为其根底里的虚头巴脑做了次无聊的站台。站在精神价值的层面观之，坚守现实主义对今天的电视剧创作来说，是一件不无奢侈的事情。

　　马克思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现实生活不可能只有美好，阳光雨露常常和垃圾堆同在，垃圾堆甚至会因阳光雨露的存在而尤为显眼。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就是应该在享受阳光雨露的同时，也不忽视甚至掩饰垃圾堆的存在，通过对垃圾堆的正视而达到清理之目的。著名学者钱钟书早就表达过这个意思：决定一部艺术作品境界高低的不是它写了什么，而是它怎样写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极尽描写“恶”之能事，而知音读到的则是诗人对善与美的渴盼。古希腊经典悲剧《俄狄浦斯王》上演了千年，笔者并未见哪个观众看完此剧，便去模仿主人公弑父娶母。一部艺术作品描写什么，不等于就认同什么、歌颂什么或倡导什么。就像暴力美学试图以展示暴力之丑而杜绝暴力一样，艺术作品对丑恶、黑暗的展示，可能恰恰意在对其进行否定和批判，这也是弘扬正能量之一途，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欢乐颂》的艺术水平已经如那些世界名著一般高超，经典艺术作品总是包含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揭示与关怀，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和对人之精神价值的高扬。《欢乐颂》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在精神境界上的高度有限，但它至少深刻把握了当今的现实，并进行了反思，坚持了正能量。至少截至第一季，《欢乐颂》走在一条可贵的艺术道路上，没有跑偏。

　　人有怎样的文化和胸怀，往往就会产生相应的情绪和感觉。因而对于同样的作品，总是有不同的解读。对于那些阳光、雨露、垃圾堆来者不拒，把价值判断深深包裹在艺术外衣之下的作品，解读起来或许需要一点聪明和耐心，也需要一点常识和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