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与文学的关系

　　在当代中国，文学和影视曾有过一个短暂的蜜月期。细数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品，几乎全都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而来，陈凯歌的《黄土地》取材于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霸王别姬》改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孩子王》改自阿城的同名小说；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活着》《菊豆》也分别改编自当代的小说。这些影片能获得成功，同小说深刻丰厚的内涵有着重要关系。

　　这种状况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了改变，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商业片逐渐成为电影市场的主导，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开始发生变化。近几年，图书和影视的互动性加强，二者都是协同作战，形成了很好的资源整合。同时，作家开始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影视产业中来，不仅仅是做编剧，还做制片人甚至导演。文学写作也开始影视化，许多作品从创作之初就预定要做影视改编，文学只是影视的一个过渡期。

　　说起同影视走得近而且走得好的作家，刘震云、严歌苓两位颇具代表性。刘震云的《手机》最初成形时就是影视剧本，后来又改为小说出版。刘震云对影视的参与已不仅仅是转让出版权或做编剧，甚至多次在电影里客串演出，在《我叫刘跃进》中更是身兼编剧和执行制片人两职。严歌苓则属于另一类型，她不参与影视的运作，主要是出卖版权或做编剧。《少女小渔》《天浴》《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陆犯焉识》等改编为影视剧后，都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和收益。严歌苓的小说都极适合改编成影视剧，她注重塑造人物形象，细节描写尤其到位，这两点正是影视创作中极为重要的因素。

　　影视对文学的冲击同样表现在影视同期书上，在这里，影视与图书(文学)找到了彼此的商业结合点，形成了一个既能单兵作战，又能联合出击的合作模式。这种商业操作具有联动性，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常常互为宣传，一般电视剧、电影上线，同时就会有相关的图书出版，或者把改编之前的原著重新包装上市。这暗藏着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究竟是因为书写得好才拍成影视剧，还是因为影视剧热播书才卖得出去？这个本来难以说清和解决的问题，一旦进入商业的轨道就变得简单了，因为经营者的目的只是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图书和影视逐渐形成了捆绑销售式的模式，不是卖鸡也不是卖蛋，而是鸡和蛋一起卖。如果鸡比较有名，那就用鸡来带动蛋；如果蛋比较有影响，那就用蛋来带动鸡。影视和图书互相利用各自的“注意力资源”，互为宣传，达成1+1大于2的效果，以求最大限度地赢得市场。

　　郭敬明和韩寒携各自的巨大影响力，分别导演了票房惊人的《小时代》和《后会无期》，开启了作家转行当导演的时代。这种“合法合情合理”的商业运作无形中形成了对文学生态的改变，在这种逻辑下，作家和出版社会形成一种思维：一部作品的核心价值并不是图书，而是影视。这也就导致人们在判断文学作品时，标准会极大地向产业链的后端倾斜，忽视更为重要的文学要素。

　　影视似乎在悄悄地“革着文学的命”，文学在影视的冲击下生存境遇越来越窘迫，这是无可争论的事实。但是，在世界上最后一部文学作品灭绝之前，文学会始终保持它的尊严。不论影视如何发达，总有一些文学作品无法改编成影视剧，即使勉强改编了，也难以取代原作在人类精神世界中所占有的位置。这类作品可“读”但绝不可“观”，比如《堂吉诃德》《百年孤独》《罪与罚》，无论你用什么形式去拍摄，都不足以真正完全地表达它们。因为伟大的作品是永远在生长的，而影视图像一旦形成，它的生命就凝固了。影视大潮固然不可逆转，文学之火焰依然灼灼燃烧。